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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元月，世纪钟声刚刚响过，太行山麓的一家医院产房里传出一声啼哭，宣告了一个可爱女婴的诞生。当孩子的父亲、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小学的校长张胜利获准进屋看望母女时，他激动地把脸巾在妻子的脸上，又抱起襁褓中的女儿，一遍遍地柔声喊道：“希望，希望!
张胜利，这位昔日贫困乡村的学少年，是中国“希望工程”的第一位受助人。还在妻子怀孕之时，张胜利就跟她商量好了，不论生男还是生女，他们的爱情结晶都起名“希望”。是的，胜利要让他的孩子记住“希望工程”：没有天底这么多好心人，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啊……
一、只有一个愿望：读书!
我的家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涞源县离北京不过百里，抗战时是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老根据地，曾埋葬过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但因为这一带关山阻隔，交通不便，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桃木疙瘩村窝在太行山腹地的韭菜山上，是个只有8户30多口人的自然村。
据说我们村山头上原先有棵桃树，在山风里长得歪歪斜斜，成了村子的标志。后来桃树被人吹掉了，桃木疙瘩的村名流传至今。要说“疙瘩”，其实贫困是最大的“疙瘩”。村子偏僻而又荒凉，周围海拔2000多米，陡壁奇峻，岩石峥嵘，地无三尺平，风无三日停，人均收入不足百元。
我的爸妈都是道地的农民，他们躬耕着东一块西一块的贫瘠山地，为一点可怜的收成终年忙碌。和村里其它人家一样，秋收的粮食不够吃3个月。我爸爸身体有病，妈妈是个哑巴，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屋里没有一件像样家具，有的只是泥巴砌成的土炕和鍋台，一口裂了口的水缸，一盏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油灯。
村旁山顶上有间四面透风的泥巴房，这就是桃木疙瘩村的小学了。有一个名叫张智的老师在上课，最多的时候学生有十来个。那朗朗的读书声像天籁般地令人神往。
经不住我苦苦哀求，爸爸同意我上学了，书本给我一个新的天地，我太高兴了。我放学后拼命干活，砍柴、挑水、喂猪，然后才能做功课，我对每个字每道题都不敢马虎。可是，每学期十来元学杂费，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后来爸爸病重，家里更没钱了。听说头发和指甲能卖钱，我把家里人的头发和指甲一点点攒起来去卖，费了好大劲卖不了几个钱。
1988年，我11岁，念到小学3年级了。一天，爸爸含着泪说：“孩子，你不要去上学了吧!念不念书，以后还是农民，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我一听急了，恳求说：“我太想念书了，爸爸，你就让我把小学念完吧!”爸爸生气了，伸出巴掌朝我的脸上打来：“你咋这么不懂事!”从来不敢顶嘴的我流着泪大声说：“不嘛，我就要去!你打吧，怎么打都行……”
我不听爸爸的，提起书包上学去，爸爸气极了，一把抢过我的书包，扔进灶膛里。我一看不妙，赶紧上前，拼命把书包从火堆里捡回来，死死抱在胸前，哭着跑出家门。放学了，我不敢把书包带回家，转到我姨家，把书包寄放在那里，生怕再叫病恹恹的爸爸生气。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关心山里娃的人，曾带人上山考察旅游资源的县政协副主席车志忠老师。听说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1959年分到涞源在县中教书，几次有机会调回北京，他都没走，对贫困学生特有感情。他来桃木疙瘩村小学看过，后来给我们这些孩子捎来十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换下了我们身上的破衣烂衫，大家像过节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我向跟我处境差不多的同学们说，我想给车爷爷写封信，让他救救我们。小伙伴都说，你快写吧，把我们的心里话一起写上。于是，我写了撕，撕了写，终于写了一封信。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
车爷爷：
您好!
