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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自唐初以来至清末的一千多年里，其对书法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以来的一流书法家或多或少地与它发生了那么一点关系，或临写或传拓。甚至可以极为武断地说，谁要没有接触过《兰亭序》，谁就无法跻身书法名家之列。
一、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理由
对于一个书法家的喜爱，要么是自己非常喜欢，要么是社会上必须以他为榜样。对于唐太宗而言，于公来说，整理图籍法书是王朝正统性与前朝已经结束的标志，因此，树立新朝的书法标准也显得刻不容缓。对于社会而言，前代遗留的图书文物是国家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些图书文物还包含许多国家资料。『二王』手迹，在南朝时期就已经是重要的国家财富了，宋武帝、明帝都曾整理内府旧藏，明帝还向民间收集散佚，而唐代建立之初就已经接收了东都王世充手中的隋朝图书，这里面应当也包括部分『二王』的法书。因此对于李世民朝来说，收集包括『二王』手迹在内的图书文献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对于王羲之的推崇也显得至关重要。王羲之书作的风格是太平盛世的统一王朝所需要的。两晋南北朝时，社会混乱，文士常以怪诞荒悖遁世，兼以遭释盛行，因此王献之等人的外拓狂放的书风受到追捧，但统一之后的盛世，国家需要温和的不激不厉的文艺风格。时人评『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的审美趋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对于个人而言，李世民出身北朝，他的书学来源应当最先来自北方书风，史载其曾向史陵学书，《书后品》序：『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关于史陵，我们只知道他『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亦有高古，伤于疏瘦』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六O六）五月立在越州。大概是由隋入唐的人。从『疏瘦』可以大致猜测其书风大概近于欧阳询的瘦硬面貌，即近于北方书风。
李世民接触王羲之书风是从虞世南身上开始的。米芾称：『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虞世南的书学直接来源于羲之七世孙智永，是纯粹的南派，如果以此路径上追右军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李世民在学习过程中似乎并不能完全掌握范本的精髓，这一点从李世民的自述中也能窥出二一情形，『吾学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不能学其形势』即言对于范本的结构态势问题不能很好地掌握和消化，他在书法用笔中重视『骨力』，正是其独到眼光，同时也可以看出，王羲之的雄强书风正对他的胃口，但文字的形势与用笔始终是书法的两个方面，他始终没办法掩饰学右军而不能到的尴尬。
除此之外李世民应当也学过王献之。唐初书坛皆学王献之与萧子云，李渊本人师从王褒，而萧子云是王褒的姑父，自然李世民对王献之一流的书法也是很熟悉的。
如上所述，李世民的书学来源不止一端，他身边的书法家除了虞世南外，褚遂良等人不是纯粹的『二王』嫡派，所以李世民本身所受到的书法传承并不是简单如宋代以来所说的王羲之法，而是糅合了南北风格及『大小王』的姿态。但是在各种史料中，他书学的其他来源被掩盖，这一点与他的政治需求是有关系的。李世民以后到宋代，史陵的存在被忽略了，一个『不减欧虞』的人，《宣和书谱》中无载，《宣和书谱》更没有提到李世民曾学史陵书的事情。
南朝的文风与『小王』的书风一样，王献之的书风是『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笔迹流泽，婉转妍媚。』这种媚趣最初肯定吸引了李世民的眼光，但随着对书法审美理解的加深，李世民心目中王献之的地位慢慢地发生了转变，王羲之的字是吸收了张芝、锺繇等人的古法而有创新的中和的、以骨力胜的作风，相较之下，李世民自然会觉得『大王』振奋挺拔的精神更能为他的统治服务，洗涤萎靡的书风，故而他毅然决然地开始推崇王羲之，从学其书到推崇《兰亭序》文本，到为《晋书》王羲之本传作论，这一系列举动都向世人摆明了崇『大王』的态度，而以往所学，如史陵、王献之等则逐渐不再提起。
李世民甚至包括修改史料记录来尊崇王羲之。本来修史也是出于王朝正统性的目的做出的行为，因为从东汉到南北朝，王朝正统的传承在汉——魏—— 晋——（南朝）宋齐梁陈，而隋唐皇室皆起身北方，并不出自这条系统，所以修史改史是很有必要的，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尊崇自然也表现在了新修的《晋书》之中了。《晋书》王羲之本传的赞论即由李世民亲自撰写。现本的《兰亭序》文本也就堂而皇之被全文收入《晋书》了。
