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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恋》是著名军旅作家白桦1979年9月发表在《十月》第3期上的电影剧本。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1981年初。《太阳和人》在内部放映后，许多老干部写信给中央，批评它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祖国。反对公开放映。接着，围绕着《苦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苦恋》的批评。也成为当时思想领域的一个焦点事件。
邓小平对《苦恋》提出尖锐批评
“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股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同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斗争。
邓小平看过《太阳和人》后，十分生气，提出尖锐批评。1981年3月27日上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由于白桦是武汉军区的作家，《解放军报》率先发表批评《苦恋》的文章。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一）》后，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5月12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二）》后，又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时，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谈话还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特别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
邓小平同时也指出：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胡耀邦严厉批评《苦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选举了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在会上，习仲勋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1年8月3日至8日，由中宣部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邓小平的讲话。会议第一天，胡耀邦发表讲话。
他首先指出：“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在谈到《苦恋》时，他说：“这次批评白桦同志，也有不少人对他表示支持，还在给他写信。要分析分析，是些什么人写信？要学学鲁迅。一个托派在一九三六年给鲁迅写信，说你如何如何好、英明。鲁迅一看，是这样的人来捧我，就回了一封信，骂了他一通。如果一个反革命分子写信捧我，我洋洋得意，那岂不是把自己同敌人等同起来了？敌人向我鼓掌，我还自鸣得意，我把自己摆到哪里去了？向受了正确批评的人表示同情，确有糊涂人，确有情绪不对头的人，也确有极少数反革命。给白桦同志写信的人决不都是坏人，其中有很多是认识不清的人，但是必须提醒白桦同志要痛下决心，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既不要计较批评文章是否十全十美，感觉自己受了‘委屈’，更不要因为收到不少支持的信而感觉安慰，认为这才是‘春天的厚爱’（指白桦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决不能这样想！真正的春天的厚爱正是一时使自己感觉痛苦的严厉批评，而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得来的‘同情’。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否则我们会上当。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清醒地认识这种现象。犯了错误受到批评的同志，为什么有一些人支持？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都要清醒。”
胡耀邦强调：“要把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四月间就已经进行了。《解放军报》的批评，小平同志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但是全国文联、作协、影协这些直接有关的组织至今还没有开始。这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当前思想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很大，敌视我们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怎么办，必须迅速认真解决。小平同志谈话中最后还说：‘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坚决执行这个决定，是文艺战线和整个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为什么再要补一课，从思想上讲清楚。我们为什么对批评《苦恋》问题还要补一课呢？这是因为，第一，《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的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第二，国内外有些人大肆歪曲批评《苦恋》的真相，散布了大量的煽动性的、挑拨性的言论。我们现在好好收一个场，也是好好开一个场，否则以后我们批评就阻力重重。我刚才说了，我们审判一个出卖情报的反革命分子，国内外就发出了挑拨性的东西。这一次批评《苦恋》，刚刚一登文章，香港有的不怀好意的报纸就引用辛弃疾的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作为大标题。我们四月才开始批评的嘛，恰恰是春天，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家还能经受几番风雨，刚刚搞了百花齐放，说春天来到了，可这个春天又归去了。然后就散布了大量的东西，一直延续到六七月份。散布了这么多挑拨性的东西，我们不把它澄清一下，那么我们的思想工作怎么个做法？我们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讲清楚，我们今后怎么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呢？首先就是软弱无能，我们也锻炼不出来。所以，必须补这么一课。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當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的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现在我想还得这样做。然后按小平同志的主张，由《文艺报》写文章，文章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请我们的文艺评论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写文章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五篇文章只用了个把月。我们现在搞了半年了，连一个批评稿子都写不出，哪里有这么难啊？这篇批评文章搞好了，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反革命的气焰是个打击，对糊涂人是个帮助，对白桦同志本人也是个帮助。白桦同志接到很多信，他认为他有群众，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为什么不分析一下现在，除了《文艺报》写文章，其他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当然也可以见义勇为，但是为了避免造成围攻，还是适可而止的好。要批评的问题多得很嘛，不要集中在一个人、一部作品上面。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 胡乔木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胡乔木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除了一如既往地负责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外，还负责宣传工作。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即1981年6月以前，由于忙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苦恋》引发的争论虽有过问，但顾及不多。邓小平7月17日谈话传达后，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认为意义重大，决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胡乔木就召开会议致信邓小平请示。邓小平批示同意。这就是1981年8月3日至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会议最后一天，胡乔木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是胡乔木和胡耀邦、习仲勋商量过的。胡乔木的这次讲话的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讲话中对邓小平的七月谈话和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第一天的讲话作了阐述和发挥。他指出，很多同志和很多组织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斗争不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必须纠正。
