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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站在一条船上，向聚集在岸上的众人讲撒种的比喻。大意是：有一个人撒种，有些种子落在没有土的路旁，种子被鸟吃掉了；有些落在只有浅土的石头上，幼苗被太阳晒焦了；有些落在荆棘丛里，幼苗被荆棘挤住了；还有些落在好的土壤里，得到了好收成。这个比喻的意思似乎十分浅显：种子必须落在好的土壤里，才会有好的收成。”著名作家周国平在《种子和土壤》一文中如此写道。
再好的种子也无法与生病的土壤来一场美好联姻，再肥沃的土地也伺候不了干瘪的种子。最好的搭配是“好种配沃土”。
不是种子公司的对手
“今年，我们种了1200亩小麦，亩产量连200斤也不到。亏了这一季，两年都翻不了身。种子公司算把我坑苦了。出事后，种子公司的电话要么不接，要么关机。”近日，河南农民袁同良说起买种子的遭遇，难过得直掉眼泪。
袁同良是当地出名的种粮大户，还是河南银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去年7月，他们公司到郏县王集乡董村流转了2500亩土地，准备发展高效农业。同年9月，他同河南省许科种业有限公司签订了1200亩小麦种子的繁育合同。“本想今年风调雨顺，小麦会有个好收成。想不到，长到二三十厘米时便不再长了，与村民种植的别的品种的小麦有明显差别。”
在农村，有句俗话叫“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对农民来说，种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没有种子就没有来年的收成，所以忍饥挨饿也不能吃种子。我小时候嘴馋，将父亲藏起来的花生种偷吃了一把，挨了一顿揍。在农民眼里，那些种子是不能动的，偷吃种子的罪过比摔坏锅碗瓢盆要大得多。农家孩子只要犯了这些错，就得挨打。”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蒋高明说。
几千年来，农民种地留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就是天生的育种专家，他们往往把那些个头大、整齐、没有杂质的种子提前晒干，找安全的地方储存下来，其余的才作为食物。农民种地留种成了习惯，成了常识。长此以往，栽培品种不断优化。
“现代育种专家做科学试验，培育优良品种，其前期材料大都是农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后来，比如北方的玉米、南方的水稻等一些杂交作物出现了，这样的品种多了，农民就逐渐开始对种子公司有了依赖性。”蒋高明说。
一些传统的种子，既非杂交的也非转基因的，但农民依然要去种子公司买种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国内外种子公司的公关力量起了作用。他们向农民宣传商业种子的好处，国家还向种子公司提供补助，使其价格低廉，他们把种子站布局到村头。这样，农民得到了那么多承诺，又嫌留种麻烦，就从种子公司买种子，传统的留种做法慢慢没人会了。”蒋高明说，“即使农民买了假种子上了当，也只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农民是无法与强大的种子公司抗衡的。”
“救星”还是“灾星”
“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种子，可以绊倒一个大国。”在去年12月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袁隆平院士助理、中国种业技术交易平台秘书长黄崎临上台演讲前，袁隆平走到他身边，特意叮咛了他一句。
一粒小小的种子，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中国如果不注意种业的安全、不注意粮食安全，就有可能会栽跟头。”黄崎以巴西为例说道，“巴西自从引入转基因大豆以后，都是美国公司提供的种子，现在已经到了4.35亿亩。巴西人种豆、中国人买豆、美国人决定大豆定价权。巴西原来农业资源特别丰富，自给自足，物种均衡，到现在除了豆，啥也没有了，他们要跟美国用豆换粮食。美国人赚钱了，大量的巴西农民却流离失所。”
当下，在国产种子越来越不让人放心、农民又逐渐丧失了传统育种习惯的背景下，一些跨国种子企业乘虚而入，来到了中国。
5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种子大会上显示，在一些农作物品种中，洋种子“播种面积甚至已超过国产种子”。业界担心，一旦外资控制玉米、水稻等主粮作物，会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据统计，我国每年需要种子125亿公斤，而现在仅仅能满足45亿公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资以投资、贸易及合作研究等方式进入我国种业。目前有25家外资种子企业，经营的作物主要包括玉米、棉花、蔬菜等。
不可否认，洋种子在丰富我国品种资源、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引进先进营销理念和激发国内种业竞争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给国内种子生存空间和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洋种子是我们的“救星”，还是“灾星”？
“我们的种子企业非常弱。2010年全国有8700家种子企业，而美国只有1100家。农业部通过整顿合并，现在已经减少到6600家，但还是不少。全国前十位种子企业的营业额加到一起，到2012年才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孟山都公司一家就是103亿美金，是我们的6.28倍。所以，我们需要加大支持我们的企业，培植他们的抗风险能力。”黄崎介绍道。
尽管从一系列官方表态来看，洋种子似乎在中国成不了气候（比如，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对此表示，“洋种子”在国内市场更多的是一种补充和借鉴），但残酷的现实还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的反思。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姚立迎提交了《关于应对跨国种业公司在华扩张，促进种业安全发展》的提案，呼吁坚决禁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审批，建议修改完善《种子法》。
“中国种子的出路不是什么做大做强，而是还留种权于农民，将优良的种子储藏在亿万农民的家里，国家仅发展那些不能留种的杂交种业，绝对不允许外资进入。对洋种子有依赖性绝对不是好事。不客气地说，应该把洋种子赶出去，他们能研发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蒋高明说道。