原先关于晋朝的史实，南齐臧荣绪曾著《晋书》一百一十卷，囊括东西晋，内容丰富全面，除此外还有多家私修晋史。而李世民以政府名义修五代史，新修《晋书》因为是太宗御撰，流传极广，臧书反而失传。
在李世民本人的喜好之下，在贞观初年的社会审美风气下，王羲之及其作品已经逐渐走向高台，收集和整理王羲之书作的事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二、贞观及贞观前王羲之法书的征集与鉴定活动
1、南北朝时的法书征集与鉴定
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南朝搜集保存二王书法在东晋就开始了，不过对于晋人来说，『二王』还不远，王献之还曾将自己书作进呈简文帝，总之当时搜集『二王』书作还不像后世那样困难。宋孝武帝、明帝、齐高帝、梁武帝都曾搜集整理古人墨迹。宋虞龢《论书表》对宋明帝时的鉴定工作做了一些描述。本次搜集散佚范围在三吴荆湘诸境以及群臣手中的收藏，鉴定工作由虞龢、徐希秀、巢尚之、孙奉伯鉴定『二王』书，当时的状况是还能见到不少真迹，对于王羲之早年的不太成熟的作品，『既不足观，亦无取焉』，数目包括『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皆金题玉躞织成带。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又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取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轴而已。二王新人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别充备预。』虞龢的叙述中还描述了当时作伪的状况，『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 梁武帝时期，陶弘景与武帝的信件也透露出内府所藏『二王』法书有鉴定方面的问题，『第二十三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第二十四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十一条，右十一条非右军书，伏恐未重许以区别，今谨上许先生书、任靖书如别，比方即可知。』
当时『二王』手札都是若干幅裱在一卷上的，而陶弘景认定这两卷之内只有部分为右军书迹，其余为许先生等人的书作，并附上他所藏的许先生书，供武帝参考。不管许先生的书作是蓄意作伪还是内府整理鉴定工作出现错误，当时内府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已经有冒名顶替的现象了。另外，陶弘景在信中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
陶并没有说清楚『此一人』是什么人，如此语属实，则右军晚年已经有代笔者了，虽说是出自右军授权，但毕竟不是右军真迹，时人尚不能别，何况后人呢？
2、贞观年间的征集活动与成果
李世民在国内统一的情况下，除了接收原先的隋朝内府的法书文物收藏品外，也按照自身的喜好，开始收集法书等古迹。张怀矔《二王等书录》、徐浩《古迹记》都提到，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曾面向国内购求古法书，以王羲之书作为主，还有张芝、张昶等其他人的书作。《古迹记》记录的整理人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魏徵、侯君集、杨师道、李大亮、李孝恭、唐俭、韦挺，这个署名应当是签在装裱好的手卷后面的，而且排署的工作是起居郎褚遂良完成的；《二王等书录》则明确说是由褚遂良、王知敬在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而且褚遂良留有《右军书目》一份，又侯君集、李孝恭等人均是名将，也未曾有善书的记载，则长孙无忌等人大抵只是挂名领衔而已，所以实际鉴定工作应当主要由褚遂良完成。
此次收集到『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日一贞观」。』
本次法书所得，若按卷数分，比前代已经减少许多，褚遂良的右军书目记有正书五卷四十帖，行书五十八卷，第三卷、三十六卷、四十六卷无具体细目。没有草书目录，此目只是记录了当时法书的一部分，许多今天能看到的名帖摹本也榜上有名，如《快雪时晴帖》。从中可以看出，本次征集鉴定活动是有很大成果的。
但本次收集活动也存在很多缺点，如搜集范围不够广泛，没有对外收集王献之的法书，『大令书不之购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
还有，贞观十三年（六三九）十二月装成部帙，则本次搜集活动前后并未超过一年，以简短的时间来完成几百卷、几千纸的鉴定整理工作，肯定有许多仓促草草的地方。『既所不尚，散在人间，或有进献，多堆于翰林杂书中，玉石混居，薰莸同器』。许多书迹被随意对待，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和鉴别。