您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我爹他们都不让我上学，因为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可我还想上学，念出书来像您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张胜利
不久，爸爸病故，家里顶梁柱倒下了。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没法过。我咬咬牙，背着一条口袋，拿着一根打狗棍，出门讨饭。走东家，串西家，人家看我年纪小，总是从里盛饭给我吃，我再要些老玉米装进口袋。有一天，路经一个村子从旁边突地窜出一只大狗，我还没来得及扬起棍子，那狗已经狂叫着向我扑来，咬住了我的左腿。我的惨叫惊动了其他路人，他们赶开恶狗，可鲜血已经流出了裤角。
接着几天，我一瘸一拐地继续走，口袋里装的玉米在增加着。当我看着和我一样大的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我就羡慕极了，我就痛心极了，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心头痛啊，这种疼痛比我伤口的疼痛还要厉害。
回到桃木疙瘩村后，我马上跑去看我的老师和同学。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小学停办了，校舍也快要塌了。原因是流失的孩子太多，收不到学费，学校办不下去了。我久久地站在那里，站成一奠绝望的期待。山风呼啸，我欲哭无泪。
二、“希望工程”给了他希望
我妈妈改嫁了，我大弟适给了外乡人，我二弟和我妹妹寄养在哑巴六叔家。一个家庭散架了，我的上学梦更是破灭了。
到山上放羊时，我碰到失学的同学吕成山。望着那间已经废弃的泥巴房教室，我们俩议论起给车爷爷写信的事。“你说，车爷爷能收到我的信吗?”“咋不能，肯定收到了!”“那怎么不来救救咱们?”“车爷爷在县上是大官，可能太忙了吧。”
当时我们不知道车志忠副主席接到我的信，非常重视，正在为我们到处呼吁。我们没有想到，车志忠老师把我的信转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而1989年7月，基金会居然派人来到我们村调查。我们更想到，默默无闻的山里娃的呼声，在北京能受到高层的重视。10月，“希望工程”得到中央批准，开始在全国启动，而桃木疙瘩村小学作为第一个救助试验点，写进了“希望工程”的第一号救助流失生的文件。
1989年10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组在县长等“地方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桃木疙瘩村。我从基金会郗杰英副秘书长手里，接过珍贵的“资助就读证”，这是“希望工程”发出的第一号资助证。当我代表失学孩子讲话时，背得很熟的发言稿全忘了，只不停地抹着眼泪说：“今天，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就是在那时，我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师范学校，当一个老师，让桃木疙瘩村再没有一个失学的孩子。
三、从山里来，回山里去
“希望工程”改变了千千万万贫困孩子的命运，而我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
1990年4月18日，“希望工程”座谈会在京召开。14岁的我头一回走出大山，坐上火车，来到北京，进了人民大会堂。
1995年我在县上念完初中，被“特招”到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就读，这是头一回来到南方，来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上海。我有病，6个同学轮流背着我，把我送到医院。龚佩佩副校长代表校领导，带着营养专门来看我。我出院后，学校专门安排9位老师为我开“小灶”补习功课。中秋节，龚佩佩副校长又送来了月饼。以前，在山里，每到中秋，我抬着望着天上圆圆的月亮，想，那圆圆的月饼该是什么滋味?然而，我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只能把口水默默地咽进肚里。而现在，当我用双手接过龚佩佩副校长送来的月饼，望着她那慈祥的面容，我又一次想起了桃木疙瘩村，那山，那月，那已经改嫁离我而去的哑巴母亲。我的喉头哽咽，我的鼻子发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的月饼啊!龚佩佩副校长，我多么想叫您一声“妈妈”!啊，妈妈，亲爱的妈妈……
1996年春，幸运又一次落在我的头上。随着中国“希望工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际间广泛关注。即将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会，特邀请中国3名“希望工程”受助学生参加开幕式。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提供全程资助。经过层层筛选，从全国24个候选人中，确定了河北的我、四川的让英、山东的胡晶晶为代表，她们俩是女生，只有我是男生。
6月，我们3个人，代表全国123万“希望工程”受助学生，在美国亚特兰大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火炬传递。一身运动服的我踏着青春的脚步，接过熊熊燃烧的火炬，奔跑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旁的公路上。10天的美国之行，让我看到最先进的现代化。那些日子，我总在想，桃木疙瘩村，你跟人家的差距这么大，你怎么才能奔路起来?
1997年6月，我以优异成绩，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和同学谈起今后的去向，大家都踌躇满志，目标奔钱的多。他们劝我说，你好不容易出来上学，别回去了，上海经济发展快，就业机会多，你就在上海找份差事，随便打打工也比你们穷山区强，日子过得绝不会差。还有个同学是温州人，他父亲是做生意的，他要我跟他到温州去，肯定挣大钱。
当然在外面挣些寄回去，也是帮助家人和家乡的一种方式，无可指责。可是我是我，我永远和那些跟我一样想读书的孩子有缘。
就这样，我回到了桃木疙瘩村小学，在这个“希望工程”的发源地当了校长。当时学校只有几张桌子，一个书柜，学生只剩了5个，还是勉强维持。惟一的同事就是当过我班主任的张智老师，他为人正直，苦于没有办法。学校虽小，难处去不少。我就到失学孩童家去找学生，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这时，“希望工程”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学校买了新教具，盖起了新校舍。
慢慢地，学生多起来了，增加到18个。学生是附近村里来的，往得挺远，吃住都在学校，两周才回家一趟。我们当老师的又像爹又像娘，从功课到生活，样样得操心。石家庄一家拖拉机厂赠送给我们一辆三轮货车，隔一阵子，我就开着它下山拉粮食和蔬菜。坡地上的碎石坑坑洼洼，简易的便道曲里拐弯七上八下，别说开车，坐车也颠得吃不消，更何况常常贴着陡崩溃的岩壁，一不留神就会滑进山谷去，没点胆量还真不行!
