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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6年，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在大陆出版。自2007年以来，国内学者们主要从文化主题、创作技巧、艺术特色、“红”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对《我的名字叫红》进行了研究和解读。在今后的研究中还有需要重视的问题：（1）确立批判的主体意识；（2）加强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3）深入对《红》的外部研究。
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研究 综述 问题
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以下简称《红》）于2006年8月首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①10月，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红》作为其获奖代表作，引起了大陆读者的兴趣。2007年，邓先进率先发表论文对《红》进行研究。2009年出版了《帕慕克在十字路口——兼说怀旧》论文集，包括“帕慕克演讲录”、“解读帕慕克”、“对话帕慕克”三部分，2012年出版了杨中举的《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对《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与创作技巧方面，部分学者对帕慕克的作品风格进行了系列性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红”的含义进行了解读。
一、文化主题研究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授予帕慕克的颁奖词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一方向标性的评语一定程度上引导中国评论者从一开始就较为关注《红》的文化主题。较普遍的看法是，《红》探寻了东西方的冲突问题，体现了帕慕克的东西方文化兼容思想。还有学者探讨了《红》中表现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后殖民身份认同、如何面对他者文化、艺术生命等问题。
詹春花（2007）指出，《红》贯穿了爱情、谋杀与文化三条线索，形成三个主题。詹将其视为一部文化关怀小说，认为小说中指出了当下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解救之道——东西方文化的兼容。李卫华（2008）指出，《红》的情节隐含了三大冲突结构，即两种绘画风格、传统与个人才能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说明帕慕克对“东西方必然冲突”观点的否定，指出帕慕克的文化杂合思想。覃江华（2007）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分析《红》表现出的西方文明入侵东方后，两者间产生的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在内等众多冲突对立，认为小说表达了东西文明应该交流与融合的态度。
窦波（2010：1）认为，帕慕克曾解释其每部作品的文化冲突主要指传统和现代性的冲突，评论者将主题粗略地解释成东西方的冲突是一种集体性误读。冯茜和林晓霞（2011）指出，《红》中死者与凶手、动物与无生命物质、恋人之间的三大话语叙事系统，组成复调交响乐，呈现了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土耳其人对民族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存在之思。
陈文杰（2010）从艺术出发，指出《红》实质上关注的是细密画及细密画技巧的艺术生命问题，《红》涉及的文艺思想问题有东西方艺术交流问题、艺术生命问题、艺术传统及困境、艺术个体生存困境。
二、创作技巧研究
关于《红》的创作技巧，国内学者最为关注的是《红》的叙事策略，包括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节奏、不可靠叙述者问题等。还有学者解读了《红》的后现代小说技巧，包括不确定性、拼贴手法、故事碎片化、文类混杂性、元叙事等，《红》的虚设读者问题。
詹春花指出《红》有多重叙事特点，将人物划为故事人物、线索型人物和说书人虚拟的角色三个层次。邓先进指出，《红》以有限的多角度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并采用了不同视角的转换和视角模式的转移策略。杨丽荣（2010）指出，在多视角转换中，《红》形成了回环叙事，构成了一个个叙事圆圈，把独立的结构穿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帕慕克还在“我”叙述者中开拓了“非人”这一新维度，扩展了有限空间的无限性。梁萌萌（2013）分析《红》呈现的日常生活空间、神圣空间和社会历史空间，指出其空间叙事具有金字塔式和迭代式的双重特点。赵三三（2008：5-7）认为《红》的结构安排采用了东方讲故事的“中国套盒”式结构。黄晖（2012）指出，小说整体上叙事节奏快慢相间，叙述的省略和概括运用自如。何晓娟（2010）指出，《红》在结尾由一个故事层变为两个故事层，在第一个故事层下又形成一个套一个的故事叙述框架，构成故事“嵌入”。陈福兰（2011）概括出《红》中不可靠叙事者的多重性、陌生化与对话性特征。
林玉珍（2010）指出，《红》的叙事手法包含着明显的后现代特征：1.文類混杂性，将谋杀、爱情等通俗小说元素融入历史冲突和文化冲突；2.包含众多的故事碎片；3.众多叙述者处于不同叙事层，构成了多重声音的效果；4.以画喻文，具有后现代小说的自我反映性。张虎（2009）指出，帕慕克的作品具有主题模糊、情节散漫、人物身份混杂、频繁运用元叙事、互文、拼贴手法等后现代特征，《红》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不确定性，主题层面上19位叙事者众声喧哗；情节层面上有“多线”交织、字画拼贴的特点；人物层面上“同名”互文。