一些史料描述了唐初的法书作伪情况，作伪者的目的或为学习古迹，或为求得善价，但由此可知，贞观时也有不少可以将仿作做得可以乱真的人。《书谱》的作者孙过庭即是其中的一位，《宣和书谱》称李世民曾评价：『过庭小子，书乱二王。』米芾则说『孙过庭……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此外还有李怀琳，『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绝交书》并其伪迹也。有姓谢名道士者，能为茧纸，尝书《大急就》两本，各十纸，言词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踪迹煊赫。劳茹装褙，特以质钱。贞观中，敕频搜寻，彼之钱主封以诣阙。太宗殊喜，赐缣二百疋。』由此可知，当时的伪作已经进入宫廷，不管李世民最终有没有察觉，但他对这些书作是满意的，而且所给赏赐是不菲的。
根据《新唐书》记载，鉴定主导人褚遂良的长处在博涉文史，大约是依靠文献资料等鉴定，所谓『独论所出』，大概是根据描述书帖的出处、内容是否符合记载，并非从书法角度确认是否是真迹。因此，原本内府所藏『二王』真迹可能很难看到，而民间书迹也多所珍秘，褚遂良到底见过多少『二王』真迹也还未可说。换句话说本次搜集鉴定活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李世民审美情趣上的政治文化工程，至于鉴定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真实情形，恐怕并不如《新唐书》所说一无舛冒者。』因此从此一角度而言，进入内府的王羲之《兰亭序》也有是赝品的可能性。我们先来看看《兰亭》一反常规式的现身过程。
三、 《兰亭序》的出现与下落
1、早期的默默无闻
许多学者对于南北朝时期文献中没有提到《兰亭序》十分重视，认为藉此可以证明《兰亭序》并不存在，但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早期书法史料基本被收录于《法书要录》之中，一些史料如虞龢《论书表》只提到整理内府法书的基本状况，如卷轴数目、装潢材料、一些轶事等，并无具体的目录，具体谈到王羲之的书作名称的资料只存在于陶弘景与梁武帝之间来往的书信中。
陶弘景对梁武帝赐予的两卷书作称：『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并问武帝是否有『细书』，适合『依仿以写经传』，武帝回信：『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太师箴》小复方媚。』
陶信中还提到在马澄处看到逸少正书目录一卷，其中有『右军《劝进》《洛神赋》《急就篇》』在另一封信里他再次提到『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综合以上材料，梁武帝与陶弘景提到的具体书作有《黄庭经》《劝进表》《东方朔像赞》《洛神赋》《太师箴》《急就篇》等，而除了《急就篇》带有明显隶法外，其余的都是正书，行草书都未提到。这很可能是由于陶弘景本人的书法修养所限。前文引『篇章体』，有可能是手札行草，所以陶对武帝说『臣今不辨』，且陶说『依仿以写经传』，则是他本人作为道人书写道经的实际要求，因此虽然武帝也有把行草书交付陶弘景鉴赏，但是他们的信件中却对行草书的具体目录丝毫不提，这也是很正常的。加之《世说新语》对《兰亭序》的记录，所以早期文献的缺乏并不能否定王羲之曾写过《兰亭序》一文。 事实上早期文献是把《兰亭序》当成文学作品记录的。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在得到把《兰亭序》比作《金谷诗序》的评价后非常高兴，从此可以看出，与王羲之同时的人们并没有把《兰亭序》当成非常突出的、王氏最得意的书法作品看待，即便王羲之本人对《兰亭序》很满意，希望传之后世，但是物议与之有别。这也是早期书法文献没有详细记录的原因之一。
2、传奇般的现身
关于唐初寻访《兰亭序》的活动，最直接详细的记录有何延之《兰亭记》与刘餗《隋唐嘉话》，何延之谓贞观初年萧翼奉命往越州辩才处诈取《兰亭序》，而刘餗谓于武德四年萧翼为秦王取回《兰亭序》，翊、翼二字同音，盖同一人而异字。两种说法涉及的发生时间、人物都有差别，其中何说最为详细且曲折动人，让人怀疑是小说家言。
仔细分析两种说法，武德四年（六二一），秦王正领兵东都，攻打窦建德与王世充，年末又攻打刘黑闼，很难想象这个时候他有闲心和兴致去寻找《兰亭序》。而何说谓辩才为智永弟子，虞世南亦为智永弟子，为何虞世南与李世民之间从未谈论过《兰亭序》？《兰亭记》对虞世南只字未提，李世民若早知《兰亭序》在辩才处，应当会动用虞世南与辩才的师兄弟关系才更可靠，而不是由房玄龄推荐从未见过的萧翼来做此事。
两种说法都有疑点，真实情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唐朝廷对何延之的说法是默认或肯定了的。因为何廷之提到开元十年（七三一）他将《兰亭记》进呈内府时，得到三十疋绢的赏赐，而这之后，这种说法在社会上流传越来越广，张怀瓘等人都采纳这一说法，张彦远将《兰亭记》收入《法书要录》，也可见他对此记的态度是认可的。唐末以后甚至有以此事绘制成画的做法，传世有旧题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辽宁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同题材画作，可见其流传之广。
