时代需要教育家办学,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家办学,这已经是全社会上下一致的共识。然而教育家的产生并非贴几个标签就能达成,如何才能催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家呢?这紧紧相关的命题,容易把人带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以致忽视了命题的关键。教育家办学需要充分的条件,就像一粒种子要顺利地发芽生长,就要有适宜的生态、养分和空间。教育家办学,也要有资源、政策、公平的社会环境,充分的竞争自由等社会环境与生态条件,这是不需解释的。
　　具备了上述的外在条件,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还要有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教育家。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教育家?教育是让人发展的过程,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体,能够称为教育家的,必定是长袖善舞兼高瞻远瞩、桃李满天下的偶像派加实力派人物,他能够调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整合一切教育元素,使教育得以高效显著完成。
　　教育家之所以成为教育家,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执行层面和精神层面,重要的在于思想。兼容并包,独立思想,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是一个教育行业工作者能够担得起“教育家”称谓的基本要求。要契合时代与社会的教育思想,前瞻性的眼光,系统的办学思维,如果没有这些,只是在行政口令下执行教学管理,亦步亦趋地照着大纲完成进度和知识传授,想些花招蒙骗家长赚些经费,自然不是教育家。
　　几十年来,中国教育只是简单的批量加工过程,谈不上对个体潜能与创造力的激发,但终究没有遏制教师群体中自发的职业热情。我经常接触基层的老师们,他们在面对具体个案时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令人吃惊。基层藏龙卧虎,那么多的优秀教育从业者,兢兢业业怀揣着神圣感虔诚工作的教师,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民间办学人,他们得天时地利,亲手将他们的教育理想变成现实,即使遭到诸多限制,所产生的能量也已将中国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什么这些人没能成为教育家?
　　从“教育家办学”来说,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七十年前的陶行之,一百年前的蔡元培,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还有晏阳初、梅贻琦、张伯苓等,前人走过的路足够让今人了解,如果继续坚持大一统的管理、大一统的评价、大一统的资源分配,束手束脚,毫无创造的新意,“教育家办学”只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现在的中国,发展与创新的力量要远远超越驯化与禁锢的力量,只有创造力被充分激发,才能带来大的希望。“教育家办学”的诉求正基于此,最宝贵的也在于此。
　　回顾过去的二十几年,国内曾经有过多次契机发现或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例如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兴起时,素质教育提出时,高校由精英型向普遍与大众型转化时,高考改革提出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教育交流时,都是改变现行教育模式、促使教育多元繁荣的上好良机。很可惜,最终变成了灵光闪现,不能持久,也未能延伸。一成不变的教育评价与管理体系注定了这是一片没有营养的沙化地,别说教育家,连一棵正常活泼的小草都长不出来。一次次机会错失了,教育就像被豢养得过于驯服的宠物,呆在大一统的樊笼,渐渐丧失了振翅高飞野外生存的能力,没有意外,也收获不了惊喜。
　　进入21世纪,中国教育由于滞后陷入困局,亟待改变,这也是“教育家办学”被再次提出的大背景。依我看,摆脱困境的要义仍在于上世纪中陈寅恪先生的主张:“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并以此为基本准则改造僵化与落后的现状。只有从此着手,坚持充分自主与自由的精神,在资源方面与管理体系方面给予适当宽松的空间和条件,才能带来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多元繁荣的大环境,孕育出新时期的教育家,产生教育家办学。而能够帮助这个目标实现的有力保障,就在于教育管理体系的改变。
　　回顾过去几十年,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尝试都在无形中消散,“教育家办学”恐怕最后也会回到道德和技术层面,被消解或被重新定义。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一轮轮“试错”结束,教育终归还是要进步的。
　　(作者单位:信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