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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設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样，党的建设由“三位一体”建设（思想、组织、作风）发展为“四位一体”建设（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到十七大再发展为“五位一体”建设（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认真回顾这一党建工作总体布局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引发对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对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前：“三位一体”抓党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环境，既不同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事革命活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也不同于革命前后的俄国社会，她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进行的，80%以上的党员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摇摆性、组织上的松散性、生活作风上的自由散漫性，给党的早期建设带来严重困难。加上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命令主义、军阀主义、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习惯也会带到党内来，又由于革命队伍来自不同地区，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良思想也要带到党内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把党建设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和思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提出“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把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的主张，并强调要把思想建党摆在首位。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就形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前党建工作的总体布局：
1、把思想建党摆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抓党建的特点，也是我们党的优点。思想建党主要是抓好三个重要环节：一是组织党员和红军干部战士学习革命战争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早在红军时期，在瑞金红军大学，就举办过“红军高级干部党章学习班”，在频繁战斗的空隙里，组织红军高级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党章，让广大红军高级干部知道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在战士中则进行读书识字活动，为将来学习马列打基础。二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尽管当时的认识还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多次给党员和红军战士上党课，亲自审定教材，拟定教学大纲。“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斗争中不出怨言。”②三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毛泽东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理论首先来源于实际，党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有全面、深刻、正确的了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创造新民主主义理论，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对中国国情深刻了解的结果。
2、注重组织建设。为了解决党在农村中组织建设遇到的问题，当时党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处理好土客籍党员之间的关系，同时，主要靠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克服地方主义。二是严格党员入党条件。井冈山初创时期，针对永新、宁冈两县党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党果断作出解散两县党组织，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结果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强。三是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即使敌人来了也能活动。四是把支部干事会改称为委员会，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按照这一原则，正确处理党内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党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使当时井冈山党组织成为一个团结统一，具有战斗力的集体。
3、关注作风建设。特别复杂的环境、特别困难的条件、特别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有一套独特的工作作风。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系统地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体系的形成。建国前夕，毛泽东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建国后，党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八大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科学的和富有前瞻性的规定，使党的作风建设健康发展。然而，其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共产风”以及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作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毛泽东“三位一体”抓党建的思想，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这个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占绝大多数的党员组成的党，在马克思主义长期的培养教育下，终于建设成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有这些，都是与注重思想建党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把思想建党摆在党建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坚持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对于在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新的历史时期：“四位一体”抓党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坚持毛泽东“三位一体”抓党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认为，较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这是由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制度一旦形成，便对全党及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谁无视制度、违反规定，就必然受到制度的惩罚，因而个人意志支配的概率就会减少。
在抓党的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的主要贡献是：
1、教育全党充分认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告诫全党，加强制度建设能够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发展。制度是一种行为准则，可以规范人们的行动，制约人、影响人，可以把党的优良传统固定下来，延续下去。邓小平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好传统，但后来这一传统没有坚持下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用完善的制度把这一传统固定下来。
加强制度建设还有利于克服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加强制度建设，便于理顺党内的各种关系，充分发扬民主。党内存在着多种关系，如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员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等。党的制度可以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调整党内的各种关系，使全党团结一致。同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制度建设还能够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程序化、科学化，清除家长制作风和各种特权现象，避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达到净化党风和社会风气，推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的目的。
2、明确了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指出，党的制度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黨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监督制度。
关于党的领导制度。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是直接管理党和国家事务的主体。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是否科学健全，结构是否优化，职责与权限是否明确，管理与决策是否制度化和法律化，监督和反馈机制是否完备，功能是否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关系到现代化的性质和速度，影响到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就成了当务之急。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以党代政等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构想。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③“党政分开，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要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他进一步指出：“有些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由党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就会妨碍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由国家和政府管。”党的组织机构与政府机构不重叠，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更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厘定“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④对于那些各级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要通过健全一定的规章，下放到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建立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使每个人都有章可循，都能独立负责地处理各自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做到各负其责，提高办事效率，杜绝相互推诿和扯皮现象；“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相互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⑤建立干部正常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打破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政府、党与企事业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的构想。