《兰亭序》进入宫廷之后，李世民对其十分看重，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等已下八人。』
除此外就只有《乐毅论》有摹拓记录，对于其他书迹，则都没有摹拓记录。拓本分赐重臣的行为可以看出《兰亭序》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宋以后各种文献也常有欧虞褚等大书家奉命临摹的记载，但事实上，当时真正见过及从原本上临摹《兰亭序》的人却是寥寥可数的，并不是常人理解的虞世南等人都临摹过。
传世有数本旧题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的临摹本，旧题虞世南本，即张金界奴本，在明朝以前事实上是作为褚遂良本被保存的，只不过董其昌将其定为出自虞世南之手，后来人也跟着人云亦云；而现在的题褚遂良本据徐邦达等人考证，可能是宋代的临本，或即米芾的临本。事实上并没有文献确指虞世南、褚遂良乃至欧阳询奉命直接临摹过《兰亭序》的原本，直接提到的《兰亭记》只说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徐氏法书记》只提到汤普彻，这些都是专业的拓书手，擅长的是双钩响拓，与书法艺术家不同，后世也并未提到他们有什么出色的书法作品。至于褚遂良的《右军书目》卷后『河南公褚遂良中禁西堂临写之际便录出』所提到的『临写之际』，也并不可靠，因为河南县公是高宗即位以后褚遂良的爵位，贞观年间褚遂良是没有此爵的，因此卷后的这行落款应当为后人或即张彦远整理时修改过的，何况《述书赋》提到褚遂良『服膺《告誓》』，并不提《兰亭序》，则褚遂良长期学习『大王』法书与《兰亭序》关系不大。
唐代文献很少提到当时名臣奉命摹拓《兰亭序》，但是当时社会上确实兴起临摹《兰亭序》的风气，对于普通读书人而言，书法是走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对于皇帝的侍臣而言，学习《兰亭序》是投皇帝所好，对政治前途也有很大影响。所以即便不是奉命临摹《兰亭序》，但私下临摹的做法应当是很流行的。事实上，在唐代《兰亭序》的书法和文章都得到广泛的传播，除了上述的一些本子外，敦煌文献中也有多件写本，其中伯二五四四号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这份初唐写本的文字与现本《兰亭序》文字基本相符，自然是《兰亭序》在唐初被广泛传播的力证。
既然原本无法得到，则当时名臣所能临摹的本子应当只有内府赐予的及私下拓出的摹本。从此以后，文献中再不提《兰亭序》的状况，连李世民与大臣之间的讨论也没有，从贞观十三年一六三九一以后，包括《兰亭序》在内的法书就被深藏内府，外人基本上失去了一睹真迹的机会。《兰亭序》真容就这样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的消失了。消失的时间不是在李世民去世后的时间里，就是在贞观十三年后，离李世民去世还有很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呢？
除了李世民对《兰亭序》有非常的厚爱之外，继任者也对这份法书十分重视。李世民与李治所作的《大唐圣教序记》《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永徽四年（六五三）曾由褚遂良书写，万文韶刻字，镶嵌在大雁塔下外墙里，成亨三年（六七二）这两篇文章又由怀仁集王羲之字，再次刻石立碑。本次工程的最后落款者官衔十分清楚，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几乎可以肯定，本次工程是得到宫廷认可和支持的。在《集王圣教序》中有许多字是集自《兰亭序》，且这些字与现存的神龙本特征很吻合。正是《集王圣教序》的出现，使得《兰亭序》用另一种方式在社会上传播得更广。
遍阅唐代史料，并没有哪份文献明指《兰亭序》是我们所说的天下第一行书，在褚遂良的《右军书目》中，它只是排在行书类的第一卷，而且同卷装裱的还有另一份《缠利害帖》，《兰亭序》只是李世民在个人喜爱和文化政绩的立场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他的态度却影响了他的臣民。通过拓本，《兰亭序》化身千万，在读书人之间广泛流传。
3、《兰亭》原本的消失与猜想
《兰亭序》在李世民去世后即随葬昭陵，这一点似乎无异议，但是具体的记载有差别。
何延之《兰亭记》：
（帝）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高宗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 《兰亭》，可与我将去。……』）《兰亭》一随仙驾入玄宫矣。
刘餗《隋唐嘉话》的记录：『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韦述《叙书录》：『《兰亭》一时相传，云将入昭陵地宫。』
李世民去世前向儿子求陪葬物是很正常的事情，反倒是《隋唐嘉话》的记录，让人觉得褚遂良此举稍显多事，但似乎有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属于李世民和褚遂良之间的事情。从褚遂良的语气来看，十分坚决，应该是与先帝事先就商量好后的做法。据欧阳修《晋兰亭修禊序跋》：『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则随葬昭陵的书画，并非只《兰亭序》一卷，臣子何须如此着忙，特意要求将《兰亭序》随葬呢？
