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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分别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出发，历时两年，纵横湘鄂川黔滇等15个省，长驱6.5万里，最终到达陕甘地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此期间，在遥远的北方城市——天津，党组织领导社会各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直接或间接地在行动上给予红军长征有力支持。回首那段岁月，天津街头此起彼伏的爱国口号声、《大公报》接连刊登的一篇篇长征报道、晋陕大地上响起的阵阵枪声……都在向世人述说着天津与长征的故事。
天津党组织宣传红军北上抗日
1934年9月29日，刊登在《红色中华》第239期上的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间接发出了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公开信号。10月，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拉开帷幕。
此时的天津，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统治之下。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惜使用各种手段，费尽心机封锁红军的消息。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抓住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紧紧依靠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了红军北上的宣传活动，使天津广大进步学生、工人和各阶层群众很快了解到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领导天津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初期，天津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为宣传红军北上抗日，中共天津市委出版《天津卫》和《穷人生活》两本刊物，印发并张贴“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传单，在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红军长征期间，天津党组织领导创办的《天津妇女》《华北烽火》和《民众抗日救国报》等刊物相继刊登红军长征报道，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第四十四期发布了红军长征捷报，极大地鼓舞了天津人民的抗日热情。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国内公开刊物宣传抗日，《八一宣言》通过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通讯》传入国内。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甘肃后，党在天津的“特科”组织负责人南汉宸立即在党员中传达了这一消息和《八一宣言》精神，研究制定了贯彻《八一宣言》的方针和措施，从而为天津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与此同时，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在天津大中学校广大爱国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时期，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秘密传看《八一宣言》。天津法商学院教师、共产党员阮慕韩和中山中学训育员周梦熊，到学生中间讲解宣言精神，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阮慕韩还向学生宣讲方志敏、寻淮洲、粟裕在长征期间的英雄事迹。南开大学党支部还组织学生秘密传阅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在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一些青年学生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到陕北参加红军的请求。
红军长征激励天津抗日救亡运动
通过广泛宣传，红军长征壮举深入人心，极大地鼓舞了天津人民的抗日斗志。红军长征期间，在红军北上抗日和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天津党组织领导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1934年12月8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天津分会”正式建立。这是我党直接领导的一个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在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表示坚决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同时发出“北方新苏区的建立与红军北上抗日的战斗相呼应”的新口号。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拥护红军北上收回失地，工、农、学、商自动武装起来，同红军共同对日作战。当大会通过致北上抗日红军的贺电时，全场掌声雷动。
天津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在红军长征英勇事迹的感召下，纷纷加入抗日救亡队伍，以生动的文学作品宣传红军长征的英勇壮举。目前发现的天津第一篇描写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是著名作家吴组缃于1935年1月10日在《野烟三周报》上发表的散文《一个最最好的感想》。吴组缃在文中描述，他回家乡皖南看到，红军大都是十二、三岁到十九、二十岁之间的少年，并非国民党宣传的“一把毛草胡子，像戏台上二花脸那样的人”。“他们的纪律很严，秩序很好。精神尤其可佩：不怕死，不想家”。吴组缃还将贪图享乐的青年人与红军战士作比较，认为，从红军战士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由此表达“这是我近来感想中最最好的一个”。吴组缃的这篇文章發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6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在致全国学生的信中，深入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号召爱国学生联系群众，继续扩大抗日宣传。按照这一方针，天津爱国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农村“义教”活动，利用暑期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革命力量。他们以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勉励，在困难中锻炼革命意志。经过艰苦磨练，不少学生加入了党组织。同时，青年学生对红军英雄事迹的宣传，使广大贫苦农民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天津《大公报》与红军长征
