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祸起科龙收购
这个故事开始于2001年我对科龙的收购。
这一年7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通过投资银行主动找到我们，洽谈科龙收购事宜。
之前的一年，科龙已亏损8个亿。但谈判的时候，科龙刚做完半年报，有1000万的利润，他们要价5.6个亿，而且非常牛逼哄哄地。我心想，既然没有诚意就算了。
没想到，到了9月底，毕马威做的季报，预计科龙2001年的亏损可能要达到8个亿，顺德区政府着急了。他们给科龙担保了18个亿的贷款，如果连续两年巨亏，18个亿的债务肯定要政府承担了。他们于是又来找我，从5.6亿降到3.5亿。对顺德区政府来讲，不是少了两个亿的问题，如果不逃出来，就是18个亿的问题。他们每天来找，想把所有的问题都赶紧解决。
当时我也犹豫，万一当年亏损10个亿怎么办？顺德区政府非常客气地说，科龙原来每年一直缴税1.7个亿，你今后每年交1.5亿就够了。基本的审计报告也表明，科龙确实有35亿的销售额，而且是在增长的。这是我看中科龙的原因。我在中国看过160多家公司，最后买到手的只有4家，这说明我们买公司是很慎重的，对科龙也一样。
最后就以3.5亿价格成交了。2002年1月，我正式接手科龙。但那时候的舆论是，没有人会认为我能把科龙搞好。他们认为，这个公司已经是大企业病了，你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搞好中国的企业？确实，当时这个公司谁也不敢要，连美的都不敢要。
当然，我也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买卖，我的任何一笔买卖都是赚钱的，包括科龙，我买的时候是3.5亿，出事以后卖出是9个亿。
从一开始我就明白，能不能搞好科龙，在于我有没有能力把它的成本降下来，有没有能力把它的销售额搞上去。如果销售额上不去，就无力回天了，等于我收购的项目打水漂了。当时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说，如果你们跟了我去科龙，那就不会有节假日，也不会有个人的时间，这个公司如果不从危险境地走出，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做得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业务的成本降了48%，空调降了35%，当年就实现了盈利。第一年做了67个亿的销售额，第二年是80多个亿，第三年是128个亿。而我接手之前，它只有35个亿的销售额。
上缴政府的税收也从1.7个亿一路增至5.6个亿，很多人质疑我说，科龙不可能做到上缴5.6个亿的税收。但一个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因为虚荣而去多缴税，民营企业不漏税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为了吹牛去多缴税这种可能性绝对没有的。
我认为，要让一个企业盈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我喜欢用高素质的人，接手科龙以后，我招了870个MBA研究生。这些人有很强大的执行力，智商很高，能很快反馈回来市场的走向，当年就有很好的效益。
等我把这家公司变成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的时候，郎咸平出来说，国有资产被贱卖了。真是气得我心里在滴血。当时你谁也不看好，认为我是个傻瓜，等我弄好了，就变成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入狱前的较量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把科龙搞好了，他们要抓我，抓我不是买我的公司，而是要抢我的公司，一分钱都不想出。
2005年2月，时任顺德区委书记的陈云贤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知不知道证监会要来调查科龙。我说，我不知道，例行巡检已经查过了，一些小问题需要整改，都已经解决了，也不怕查。他说，要查你就一定有问题。
没想到，他说的后来竟真的都应验发生了。
当月，科龙的高管突然被限制出境，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被限制以及为什么被限制。
当年5月，科龙被立案调查。那个时候正好是科龙的销售旺季，如果这个时候公告，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我，那科龙就完蛋了。
当时科龙的老员工告诉我说，科龙有什么困难，你要去找欧广源。欧广源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他跟我是没有交情的，如果不是科龙出事，我都不会认识他。但他与科龙有很深的渊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的那句“发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在科龙说的，当时欧广源是佛山市委副书记，一路陪同。某种程度上，科龙被视为是顺德的政治招牌，科龙人认为，欧广源是不会让科龙倒的。
后来我找欧广源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热爱科龙。他马上给当时的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打电话，打了6个电话，我就在旁边坐着，都听得清清楚楚。第一个电话说，能不能不公告？范福春说，不行；第二个电话说，能不能按例行巡检公告？也不行。