一、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理由
对于一个书法家的喜爱，要么是自己非常喜欢，要么是社会上必须以他为榜样。对于唐太宗而言，于公来说，整理图籍法书是王朝正统性与前朝已经结束的标志，因此，树立新朝的书法标准也显得刻不容缓。对于社会而言，前代遗留的图书文物是国家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些图书文物还包含许多国家资料。『二王』手迹，在南朝时期就已经是重要的国家财富了，宋武帝、明帝都曾整理内府旧藏，明帝还向民间收集散佚，而唐代建立之初就已经接收了东都王世充手中的隋朝图书，这里面应当也包括部分『二王』的法书。因此对于李世民朝来说，收集包括『二王』手迹在内的图书文献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对于王羲之的推崇也显得至关重要。王羲之书作的风格是太平盛世的统一王朝所需要的。两晋南北朝时，社会混乱，文士常以怪诞荒悖遁世，兼以遭释盛行，因此王献之等人的外拓狂放的书风受到追捧，但统一之后的盛世，国家需要温和的不激不厉的文艺风格。时人评『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的审美趋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对于个人而言，李世民出身北朝，他的书学来源应当最先来自北方书风，史载其曾向史陵学书，《书后品》序：『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关于史陵，我们只知道他『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亦有高古，伤于疏瘦』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六O六）五月立在越州。大概是由隋入唐的人。从『疏瘦』可以大致猜测其书风大概近于欧阳询的瘦硬面貌，即近于北方书风。
李世民接触王羲之书风是从虞世南身上开始的。米芾称：『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虞世南的书学直接来源于羲之七世孙智永，是纯粹的南派，如果以此路径上追右军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李世民在学习过程中似乎并不能完全掌握范本的精髓，这一点从李世民的自述中也能窥出二一情形，『吾学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不能学其形势』即言对于范本的结构态势问题不能很好地掌握和消化，他在书法用笔中重视『骨力』，正是其独到眼光，同时也可以看出，王羲之的雄强书风正对他的胃口，但文字的形势与用笔始终是书法的两个方面，他始终没办法掩饰学右军而不能到的尴尬。
除此之外李世民应当也学过王献之。唐初书坛皆学王献之与萧子云，李渊本人师从王褒，而萧子云是王褒的姑父，自然李世民对王献之一流的书法也是很熟悉的。
如上所述，李世民的书学来源不止一端，他身边的书法家除了虞世南外，褚遂良等人不是纯粹的『二王』嫡派，所以李世民本身所受到的书法传承并不是简单如宋代以来所说的王羲之法，而是糅合了南北风格及『大小王』的姿态。但是在各种史料中，他书学的其他来源被掩盖，这一点与他的政治需求是有关系的。李世民以后到宋代，史陵的存在被忽略了，一个『不减欧虞』的人，《宣和书谱》中无载，《宣和书谱》更没有提到李世民曾学史陵书的事情。
南朝的文风与『小王』的书风一样，王献之的书风是『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笔迹流泽，婉转妍媚。』这种媚趣最初肯定吸引了李世民的眼光，但随着对书法审美理解的加深，李世民心目中王献之的地位慢慢地发生了转变，王羲之的字是吸收了张芝、锺繇等人的古法而有创新的中和的、以骨力胜的作风，相较之下，李世民自然会觉得『大王』振奋挺拔的精神更能为他的统治服务，洗涤萎靡的书风，故而他毅然决然地开始推崇王羲之，从学其书到推崇《兰亭序》文本，到为《晋书》王羲之本传作论，这一系列举动都向世人摆明了崇『大王』的态度，而以往所学，如史陵、王献之等则逐渐不再提起。
李世民甚至包括修改史料记录来尊崇王羲之。本来修史也是出于王朝正统性的目的做出的行为，因为从东汉到南北朝，王朝正统的传承在汉——魏—— 晋——（南朝）宋齐梁陈，而隋唐皇室皆起身北方，并不出自这条系统，所以修史改史是很有必要的，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尊崇自然也表现在了新修的《晋书》之中了。《晋书》王羲之本传的赞论即由李世民亲自撰写。现本的《兰亭序》文本也就堂而皇之被全文收入《晋书》了。
原先关于晋朝的史实，南齐臧荣绪曾著《晋书》一百一十卷，囊括东西晋，内容丰富全面，除此外还有多家私修晋史。而李世民以政府名义修五代史，新修《晋书》因为是太宗御撰，流传极广，臧书反而失传。