亏了张智老师相助，他把家也搬到了山上，爱人在学校为学生做饭，孩子上四年级。山上条件差，家也不像个家，可他认了。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如今甘当我的“部属”，只图学校能撑起来。
四、山上收获的爱情
冬日的一天，有个山下的农民上山来，说镇上来了个外地姑娘，叫王亚平，想到学校看看，要我去接她。王亚平?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信，说她听了我的事迹很感动，要求来学校教书，给贫困山区做些贡献。没想到，我没来得及回信，她就自己跑来了。我开着三轮货车下山，找到了王亚平。她给我的第一眼印象蛮漂亮的，穿着加克衫和牛仔裤，显得青春朝气。她很聪明，估计上山的道不好走，就找了个当地人，给他30块钱，请他上山报信，让我来接。我觉得她不一样。果然，我问她来干啥，她直率地说：“现在假冒的事多啦，我来看看，如果你们那里真像人家说的那么穷，我就留下来。如果不是的，我马上就走。”
上山来，已经天黑了。王亚平跟学生一块吃馒头和白菜烧肉，她说很香。我说，你是饿了吧。她到宿舍看孩子，询问孩子的家庭状况。当晚，我让她跟张老师爱人睡一屋，我跟张老师打通铺。她和张老师爱人谈到半夜，把我和我们学校摸了个八九不离十。次日，她对我说：“看得出，你是个实在人。”她的眼睛里，似乎有种热热的东西在跳，我脸都红了。
王亚平家在雄县，出门一马平川，离我们桃木疙瘩村有500多里路。她借口去姥姥家，才坐车到我们山区来的。问她在家做什么事，她告诉我，父母资助她开了个服装店，日子还不错。可是她偏偏要来山区吃苦，主动提出为“希望工程”做点事，确实给我很大的好感。因为接到过很多女性的求爱信，都是冲着我是“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慕名写来的，总是有些理想化成分，像王亚平这样说来就来，到实地考察，还不曾有过。
隔了一天，我要去四里路外的南石塘，到两个失学的女孩子家去，一听我去家访，王亚平也要同行。那天风很大，冷飕飕地吹在脸上生疼。我说，你行吗?她说，我怎么不行?我们顶着风上路，山上一片呜呜的风声，流过泉水的路面结了层冰，一步一滑，我走得费劲，她一步不落，有时走得比我还快。我暗暗地佩服她，一个姑娘家，还挺能吃苦呢。
那天，我在两个失学女孩家劝说家长，告诉他们，山外面女人参加工作的很多，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是人，不能没文化。因为“希望工程”的资助，孩子上学可以免费，家长被说服了。王亚平看我几乎磨破了嘴皮，笑说，你还真有韧劲。我说，你不了解山里人，太落后了。
王亚平在桃木疙瘩村小学呆了四天。她说，她愿意留下来教书，为“希望工程”当一名志愿者。我不能能不为她着想，怕她一时冲动，到时候后悔，就告诉她，桃木疙瘩村这地方严重缺水，一年四季刮不完的风，水果和蔬菜都难种活，生活也不方便，平常好长时间洗不了澡，你得考虑好了。她说，我不介意。
我当然高兴，但事关重大，马虎不得。我说：“你还是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吧，如果来，我当然欢迎，生活费我来付，反正我一人，按‘希望工程’的资助规定，我有300元的工资，够你的了。如果你不能来，我也不怪你，这里太苦了。”
我送王亚平下山，她跟我约定三天后回来。她一走我六神无主，也许她再也不会来了， 何必吃份苦呢，也许她会来的，那就是她与其他女子不同之处。过了三天，她说话算话，真的带着简单行装上山来了。我说，家里同意吗?她说，我决定的事，父母是挡不住的。我说，那你的店呢?她说，转给别人了，钱够用就行，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桃木疙瘩村小学有了三个教师：我张智和王亚平。她是志愿者，没工资可拿，但她很敬业，也很开心。有她在，我感到生活特别美好。除了上课，管孩子，我们在一起谈理想，谈生活，也许是年龄相近的缘故，话题也无所顾忌。一天，她问我，你现在这样，今后有什么打算，比方个人的婚姻问题?我说，我从上海回到山区，基本上对个人的事考虑很少。她说，那你不成家啦?我说当然要成家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过，在这个地方成家很不容易。在当地也能找到，但是娶不起彩礼就要好几万块钱。
过了一阵子，我们俩又谈到婚姻的事。我如实地说：“对我来说，结婚很涉茫。当地的娶不起，外地的不忍心让她跟着吃苦。”她说：“只要人好，吃点苦都无所谓。”还说：“那些彩礼之类的，都是外在因素。”我一听，有意思，她是在向我表白了，心里甜滋滋的。因为朝夕相处，我对她也产生了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知道，我们彼此相爱了。
五、“希望”与人生相伴
王亚平对我说，女儿有了对象不能告诉父母，写信怕写不清，还是一起去见见老人吧。我答应了。放寒假的时候，我跟她来到500里外的雄县。她担心父母亲一下子接受不了，让我先在旅馆住下。她回家跟父母说了教书的事，还说感觉张胜利这人不错，就交了朋友。她父母开始不乐意。她家里离县城不到1公里，家里一溜大瓦房，日子相当好，嫁到穷山区去，这是何苦呢?