三、艺术风格研究
杨中举和张虎都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帕慕克作品的风格进行研究。杨中举（2007、2009）指出，帕慕克的小说创作整体上具有一种“呼愁”的文化诗学风格，在《红》中具体表现为绘画艺术之间的冲突带来的浓郁“呼愁”，以及混杂性的艺术风格，在《红》中鲜明地体现于东西方文化混合的思想与东西方技艺融合的艺术手法的有机统一。张虎在《橄榄之死》一文也提到《红》的文化杂合艺术特色，他引用Davis的观点道：《红》具有强烈的西方后现代色彩，又具有深厚的伊斯兰文化底蕴。它的谋杀故事情节取自艾柯的《玫瑰之名》，富于“复调”特征的叙事形式取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对迷宫般的“爱”和英雄式的暴力描写类似于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在东方文学方面，黑与谢库瑞两个人物形象来自于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两人之间的爱情叙事以苏菲神秘主义文学中的“纯粹之爱”为故事原型，在结尾署名“小奥尔罕”的文体样式来自于古老的波斯诗歌。
张虎（2010、2011、2012）指出，《红》中的角色“黑”的人物原型与“苏菲”有关，主要表现在对世俗的“弃”、对“恋人”的“爱”与对生命的“呼愁”。其爱情故事遵循了苏菲神秘道三段论，“沉思冥想”——“朝圣之旅”——“自我死亡”与“神人合一”，的宗教逻辑。 四、几点想法
近10年来，国内对《红》的研究不断丰富，并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对帕慕克作品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对伊斯兰文学及艺术的关注，为国内的土耳其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然而，通过对《红》的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认为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研究带有明显的重复性，批评模式也相对固定，研究者几乎都关注于“如何研究”，却忘记了思考“为什么研究”，缺乏一种本土关怀。另外，目前的研究者对所研究对象普遍持认同和欣赏的态度，缺乏了批判性和反思。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部分不那么“严肃”的书评反而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其次，需要更多地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目前，除了对帕慕克作品、其国外演讲稿和访谈稿的译介，尚未引进国外学者对《红》的研究成果，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局限。
最后，对帕慕克作品的外部研究数量较少。目前杨中举的《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的研究较为系统。该书第二部分阐述了影响帕慕克风格的因素，包括作家所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所受伊斯兰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影响等。帕慕克在多次访谈中谈及西方大师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显性的信息。而帕慕克的创作受本土文学的影响如何？其作品和土耳其文学发展是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土耳其的新奥斯曼小说潮流是否也影响着帕慕克？这些问题也许都值得探索。
注释
① 出版细节见谢纳.诺贝尔文学奖与畅销书的“大奖效应”[J].中国图书评论，2008（1）.
参考文献
[1] 陈福兰.《我的名字叫红》不可靠叙事者研究[D].湘潭大学中文系，2011.
[2] 陈洪玉.恋父与弑父：《我的名字叫红》的另一种解读[J].甘肃社会科学，2012（5）.
[3] 陈琳，姜伟.《我的名字叫红》叙事特点探析[J].思想战线，2009（S1）.
[4] 陈文杰.思想与形式——关于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文艺思想讨论[J].宜春学院学报，2010（6）.
[5] 陈众议等.帕慕克在十字路口[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6] 邓先进.《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视角分析[J].兰州学刊，2007（6）.
[7] 窦波.奥尔罕的钟摆[D].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2010.
[8] 冯茜，林晓霞.“与读者称为同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9] 何晓娟.魔宫般的叙事艺术[J].思想战线，2010（S1）.
[10] 黄晖.《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艺术[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1] 贾蔓.秦腔一曲 绘画一帧[J].当代文坛，2008（3）.
[12] 李卫华.文化冲突与文化杂合：《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情节结构隐喻[J].外国文学研究，2008（1）.
[13] 梁萌萌.《我的名字叫红》空间叙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
[14] 梁晴.奥尔罕·帕慕克的“帝国”悠思[J].名作欣賞，2007（15）.
[15] 林晨.东西方文明的“混血儿”[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4）.
[16] 林玉珍.《我的名字叫红》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解析[J].当代外语研究，2010（1）.
