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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区划改革，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行政运作效率，减少行政成本。
近年，广东区划设置又成了热门话题。有人提出广州、佛山合并；有人认为，应以城市为中心重新调整广东的行政区划；还说广东要打造九大城市……
在2013年1月的广东省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将珠三角重组为四个市，其中珠海、中山、江门合并为一个市。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欧广源代表建议，广东有必要在行政区域方面做适当调整，合并一些地级市。欧广源说，上世纪80年代，广东是发达省份，后来设立了21个地级市，“一个地级市管两三个县，整个经济基础支撑不了上层建筑，导致行政成本很高，资源分割，重复建设。本来广东的财政收入不少，但是都用到养人吃饭上去了，搞得捉襟见肘”。
欧广源直言：“多一个地级市要花多少钱啊！”他还认为，广东有必要在行政区域方面做适当调整，合并一些地级市。欧广源又指出，以现在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地方行政区域可以管得宽一点，现在一个电话和网络就解决了，“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市、县、镇。不用这么多官的，‘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太平’啊。你搞这么多官干啥”？
从近年的舆论到欧广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直言，可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城市究竟分多少级别】
究竟中国的城市分多少级别？对此问题别说外国人，就是本国国民能给予准确答复的恐怕都不多。
据笔者所知，我国的城市有省（部）级市，如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有副省（副部）级市，如各省的省会广州、长沙、南宁和特区深圳等；有地（厅）级市，如珠海、佛山、肇庆等；有县级市如高要、四会等。据说外省还有副地级市。城市分级如此复杂，这是行政区域变动频繁所致。
中国行政区域划分是从秦代实行的郡县制开始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和多次的变革，民国年间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中央、省、县、区、乡五级行政体制。建国初期，基本沿袭了这一体制。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公社化”，广东的“区”变为“公社”，乡变为“大队”，村变为“生产队”，称之为“三级所有制”。而有的省“公社化”后依然保留“区”，其“公社”的规模相当于广东的“大队”。
“公社化”虽然“乱来”，但层次还是分明的。改革开放，公社体制被否定，重新将“公社”改为“区”，大队更名为“管理区”。不久，又将“管理区”重新命名为“乡”。至此，我国的传统行政体制得以恢复，深受各界认同。
岂料，过了不久，行政体制又变革：“区”变“镇”，“乡”变“村民委员会”。按照汉语词汇解释，“乡村”是地域名词，而“委员会”是机构名词，怎能用办事机构取代区域行政设置？如果说“区”变“镇”还可理解，那么用“村民委员会”取代乡政府就令人费解了。
再说“地厅”级行政设置，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也几易其名。以广东为例，行政区域曾设置五大行政区：海南、粤中、粤西、粤东、粤北。后来拆分为多个行署，如湛江、江门、佛山、汕头、韶关等；接着，区域又分分合合，到上世纪60年代，广东各地行署称为“专区”，后又改为“地区”。
【“撤县改市”，谁是受益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有的省份实行“市管县”体制，认为这样改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80年代后期，广东完成了“地改市”，将原来的地区改为地级市。本来，“地改市”的实质是将地区管县、城乡分治改为城市管县、城乡合治。
开始，层级还是清楚的：县的顶头由“地”改为“市”就是了。但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突然涌动“撤县改市”热潮，行政体制再次变革。在这股热潮中，全国顿时增加了一批县级市。
这些“撤县改市”的县级市，除了县长变成市长外，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变成市民。有专家指出：“一个县改成市，仅一个字牵扯到的图章、信封等行政开销，就要耗资1000万元，这样的行政区划改革不是劳民伤财又是什么！”真是一针见血。
城市、机关、企业、单位和在职干部都有级别，明确谁“大”谁“小”，谁领导谁，这是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向来为当政者重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有了“市管市”行政体制后，就出现了“市市市，怎分大与小”的问题。如重庆这座中央直辖市下属的涪陵是地级市，涪陵又管辖一座县级的合川市——如果不是我从报上偶尔看到，真不知涪陵与合川两市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市市市，因不知谁大谁小而经常闹误会。曾有报道说，一位地级市副市长带领属下的一批县市长到外地考察。接待者刚拿到一县级市长的名片，显得十分热情，而对那位地级市副市长递过来的名片看了一眼就放在口袋里，弄得那县级市长很尴尬，连忙向接待者介绍地级市副市长：“他是我们的领导！”