她妈数落她：“这么大的事，也不跟父母商量一下!”她说：“这不商量嘛!我也不敢把人领回来啊。”她妈听出弦外之音：“怎么，人已经在县里啦?”
她如实禀告说：“他在旅社等消息呢。”她爸说，那个人到底怎么样?她说，挺好的，靠得住。她爸说，你要是愿意呢，吃苦受累是你的事。她妈说，那你去把他领过来吧。其实，她父母亲是很好的人，都希望孩子幸福，有个好的着落。
她跑来领我回家。当时我身上的衣服很旧了，她陪我去商店买新的。白色休闲装，黑西裤，黑皮鞋。她懂服装，把我上下打扮得蛮潇洒。当然，我见到她父母也说得很实在，没有花言巧语，表示要爱亚平一辈子。老人看到我，觉得人很可靠，把女儿交给我是放心的。
她家请了新亲戚来，办了桌订婚宴，我们的事就算定了。我们在雄县住了两天，就回桃木疙瘩了。那次没照订婚照，后来也没有照结婚照。我们利用星期天，到县城买了一张床，一个圆桌，一套烧饭的炊具。自然还是坐我开的三轮车，她相信我的技术。说也玄，在此之前，我开三轮车已翻过三次，受过伤，没酿成大锅。
1999年春节，我和王亚平结婚了。我没有花过一分钱的彩礼，也没有盖新房或者买新家具，只是购买了些日用品。在山上办的婚事，倒也热热闹闹。王亚平的父母和弟弟来了，桃木瘩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对我来说够风光的，要不是“希望工程”，怎么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结了婚，她在学校帮我教课，也照顾我的生活。以前我有胃病，吃饭不按时，她烧软饭给我吃，我吃饭也有了规律，胃病好久不犯了。她爱干净，屋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她还帮学洗衣物，对学生非常耐心，孩子都喜欢她。我们俩全部收只有“希望工程”发给我的每月300元，可她无怨无悔，钱少我们就省着花，还资助了两个家庭困难的学生。
后来，她怀孕了，到了六七个月，她行动不方便了，我把她送回雄县老家，让她母亲照顾她。我在她家待了一夜，就待不住了。她知道我牵挂学校和孩子，也同意我赶回。我心挂两头，一头是山上的孩子，一头是待产的妻子，但我没有分身术，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桃木疙瘩小学。这一年，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在全乡各学校的评比中，综合评估第三位，考度成绩第五名，这在附近自然村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原先难题解决了，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在桃木疙瘩小学就读的孩子已经念到四年级，可是再读上去又难了。“希望工程”捐助的钱仅能勉强维持孩我想，最好再争取些社会资助，把桃木疙瘩村的五六年级办起来。
正巧，江苏有线电视台跟我联系，他们的《情感超市》板块节目请我与广大观众见面，说说的我的心愿。我欣然前往。通过节目，我见到了从天津清来的“希望工程”捐赠第一人周桐，他当年用自己买玩具有零花钱捐给了青少年基金会，成为“希望工程”第一笔善款。我和他，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紧紧握手。就是这些好心人，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还见到了我母校的龚佩佩副校长，她是从上海专程来南京看我的。我回到桃木疙瘩小学，她仍像亲人一样牵挂我。我忘不在学校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我忘不了加到家乡，她还想着我有胃病，时常给我寄药。我们的通信没有断过。我把苦涩和甘甜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她，她给了我很多的指教和鼓励。
在电视屏幕上，我汇报了我的回乡教学过程。而且我实话实说了学校现存的困难和我的想法，我希望18名学生顺利读完五六年级，每人需学杂费和生活资助费500元。我想还把方圆30公里以内的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集中过来，这就需要8间校舍，2万元修缮费。
节目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打来“热线电话”的，上门咨询的，络绎不绝。“希望工程”的精神在延续，以捐助人和受助人“一对一”的形式，18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全部落实了。社会各界伸出爱之手，累计捐助的资金足以保证学校的基础建设。我再次深深这浓浓的真情打动了……
春天又来了。在这个新世纪的春天，满山草绿了，花红了，风也暖和了。我想跟我的女儿希望说，曾经最不幸的我，为什么如此幸运?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给予的宝贵感情的哺育，这是人间酝酿的最美丽的春天。
张胜利，这位昔日贫困乡村的学少年，是中国“希望工程”的第一位受助人。还在妻子怀孕之时，张胜利就跟她商量好了，不论生男还是生女，他们的爱情结晶都起名“希望”。是的，胜利要让他的孩子记住“希望工程”：没有天底这么多好心人，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啊……
一、只有一个愿望：读书!