[17] 陆建德.意识形态的颜色——评《我的名字叫红》[J].书城，2007（5）.
[18] 穆宏燕.蓝的马.绿的天空[J].读书，2006（12）.
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研究 综述 问题
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以下简称《红》）于2006年8月首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①10月，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红》作为其获奖代表作，引起了大陆读者的兴趣。2007年，邓先进率先发表论文对《红》进行研究。2009年出版了《帕慕克在十字路口——兼说怀旧》论文集，包括“帕慕克演讲录”、“解读帕慕克”、“对话帕慕克”三部分，2012年出版了杨中举的《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对《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与创作技巧方面，部分学者对帕慕克的作品风格进行了系列性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红”的含义进行了解读。
一、文化主题研究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授予帕慕克的颁奖词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一方向标性的评语一定程度上引导中国评论者从一开始就较为关注《红》的文化主题。较普遍的看法是，《红》探寻了东西方的冲突问题，体现了帕慕克的东西方文化兼容思想。还有学者探讨了《红》中表现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后殖民身份认同、如何面对他者文化、艺术生命等问题。
詹春花（2007）指出，《红》贯穿了爱情、谋杀与文化三条线索，形成三个主题。詹将其视为一部文化关怀小说，认为小说中指出了当下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解救之道——东西方文化的兼容。李卫华（2008）指出，《红》的情节隐含了三大冲突结构，即两种绘画风格、传统与个人才能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说明帕慕克对“东西方必然冲突”观点的否定，指出帕慕克的文化杂合思想。覃江华（2007）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分析《红》表现出的西方文明入侵东方后，两者间产生的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在内等众多冲突对立，认为小说表达了东西文明应该交流与融合的态度。
窦波（2010：1）认为，帕慕克曾解释其每部作品的文化冲突主要指传统和现代性的冲突，评论者将主题粗略地解释成东西方的冲突是一种集体性误读。冯茜和林晓霞（2011）指出，《红》中死者与凶手、动物与无生命物质、恋人之间的三大话语叙事系统，组成复调交响乐，呈现了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土耳其人对民族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存在之思。
陈文杰（2010）从艺术出发，指出《红》实质上关注的是细密画及细密画技巧的艺术生命问题，《红》涉及的文艺思想问题有东西方艺术交流问题、艺术生命问题、艺术传统及困境、艺术个体生存困境。
二、创作技巧研究
关于《红》的创作技巧，国内学者最为关注的是《红》的叙事策略，包括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节奏、不可靠叙述者问题等。还有学者解读了《红》的后现代小说技巧，包括不确定性、拼贴手法、故事碎片化、文类混杂性、元叙事等，《红》的虚设读者问题。
詹春花指出《红》有多重叙事特点，将人物划为故事人物、线索型人物和说书人虚拟的角色三个层次。邓先进指出，《红》以有限的多角度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并采用了不同视角的转换和视角模式的转移策略。杨丽荣（2010）指出，在多视角转换中，《红》形成了回环叙事，构成了一个个叙事圆圈，把独立的结构穿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帕慕克还在“我”叙述者中开拓了“非人”这一新维度，扩展了有限空间的无限性。梁萌萌（2013）分析《红》呈现的日常生活空间、神圣空间和社会历史空间，指出其空间叙事具有金字塔式和迭代式的双重特点。赵三三（2008：5-7）认为《红》的结构安排采用了东方讲故事的“中国套盒”式结构。黄晖（2012）指出，小说整体上叙事节奏快慢相间，叙述的省略和概括运用自如。何晓娟（2010）指出，《红》在结尾由一个故事层变为两个故事层，在第一个故事层下又形成一个套一个的故事叙述框架，构成故事“嵌入”。陈福兰（2011）概括出《红》中不可靠叙事者的多重性、陌生化与对话性特征。
林玉珍（2010）指出，《红》的叙事手法包含着明显的后现代特征：1.文類混杂性，将谋杀、爱情等通俗小说元素融入历史冲突和文化冲突；2.包含众多的故事碎片；3.众多叙述者处于不同叙事层，构成了多重声音的效果；4.以画喻文，具有后现代小说的自我反映性。张虎（2009）指出，帕慕克的作品具有主题模糊、情节散漫、人物身份混杂、频繁运用元叙事、互文、拼贴手法等后现代特征，《红》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不确定性，主题层面上19位叙事者众声喧哗；情节层面上有“多线”交织、字画拼贴的特点；人物层面上“同名”互文。
三、艺术风格研究