1981年9月10日，胡乔木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正式送中央审阅。胡耀邦9月12日批：“即转仲勋、任重同志。小平同志处，我们三人看后再送。”习仲勋9月17日批：“这个讲话虽然长了点，但讲了很多问题，特别以历史决议为纲，联系小平同志多次讲话，阐述得很透彻。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讲话，发下去，会澄清很多糊涂观念。”王任重9月21日批：“同意快发。”9月27日，胡乔木将最后定稿的讲话稿送邓小平审阅。
10月4日，胡乔木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1）39号]下发中央党政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和耀邦同志的谈话，学习胡乔木同志的谈话。”
根据邓小平指示和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精神，《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唐因和唐达成作为《文艺报》的负责人，都看过《太阳和人》，当时只是感到“艺术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计站不住”，并没有关注其政治倾向。在学习邓小平的指示后，他们两位合作撰写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在征求了中宣部领导、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还有老作家韦君宜、秦兆阳、葛洛等人的意见后，反复修改了七八遍才发表。11月25日，《苦恋》作者白桦写了致《解放军报》《文藝报》编辑部《关于（苦恋）的通信》，谈了他对《苦恋》的批评由抵触到心悦诚服的思想转变和对于批评的由衷感激之情。
12月27日，胡耀邦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批评了那种“忽视以至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以至于“归结为整个党和国家不好，整个革命队伍不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的“政治情绪不健康”。他还说：“为什么要批评白桦同志？就是因为他那个《苦恋》在政治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对人民思想是有害的。经过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很好。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要继续写作。白桦同志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我们希望白桦同志还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对《苦恋》的批评，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受到抑制。1983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在和薄一波的谈话时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3月14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2016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发行。该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一节中写道：“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3月，邓小平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讲十年到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
邓小平对《苦恋》提出尖锐批评
“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股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同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斗争。
邓小平看过《太阳和人》后，十分生气，提出尖锐批评。1981年3月27日上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由于白桦是武汉军区的作家，《解放军报》率先发表批评《苦恋》的文章。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一）》后，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5月12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二）》后，又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时，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谈话还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特别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
邓小平同时也指出：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胡耀邦严厉批评《苦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选举了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在会上，习仲勋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1年8月3日至8日，由中宣部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邓小平的讲话。会议第一天，胡耀邦发表讲话。
他首先指出：“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在谈到《苦恋》时，他说：“这次批评白桦同志，也有不少人对他表示支持，还在给他写信。要分析分析，是些什么人写信？要学学鲁迅。一个托派在一九三六年给鲁迅写信，说你如何如何好、英明。鲁迅一看，是这样的人来捧我，就回了一封信，骂了他一通。如果一个反革命分子写信捧我，我洋洋得意，那岂不是把自己同敌人等同起来了？敌人向我鼓掌，我还自鸣得意，我把自己摆到哪里去了？向受了正确批评的人表示同情，确有糊涂人，确有情绪不对头的人，也确有极少数反革命。给白桦同志写信的人决不都是坏人，其中有很多是认识不清的人，但是必须提醒白桦同志要痛下决心，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既不要计较批评文章是否十全十美，感觉自己受了‘委屈’，更不要因为收到不少支持的信而感觉安慰，认为这才是‘春天的厚爱’（指白桦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决不能这样想！真正的春天的厚爱正是一时使自己感觉痛苦的严厉批评，而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得来的‘同情’。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否则我们会上当。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清醒地认识这种现象。犯了错误受到批评的同志，为什么有一些人支持？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都要清醒。”