在李世民本人的喜好之下，在贞观初年的社会审美风气下，王羲之及其作品已经逐渐走向高台，收集和整理王羲之书作的事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二、贞观及贞观前王羲之法书的征集与鉴定活动
1、南北朝时的法书征集与鉴定
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南朝搜集保存二王书法在东晋就开始了，不过对于晋人来说，『二王』还不远，王献之还曾将自己书作进呈简文帝，总之当时搜集『二王』书作还不像后世那样困难。宋孝武帝、明帝、齐高帝、梁武帝都曾搜集整理古人墨迹。宋虞龢《论书表》对宋明帝时的鉴定工作做了一些描述。本次搜集散佚范围在三吴荆湘诸境以及群臣手中的收藏，鉴定工作由虞龢、徐希秀、巢尚之、孙奉伯鉴定『二王』书，当时的状况是还能见到不少真迹，对于王羲之早年的不太成熟的作品，『既不足观，亦无取焉』，数目包括『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皆金题玉躞织成带。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又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取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轴而已。二王新人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别充备预。』虞龢的叙述中还描述了当时作伪的状况，『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 梁武帝时期，陶弘景与武帝的信件也透露出内府所藏『二王』法书有鉴定方面的问题，『第二十三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第二十四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十一条，右十一条非右军书，伏恐未重许以区别，今谨上许先生书、任靖书如别，比方即可知。』
当时『二王』手札都是若干幅裱在一卷上的，而陶弘景认定这两卷之内只有部分为右军书迹，其余为许先生等人的书作，并附上他所藏的许先生书，供武帝参考。不管许先生的书作是蓄意作伪还是内府整理鉴定工作出现错误，当时内府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已经有冒名顶替的现象了。另外，陶弘景在信中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
陶并没有说清楚『此一人』是什么人，如此语属实，则右军晚年已经有代笔者了，虽说是出自右军授权，但毕竟不是右军真迹，时人尚不能别，何况后人呢？
2、贞观年间的征集活动与成果
李世民在国内统一的情况下，除了接收原先的隋朝内府的法书文物收藏品外，也按照自身的喜好，开始收集法书等古迹。张怀矔《二王等书录》、徐浩《古迹记》都提到，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曾面向国内购求古法书，以王羲之书作为主，还有张芝、张昶等其他人的书作。《古迹记》记录的整理人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魏徵、侯君集、杨师道、李大亮、李孝恭、唐俭、韦挺，这个署名应当是签在装裱好的手卷后面的，而且排署的工作是起居郎褚遂良完成的；《二王等书录》则明确说是由褚遂良、王知敬在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而且褚遂良留有《右军书目》一份，又侯君集、李孝恭等人均是名将，也未曾有善书的记载，则长孙无忌等人大抵只是挂名领衔而已，所以实际鉴定工作应当主要由褚遂良完成。
此次收集到『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日一贞观」。』
本次法书所得，若按卷数分，比前代已经减少许多，褚遂良的右军书目记有正书五卷四十帖，行书五十八卷，第三卷、三十六卷、四十六卷无具体细目。没有草书目录，此目只是记录了当时法书的一部分，许多今天能看到的名帖摹本也榜上有名，如《快雪时晴帖》。从中可以看出，本次征集鉴定活动是有很大成果的。
但本次收集活动也存在很多缺点，如搜集范围不够广泛，没有对外收集王献之的法书，『大令书不之购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
还有，贞观十三年（六三九）十二月装成部帙，则本次搜集活动前后并未超过一年，以简短的时间来完成几百卷、几千纸的鉴定整理工作，肯定有许多仓促草草的地方。『既所不尚，散在人间，或有进献，多堆于翰林杂书中，玉石混居，薰莸同器』。许多书迹被随意对待，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和鉴别。