没办法了，欧广源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说，如果一定要公告，能不能说明因什么原因被立案调查。如果公告说明是因为整改报告被立案调查，这应该也是合理合法的。范福春还是不同意。最后欧广源急了，说科龙有3.5万人，如果这些人真的因为公告而失业，这对佛山市政府和顺德区政府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范福春说，这是你们地方政府的事，我们不管。
2005年5月10日，科龙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就出来了。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第二天，200多家供应商到我办公室门口等着要钱，银行也派人来谈。下午，广东省政府召集广东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开联合会议，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允诺，不允许任何一家银行从科龙抽贷款。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同时要求顺德信用社新发3个亿的信用债作为过渡贷款，我们把管理权托管给顺德区政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但那3个亿的过渡贷款一直办不下来，陈云贤不让办，让我去找他。我去找他，结果他说，你要把股权无条件托管给我。但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给他管理权，但股权还应该是我的呀，这不等于是明抢吗？我当然不能同意。后来，我告诉欧广源，地方政府提出要无偿托管股权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没有贷款，科龙先是处于半停产状态，最后就完全停产了。
2005年7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调查以后开了个结案会议。这个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科龙没有刑事责任。很快，广东省政府就跟我和全国工商联联系，让我们去谈股权转让的问题。之前，我已经委托全国工商联，万一有什么问题，由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我的资产。工商联就是我们的娘家，如果没有这个委托，我已经完了，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了。 这里有一个插曲，曾经在6月底，全国工商联为了拯救科龙，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到佛山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当时的广东省某领导还请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广东省领导说，这个人（顾雏军）是个坏人，是个奸商，挪用了科龙55个亿，我们一定要处罚他。工商联的领导说，他不是奸商，而且把科龙做得也很成功，挪用55个亿应该不可能。工商联的领导回北京的当天就让我马上写个报告，将我及科龙的情况完完整整地向上述广东省领导汇报。
这份报告最后通过全国工商联转给了上述广东省领导。我后来想，这份报告应该是起了作用，不然7月15日的会议不可能说我们没有刑事责任。因为如果按照顺德的汇报，应该是很大的刑事责任。
7月22日，我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副主席谢伯阳、全国工商联法律顾问项洪一起到顺德去见陈云贤，谈股权转让问题。到了顺德，陈云贤说，他有重要公务出差了。区长周天民单独跟我谈。在这之前，我已经从广东省知道，顺德的决定是卖给当地的美的集团。我跟他说，我已经跟长虹谈了14个亿，跟海信谈了12个亿，如果你们出12个亿，我就卖给你们。但没谈拢。
陈云贤出差回来后单独见了谢伯阳，大约半小时。谢伯阳跟我说，陈云贤没有谈更多的事，只是说，“如果顾雏军不把科龙零成本给我们，就抓他。”
我当时认为，陈云贤也就是虚张声势罢了。结案会议都说了没有刑事问题，我也因此一直认为我不可能被抓，这也是我没有给我父母留任何生活费的原因。
但7月29日，我真的被抓了。出来以后，很多记者问我，如果当时知道他真的会抓我，会不会无偿把股份给他，我说我仍然不会。这是我的股权，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不是抢钱嘛。事实证明，我最后还是卖了9个亿啊。
民营企业家的风度是有代价的
2006年4月底，在我被捕9个月之后，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科龙集团资产重组的办公会议。
后来，相关人员到看守所向我转达了这次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提出来要对我取保候审，我在科龙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9亿元。当时还有领导特别强调，谁都不许强迫我签字。我当时听了是很激动的。
之前，在南海看守所，我曾签署了科龙股权转让的意向书，进去之前，跟海信谈的是12个亿，坐牢以后海信要求降价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最后意向书上的价格降到了9个亿，与此同时，科龙的管理权托管给海信。