这一现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前几年，上海一位老教授批评道：“中国难道缺少地方名词么？”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例会上，就有代表提议将城市按级别分别称为“首都、都、州、郡、市”，以明确各自的“江湖地位”。
“市市市，难以分大小”的现象该到了消除的时候了。区划变来变去，县市名称改来改去，最大的受益者除了民政部之外，就是那些做招牌、雕公章和印刷信封、信纸的行业了！
【区划调整，建议恢复“派出所”】
时至今日，国内一些省份还保留“地区”这一区划。
我国行政区划自古至今，分分合合无数次，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也是决策不成熟的表现。本来，广东省1952年行政区划是比较合理的，当年撤销北江专区，设立粤北行政区；撤销潮汕专区、兴梅专区，合并设立粤东行政区；撤销高雷专区，设立粤西行政区；撤销西江专区，设立粤中行政区；撤销东江专区，所属的惠阳县、紫金县、河源县、龙川县、海丰县、陆丰县划归粤东行政区；博罗县、龙门县、增城县划归粤中行政区；连平县、和平县、新丰县划归粤北行政区。
后来广东区划又多次变动，至2003年末，广东省辖21个地级市，23个县级市、42个县、3个自治县、54个市辖区，5个乡、7个民族乡、1318个镇、380个街道办事处。此后，广东地级市的区划除了个别地方外，基本不变，这算是最长久的了。
笔者认为，当今广东区划如要改革，最好是恢复建国初期的“派出所”机构（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是省—地区—县—乡镇“虚四级制”，其中地区是虚的，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一级政府），即一共设五个行政区划：广州和粤中、粤西、粤东、粤北。
首先，将广州、深圳作为省辖市，自成一体；其他地方则划分粤中、粤西、粤东、粤北四大行政区；至于那些市县，放进哪个“笼子”倒可以认真研究；而四大行政区设在哪里，笔者认为粤中行署设在佛山，粤西行署设在湛江，粤东行署设在汕头，粤北行署设在韶关比较恰当。
这样，省的政令直达各行署，并督促各行署将指示落实到所属的县市区。省对地方进行检查时，也可以逐个行政区检查。如此，省一级的工作就会更加细致，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说到行政成本，以四大行政区为例，则较之当今的21个地级市要节省得多。如每个地区，按照过去的布局就是行署专员和地委常委两套班子，厅级干部就那么十多个。
重调行政区划好处很多，除了大大减少行政成本，还有：区内可协调，容易均贫富；区外能互动，做强又做大；此外，城乡结合，融为一体，必将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作者曾任肇庆市政协委员、肇庆市作协名誉主席、肇庆市广播电视局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年，广东区划设置又成了热门话题。有人提出广州、佛山合并；有人认为，应以城市为中心重新调整广东的行政区划；还说广东要打造九大城市……
在2013年1月的广东省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将珠三角重组为四个市，其中珠海、中山、江门合并为一个市。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欧广源代表建议，广东有必要在行政区域方面做适当调整，合并一些地级市。欧广源说，上世纪80年代，广东是发达省份，后来设立了21个地级市，“一个地级市管两三个县，整个经济基础支撑不了上层建筑，导致行政成本很高，资源分割，重复建设。本来广东的财政收入不少，但是都用到养人吃饭上去了，搞得捉襟见肘”。
欧广源直言：“多一个地级市要花多少钱啊！”他还认为，广东有必要在行政区域方面做适当调整，合并一些地级市。欧广源又指出，以现在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地方行政区域可以管得宽一点，现在一个电话和网络就解决了，“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市、县、镇。不用这么多官的，‘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太平’啊。你搞这么多官干啥”？
从近年的舆论到欧广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直言，可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城市究竟分多少级别】
究竟中国的城市分多少级别？对此问题别说外国人，就是本国国民能给予准确答复的恐怕都不多。
据笔者所知，我国的城市有省（部）级市，如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有副省（副部）级市，如各省的省会广州、长沙、南宁和特区深圳等；有地（厅）级市，如珠海、佛山、肇庆等；有县级市如高要、四会等。据说外省还有副地级市。城市分级如此复杂，这是行政区域变动频繁所致。
中国行政区域划分是从秦代实行的郡县制开始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和多次的变革，民国年间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中央、省、县、区、乡五级行政体制。建国初期，基本沿袭了这一体制。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公社化”，广东的“区”变为“公社”，乡变为“大队”，村变为“生产队”，称之为“三级所有制”。而有的省“公社化”后依然保留“区”，其“公社”的规模相当于广东的“大队”。