一些史料描述了唐初的法书作伪情况，作伪者的目的或为学习古迹，或为求得善价，但由此可知，贞观时也有不少可以将仿作做得可以乱真的人。《书谱》的作者孙过庭即是其中的一位，《宣和书谱》称李世民曾评价：『过庭小子，书乱二王。』米芾则说『孙过庭……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此外还有李怀琳，『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绝交书》并其伪迹也。有姓谢名道士者，能为茧纸，尝书《大急就》两本，各十纸，言词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踪迹煊赫。劳茹装褙，特以质钱。贞观中，敕频搜寻，彼之钱主封以诣阙。太宗殊喜，赐缣二百疋。』由此可知，当时的伪作已经进入宫廷，不管李世民最终有没有察觉，但他对这些书作是满意的，而且所给赏赐是不菲的。
根据《新唐书》记载，鉴定主导人褚遂良的长处在博涉文史，大约是依靠文献资料等鉴定，所谓『独论所出』，大概是根据描述书帖的出处、内容是否符合记载，并非从书法角度确认是否是真迹。因此，原本内府所藏『二王』真迹可能很难看到，而民间书迹也多所珍秘，褚遂良到底见过多少『二王』真迹也还未可说。换句话说本次搜集鉴定活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李世民审美情趣上的政治文化工程，至于鉴定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真实情形，恐怕并不如《新唐书》所说一无舛冒者。』因此从此一角度而言，进入内府的王羲之《兰亭序》也有是赝品的可能性。我们先来看看《兰亭》一反常规式的现身过程。
三、 《兰亭序》的出现与下落
1、早期的默默无闻
许多学者对于南北朝时期文献中没有提到《兰亭序》十分重视，认为藉此可以证明《兰亭序》并不存在，但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早期书法史料基本被收录于《法书要录》之中，一些史料如虞龢《论书表》只提到整理内府法书的基本状况，如卷轴数目、装潢材料、一些轶事等，并无具体的目录，具体谈到王羲之的书作名称的资料只存在于陶弘景与梁武帝之间来往的书信中。
陶弘景对梁武帝赐予的两卷书作称：『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并问武帝是否有『细书』，适合『依仿以写经传』，武帝回信：『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太师箴》小复方媚。』
陶信中还提到在马澄处看到逸少正书目录一卷，其中有『右军《劝进》《洛神赋》《急就篇》』在另一封信里他再次提到『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综合以上材料，梁武帝与陶弘景提到的具体书作有《黄庭经》《劝进表》《东方朔像赞》《洛神赋》《太师箴》《急就篇》等，而除了《急就篇》带有明显隶法外，其余的都是正书，行草书都未提到。这很可能是由于陶弘景本人的书法修养所限。前文引『篇章体』，有可能是手札行草，所以陶对武帝说『臣今不辨』，且陶说『依仿以写经传』，则是他本人作为道人书写道经的实际要求，因此虽然武帝也有把行草书交付陶弘景鉴赏，但是他们的信件中却对行草书的具体目录丝毫不提，这也是很正常的。加之《世说新语》对《兰亭序》的记录，所以早期文献的缺乏并不能否定王羲之曾写过《兰亭序》一文。 事实上早期文献是把《兰亭序》当成文学作品记录的。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在得到把《兰亭序》比作《金谷诗序》的评价后非常高兴，从此可以看出，与王羲之同时的人们并没有把《兰亭序》当成非常突出的、王氏最得意的书法作品看待，即便王羲之本人对《兰亭序》很满意，希望传之后世，但是物议与之有别。这也是早期书法文献没有详细记录的原因之一。
2、传奇般的现身
关于唐初寻访《兰亭序》的活动，最直接详细的记录有何延之《兰亭记》与刘餗《隋唐嘉话》，何延之谓贞观初年萧翼奉命往越州辩才处诈取《兰亭序》，而刘餗谓于武德四年萧翼为秦王取回《兰亭序》，翊、翼二字同音，盖同一人而异字。两种说法涉及的发生时间、人物都有差别，其中何说最为详细且曲折动人，让人怀疑是小说家言。
仔细分析两种说法，武德四年（六二一），秦王正领兵东都，攻打窦建德与王世充，年末又攻打刘黑闼，很难想象这个时候他有闲心和兴致去寻找《兰亭序》。而何说谓辩才为智永弟子，虞世南亦为智永弟子，为何虞世南与李世民之间从未谈论过《兰亭序》？《兰亭记》对虞世南只字未提，李世民若早知《兰亭序》在辩才处，应当会动用虞世南与辩才的师兄弟关系才更可靠，而不是由房玄龄推荐从未见过的萧翼来做此事。
两种说法都有疑点，真实情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唐朝廷对何延之的说法是默认或肯定了的。因为何廷之提到开元十年（七三一）他将《兰亭记》进呈内府时，得到三十疋绢的赏赐，而这之后，这种说法在社会上流传越来越广，张怀瓘等人都采纳这一说法，张彦远将《兰亭记》收入《法书要录》，也可见他对此记的态度是认可的。唐末以后甚至有以此事绘制成画的做法，传世有旧题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辽宁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同题材画作，可见其流传之广。
《兰亭序》进入宫廷之后，李世民对其十分看重，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等已下八人。』