但到了2006年4月，科龙的销售旺季，海信突然提出来降价，降到6.8个亿。9个亿是我的底线，我不能同意。广东省和全国工商联于是研究了一个解决方案，既然科龙欠我的钱，至少3个亿以上（广东省认为欠2.2个亿），那就先由顺德区政府先垫2.2个亿出来还给我，这样就凑成了9个亿。
我为什么一定要9个亿呢？因为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欠款是8.5个亿，需要9个亿才能支付，等于我卖了科龙股权就能把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贷款还上，也就不需要拍卖了。这8.5个亿的银行欠款是最高院的人到看守所跟我一笔一笔核对出来的，最后也是以这个数据上报国务院。
当广东省代表到南海看守所让我签科龙股权的转让协议，我提出来先取保候审，哪怕出来在看守所大门口签字，因为我担心，万一我签了字你不取保，我怎么办？我一直咬定这个态度。后来，全国工商联派了一个副主席来跟我谈，他带来了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的口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已经形成共识给你保外，但保外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拿科龙转让的事来要挟保外，你要表现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风度。这个批评是很重的，我认为也很有道理，就签字了。
后来如大家所知道的，我被关了7年多才出来。很多人说我很聪明，我觉得我真的太傻了，当时我要真不签字，逼迫广东方面让步，也就取保出来了。
我是很冤的
2008年，我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是很冤的。
2001年，第一次跟顺德谈5.6个亿收购的时候，决定要注册一个公司。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如果要5.6个亿成交，最少要注册一个11.2亿的公司，注册12亿的公司是比较安全的。但我跟他们说我不会注册一个12亿的公司，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闲钱放在账上。于是，当地工商局就想了个办法说，这个公司符合高新产业群，可以申请高新产业证书，知识产权可以作价入资，任何比例都没问题。因为我有十几项专利，后来定了9个亿的专利评估，加上3个亿的现金，注册了一家公司。但申请高新产业证书走程序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内，如果要注册成立公司，政府提供担保就行。9月底以后，顺德政府已经很着急要脱手科龙了，于是提供了白纸黑字的担保。
最后，我们确实拿到了高新产业证书。但因为这个事情，给我判了个虚报注册资本罪。可所有这一切都是顺德区政府办的，包括提供什么材料，找哪个会计师行验资等等，全部都是政府办的，我都没有参与。因为中国的习惯就是，政府招商，就帮你把手续办全了，怎么可能是我去办？顶多派一个人跟着。后来，我们跟着去的这个人被判了一年，关了两年半。如果真的犯罪，也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该抓我。
挪用资金罪也是不成立的。
原来科龙的债务是由政府提供担保的。政府担保，银行是愿意借钱的。但我接手以后，政府就不能担保了，我只能用国内的科龙控股公司担保，但当时借款还是很困难。而且，科龙原来只有35亿的销售额，我接手以后的销售额翻番增长，所需要的流动资金量当然也是翻番增长，这样，科龙每年的贷款都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悄悄地从格林柯尔借钱给科龙，而且还不敢公告，一公告会引起银行的连锁反应，认为你科龙连钱都贷不到，就更不会放贷给你了。每年的5、6、7、8月是空调的销售旺季，到了9月份，钱都回来了，那时候科龙账上的现金最少也有20个亿。所以，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是格林柯尔夏天借钱给科龙，科龙秋天还钱给格林柯尔，从账上看是平的。
我问过香港的律师，格林柯尔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借钱给科龙要不要公告？他说，先借了再还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公告。不公告最多也就是谴责一下，不构成什么刑事责任。 直到2005年2月科龙被立案调查，2004年借格林柯尔的钱就还不上了。广东省在我坐牢以后，请毕马威做了一个专项审计报告，结果是科龙欠格林柯尔3.5个亿。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按照司法解释，如果一人多次挪用资金，应以最后的余额作为量刑的标准。最后的余额是科龙欠我的钱，这个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
我的牢狱生活
在监狱里，就很简单了，我就是一个坐牢的人。现在的监狱管理也比较规范，至少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属于A级管理犯，享受的管理待遇等同黑社会头目。我所住的监区，总共28个人，17个是杀人犯，我整天面对的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用脏话骂我，一骂我，我的血压就升到230、240，不骂我的时候还在180，我原来怎么也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监狱的警官劝我要想开一点，我现在的状况是在坐牢。