胡耀邦强调：“要把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四月间就已经进行了。《解放军报》的批评，小平同志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但是全国文联、作协、影协这些直接有关的组织至今还没有开始。这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当前思想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很大，敌视我们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怎么办，必须迅速认真解决。小平同志谈话中最后还说：‘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坚决执行这个决定，是文艺战线和整个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为什么再要补一课，从思想上讲清楚。我们为什么对批评《苦恋》问题还要补一课呢？这是因为，第一，《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的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第二，国内外有些人大肆歪曲批评《苦恋》的真相，散布了大量的煽动性的、挑拨性的言论。我们现在好好收一个场，也是好好开一个场，否则以后我们批评就阻力重重。我刚才说了，我们审判一个出卖情报的反革命分子，国内外就发出了挑拨性的东西。这一次批评《苦恋》，刚刚一登文章，香港有的不怀好意的报纸就引用辛弃疾的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作为大标题。我们四月才开始批评的嘛，恰恰是春天，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家还能经受几番风雨，刚刚搞了百花齐放，说春天来到了，可这个春天又归去了。然后就散布了大量的东西，一直延续到六七月份。散布了这么多挑拨性的东西，我们不把它澄清一下，那么我们的思想工作怎么个做法？我们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讲清楚，我们今后怎么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呢？首先就是软弱无能，我们也锻炼不出来。所以，必须补这么一课。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當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的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现在我想还得这样做。然后按小平同志的主张，由《文艺报》写文章，文章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请我们的文艺评论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写文章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五篇文章只用了个把月。我们现在搞了半年了，连一个批评稿子都写不出，哪里有这么难啊？这篇批评文章搞好了，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反革命的气焰是个打击，对糊涂人是个帮助，对白桦同志本人也是个帮助。白桦同志接到很多信，他认为他有群众，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为什么不分析一下现在，除了《文艺报》写文章，其他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当然也可以见义勇为，但是为了避免造成围攻，还是适可而止的好。要批评的问题多得很嘛，不要集中在一个人、一部作品上面。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 胡乔木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胡乔木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除了一如既往地负责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外，还负责宣传工作。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即1981年6月以前，由于忙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苦恋》引发的争论虽有过问，但顾及不多。邓小平7月17日谈话传达后，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认为意义重大，决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胡乔木就召开会议致信邓小平请示。邓小平批示同意。这就是1981年8月3日至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会议最后一天，胡乔木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是胡乔木和胡耀邦、习仲勋商量过的。胡乔木的这次讲话的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讲话中对邓小平的七月谈话和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第一天的讲话作了阐述和发挥。他指出，很多同志和很多组织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斗争不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必须纠正。
1981年9月10日，胡乔木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正式送中央审阅。胡耀邦9月12日批：“即转仲勋、任重同志。小平同志处，我们三人看后再送。”习仲勋9月17日批：“这个讲话虽然长了点，但讲了很多问题，特别以历史决议为纲，联系小平同志多次讲话，阐述得很透彻。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讲话，发下去，会澄清很多糊涂观念。”王任重9月21日批：“同意快发。”9月27日，胡乔木将最后定稿的讲话稿送邓小平审阅。
10月4日，胡乔木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1）39号]下发中央党政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和耀邦同志的谈话，学习胡乔木同志的谈话。”
根据邓小平指示和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精神，《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唐因和唐达成作为《文艺报》的负责人，都看过《太阳和人》，当时只是感到“艺术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计站不住”，并没有关注其政治倾向。在学习邓小平的指示后，他们两位合作撰写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在征求了中宣部领导、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还有老作家韦君宜、秦兆阳、葛洛等人的意见后，反复修改了七八遍才发表。11月25日，《苦恋》作者白桦写了致《解放军报》《文藝报》编辑部《关于（苦恋）的通信》，谈了他对《苦恋》的批评由抵触到心悦诚服的思想转变和对于批评的由衷感激之情。
12月27日，胡耀邦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批评了那种“忽视以至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以至于“归结为整个党和国家不好，整个革命队伍不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的“政治情绪不健康”。他还说：“为什么要批评白桦同志？就是因为他那个《苦恋》在政治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对人民思想是有害的。经过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很好。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要继续写作。白桦同志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我们希望白桦同志还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对《苦恋》的批评，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受到抑制。1983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在和薄一波的谈话时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3月14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2016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发行。该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一节中写道：“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3月，邓小平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讲十年到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