除此外就只有《乐毅论》有摹拓记录，对于其他书迹，则都没有摹拓记录。拓本分赐重臣的行为可以看出《兰亭序》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宋以后各种文献也常有欧虞褚等大书家奉命临摹的记载，但事实上，当时真正见过及从原本上临摹《兰亭序》的人却是寥寥可数的，并不是常人理解的虞世南等人都临摹过。
传世有数本旧题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的临摹本，旧题虞世南本，即张金界奴本，在明朝以前事实上是作为褚遂良本被保存的，只不过董其昌将其定为出自虞世南之手，后来人也跟着人云亦云；而现在的题褚遂良本据徐邦达等人考证，可能是宋代的临本，或即米芾的临本。事实上并没有文献确指虞世南、褚遂良乃至欧阳询奉命直接临摹过《兰亭序》的原本，直接提到的《兰亭记》只说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徐氏法书记》只提到汤普彻，这些都是专业的拓书手，擅长的是双钩响拓，与书法艺术家不同，后世也并未提到他们有什么出色的书法作品。至于褚遂良的《右军书目》卷后『河南公褚遂良中禁西堂临写之际便录出』所提到的『临写之际』，也并不可靠，因为河南县公是高宗即位以后褚遂良的爵位，贞观年间褚遂良是没有此爵的，因此卷后的这行落款应当为后人或即张彦远整理时修改过的，何况《述书赋》提到褚遂良『服膺《告誓》』，并不提《兰亭序》，则褚遂良长期学习『大王』法书与《兰亭序》关系不大。
唐代文献很少提到当时名臣奉命摹拓《兰亭序》，但是当时社会上确实兴起临摹《兰亭序》的风气，对于普通读书人而言，书法是走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对于皇帝的侍臣而言，学习《兰亭序》是投皇帝所好，对政治前途也有很大影响。所以即便不是奉命临摹《兰亭序》，但私下临摹的做法应当是很流行的。事实上，在唐代《兰亭序》的书法和文章都得到广泛的传播，除了上述的一些本子外，敦煌文献中也有多件写本，其中伯二五四四号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这份初唐写本的文字与现本《兰亭序》文字基本相符，自然是《兰亭序》在唐初被广泛传播的力证。
既然原本无法得到，则当时名臣所能临摹的本子应当只有内府赐予的及私下拓出的摹本。从此以后，文献中再不提《兰亭序》的状况，连李世民与大臣之间的讨论也没有，从贞观十三年一六三九一以后，包括《兰亭序》在内的法书就被深藏内府，外人基本上失去了一睹真迹的机会。《兰亭序》真容就这样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的消失了。消失的时间不是在李世民去世后的时间里，就是在贞观十三年后，离李世民去世还有很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呢？
除了李世民对《兰亭序》有非常的厚爱之外，继任者也对这份法书十分重视。李世民与李治所作的《大唐圣教序记》《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永徽四年（六五三）曾由褚遂良书写，万文韶刻字，镶嵌在大雁塔下外墙里，成亨三年（六七二）这两篇文章又由怀仁集王羲之字，再次刻石立碑。本次工程的最后落款者官衔十分清楚，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几乎可以肯定，本次工程是得到宫廷认可和支持的。在《集王圣教序》中有许多字是集自《兰亭序》，且这些字与现存的神龙本特征很吻合。正是《集王圣教序》的出现，使得《兰亭序》用另一种方式在社会上传播得更广。
遍阅唐代史料，并没有哪份文献明指《兰亭序》是我们所说的天下第一行书，在褚遂良的《右军书目》中，它只是排在行书类的第一卷，而且同卷装裱的还有另一份《缠利害帖》，《兰亭序》只是李世民在个人喜爱和文化政绩的立场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他的态度却影响了他的臣民。通过拓本，《兰亭序》化身千万，在读书人之间广泛流传。
3、《兰亭》原本的消失与猜想
《兰亭序》在李世民去世后即随葬昭陵，这一点似乎无异议，但是具体的记载有差别。
何延之《兰亭记》：
（帝）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高宗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 《兰亭》，可与我将去。……』）《兰亭》一随仙驾入玄宫矣。
刘餗《隋唐嘉话》的记录：『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韦述《叙书录》：『《兰亭》一时相传，云将入昭陵地宫。』
李世民去世前向儿子求陪葬物是很正常的事情，反倒是《隋唐嘉话》的记录，让人觉得褚遂良此举稍显多事，但似乎有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属于李世民和褚遂良之间的事情。从褚遂良的语气来看，十分坚决，应该是与先帝事先就商量好后的做法。据欧阳修《晋兰亭修禊序跋》：『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则随葬昭陵的书画，并非只《兰亭序》一卷，臣子何须如此着忙，特意要求将《兰亭序》随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