坐牢的人每个人都在骂，我每天也在骂贪官污吏。
我的高血压到了3级，最严重的一级，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还有心脏病，在监狱里属于一级病残，一直排在第一名，中途曾有个人超过我，后来他保外就医出来，我又恢复了第一名的“荣誉”。他们不敢让我劳动，怕我万一倒地上脑溢血或中风怎么办。监狱是很怕我死在里面，因为要承担责任的。根据我的现实情况，监狱曾以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为由，呈报保外就医。但没获同意，监狱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保外不成，我就骂狱警，说他们是谁谁谁的走狗，哈哈哈。他们说，不是，谁谁谁管不了我们。他们的态度是：你骂我，我也不理你，反正你骂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可责怪监狱的，他们该做的也都做了。
不用劳动，但每天要学习，监狱里规定，每天要念8个小时书，组长来念，我们听。在南海看守所的时候，我整天看书，一天可以看18个小时的书，至少是10个小时。因为那时候愁啊愁，整天睡不着觉，所以，看守所的生活就是看书。
在里面的这几年，我看了50本数学书。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誓，作为一个物理学教授，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这次终于让我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在里面最坏的打算是，万一不行，我就回去当物理学教授去。一个物理学教授，如果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了，他总不会一点成绩也没有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受了冤案，上天给了我一个补偿，在临出狱的前几天，终于完成了物理学论文《关于时空量子化的一个数学证明》的修改。我原以为我算不出来了，里面没有计算器，也不能上网，我是通过纯数学推理证明做出来的。这会是有价值的一个论证，至少这个论文让我去美国当个教授是没有问题的。
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现在把我放出来，我是一定要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进去。不然，太窝囊了。说实在话，一个人坐了7年牢，他就不会在意再坐三年。
很多人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信心，但我有信心，我认为只要你尊重法律，它就会有力量。你不相信它，它可能就没有力量。
这个故事开始于2001年我对科龙的收购。
这一年7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通过投资银行主动找到我们，洽谈科龙收购事宜。
之前的一年，科龙已亏损8个亿。但谈判的时候，科龙刚做完半年报，有1000万的利润，他们要价5.6个亿，而且非常牛逼哄哄地。我心想，既然没有诚意就算了。
没想到，到了9月底，毕马威做的季报，预计科龙2001年的亏损可能要达到8个亿，顺德区政府着急了。他们给科龙担保了18个亿的贷款，如果连续两年巨亏，18个亿的债务肯定要政府承担了。他们于是又来找我，从5.6亿降到3.5亿。对顺德区政府来讲，不是少了两个亿的问题，如果不逃出来，就是18个亿的问题。他们每天来找，想把所有的问题都赶紧解决。
当时我也犹豫，万一当年亏损10个亿怎么办？顺德区政府非常客气地说，科龙原来每年一直缴税1.7个亿，你今后每年交1.5亿就够了。基本的审计报告也表明，科龙确实有35亿的销售额，而且是在增长的。这是我看中科龙的原因。我在中国看过160多家公司，最后买到手的只有4家，这说明我们买公司是很慎重的，对科龙也一样。
最后就以3.5亿价格成交了。2002年1月，我正式接手科龙。但那时候的舆论是，没有人会认为我能把科龙搞好。他们认为，这个公司已经是大企业病了，你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搞好中国的企业？确实，当时这个公司谁也不敢要，连美的都不敢要。
当然，我也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买卖，我的任何一笔买卖都是赚钱的，包括科龙，我买的时候是3.5亿，出事以后卖出是9个亿。
从一开始我就明白，能不能搞好科龙，在于我有没有能力把它的成本降下来，有没有能力把它的销售额搞上去。如果销售额上不去，就无力回天了，等于我收购的项目打水漂了。当时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说，如果你们跟了我去科龙，那就不会有节假日，也不会有个人的时间，这个公司如果不从危险境地走出，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做得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业务的成本降了48%，空调降了35%，当年就实现了盈利。第一年做了67个亿的销售额，第二年是80多个亿，第三年是128个亿。而我接手之前，它只有35个亿的销售额。
上缴政府的税收也从1.7个亿一路增至5.6个亿，很多人质疑我说，科龙不可能做到上缴5.6个亿的税收。但一个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因为虚荣而去多缴税，民营企业不漏税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为了吹牛去多缴税这种可能性绝对没有的。