关于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干部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邓小平指出，要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克服软、散、懒的现象，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堡垒。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邓小平关注比较多的是干部制度问题。他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建设—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要建立健全干部的选拔制度、培养使用制度、退休制度、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干部考试任用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党的监督制度等等。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要坚持“四化”的标准。邓小平指出，应该“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⑥在选择干部时，“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⑦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⑧真正把那些在实际工作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积极肯干、吃苦耐劳的同志提拔起来。干部选拔上来后，要善于使用和培养他们，使他们能够很快地胜任工作。
要实行干部退休制。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但由于当时的干部都比较年轻，退休的问题不迫切，因而没有严格执行这一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老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建立退休制度的问题日益迫切。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主张有步骤地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干部职务任期制，是指对干部的职务或任职规定明确的任职时间限制和任期届数限制的一种制度。邓小平认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⑨
关于党的监督制度，邓小平也有深刻论述。除上述内容外，邓小平还多次论述过建立党的生活制度、工作制度等。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思想，并结合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大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89年7月1日，在中组部举办的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把制度建党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并列，使党的建设由原来的“三大建设”发展成为“四大建设”。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江泽民认为，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双重关键，二者是相辅相成、互动互补、辩证统一的关系。制度建设以思想建设为基础，思想建设以制度建设为保证。党的制度只有与党的思想水平和党员的自觉性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离开了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就会空泛乏力。即使党员的思想在大的方面一致了，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保证，行动也难以统一。
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主体的制度网络，既包括实体性制度，又包括程序性制度；既包括民主集中制等根本性制度，又包括各种具体制度。要注意把基本制度中的实体性制度建设和程序性建设、基本制度建设和具体制度建设并重，党内制度建设同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配套进行。在江泽民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从十四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期间，党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就有80多件，使党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三、党的十七大：“五位一体”抓党建
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作为党建工作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过去我们只提反腐倡廉工作，提反腐斗争，而且是把反腐倡廉工作归在作风建设方面。十七大报告把它从作风建设方面抽出来，单列为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对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对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坚持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三个“更加注重”既是新要求，又是新发展；既有各自内涵，又有内在联系。
“更加注重治本”，主要是通过加强廉洁自律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党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和纠正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从而推动反腐败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
“更加注重预防”是相对惩治而言，按照十七大报告要求，要把反腐倡廉的重点前移，立足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展从源头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所谓腐败的源头，是指导致腐败滋生的各种因素。这种因素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不同社会，各个时代的共同源头，也有当前我国社会，改革开放时期的特殊源头；既有外因（体制），也有内因（腐败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源头等等。腐败源头复杂多样，治理腐败只局限于某一类源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但归纳起来，主要是解决思想源头和体制源头的问题，因为思想源头和体制源头，是预防腐败的两个重要环节。思想源头的预防效应在于使人不想腐败。这主要是通过提高思想觉悟，加强道德修养，净化精神境界，具有美丑的分辨能力，能够经得起金钱、地位、美色的考验，即使有腐败的机会、有漏洞可钻，也能自觉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做到会上会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有监督没监督一个样。体制源头的预防效应是解决不能腐败的问题，就是要使一些人虽有腐败动机却没有腐败的机会问题。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要防止腐败的发生，解决思想源头的问题极为重要，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预防腐败，必须在解决思想源头问题的同时，下大力气解决体制源头的问题，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加大了建章立制和制定法律法规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党员、党员领导干部行为的条例和法律法规，对规范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无须讳言，目前党内制度建设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不健全的问题，而且有些法规震慑力也不够。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就是针对上述情况提出来的。如财产申报制度，是当今法制国家最重要的反腐败制度之一，这项制度自1966年在瑞典实行后，全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这项制度，由此而受到处理的官员数量惊人。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财产申报制度尽快建立起来，这是当前反腐倡廉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从财产申报的主体内容、审查监督和惩罚等方面加以完善，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财产申报法，并将实施该法规的其它一些规定列入预防和打击腐败的相关法规中，成为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的一项重要法规制度。要切实抓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落实，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加强对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
从以上历史回顾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党的建设在实践中产生、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成效明显。57年的探索（1921——1978），构建了“三位一体”党建工作的格局，并懂得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十年“文革”的教训，使党明白了制度建设的紧迫性；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让我们认识到反腐倡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无论是经验或教训，都浸透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心血，得来实属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并使之发扬光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的建设与时俱进，日臻完善，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341、361、326、331～332、282、333、38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 责任编辑：袁志平
一、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前：“三位一体”抓党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环境，既不同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事革命活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也不同于革命前后的俄国社会，她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进行的，80%以上的党员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摇摆性、组织上的松散性、生活作风上的自由散漫性，给党的早期建设带来严重困难。加上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命令主义、军阀主义、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习惯也会带到党内来，又由于革命队伍来自不同地区，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良思想也要带到党内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把党建设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和思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提出“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把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的主张，并强调要把思想建党摆在首位。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就形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前党建工作的总体布局：