杨中举和张虎都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帕慕克作品的风格进行研究。杨中举（2007、2009）指出，帕慕克的小说创作整体上具有一种“呼愁”的文化诗学风格，在《红》中具体表现为绘画艺术之间的冲突带来的浓郁“呼愁”，以及混杂性的艺术风格，在《红》中鲜明地体现于东西方文化混合的思想与东西方技艺融合的艺术手法的有机统一。张虎在《橄榄之死》一文也提到《红》的文化杂合艺术特色，他引用Davis的观点道：《红》具有强烈的西方后现代色彩，又具有深厚的伊斯兰文化底蕴。它的谋杀故事情节取自艾柯的《玫瑰之名》，富于“复调”特征的叙事形式取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对迷宫般的“爱”和英雄式的暴力描写类似于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在东方文学方面，黑与谢库瑞两个人物形象来自于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两人之间的爱情叙事以苏菲神秘主义文学中的“纯粹之爱”为故事原型，在结尾署名“小奥尔罕”的文体样式来自于古老的波斯诗歌。
张虎（2010、2011、2012）指出，《红》中的角色“黑”的人物原型与“苏菲”有关，主要表现在对世俗的“弃”、对“恋人”的“爱”与对生命的“呼愁”。其爱情故事遵循了苏菲神秘道三段论，“沉思冥想”——“朝圣之旅”——“自我死亡”与“神人合一”，的宗教逻辑。 四、几点想法
近10年来，国内对《红》的研究不断丰富，并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对帕慕克作品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对伊斯兰文学及艺术的关注，为国内的土耳其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然而，通过对《红》的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认为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研究带有明显的重复性，批评模式也相对固定，研究者几乎都关注于“如何研究”，却忘记了思考“为什么研究”，缺乏一种本土关怀。另外，目前的研究者对所研究对象普遍持认同和欣赏的态度，缺乏了批判性和反思。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部分不那么“严肃”的书评反而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其次，需要更多地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目前，除了对帕慕克作品、其国外演讲稿和访谈稿的译介，尚未引进国外学者对《红》的研究成果，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局限。
最后，对帕慕克作品的外部研究数量较少。目前杨中举的《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的研究较为系统。该书第二部分阐述了影响帕慕克风格的因素，包括作家所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所受伊斯兰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影响等。帕慕克在多次访谈中谈及西方大师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显性的信息。而帕慕克的创作受本土文学的影响如何？其作品和土耳其文学发展是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土耳其的新奥斯曼小说潮流是否也影响着帕慕克？这些问题也许都值得探索。
注释
① 出版细节见谢纳.诺贝尔文学奖与畅销书的“大奖效应”[J].中国图书评论，2008（1）.
参考文献
[1] 陈福兰.《我的名字叫红》不可靠叙事者研究[D].湘潭大学中文系，2011.
[2] 陈洪玉.恋父与弑父：《我的名字叫红》的另一种解读[J].甘肃社会科学，2012（5）.
[3] 陈琳，姜伟.《我的名字叫红》叙事特点探析[J].思想战线，2009（S1）.
[4] 陈文杰.思想与形式——关于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文艺思想讨论[J].宜春学院学报，2010（6）.
[5] 陈众议等.帕慕克在十字路口[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6] 邓先进.《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视角分析[J].兰州学刊，2007（6）.
[7] 窦波.奥尔罕的钟摆[D].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2010.
[8] 冯茜，林晓霞.“与读者称为同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9] 何晓娟.魔宫般的叙事艺术[J].思想战线，2010（S1）.
[10] 黄晖.《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艺术[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1] 贾蔓.秦腔一曲 绘画一帧[J].当代文坛，2008（3）.
[12] 李卫华.文化冲突与文化杂合：《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情节结构隐喻[J].外国文学研究，2008（1）.
[13] 梁萌萌.《我的名字叫红》空间叙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
[14] 梁晴.奥尔罕·帕慕克的“帝国”悠思[J].名作欣賞，2007（15）.
[15] 林晨.东西方文明的“混血儿”[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4）.
[16] 林玉珍.《我的名字叫红》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解析[J].当代外语研究，2010（1）.
[17] 陆建德.意识形态的颜色——评《我的名字叫红》[J].书城，2007（5）.
[18] 穆宏燕.蓝的马.绿的天空[J].读书，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