我的家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涞源县离北京不过百里，抗战时是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老根据地，曾埋葬过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但因为这一带关山阻隔，交通不便，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桃木疙瘩村窝在太行山腹地的韭菜山上，是个只有8户30多口人的自然村。
据说我们村山头上原先有棵桃树，在山风里长得歪歪斜斜，成了村子的标志。后来桃树被人吹掉了，桃木疙瘩的村名流传至今。要说“疙瘩”，其实贫困是最大的“疙瘩”。村子偏僻而又荒凉，周围海拔2000多米，陡壁奇峻，岩石峥嵘，地无三尺平，风无三日停，人均收入不足百元。
我的爸妈都是道地的农民，他们躬耕着东一块西一块的贫瘠山地，为一点可怜的收成终年忙碌。和村里其它人家一样，秋收的粮食不够吃3个月。我爸爸身体有病，妈妈是个哑巴，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屋里没有一件像样家具，有的只是泥巴砌成的土炕和鍋台，一口裂了口的水缸，一盏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油灯。
村旁山顶上有间四面透风的泥巴房，这就是桃木疙瘩村的小学了。有一个名叫张智的老师在上课，最多的时候学生有十来个。那朗朗的读书声像天籁般地令人神往。
经不住我苦苦哀求，爸爸同意我上学了，书本给我一个新的天地，我太高兴了。我放学后拼命干活，砍柴、挑水、喂猪，然后才能做功课，我对每个字每道题都不敢马虎。可是，每学期十来元学杂费，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后来爸爸病重，家里更没钱了。听说头发和指甲能卖钱，我把家里人的头发和指甲一点点攒起来去卖，费了好大劲卖不了几个钱。
1988年，我11岁，念到小学3年级了。一天，爸爸含着泪说：“孩子，你不要去上学了吧!念不念书，以后还是农民，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我一听急了，恳求说：“我太想念书了，爸爸，你就让我把小学念完吧!”爸爸生气了，伸出巴掌朝我的脸上打来：“你咋这么不懂事!”从来不敢顶嘴的我流着泪大声说：“不嘛，我就要去!你打吧，怎么打都行……”
我不听爸爸的，提起书包上学去，爸爸气极了，一把抢过我的书包，扔进灶膛里。我一看不妙，赶紧上前，拼命把书包从火堆里捡回来，死死抱在胸前，哭着跑出家门。放学了，我不敢把书包带回家，转到我姨家，把书包寄放在那里，生怕再叫病恹恹的爸爸生气。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关心山里娃的人，曾带人上山考察旅游资源的县政协副主席车志忠老师。听说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1959年分到涞源在县中教书，几次有机会调回北京，他都没走，对贫困学生特有感情。他来桃木疙瘩村小学看过，后来给我们这些孩子捎来十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换下了我们身上的破衣烂衫，大家像过节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我向跟我处境差不多的同学们说，我想给车爷爷写封信，让他救救我们。小伙伴都说，你快写吧，把我们的心里话一起写上。于是，我写了撕，撕了写，终于写了一封信。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
车爷爷：
您好!