正如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所言：“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解决种业安全问题，治本之策还是做大做强本土种子企业，加快提升我们的育种创新能力。 哪里的故土没生病
“我们常把大地比作母亲，不知母亲有没有后悔孕育我们。大地孕育的人类中，有些不肖子孙，将她美丽洁净的身体破坏得伤痕累累。”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有网友发微博叹息。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之母，那么土地便是种子之母。然而，我们看到现如今更多的是一身病体的土地。
近几年，40多岁的张艳峰感觉自家水稻田患上了“化肥依赖症”。 老张是吉林省前郭县平凤乡黑岗子村农民。“10年前一亩水稻用60多斤肥就够了，如今已经翻番到120多斤了，不施肥就得减产一半。”老张很担心，“现在能靠化肥增产，这地要是越来越没劲儿，以后可能化肥也无能为力了。”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教授多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耕地不足世界的10%，却使用了全世界1/3以上的化肥。从1980年至2008年，粮食产量扩大了1.5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但化肥消费量却增加了3倍以上。
有专家分析，除了拼命使用化肥、农药等因素，农民不重视土地的轮茬规律，土地过于劳累，得不到休养生息等，也使得土壤质量越来越差。
“轮茬是有效缓解土壤盐渍化和土传病害的举措，但由于每个地区适宜种植品种有限，轮茬后可能无法和市场对接，影响农民收益。所以，农民种植习惯不易改变，种植技术单一，真正轮作的区域并不多。”山东省农技站研究员高中强介绍说。
土地“病了”，固然与农民责任感不足有关。但给土地带来更大伤害的，无疑是工业时代水污染、化工污染等层出不穷的问题。
以闻名于学术界的重金属污染村——广东省韶关市上坝村为例。曾几何时，这儿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饶。但后来，受附近大宝山矿场重金属污染，农田土质变差，作物重金属含量超标。村中患皮肤病、肝病、癌症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村子由“鱼米之乡”变成了“癌症村”。据统计，从1986年至2000年，上坝村死亡的250人中，因癌症死亡的有210人，最小的癌症死者年仅7岁。
“土壤污染，不仅让粮食绝产，也要了村民的命啊。”有村民叹息道。
4月17日，以往被作为保密文件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被公布出来。这份由环保部和国土部历时8年多得出的公报显示，全国耕地土壤点位污染物超标率达19.4%。此次调查覆盖面积为63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我国至少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另据调查显示，中国仅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就有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当前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相当于4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面对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数字，我们难免感叹：养活我们13亿人口的18亿亩耕地红线如何坚守？如今，哪里的故土没生病？当这样的种子播入这样的土地时，我们又何谈粮食安全？
谁来医治“病土壤”
面对这些“生了病的土壤”，我们又该如何治理？
要解决土壤污染问题，自然缺不了资金支持。数据显示，资金短缺已成为医治“病土壤”的头号难题。
“即使采取土壤修复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这2000万公顷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每公顷的修复成本也将达到30万元，耕地修复所需资金总额也将高达60000亿元。而‘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只有300亿元。”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
要减少土地污染，就难免要关停一些污染企业。“但是治污是一项庞大又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污染企业的停产搬迁、工厂设备的拆解处理、百姓居住等费用，这些费用可能要远远超过治污费用。比如位于湘江之滨的竹埠港工业区，化工企业十分集中，湖南省已计划今年年底前将该工业区所有化工厂关停。但问题出来了，关停搬迁工厂需花费41亿元，而治污只需四至五亿元，这个资金缺口太大了。”这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农享网CEO徐亚锋向《中国周刊》分析道，目前中国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就是过度的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以重金属污染为代表的工业污染。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国在这方面的补贴太少，农民为了节约成本提高产量，往往不去选择污染更少，甚至是零污染的有机化肥等。因此，政府应向农民普及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危害，提倡农民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对使用生态农药和有机化肥的农民，应提供政策支持及资金补助，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次，国家在农业方面每年有上万亿补贴，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农业补贴产生的腐败无处不在，有的个人或机构完全是冲着国家补贴而涉足农业，甚至出现农业补贴截留现象。因此，国家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农补足数用到真正的需求上。最后，针对一些工业污染，国家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力度，严惩那些肆意排污的企业。