“公社化”虽然“乱来”，但层次还是分明的。改革开放，公社体制被否定，重新将“公社”改为“区”，大队更名为“管理区”。不久，又将“管理区”重新命名为“乡”。至此，我国的传统行政体制得以恢复，深受各界认同。
岂料，过了不久，行政体制又变革：“区”变“镇”，“乡”变“村民委员会”。按照汉语词汇解释，“乡村”是地域名词，而“委员会”是机构名词，怎能用办事机构取代区域行政设置？如果说“区”变“镇”还可理解，那么用“村民委员会”取代乡政府就令人费解了。
再说“地厅”级行政设置，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也几易其名。以广东为例，行政区域曾设置五大行政区：海南、粤中、粤西、粤东、粤北。后来拆分为多个行署，如湛江、江门、佛山、汕头、韶关等；接着，区域又分分合合，到上世纪60年代，广东各地行署称为“专区”，后又改为“地区”。
【“撤县改市”，谁是受益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有的省份实行“市管县”体制，认为这样改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80年代后期，广东完成了“地改市”，将原来的地区改为地级市。本来，“地改市”的实质是将地区管县、城乡分治改为城市管县、城乡合治。
开始，层级还是清楚的：县的顶头由“地”改为“市”就是了。但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突然涌动“撤县改市”热潮，行政体制再次变革。在这股热潮中，全国顿时增加了一批县级市。
这些“撤县改市”的县级市，除了县长变成市长外，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变成市民。有专家指出：“一个县改成市，仅一个字牵扯到的图章、信封等行政开销，就要耗资1000万元，这样的行政区划改革不是劳民伤财又是什么！”真是一针见血。
城市、机关、企业、单位和在职干部都有级别，明确谁“大”谁“小”，谁领导谁，这是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向来为当政者重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有了“市管市”行政体制后，就出现了“市市市，怎分大与小”的问题。如重庆这座中央直辖市下属的涪陵是地级市，涪陵又管辖一座县级的合川市——如果不是我从报上偶尔看到，真不知涪陵与合川两市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市市市，因不知谁大谁小而经常闹误会。曾有报道说，一位地级市副市长带领属下的一批县市长到外地考察。接待者刚拿到一县级市长的名片，显得十分热情，而对那位地级市副市长递过来的名片看了一眼就放在口袋里，弄得那县级市长很尴尬，连忙向接待者介绍地级市副市长：“他是我们的领导！”
这一现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前几年，上海一位老教授批评道：“中国难道缺少地方名词么？”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例会上，就有代表提议将城市按级别分别称为“首都、都、州、郡、市”，以明确各自的“江湖地位”。
“市市市，难以分大小”的现象该到了消除的时候了。区划变来变去，县市名称改来改去，最大的受益者除了民政部之外，就是那些做招牌、雕公章和印刷信封、信纸的行业了！
【区划调整，建议恢复“派出所”】
时至今日，国内一些省份还保留“地区”这一区划。
我国行政区划自古至今，分分合合无数次，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也是决策不成熟的表现。本来，广东省1952年行政区划是比较合理的，当年撤销北江专区，设立粤北行政区；撤销潮汕专区、兴梅专区，合并设立粤东行政区；撤销高雷专区，设立粤西行政区；撤销西江专区，设立粤中行政区；撤销东江专区，所属的惠阳县、紫金县、河源县、龙川县、海丰县、陆丰县划归粤东行政区；博罗县、龙门县、增城县划归粤中行政区；连平县、和平县、新丰县划归粤北行政区。
后来广东区划又多次变动，至2003年末，广东省辖21个地级市，23个县级市、42个县、3个自治县、54个市辖区，5个乡、7个民族乡、1318个镇、380个街道办事处。此后，广东地级市的区划除了个别地方外，基本不变，这算是最长久的了。
笔者认为，当今广东区划如要改革，最好是恢复建国初期的“派出所”机构（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是省—地区—县—乡镇“虚四级制”，其中地区是虚的，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一级政府），即一共设五个行政区划：广州和粤中、粤西、粤东、粤北。
首先，将广州、深圳作为省辖市，自成一体；其他地方则划分粤中、粤西、粤东、粤北四大行政区；至于那些市县，放进哪个“笼子”倒可以认真研究；而四大行政区设在哪里，笔者认为粤中行署设在佛山，粤西行署设在湛江，粤东行署设在汕头，粤北行署设在韶关比较恰当。
这样，省的政令直达各行署，并督促各行署将指示落实到所属的县市区。省对地方进行检查时，也可以逐个行政区检查。如此，省一级的工作就会更加细致，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说到行政成本，以四大行政区为例，则较之当今的21个地级市要节省得多。如每个地区，按照过去的布局就是行署专员和地委常委两套班子，厅级干部就那么十多个。
重调行政区划好处很多，除了大大减少行政成本，还有：区内可协调，容易均贫富；区外能互动，做强又做大；此外，城乡结合，融为一体，必将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作者曾任肇庆市政协委员、肇庆市作协名誉主席、肇庆市广播电视局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