我认为，要让一个企业盈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我喜欢用高素质的人，接手科龙以后，我招了870个MBA研究生。这些人有很强大的执行力，智商很高，能很快反馈回来市场的走向，当年就有很好的效益。
等我把这家公司变成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的时候，郎咸平出来说，国有资产被贱卖了。真是气得我心里在滴血。当时你谁也不看好，认为我是个傻瓜，等我弄好了，就变成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入狱前的较量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把科龙搞好了，他们要抓我，抓我不是买我的公司，而是要抢我的公司，一分钱都不想出。
2005年2月，时任顺德区委书记的陈云贤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知不知道证监会要来调查科龙。我说，我不知道，例行巡检已经查过了，一些小问题需要整改，都已经解决了，也不怕查。他说，要查你就一定有问题。
没想到，他说的后来竟真的都应验发生了。
当月，科龙的高管突然被限制出境，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被限制以及为什么被限制。
当年5月，科龙被立案调查。那个时候正好是科龙的销售旺季，如果这个时候公告，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我，那科龙就完蛋了。
当时科龙的老员工告诉我说，科龙有什么困难，你要去找欧广源。欧广源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他跟我是没有交情的，如果不是科龙出事，我都不会认识他。但他与科龙有很深的渊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的那句“发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在科龙说的，当时欧广源是佛山市委副书记，一路陪同。某种程度上，科龙被视为是顺德的政治招牌，科龙人认为，欧广源是不会让科龙倒的。
后来我找欧广源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热爱科龙。他马上给当时的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打电话，打了6个电话，我就在旁边坐着，都听得清清楚楚。第一个电话说，能不能不公告？范福春说，不行；第二个电话说，能不能按例行巡检公告？也不行。
没办法了，欧广源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说，如果一定要公告，能不能说明因什么原因被立案调查。如果公告说明是因为整改报告被立案调查，这应该也是合理合法的。范福春还是不同意。最后欧广源急了，说科龙有3.5万人，如果这些人真的因为公告而失业，这对佛山市政府和顺德区政府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范福春说，这是你们地方政府的事，我们不管。
2005年5月10日，科龙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就出来了。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第二天，200多家供应商到我办公室门口等着要钱，银行也派人来谈。下午，广东省政府召集广东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开联合会议，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允诺，不允许任何一家银行从科龙抽贷款。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同时要求顺德信用社新发3个亿的信用债作为过渡贷款，我们把管理权托管给顺德区政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但那3个亿的过渡贷款一直办不下来，陈云贤不让办，让我去找他。我去找他，结果他说，你要把股权无条件托管给我。但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给他管理权，但股权还应该是我的呀，这不等于是明抢吗？我当然不能同意。后来，我告诉欧广源，地方政府提出要无偿托管股权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没有贷款，科龙先是处于半停产状态，最后就完全停产了。
2005年7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调查以后开了个结案会议。这个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科龙没有刑事责任。很快，广东省政府就跟我和全国工商联联系，让我们去谈股权转让的问题。之前，我已经委托全国工商联，万一有什么问题，由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我的资产。工商联就是我们的娘家，如果没有这个委托，我已经完了，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了。 这里有一个插曲，曾经在6月底，全国工商联为了拯救科龙，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到佛山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当时的广东省某领导还请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广东省领导说，这个人（顾雏军）是个坏人，是个奸商，挪用了科龙55个亿，我们一定要处罚他。工商联的领导说，他不是奸商，而且把科龙做得也很成功，挪用55个亿应该不可能。工商联的领导回北京的当天就让我马上写个报告，将我及科龙的情况完完整整地向上述广东省领导汇报。