您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我爹他们都不让我上学，因为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可我还想上学，念出书来像您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张胜利
不久，爸爸病故，家里顶梁柱倒下了。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没法过。我咬咬牙，背着一条口袋，拿着一根打狗棍，出门讨饭。走东家，串西家，人家看我年纪小，总是从里盛饭给我吃，我再要些老玉米装进口袋。有一天，路经一个村子从旁边突地窜出一只大狗，我还没来得及扬起棍子，那狗已经狂叫着向我扑来，咬住了我的左腿。我的惨叫惊动了其他路人，他们赶开恶狗，可鲜血已经流出了裤角。
接着几天，我一瘸一拐地继续走，口袋里装的玉米在增加着。当我看着和我一样大的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我就羡慕极了，我就痛心极了，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心头痛啊，这种疼痛比我伤口的疼痛还要厉害。
回到桃木疙瘩村后，我马上跑去看我的老师和同学。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小学停办了，校舍也快要塌了。原因是流失的孩子太多，收不到学费，学校办不下去了。我久久地站在那里，站成一奠绝望的期待。山风呼啸，我欲哭无泪。
二、“希望工程”给了他希望
我妈妈改嫁了，我大弟适给了外乡人，我二弟和我妹妹寄养在哑巴六叔家。一个家庭散架了，我的上学梦更是破灭了。
到山上放羊时，我碰到失学的同学吕成山。望着那间已经废弃的泥巴房教室，我们俩议论起给车爷爷写信的事。“你说，车爷爷能收到我的信吗?”“咋不能，肯定收到了!”“那怎么不来救救咱们?”“车爷爷在县上是大官，可能太忙了吧。”
当时我们不知道车志忠副主席接到我的信，非常重视，正在为我们到处呼吁。我们没有想到，车志忠老师把我的信转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而1989年7月，基金会居然派人来到我们村调查。我们更想到，默默无闻的山里娃的呼声，在北京能受到高层的重视。10月，“希望工程”得到中央批准，开始在全国启动，而桃木疙瘩村小学作为第一个救助试验点，写进了“希望工程”的第一号救助流失生的文件。
1989年10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组在县长等“地方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桃木疙瘩村。我从基金会郗杰英副秘书长手里，接过珍贵的“资助就读证”，这是“希望工程”发出的第一号资助证。当我代表失学孩子讲话时，背得很熟的发言稿全忘了，只不停地抹着眼泪说：“今天，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就是在那时，我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师范学校，当一个老师，让桃木疙瘩村再没有一个失学的孩子。
三、从山里来，回山里去
“希望工程”改变了千千万万贫困孩子的命运，而我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
1990年4月18日，“希望工程”座谈会在京召开。14岁的我头一回走出大山，坐上火车，来到北京，进了人民大会堂。
1995年我在县上念完初中，被“特招”到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就读，这是头一回来到南方，来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上海。我有病，6个同学轮流背着我，把我送到医院。龚佩佩副校长代表校领导，带着营养专门来看我。我出院后，学校专门安排9位老师为我开“小灶”补习功课。中秋节，龚佩佩副校长又送来了月饼。以前，在山里，每到中秋，我抬着望着天上圆圆的月亮，想，那圆圆的月饼该是什么滋味?然而，我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只能把口水默默地咽进肚里。而现在，当我用双手接过龚佩佩副校长送来的月饼，望着她那慈祥的面容，我又一次想起了桃木疙瘩村，那山，那月，那已经改嫁离我而去的哑巴母亲。我的喉头哽咽，我的鼻子发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的月饼啊!龚佩佩副校长，我多么想叫您一声“妈妈”!啊，妈妈，亲爱的妈妈……
1996年春，幸运又一次落在我的头上。随着中国“希望工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际间广泛关注。即将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会，特邀请中国3名“希望工程”受助学生参加开幕式。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提供全程资助。经过层层筛选，从全国24个候选人中，确定了河北的我、四川的让英、山东的胡晶晶为代表，她们俩是女生，只有我是男生。
6月，我们3个人，代表全国123万“希望工程”受助学生，在美国亚特兰大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火炬传递。一身运动服的我踏着青春的脚步，接过熊熊燃烧的火炬，奔跑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旁的公路上。10天的美国之行，让我看到最先进的现代化。那些日子，我总在想，桃木疙瘩村，你跟人家的差距这么大，你怎么才能奔路起来?
1997年6月，我以优异成绩，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和同学谈起今后的去向，大家都踌躇满志，目标奔钱的多。他们劝我说，你好不容易出来上学，别回去了，上海经济发展快，就业机会多，你就在上海找份差事，随便打打工也比你们穷山区强，日子过得绝不会差。还有个同学是温州人，他父亲是做生意的，他要我跟他到温州去，肯定挣大钱。
当然在外面挣些寄回去，也是帮助家人和家乡的一种方式，无可指责。可是我是我，我永远和那些跟我一样想读书的孩子有缘。
就这样，我回到了桃木疙瘩村小学，在这个“希望工程”的发源地当了校长。当时学校只有几张桌子，一个书柜，学生只剩了5个，还是勉强维持。惟一的同事就是当过我班主任的张智老师，他为人正直，苦于没有办法。学校虽小，难处去不少。我就到失学孩童家去找学生，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这时，“希望工程”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学校买了新教具，盖起了新校舍。
慢慢地，学生多起来了，增加到18个。学生是附近村里来的，往得挺远，吃住都在学校，两周才回家一趟。我们当老师的又像爹又像娘，从功课到生活，样样得操心。石家庄一家拖拉机厂赠送给我们一辆三轮货车，隔一阵子，我就开着它下山拉粮食和蔬菜。坡地上的碎石坑坑洼洼，简易的便道曲里拐弯七上八下，别说开车，坐车也颠得吃不消，更何况常常贴着陡崩溃的岩壁，一不留神就会滑进山谷去，没点胆量还真不行!