“部分无知的政府和丧心病狂的企业家，为了私利正在破坏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土地。再不严惩这些罪魁祸首，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徐亚锋说。
再好的种子也无法与生病的土壤来一场美好联姻，再肥沃的土地也伺候不了干瘪的种子。最好的搭配是“好种配沃土”。
不是种子公司的对手
“今年，我们种了1200亩小麦，亩产量连200斤也不到。亏了这一季，两年都翻不了身。种子公司算把我坑苦了。出事后，种子公司的电话要么不接，要么关机。”近日，河南农民袁同良说起买种子的遭遇，难过得直掉眼泪。
袁同良是当地出名的种粮大户，还是河南银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去年7月，他们公司到郏县王集乡董村流转了2500亩土地，准备发展高效农业。同年9月，他同河南省许科种业有限公司签订了1200亩小麦种子的繁育合同。“本想今年风调雨顺，小麦会有个好收成。想不到，长到二三十厘米时便不再长了，与村民种植的别的品种的小麦有明显差别。”
在农村，有句俗话叫“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对农民来说，种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没有种子就没有来年的收成，所以忍饥挨饿也不能吃种子。我小时候嘴馋，将父亲藏起来的花生种偷吃了一把，挨了一顿揍。在农民眼里，那些种子是不能动的，偷吃种子的罪过比摔坏锅碗瓢盆要大得多。农家孩子只要犯了这些错，就得挨打。”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蒋高明说。
几千年来，农民种地留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就是天生的育种专家，他们往往把那些个头大、整齐、没有杂质的种子提前晒干，找安全的地方储存下来，其余的才作为食物。农民种地留种成了习惯，成了常识。长此以往，栽培品种不断优化。
“现代育种专家做科学试验，培育优良品种，其前期材料大都是农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后来，比如北方的玉米、南方的水稻等一些杂交作物出现了，这样的品种多了，农民就逐渐开始对种子公司有了依赖性。”蒋高明说。
一些传统的种子，既非杂交的也非转基因的，但农民依然要去种子公司买种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国内外种子公司的公关力量起了作用。他们向农民宣传商业种子的好处，国家还向种子公司提供补助，使其价格低廉，他们把种子站布局到村头。这样，农民得到了那么多承诺，又嫌留种麻烦，就从种子公司买种子，传统的留种做法慢慢没人会了。”蒋高明说，“即使农民买了假种子上了当，也只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农民是无法与强大的种子公司抗衡的。”
“救星”还是“灾星”
“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种子，可以绊倒一个大国。”在去年12月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袁隆平院士助理、中国种业技术交易平台秘书长黄崎临上台演讲前，袁隆平走到他身边，特意叮咛了他一句。
一粒小小的种子，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中国如果不注意种业的安全、不注意粮食安全，就有可能会栽跟头。”黄崎以巴西为例说道，“巴西自从引入转基因大豆以后，都是美国公司提供的种子，现在已经到了4.35亿亩。巴西人种豆、中国人买豆、美国人决定大豆定价权。巴西原来农业资源特别丰富，自给自足，物种均衡，到现在除了豆，啥也没有了，他们要跟美国用豆换粮食。美国人赚钱了，大量的巴西农民却流离失所。”
当下，在国产种子越来越不让人放心、农民又逐渐丧失了传统育种习惯的背景下，一些跨国种子企业乘虚而入，来到了中国。
5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种子大会上显示，在一些农作物品种中，洋种子“播种面积甚至已超过国产种子”。业界担心，一旦外资控制玉米、水稻等主粮作物，会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据统计，我国每年需要种子125亿公斤，而现在仅仅能满足45亿公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资以投资、贸易及合作研究等方式进入我国种业。目前有25家外资种子企业，经营的作物主要包括玉米、棉花、蔬菜等。
不可否认，洋种子在丰富我国品种资源、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引进先进营销理念和激发国内种业竞争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给国内种子生存空间和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洋种子是我们的“救星”，还是“灾星”？
“我们的种子企业非常弱。2010年全国有8700家种子企业，而美国只有1100家。农业部通过整顿合并，现在已经减少到6600家，但还是不少。全国前十位种子企业的营业额加到一起，到2012年才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孟山都公司一家就是103亿美金，是我们的6.28倍。所以，我们需要加大支持我们的企业，培植他们的抗风险能力。”黄崎介绍道。
尽管从一系列官方表态来看，洋种子似乎在中国成不了气候（比如，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对此表示，“洋种子”在国内市场更多的是一种补充和借鉴），但残酷的现实还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的反思。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姚立迎提交了《关于应对跨国种业公司在华扩张，促进种业安全发展》的提案，呼吁坚决禁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审批，建议修改完善《种子法》。
“中国种子的出路不是什么做大做强，而是还留种权于农民，将优良的种子储藏在亿万农民的家里，国家仅发展那些不能留种的杂交种业，绝对不允许外资进入。对洋种子有依赖性绝对不是好事。不客气地说，应该把洋种子赶出去，他们能研发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蒋高明说道。
正如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所言：“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解决种业安全问题，治本之策还是做大做强本土种子企业，加快提升我们的育种创新能力。 哪里的故土没生病