这份报告最后通过全国工商联转给了上述广东省领导。我后来想，这份报告应该是起了作用，不然7月15日的会议不可能说我们没有刑事责任。因为如果按照顺德的汇报，应该是很大的刑事责任。
7月22日，我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副主席谢伯阳、全国工商联法律顾问项洪一起到顺德去见陈云贤，谈股权转让问题。到了顺德，陈云贤说，他有重要公务出差了。区长周天民单独跟我谈。在这之前，我已经从广东省知道，顺德的决定是卖给当地的美的集团。我跟他说，我已经跟长虹谈了14个亿，跟海信谈了12个亿，如果你们出12个亿，我就卖给你们。但没谈拢。
陈云贤出差回来后单独见了谢伯阳，大约半小时。谢伯阳跟我说，陈云贤没有谈更多的事，只是说，“如果顾雏军不把科龙零成本给我们，就抓他。”
我当时认为，陈云贤也就是虚张声势罢了。结案会议都说了没有刑事问题，我也因此一直认为我不可能被抓，这也是我没有给我父母留任何生活费的原因。
但7月29日，我真的被抓了。出来以后，很多记者问我，如果当时知道他真的会抓我，会不会无偿把股份给他，我说我仍然不会。这是我的股权，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不是抢钱嘛。事实证明，我最后还是卖了9个亿啊。
民营企业家的风度是有代价的
2006年4月底，在我被捕9个月之后，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科龙集团资产重组的办公会议。
后来，相关人员到看守所向我转达了这次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提出来要对我取保候审，我在科龙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9亿元。当时还有领导特别强调，谁都不许强迫我签字。我当时听了是很激动的。
之前，在南海看守所，我曾签署了科龙股权转让的意向书，进去之前，跟海信谈的是12个亿，坐牢以后海信要求降价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最后意向书上的价格降到了9个亿，与此同时，科龙的管理权托管给海信。
但到了2006年4月，科龙的销售旺季，海信突然提出来降价，降到6.8个亿。9个亿是我的底线，我不能同意。广东省和全国工商联于是研究了一个解决方案，既然科龙欠我的钱，至少3个亿以上（广东省认为欠2.2个亿），那就先由顺德区政府先垫2.2个亿出来还给我，这样就凑成了9个亿。
我为什么一定要9个亿呢？因为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欠款是8.5个亿，需要9个亿才能支付，等于我卖了科龙股权就能把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贷款还上，也就不需要拍卖了。这8.5个亿的银行欠款是最高院的人到看守所跟我一笔一笔核对出来的，最后也是以这个数据上报国务院。
当广东省代表到南海看守所让我签科龙股权的转让协议，我提出来先取保候审，哪怕出来在看守所大门口签字，因为我担心，万一我签了字你不取保，我怎么办？我一直咬定这个态度。后来，全国工商联派了一个副主席来跟我谈，他带来了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的口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已经形成共识给你保外，但保外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拿科龙转让的事来要挟保外，你要表现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风度。这个批评是很重的，我认为也很有道理，就签字了。
后来如大家所知道的，我被关了7年多才出来。很多人说我很聪明，我觉得我真的太傻了，当时我要真不签字，逼迫广东方面让步，也就取保出来了。
我是很冤的
2008年，我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是很冤的。
2001年，第一次跟顺德谈5.6个亿收购的时候，决定要注册一个公司。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如果要5.6个亿成交，最少要注册一个11.2亿的公司，注册12亿的公司是比较安全的。但我跟他们说我不会注册一个12亿的公司，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闲钱放在账上。于是，当地工商局就想了个办法说，这个公司符合高新产业群，可以申请高新产业证书，知识产权可以作价入资，任何比例都没问题。因为我有十几项专利，后来定了9个亿的专利评估，加上3个亿的现金，注册了一家公司。但申请高新产业证书走程序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内，如果要注册成立公司，政府提供担保就行。9月底以后，顺德政府已经很着急要脱手科龙了，于是提供了白纸黑字的担保。