1935年9月起，天津《大公报》接连数月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的情况，备受全国读者的关注。这一篇篇报道均出自年轻记者范长江之手。26岁的范长江成为全国公开报道长征的第一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深重。为了研究正在进行的红军长征对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1935年7月，范长江不顾旅途艰险，赴川西前线采访红军。他从成都出发，追寻红军长征路线，经松潘，越岷山，过岷县，抵达兰州。9月13日，他根据沿途采访写成的第一篇报道在《大公报》上发表。这篇报道第一次真实地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红军长征行迹，不仅揭露了蒋介石军事“围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详尽叙述了红军在川西北的情况，分析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动向，从而揭穿了“国民党即将消灭红军”的谎言。随后，范长江撰写反映红军长征内容的长篇通讯《成兰纪行》，在《大公报》上连载。 9月下旬，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范长江迅速赶往红二十五军经过地平凉一带采访，并写成纪实报道，记述和分析徐海东部由陇东进入陕北后的状况及对陕北局势的影响。10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岷山封锁线，经陇南出陇东，向陕北疾进。范长江又马不停蹄，奔波于陕西中部和陇东庆阳、环县一带搜集红军资料，写成《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松潘战争之前后》等多篇通讯，于11月6日起在《大公报》上发表。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中，范长江客观报道了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会合以及红军对蒋介石追兵猛烈反击的情况，并评论道：“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1936年8月，《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通讯集结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此书空前热销，几个月内连印七版。
此外，《大公报》对确定红军长征落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于1935年9月18日至20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红军缴获收集了多种报纸。其中，1935年7月23日的《大公报》刊登了陕北红军和游击队的情况。从报道内容看，陕北红军和游击队依然存在，并有相当的实力。这对于历经千难万险的红军来说，无疑是天大喜讯。毛泽东当即找来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是来自陕北唯一参加了长征全程的干部，他把陕北革命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
天津与北方红军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中共顺直省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重建后的北方局利用天津租界内便于从事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成立总行动委员会，指导顺直、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九省工作。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陕西等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1930年冬至1931年春，中共山西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别抽调多名骨干分子从事筹备与组建红色武装的工作。
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1931年5月，山西省第一支由党领导指挥的工农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晋西游击队灵活作战，连打胜仗，很快发展到100多人。1931年夏，反动军阀集结重兵围剿晋西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晋西游击队顽强抵抗，突出重围，于9月西渡黄河，转入陕北继续开展斗争。10月，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
继晋西游击队成立后，1931年夏在晉东平定县又一支工农红军队伍成立。1931年7月4日，在党的领导下，平定起义爆发。7月5日，由1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集结整编，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是中国北方地区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有正式番号编制的红军武装力量。红二十四军的成立，引起敌人恐慌，遭到重兵围剿。由于敌强我弱，部队损失严重。余部西渡黄河，退至陕北坚持斗争，并辗转至延安北部与刘志丹部会合。
1931年底，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后与红二十七军相继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初步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牵制国民党10多万军队，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
天津党组织宣传红军北上抗日
1934年9月29日，刊登在《红色中华》第239期上的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间接发出了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公开信号。10月，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拉开帷幕。
此时的天津，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统治之下。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惜使用各种手段，费尽心机封锁红军的消息。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抓住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紧紧依靠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了红军北上的宣传活动，使天津广大进步学生、工人和各阶层群众很快了解到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领导天津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初期，天津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为宣传红军北上抗日，中共天津市委出版《天津卫》和《穷人生活》两本刊物，印发并张贴“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传单，在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红军长征期间，天津党组织领导创办的《天津妇女》《华北烽火》和《民众抗日救国报》等刊物相继刊登红军长征报道，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第四十四期发布了红军长征捷报，极大地鼓舞了天津人民的抗日热情。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国内公开刊物宣传抗日，《八一宣言》通过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通讯》传入国内。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甘肃后，党在天津的“特科”组织负责人南汉宸立即在党员中传达了这一消息和《八一宣言》精神，研究制定了贯彻《八一宣言》的方针和措施，从而为天津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与此同时，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在天津大中学校广大爱国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时期，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秘密传看《八一宣言》。天津法商学院教师、共产党员阮慕韩和中山中学训育员周梦熊，到学生中间讲解宣言精神，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阮慕韩还向学生宣讲方志敏、寻淮洲、粟裕在长征期间的英雄事迹。南开大学党支部还组织学生秘密传阅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在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一些青年学生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到陕北参加红军的请求。
红军长征激励天津抗日救亡运动