亏了张智老师相助，他把家也搬到了山上，爱人在学校为学生做饭，孩子上四年级。山上条件差，家也不像个家，可他认了。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如今甘当我的“部属”，只图学校能撑起来。
四、山上收获的爱情
冬日的一天，有个山下的农民上山来，说镇上来了个外地姑娘，叫王亚平，想到学校看看，要我去接她。王亚平?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信，说她听了我的事迹很感动，要求来学校教书，给贫困山区做些贡献。没想到，我没来得及回信，她就自己跑来了。我开着三轮货车下山，找到了王亚平。她给我的第一眼印象蛮漂亮的，穿着加克衫和牛仔裤，显得青春朝气。她很聪明，估计上山的道不好走，就找了个当地人，给他30块钱，请他上山报信，让我来接。我觉得她不一样。果然，我问她来干啥，她直率地说：“现在假冒的事多啦，我来看看，如果你们那里真像人家说的那么穷，我就留下来。如果不是的，我马上就走。”
上山来，已经天黑了。王亚平跟学生一块吃馒头和白菜烧肉，她说很香。我说，你是饿了吧。她到宿舍看孩子，询问孩子的家庭状况。当晚，我让她跟张老师爱人睡一屋，我跟张老师打通铺。她和张老师爱人谈到半夜，把我和我们学校摸了个八九不离十。次日，她对我说：“看得出，你是个实在人。”她的眼睛里，似乎有种热热的东西在跳，我脸都红了。
王亚平家在雄县，出门一马平川，离我们桃木疙瘩村有500多里路。她借口去姥姥家，才坐车到我们山区来的。问她在家做什么事，她告诉我，父母资助她开了个服装店，日子还不错。可是她偏偏要来山区吃苦，主动提出为“希望工程”做点事，确实给我很大的好感。因为接到过很多女性的求爱信，都是冲着我是“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慕名写来的，总是有些理想化成分，像王亚平这样说来就来，到实地考察，还不曾有过。
隔了一天，我要去四里路外的南石塘，到两个失学的女孩子家去，一听我去家访，王亚平也要同行。那天风很大，冷飕飕地吹在脸上生疼。我说，你行吗?她说，我怎么不行?我们顶着风上路，山上一片呜呜的风声，流过泉水的路面结了层冰，一步一滑，我走得费劲，她一步不落，有时走得比我还快。我暗暗地佩服她，一个姑娘家，还挺能吃苦呢。
那天，我在两个失学女孩家劝说家长，告诉他们，山外面女人参加工作的很多，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是人，不能没文化。因为“希望工程”的资助，孩子上学可以免费，家长被说服了。王亚平看我几乎磨破了嘴皮，笑说，你还真有韧劲。我说，你不了解山里人，太落后了。
王亚平在桃木疙瘩村小学呆了四天。她说，她愿意留下来教书，为“希望工程”当一名志愿者。我不能能不为她着想，怕她一时冲动，到时候后悔，就告诉她，桃木疙瘩村这地方严重缺水，一年四季刮不完的风，水果和蔬菜都难种活，生活也不方便，平常好长时间洗不了澡，你得考虑好了。她说，我不介意。
我当然高兴，但事关重大，马虎不得。我说：“你还是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吧，如果来，我当然欢迎，生活费我来付，反正我一人，按‘希望工程’的资助规定，我有300元的工资，够你的了。如果你不能来，我也不怪你，这里太苦了。”
我送王亚平下山，她跟我约定三天后回来。她一走我六神无主，也许她再也不会来了， 何必吃份苦呢，也许她会来的，那就是她与其他女子不同之处。过了三天，她说话算话，真的带着简单行装上山来了。我说，家里同意吗?她说，我决定的事，父母是挡不住的。我说，那你的店呢?她说，转给别人了，钱够用就行，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桃木疙瘩村小学有了三个教师：我张智和王亚平。她是志愿者，没工资可拿，但她很敬业，也很开心。有她在，我感到生活特别美好。除了上课，管孩子，我们在一起谈理想，谈生活，也许是年龄相近的缘故，话题也无所顾忌。一天，她问我，你现在这样，今后有什么打算，比方个人的婚姻问题?我说，我从上海回到山区，基本上对个人的事考虑很少。她说，那你不成家啦?我说当然要成家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过，在这个地方成家很不容易。在当地也能找到，但是娶不起彩礼就要好几万块钱。
过了一阵子，我们俩又谈到婚姻的事。我如实地说：“对我来说，结婚很涉茫。当地的娶不起，外地的不忍心让她跟着吃苦。”她说：“只要人好，吃点苦都无所谓。”还说：“那些彩礼之类的，都是外在因素。”我一听，有意思，她是在向我表白了，心里甜滋滋的。因为朝夕相处，我对她也产生了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知道，我们彼此相爱了。
五、“希望”与人生相伴
王亚平对我说，女儿有了对象不能告诉父母，写信怕写不清，还是一起去见见老人吧。我答应了。放寒假的时候，我跟她来到500里外的雄县。她担心父母亲一下子接受不了，让我先在旅馆住下。她回家跟父母说了教书的事，还说感觉张胜利这人不错，就交了朋友。她父母开始不乐意。她家里离县城不到1公里，家里一溜大瓦房，日子相当好，嫁到穷山区去，这是何苦呢?
