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横亘，界线两边，政治立场尖锐对立，经济发展各成体系，军事态势剑拔弩张，尽管引而不发，可是毁灭的威胁始终在冷战的氛围中盘旋。此种极其恐怖也极富戏剧性的人类处境，激发了好莱坞无穷无尽的灵感，造就了20世纪50-70年代谍战片的兴盛。詹姆斯·邦德007金刚不死、青春永驻的传奇系列，恰是个中典范。它以俊男美女、枪战格斗、旖旎景观、奢华名牌等叙事要素满足了观众的英雄想象、力比多冲动和消费欲望，更以意识形态优越自居，处处奚落、嘲讽对手，力图赢得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认同，有意无意间成为官方冷战政治的合谋。
　　随着冷战终结，国际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夜之间，旧日政治死敌成为今日经济伙伴，真可谓“换了人间”。然而，好莱坞谍战片未见沉寂，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更加蔚为大观。《碟中谍》、《谍影重重》、《史密斯夫妇》、《叛谍追击》、《危情谍战》、《火线保镖》、《特工绍特》，等等，堪称一时之盛、再造辉煌。不过，在刀光剑影中，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作为高度依赖敌/我对立的叙事类型，在冷战瓦解、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背景中，好莱坞新一轮谍战叙事为何而战？其意识形态表述如何实现？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系列，对于讨论上述问题而言，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一
　　在《碟中谍》系列影片中，主人公伊森是隶属于美国中情局的IMF小组的特工。这个英文缩写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文缩写名相同的小组，全称是“impossible mission force”，可译为“不可能任务小组”，意在表明该小组往往承担极度困难、极度危险，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组通常有四名核心成员，伊森是小组的领导者，另外还包括一名负责行动计划与策略的参谋专家、一名计算机专家、一名既武且媚的美女特工。在四部影片中，除了伊森始终由汤姆·克鲁斯饰演之外，其他组员的饰演者常换常新，不过均为一线明星，以保持影片的综合票房号召力。
　　影片浓墨重彩地描绘特工小组的强悍，其潜台词却是美国无可比拟的强大。根据影片的暗示，在中情局控制之下类似于IMF的特工小组数量众多、遍布全球。特工们经过情报机构的特殊训练，都是超一流的精英人才，并且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技术装备。特工小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既能通过任务口令在全球任何地方及时获得武器装备的支持，又能通过计算机网络适时获得中情局庞大的情报数据支持。于是，表面看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人员完成任务、展示神勇，实际上却暗示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系统的全球情报搜集能力和任务执行能力，以及支持这一情报系统运作的美国获得全球霸权的能力与决心。
　　在历次行动中，IMF小组令人震撼地展现了美国以非战争方式实现的全球到达、监视、控制与征服行动。特工们一经锁定目标，无论对象的身份、国籍、种族，就毫不犹豫地采用种种手段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监听、监视甚至抓捕。只要任务需要，特工们便毫无顾忌地潜入任何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禁区，安装监听设备、盗取情报资料，必要时毫不手软地斩杀值勤人员，等等。《碟中谍1》的片首部分便炫技似的展示了IMF小组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行动：为了从东欧某国一位外交人员的口中套取情报，小组特工设下圈套，令其陷入极度逼真的谋杀妓女的情境中，为了获得“及时”赶来的伪装成黑社会人员的小组特工的帮助而摆脱嫖娼丑闻与凶杀指控，该外交官只好以特工们急需的情报作为交换，而那位“被谋杀”的妓女，其实是小组的女特工所扮，因为预先服用了特殊的药剂，所以死亡状态极其逼真。
　　在《碟中谍4》中，美国的全球征服更以一种极富象征性的空间征服方式得以表达，此次征服的对象是阿联酋的“哈利法塔”（即迪拜塔）。该塔高达828米，是目前世界最高建筑，远超作为美国精神象征的纽约帝国大厦高度（443.5米）。而“哈利法”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在当前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的情境中更具文化象征意义。在影片中，主人公伊森凭借高技术攀援装备、过人的身手和胆略，如蜘蛛人般在楼面往来攀爬，将第三世界引以为傲的高度踩在脚下，并粗暴地破窗进入大厦中央控制室，根据任务需要随意更改其电脑控制程序，由此实现了对于大厦内外空间（实际上是第三世界的空间隐喻）的象征性征服。
　　二
　　尽管《碟中谍》系列描述了美国的全球监控与干预行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影片建构了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均处于敌对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相反，在其价值表达中，美国其实是在为世界而战。
　　肆无忌惮地对本国及其他主权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的公民、机构乃至于政府部门开展监控活动，势必使美国陷入道义上的困境。这一问题在2013年6月爆发的“棱镜门”事件中成为全球热点话题：前中情局雇员、美国公民爱德华·斯诺登“叛逃”，并向媒体披露了美国情报部门开展的全球网络监听项目“棱镜计划”，立刻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来自美国国内乃至全世界的批评之声，美国政府回应之辞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棱镜计划”有助于应对全球恐怖主义活动。
　　在“棱镜门”这一现实事件的反衬之下，《碟中谍》系列所展示的IMF特工小组的全球间谍活动所包含的道义问题（侵犯个人隐私、侵犯他国主权）亦赫然凸显，而这些问题在此前观众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可能未曾被明确地觉察到。影片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与美国政府回应“棱镜门”事件的思路如出一辙：这是为了应对恐怖主义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冷战格局瓦解后，美国一度陷入丧失对手的眩晕状态，此种状态也为谍战片所捕捉。例如，在《碟中谍1》中，时任IMF组长的资深特工吉姆以三千万美金的价格将中情局在东欧的特工人员名单出卖给不明身份的国际买家。为达目的，吉姆不惜陷害、残杀多年生死与共的小组同伴。吉姆显然是在冷战解体、敌人丧失之后，因为深陷职业意义的虚无感，才会无法抵御利益的诱惑而走上叛卖之路。此外，吉姆出卖的情报其实也传递了一句潜台词：东欧既已剧变，何须持续监控？伊森在挫败了吉姆的阴谋并洗刷了自己的罪名之后离开了中情局，想来也是出于同样的意义虚无感。不过，在其后的电影续集中，伊森依然回到了IMF小组继续其惊心动魄的特工生涯，除了电影商业的盈利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叙事中，帝国终于锁定了自己新的敌人：全球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