通过广泛宣传，红军长征壮举深入人心，极大地鼓舞了天津人民的抗日斗志。红军长征期间，在红军北上抗日和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天津党组织领导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1934年12月8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天津分会”正式建立。这是我党直接领导的一个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在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表示坚决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同时发出“北方新苏区的建立与红军北上抗日的战斗相呼应”的新口号。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拥护红军北上收回失地，工、农、学、商自动武装起来，同红军共同对日作战。当大会通过致北上抗日红军的贺电时，全场掌声雷动。
天津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在红军长征英勇事迹的感召下，纷纷加入抗日救亡队伍，以生动的文学作品宣传红军长征的英勇壮举。目前发现的天津第一篇描写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是著名作家吴组缃于1935年1月10日在《野烟三周报》上发表的散文《一个最最好的感想》。吴组缃在文中描述，他回家乡皖南看到，红军大都是十二、三岁到十九、二十岁之间的少年，并非国民党宣传的“一把毛草胡子，像戏台上二花脸那样的人”。“他们的纪律很严，秩序很好。精神尤其可佩：不怕死，不想家”。吴组缃还将贪图享乐的青年人与红军战士作比较，认为，从红军战士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由此表达“这是我近来感想中最最好的一个”。吴组缃的这篇文章發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6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在致全国学生的信中，深入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号召爱国学生联系群众，继续扩大抗日宣传。按照这一方针，天津爱国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农村“义教”活动，利用暑期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革命力量。他们以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勉励，在困难中锻炼革命意志。经过艰苦磨练，不少学生加入了党组织。同时，青年学生对红军英雄事迹的宣传，使广大贫苦农民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天津《大公报》与红军长征
1935年9月起，天津《大公报》接连数月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的情况，备受全国读者的关注。这一篇篇报道均出自年轻记者范长江之手。26岁的范长江成为全国公开报道长征的第一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深重。为了研究正在进行的红军长征对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1935年7月，范长江不顾旅途艰险，赴川西前线采访红军。他从成都出发，追寻红军长征路线，经松潘，越岷山，过岷县，抵达兰州。9月13日，他根据沿途采访写成的第一篇报道在《大公报》上发表。这篇报道第一次真实地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红军长征行迹，不仅揭露了蒋介石军事“围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详尽叙述了红军在川西北的情况，分析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动向，从而揭穿了“国民党即将消灭红军”的谎言。随后，范长江撰写反映红军长征内容的长篇通讯《成兰纪行》，在《大公报》上连载。 9月下旬，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范长江迅速赶往红二十五军经过地平凉一带采访，并写成纪实报道，记述和分析徐海东部由陇东进入陕北后的状况及对陕北局势的影响。10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岷山封锁线，经陇南出陇东，向陕北疾进。范长江又马不停蹄，奔波于陕西中部和陇东庆阳、环县一带搜集红军资料，写成《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松潘战争之前后》等多篇通讯，于11月6日起在《大公报》上发表。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中，范长江客观报道了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会合以及红军对蒋介石追兵猛烈反击的情况，并评论道：“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1936年8月，《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通讯集结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此书空前热销，几个月内连印七版。
此外，《大公报》对确定红军长征落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于1935年9月18日至20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红军缴获收集了多种报纸。其中，1935年7月23日的《大公报》刊登了陕北红军和游击队的情况。从报道内容看，陕北红军和游击队依然存在，并有相当的实力。这对于历经千难万险的红军来说，无疑是天大喜讯。毛泽东当即找来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是来自陕北唯一参加了长征全程的干部，他把陕北革命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
天津与北方红军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中共顺直省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重建后的北方局利用天津租界内便于从事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成立总行动委员会，指导顺直、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九省工作。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陕西等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1930年冬至1931年春，中共山西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别抽调多名骨干分子从事筹备与组建红色武装的工作。
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1931年5月，山西省第一支由党领导指挥的工农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晋西游击队灵活作战，连打胜仗，很快发展到100多人。1931年夏，反动军阀集结重兵围剿晋西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晋西游击队顽强抵抗，突出重围，于9月西渡黄河，转入陕北继续开展斗争。10月，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
继晋西游击队成立后，1931年夏在晉东平定县又一支工农红军队伍成立。1931年7月4日，在党的领导下，平定起义爆发。7月5日，由1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集结整编，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是中国北方地区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有正式番号编制的红军武装力量。红二十四军的成立，引起敌人恐慌，遭到重兵围剿。由于敌强我弱，部队损失严重。余部西渡黄河，退至陕北坚持斗争，并辗转至延安北部与刘志丹部会合。
1931年底，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后与红二十七军相继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初步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牵制国民党10多万军队，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