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3月份，对于中国广播电视行业来说，很可能是又一轮大规模改革的揭幕时刻，尤其是在地方广电层面，改革大动作不断。

粤沪再改革

　　先是上海撤销了作为事业单位的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即俗称的上海文广），重新组建国有独资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并请回了知名广电少帅黎瑞刚操刀这场伤筋动骨的改革。
　　接着，广东省也重新组建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并将撤销运转10年的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俗称南方传媒）。
　　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区，不约而同地在文化传媒产业启动了一场带有自我革命意味的主动变革。其间，有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着力营造的改革氛围的影响，也更反映了作为国家垄断的广播电视行业，在被互联网重塑了的文化产业链条中，前所未有的焦虑感。
　　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广播电视机构始终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悖论，在文化产业的众多子门类中，面临的管制很多，但市场化竞争的惨烈程度又很高。全国除了一个巨无霸的央视之外，还有30多个卫星电视频道，几千家地面电视频道，几家视频网站巨头日益强大，甚至比起央视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未来移动电视、智能电视等等新技术更是一日千里。
　　粤沪两地的广电集团，都是最典型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一方面，拥有优质的具备垄断性质的文化平台资源，从电视频道、广播频率、报刊杂志、影视制作一直到各类新媒体信息业务，几乎所有文化产业资质和牌照，一应俱全；但另一方面，身处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却并不出色。
　　文化事业一直都被视为重中之重，但是，在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大趋势中，行政管制的手段显然已经不足以为这种主导权提供保障。让那些具有国有背景的大小文化集团，在市场竞争中，保持足够的活力，恐怕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讲，粤沪两地的新一轮广电改革，会以怎样的路径推进，是否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将为观察中国文化产业未来的宏观走向，提供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标本。

电视生态的深层改变

　　过去几年，如果细数中国电视业的真正改变，横空出世的灿星制作很惹人关注。2010年底才成立的灿星，是星空华文旗下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不到一年就实现盈利，到2013年营收就实现了五六倍的增长。《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等等屡创收视高峰的电视节目统统出自灿星之手。
　　事实上，相较于众多电视节目制作团队，灿星并无多少特殊之处，其核心团队大部分都是一些来自于东方卫视等地方电视台的老电视人。但灿星的体制却与同行有着本质区别。其控股方是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09年，是第一个在国家发改委获得备案通过的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基金。
　　灿星可以说是中国广电行业中，第一支纯粹由专业资本运作打造出来的团队。那些作为国有文化单位的电视台里的老编导们，经过了资本主导下的重新组合，似乎是在一瞬间就变得创意十足起来，一开始四处上门，寻求播放平台，到处吃闭门羹，现在却是各家电视台拿着钱上门买节目，所有的卫星频道，几乎都成了其播放平台。
　　如果放在中国广电改革的大脉络中，灿星也应该算是广电业制播分离改革的产物。大约在七八年前，各种各样的制播分离就在全国广电系统展开了，高层也给予了极大支持，希望未来的广电格局中，电视台仅仅作为播出平台，由政府严格控制，保持垄断，而各类节目制作全都交由市场化的商业主体去公平竞争。但近10年的改革下来，成功的制作公司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电视台依旧是制播一体、官企不分的庞大文化机构，生产效率低下。
　　灿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产业资本终于在传统的体制之外，为中国文化创意生产团队打造了另外一个温床，而且，看起来目前比体制内的电视台可能还更舒适。
　　随着更大规模产业资本进入电视节目制作，以及本就是天量资本运作在支撑的视频网站迅速壮大，对于传统电视机构来说，轻松的好日子可能真的要到头了。对于这种局面，作为未来新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领导者，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总裁张惠建更是用杀出一条血路来形容当下的处境。
　　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张惠建说，广东这么一个经济大省，电视台做得不好，不仅电视人没面子，领导没面子，连广东人也没面子，所以必须得通过改革，吸引更多社会化团队和资源，在广播电视台内形成一种按照社会化需求、符合市场规律的内容生产机制。
　　对于自身节目生产能力的焦虑，在上海文广的改革中，也同样是黎瑞刚不断强调的一点。在改革的动员会上，黎瑞刚就说，今天SMG的核心竞争力也即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力是在往下走，因此，必须要资源整合、流程再造，破除原来守旧的办法，去创造优秀的娱乐节目、新闻节目、影视剧节目、纪录片、体育节目。
　　在这一点上，广电业的改革跟其他诸多国有机构占主导的领域相当类似，在大的体制性约束不能突破之前，往往是那些能够率先完成内部流程再造，或者说对社会化市场化资源引入机制的设计和执行超前一步的竞争者，总能率先取得成功。过去几年间，省级卫视中，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这几家佼佼者的例子无一例外都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的前景