最后，我们确实拿到了高新产业证书。但因为这个事情，给我判了个虚报注册资本罪。可所有这一切都是顺德区政府办的，包括提供什么材料，找哪个会计师行验资等等，全部都是政府办的，我都没有参与。因为中国的习惯就是，政府招商，就帮你把手续办全了，怎么可能是我去办？顶多派一个人跟着。后来，我们跟着去的这个人被判了一年，关了两年半。如果真的犯罪，也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该抓我。
挪用资金罪也是不成立的。
原来科龙的债务是由政府提供担保的。政府担保，银行是愿意借钱的。但我接手以后，政府就不能担保了，我只能用国内的科龙控股公司担保，但当时借款还是很困难。而且，科龙原来只有35亿的销售额，我接手以后的销售额翻番增长，所需要的流动资金量当然也是翻番增长，这样，科龙每年的贷款都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悄悄地从格林柯尔借钱给科龙，而且还不敢公告，一公告会引起银行的连锁反应，认为你科龙连钱都贷不到，就更不会放贷给你了。每年的5、6、7、8月是空调的销售旺季，到了9月份，钱都回来了，那时候科龙账上的现金最少也有20个亿。所以，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是格林柯尔夏天借钱给科龙，科龙秋天还钱给格林柯尔，从账上看是平的。
我问过香港的律师，格林柯尔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借钱给科龙要不要公告？他说，先借了再还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公告。不公告最多也就是谴责一下，不构成什么刑事责任。 直到2005年2月科龙被立案调查，2004年借格林柯尔的钱就还不上了。广东省在我坐牢以后，请毕马威做了一个专项审计报告，结果是科龙欠格林柯尔3.5个亿。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按照司法解释，如果一人多次挪用资金，应以最后的余额作为量刑的标准。最后的余额是科龙欠我的钱，这个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
我的牢狱生活
在监狱里，就很简单了，我就是一个坐牢的人。现在的监狱管理也比较规范，至少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属于A级管理犯，享受的管理待遇等同黑社会头目。我所住的监区，总共28个人，17个是杀人犯，我整天面对的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用脏话骂我，一骂我，我的血压就升到230、240，不骂我的时候还在180，我原来怎么也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监狱的警官劝我要想开一点，我现在的状况是在坐牢。
坐牢的人每个人都在骂，我每天也在骂贪官污吏。
我的高血压到了3级，最严重的一级，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还有心脏病，在监狱里属于一级病残，一直排在第一名，中途曾有个人超过我，后来他保外就医出来，我又恢复了第一名的“荣誉”。他们不敢让我劳动，怕我万一倒地上脑溢血或中风怎么办。监狱是很怕我死在里面，因为要承担责任的。根据我的现实情况，监狱曾以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为由，呈报保外就医。但没获同意，监狱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保外不成，我就骂狱警，说他们是谁谁谁的走狗，哈哈哈。他们说，不是，谁谁谁管不了我们。他们的态度是：你骂我，我也不理你，反正你骂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可责怪监狱的，他们该做的也都做了。
不用劳动，但每天要学习，监狱里规定，每天要念8个小时书，组长来念，我们听。在南海看守所的时候，我整天看书，一天可以看18个小时的书，至少是10个小时。因为那时候愁啊愁，整天睡不着觉，所以，看守所的生活就是看书。
在里面的这几年，我看了50本数学书。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誓，作为一个物理学教授，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这次终于让我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在里面最坏的打算是，万一不行，我就回去当物理学教授去。一个物理学教授，如果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了，他总不会一点成绩也没有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受了冤案，上天给了我一个补偿，在临出狱的前几天，终于完成了物理学论文《关于时空量子化的一个数学证明》的修改。我原以为我算不出来了，里面没有计算器，也不能上网，我是通过纯数学推理证明做出来的。这会是有价值的一个论证，至少这个论文让我去美国当个教授是没有问题的。
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现在把我放出来，我是一定要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进去。不然，太窝囊了。说实在话，一个人坐了7年牢，他就不会在意再坐三年。
很多人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信心，但我有信心，我认为只要你尊重法律，它就会有力量。你不相信它，它可能就没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