“我们常把大地比作母亲，不知母亲有没有后悔孕育我们。大地孕育的人类中，有些不肖子孙，将她美丽洁净的身体破坏得伤痕累累。”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有网友发微博叹息。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之母，那么土地便是种子之母。然而，我们看到现如今更多的是一身病体的土地。
近几年，40多岁的张艳峰感觉自家水稻田患上了“化肥依赖症”。 老张是吉林省前郭县平凤乡黑岗子村农民。“10年前一亩水稻用60多斤肥就够了，如今已经翻番到120多斤了，不施肥就得减产一半。”老张很担心，“现在能靠化肥增产，这地要是越来越没劲儿，以后可能化肥也无能为力了。”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教授多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耕地不足世界的10%，却使用了全世界1/3以上的化肥。从1980年至2008年，粮食产量扩大了1.5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但化肥消费量却增加了3倍以上。
有专家分析，除了拼命使用化肥、农药等因素，农民不重视土地的轮茬规律，土地过于劳累，得不到休养生息等，也使得土壤质量越来越差。
“轮茬是有效缓解土壤盐渍化和土传病害的举措，但由于每个地区适宜种植品种有限，轮茬后可能无法和市场对接，影响农民收益。所以，农民种植习惯不易改变，种植技术单一，真正轮作的区域并不多。”山东省农技站研究员高中强介绍说。
土地“病了”，固然与农民责任感不足有关。但给土地带来更大伤害的，无疑是工业时代水污染、化工污染等层出不穷的问题。
以闻名于学术界的重金属污染村——广东省韶关市上坝村为例。曾几何时，这儿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饶。但后来，受附近大宝山矿场重金属污染，农田土质变差，作物重金属含量超标。村中患皮肤病、肝病、癌症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村子由“鱼米之乡”变成了“癌症村”。据统计，从1986年至2000年，上坝村死亡的250人中，因癌症死亡的有210人，最小的癌症死者年仅7岁。
“土壤污染，不仅让粮食绝产，也要了村民的命啊。”有村民叹息道。
4月17日，以往被作为保密文件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被公布出来。这份由环保部和国土部历时8年多得出的公报显示，全国耕地土壤点位污染物超标率达19.4%。此次调查覆盖面积为63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我国至少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另据调查显示，中国仅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就有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当前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相当于4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面对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数字，我们难免感叹：养活我们13亿人口的18亿亩耕地红线如何坚守？如今，哪里的故土没生病？当这样的种子播入这样的土地时，我们又何谈粮食安全？
谁来医治“病土壤”
面对这些“生了病的土壤”，我们又该如何治理？
要解决土壤污染问题，自然缺不了资金支持。数据显示，资金短缺已成为医治“病土壤”的头号难题。
“即使采取土壤修复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这2000万公顷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每公顷的修复成本也将达到30万元，耕地修复所需资金总额也将高达60000亿元。而‘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只有300亿元。”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
要减少土地污染，就难免要关停一些污染企业。“但是治污是一项庞大又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污染企业的停产搬迁、工厂设备的拆解处理、百姓居住等费用，这些费用可能要远远超过治污费用。比如位于湘江之滨的竹埠港工业区，化工企业十分集中，湖南省已计划今年年底前将该工业区所有化工厂关停。但问题出来了，关停搬迁工厂需花费41亿元，而治污只需四至五亿元，这个资金缺口太大了。”这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农享网CEO徐亚锋向《中国周刊》分析道，目前中国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就是过度的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以重金属污染为代表的工业污染。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国在这方面的补贴太少，农民为了节约成本提高产量，往往不去选择污染更少，甚至是零污染的有机化肥等。因此，政府应向农民普及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危害，提倡农民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对使用生态农药和有机化肥的农民，应提供政策支持及资金补助，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次，国家在农业方面每年有上万亿补贴，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农业补贴产生的腐败无处不在，有的个人或机构完全是冲着国家补贴而涉足农业，甚至出现农业补贴截留现象。因此，国家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农补足数用到真正的需求上。最后，针对一些工业污染，国家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力度，严惩那些肆意排污的企业。
“部分无知的政府和丧心病狂的企业家，为了私利正在破坏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土地。再不严惩这些罪魁祸首，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徐亚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