　　过去10年间，广东和上海两地广电集团的发展，有一点相当接近：对于集团高层来说，很大精力致力于战略层面的整合以及产业布局，而忽视了最核心的节目生产，尤其是娱乐节目的生产。2014年沪粤两地改革，可能很大程度上也都源于过去两年间《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娱乐节目的巨大成功带给电视业的刺激。
　　张惠建也认为，娱乐本身就是电视这种大众文化媒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这几年为什么各大电视台都集中转向办娱乐节目，一个是因为娱乐节目容易产生影响，产生经济效益，另一个，这本身就是符合大众需求，符合传播规律的。” 　　2014年，新的广东广播电视台一口气拿出了8.3亿全部投入到广东卫视，其中要专门拿1亿元用来打造一档娱乐节目。不过，放到全国，8.3亿其实也只能算是中下水平。现在一线卫视的投入年起步价一般都在20亿～30亿以上。“资金缺口也得通过创新机制来弥补，比如今年要打造的一个商战真人秀节目《中国合伙人》就通过社会性融资找到了两个合作伙伴，解决了3500万制作经费。如果这种方式能够成功，那别的节目也可以来尝试。”广东卫视副总监余得通说。
　　广东广播电视台遭遇的困境，触及的是本轮改革中，相当宏大的一个命题：如何开放原本被国有垄断的经济、文化等资源，吸纳社会资金进入，达到共赢。

进行三台整合组建广东广播电视台，原来5000多人的集团，厅级干部有十多人，还有近200名处级干部。要改革，先得把人都安排好才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事实上，对于粤沪这样经济总量可观的省市来说，拥有的文化资源也是相当优质的。以广东广电为例，整个集团经过10年布局，除广告之外，还有新媒体、影视剧制作、电视购物和产业园区等五大板块经营格局。其中的广东南方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建立了涵盖IPTV、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地铁电视、车载移动电视、网络视频、户外媒体、增值业务等在内的新媒体产业实体。
　　在张惠建的改革蓝图中，上述每个产业版块，几乎都有引入产业资本、民营资本甚至风险投资的考虑和制度设计。“集团旗下87家经营企业要整合优化，除南方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独立上市外，还会对影视剧生产版块的广东南方领航影视传播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独立上市，搭建一个新融资平台。”
　　在上海文广的改革大计中，资本力量也被置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黎瑞刚在内部动员会上也说，SMG这样的集团规划自己的前途发展时，资本的力量绝对不能忽视，很多自身基因里没有的东西，可以通过资本的力量整合进去，而SMG调动资本的能量，其实是超乎想象的。
　　改革真正困难的还在于对自身的改造。在3年前，黎瑞刚第一次去职上海文广，最后告别时就说，我们这种老事业单位、老机关过来的，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国有企业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加上我们传媒行业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方，让我们永远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让自己休息一下、懈怠一下。但是，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要不断抗拒惰性，与体制的惰性抗拒，与环境的惰性抗拒，与自我的惰性抗拒。
　　张惠建对此也是深有体会：“改革最难的还是人的问题。现在进行三台整合组建广东广播电视台，原来5000多人的集团，厅级干部有十多人，还有近200名处级干部。要改革，先得把人都安排好才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也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事。”
　　对于广播电视这种涉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特殊行业来说，除了内部改革的羁绊之外，外部的制约因素也不少。一方面，各种各样的限令和审查，让这些传统的电视机构在灵活性上远远落后于基于互联网的各种视频播出平台；另一方面，在产业发展上，要走市场化、专业化，甚至上市，很多时候诸如实行管理层持股之类的激励机制都很难，更谈不上民营资本持股、控股之类的想象。
　　在互联网重塑了文化产业竞争生态的时代，传统的国有文化机构如何突围，从而使得执政党能够长久掌握文化领导权，将会是一条漫长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