她妈数落她：“这么大的事，也不跟父母商量一下!”她说：“这不商量嘛!我也不敢把人领回来啊。”她妈听出弦外之音：“怎么，人已经在县里啦?”
她如实禀告说：“他在旅社等消息呢。”她爸说，那个人到底怎么样?她说，挺好的，靠得住。她爸说，你要是愿意呢，吃苦受累是你的事。她妈说，那你去把他领过来吧。其实，她父母亲是很好的人，都希望孩子幸福，有个好的着落。
她跑来领我回家。当时我身上的衣服很旧了，她陪我去商店买新的。白色休闲装，黑西裤，黑皮鞋。她懂服装，把我上下打扮得蛮潇洒。当然，我见到她父母也说得很实在，没有花言巧语，表示要爱亚平一辈子。老人看到我，觉得人很可靠，把女儿交给我是放心的。
她家请了新亲戚来，办了桌订婚宴，我们的事就算定了。我们在雄县住了两天，就回桃木疙瘩了。那次没照订婚照，后来也没有照结婚照。我们利用星期天，到县城买了一张床，一个圆桌，一套烧饭的炊具。自然还是坐我开的三轮车，她相信我的技术。说也玄，在此之前，我开三轮车已翻过三次，受过伤，没酿成大锅。
1999年春节，我和王亚平结婚了。我没有花过一分钱的彩礼，也没有盖新房或者买新家具，只是购买了些日用品。在山上办的婚事，倒也热热闹闹。王亚平的父母和弟弟来了，桃木瘩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对我来说够风光的，要不是“希望工程”，怎么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结了婚，她在学校帮我教课，也照顾我的生活。以前我有胃病，吃饭不按时，她烧软饭给我吃，我吃饭也有了规律，胃病好久不犯了。她爱干净，屋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她还帮学洗衣物，对学生非常耐心，孩子都喜欢她。我们俩全部收只有“希望工程”发给我的每月300元，可她无怨无悔，钱少我们就省着花，还资助了两个家庭困难的学生。
后来，她怀孕了，到了六七个月，她行动不方便了，我把她送回雄县老家，让她母亲照顾她。我在她家待了一夜，就待不住了。她知道我牵挂学校和孩子，也同意我赶回。我心挂两头，一头是山上的孩子，一头是待产的妻子，但我没有分身术，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桃木疙瘩小学。这一年，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在全乡各学校的评比中，综合评估第三位，考度成绩第五名，这在附近自然村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原先难题解决了，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在桃木疙瘩小学就读的孩子已经念到四年级，可是再读上去又难了。“希望工程”捐助的钱仅能勉强维持孩我想，最好再争取些社会资助，把桃木疙瘩村的五六年级办起来。
正巧，江苏有线电视台跟我联系，他们的《情感超市》板块节目请我与广大观众见面，说说的我的心愿。我欣然前往。通过节目，我见到了从天津清来的“希望工程”捐赠第一人周桐，他当年用自己买玩具有零花钱捐给了青少年基金会，成为“希望工程”第一笔善款。我和他，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紧紧握手。就是这些好心人，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还见到了我母校的龚佩佩副校长，她是从上海专程来南京看我的。我回到桃木疙瘩小学，她仍像亲人一样牵挂我。我忘不在学校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我忘不了加到家乡，她还想着我有胃病，时常给我寄药。我们的通信没有断过。我把苦涩和甘甜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她，她给了我很多的指教和鼓励。
在电视屏幕上，我汇报了我的回乡教学过程。而且我实话实说了学校现存的困难和我的想法，我希望18名学生顺利读完五六年级，每人需学杂费和生活资助费500元。我想还把方圆30公里以内的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集中过来，这就需要8间校舍，2万元修缮费。
节目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打来“热线电话”的，上门咨询的，络绎不绝。“希望工程”的精神在延续，以捐助人和受助人“一对一”的形式，18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全部落实了。社会各界伸出爱之手，累计捐助的资金足以保证学校的基础建设。我再次深深这浓浓的真情打动了……
春天又来了。在这个新世纪的春天，满山草绿了，花红了，风也暖和了。我想跟我的女儿希望说，曾经最不幸的我，为什么如此幸运?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给予的宝贵感情的哺育，这是人间酝酿的最美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