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我带了几个学生回安徽老家调研。当听到乡干部说，现在农村只剩些老弱病残在种田，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留在乡里的也不愿再种田，有学生忧心地问：“十年后，谁来种田啊？”
　　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教我们称呼“工人叔叔”、“解放军叔叔”、“农民伯伯”，从此农民在我印象中就是憨厚的长者。但如今“农民伯伯”不种田了，种田的是“农民爷爷”和“农民奶奶”。
　　调研回来后查阅资料，我发现务农人口严重老化是全国性现象：状况好点的，平均年龄在四十多岁，差点的则五十多岁，青山绿水间耕作的白发人并不鲜见。往日的乡村，虽然贫穷但鸡鸣狗跳，人欢马叫，而如今只在春节才有点热闹的样子，有些村庄在农忙时节竟找不到壮汉抬农机……
　　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追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再过十年，中国务农人口平均年龄将达到五十多岁甚至六十多岁。随着“农民爷爷”和“农民奶奶”们的仙逝，务农人口将急剧减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指望，入城的农民工会回归田园，重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近年来，国家加大农业补贴，使局面有所缓解，但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洞化的时代潮流，并不能仅仅通过补贴来彻底解决。我国历代的土地政策使得每家每户占有的土地极为有限，农田被瓦片化、补丁化，农业机械化、现代化难以展开，规模效益难以达到。这种“一亩三分地”式的小规模农业，可以让农民温饱，但无法让农民致富；可以解决生存，但无法解决发展。虽然有少数例外，但“种田难以致富”这一总体判断难以改观。在全民致富的年代，更多的农民将致富的梦想寄托于城市。
　　农业人口老龄化和农村空洞化并非中国独有的难题，在日本和韩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据韩国统计厅2006年的统计，韩国农村人口中，65岁以上的占到30％，老龄化程度超过韩国平均水平的3倍。截至2005年12月，韩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15年前减少一半以上。韩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生产率低，户均耕地为1.36公顷，农业机械化程度无法提高，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平均水平高2.85倍，红薯在这里能卖出肉的价钱。
　　日本的年轻人也很少投身农业。1999年日本农户为324万户，比1950年的600万户减少近一半。农业人口中，65岁以上的约占50%，老龄化严重。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农作物种植面积已减少大约一半，造成了粮食自给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60%下降到现在的30%左右，粮食大量依赖从中国和美国进口。
　　对于中国，这个问题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于，中国现有十三亿多人口。日韩缺粮，可以依赖中国进口。中国如果缺粮，又从哪里进口？到时候，世界粮价上涨就可以预见。而从今年肉价上涨事件可以看出，中国大部分市民目前还承受不起这些日常生活中基本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农民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已经急速向我们走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作为一名法学教师，我了解，从政策研究调整到法律制定施行，不仅需要财力、人力，还需要时间——土地政策尤其如此。农田交易政策应否松动，以利于土地流转和兼并，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土地兼并后，失地农民如何纳入国家保护？农业治理结构可否引入法人化，让农民以土地出资组建公司，实现规模经营？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股农业？村庄空洞化以后，如何合并村庄，重新规划？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当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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