1、把思想建党摆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抓党建的特点，也是我们党的优点。思想建党主要是抓好三个重要环节：一是组织党员和红军干部战士学习革命战争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早在红军时期，在瑞金红军大学，就举办过“红军高级干部党章学习班”，在频繁战斗的空隙里，组织红军高级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党章，让广大红军高级干部知道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在战士中则进行读书识字活动，为将来学习马列打基础。二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尽管当时的认识还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多次给党员和红军战士上党课，亲自审定教材，拟定教学大纲。“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斗争中不出怨言。”②三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毛泽东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理论首先来源于实际，党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有全面、深刻、正确的了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创造新民主主义理论，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对中国国情深刻了解的结果。
2、注重组织建设。为了解决党在农村中组织建设遇到的问题，当时党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处理好土客籍党员之间的关系，同时，主要靠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克服地方主义。二是严格党员入党条件。井冈山初创时期，针对永新、宁冈两县党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党果断作出解散两县党组织，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结果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强。三是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即使敌人来了也能活动。四是把支部干事会改称为委员会，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按照这一原则，正确处理党内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党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使当时井冈山党组织成为一个团结统一，具有战斗力的集体。
3、关注作风建设。特别复杂的环境、特别困难的条件、特别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有一套独特的工作作风。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系统地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体系的形成。建国前夕，毛泽东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建国后，党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八大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科学的和富有前瞻性的规定，使党的作风建设健康发展。然而，其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共产风”以及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作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毛泽东“三位一体”抓党建的思想，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这个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占绝大多数的党员组成的党，在马克思主义长期的培养教育下，终于建设成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有这些，都是与注重思想建党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把思想建党摆在党建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坚持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对于在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新的历史时期：“四位一体”抓党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坚持毛泽东“三位一体”抓党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认为，较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这是由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制度一旦形成，便对全党及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谁无视制度、违反规定，就必然受到制度的惩罚，因而个人意志支配的概率就会减少。
在抓党的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的主要贡献是：
1、教育全党充分认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告诫全党，加强制度建设能够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发展。制度是一种行为准则，可以规范人们的行动，制约人、影响人，可以把党的优良传统固定下来，延续下去。邓小平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好传统，但后来这一传统没有坚持下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用完善的制度把这一传统固定下来。
加强制度建设还有利于克服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加强制度建设，便于理顺党内的各种关系，充分发扬民主。党内存在着多种关系，如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员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等。党的制度可以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调整党内的各种关系，使全党团结一致。同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制度建设还能够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程序化、科学化，清除家长制作风和各种特权现象，避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达到净化党风和社会风气，推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的目的。
2、明确了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指出，党的制度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黨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监督制度。
关于党的领导制度。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是直接管理党和国家事务的主体。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是否科学健全，结构是否优化，职责与权限是否明确，管理与决策是否制度化和法律化，监督和反馈机制是否完备，功能是否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关系到现代化的性质和速度，影响到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就成了当务之急。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以党代政等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构想。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③“党政分开，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要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他进一步指出：“有些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由党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就会妨碍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由国家和政府管。”党的组织机构与政府机构不重叠，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更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厘定“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④对于那些各级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要通过健全一定的规章，下放到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建立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使每个人都有章可循，都能独立负责地处理各自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做到各负其责，提高办事效率，杜绝相互推诿和扯皮现象；“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相互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⑤建立干部正常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打破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政府、党与企事业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的构想。
关于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干部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邓小平指出，要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克服软、散、懒的现象，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堡垒。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邓小平关注比较多的是干部制度问题。他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建设—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要建立健全干部的选拔制度、培养使用制度、退休制度、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干部考试任用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党的监督制度等等。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要坚持“四化”的标准。邓小平指出，应该“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⑥在选择干部时，“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⑦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⑧真正把那些在实际工作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积极肯干、吃苦耐劳的同志提拔起来。干部选拔上来后，要善于使用和培养他们，使他们能够很快地胜任工作。
要实行干部退休制。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但由于当时的干部都比较年轻，退休的问题不迫切，因而没有严格执行这一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老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建立退休制度的问题日益迫切。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主张有步骤地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干部职务任期制，是指对干部的职务或任职规定明确的任职时间限制和任期届数限制的一种制度。邓小平认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⑨
关于党的监督制度，邓小平也有深刻论述。除上述内容外，邓小平还多次论述过建立党的生活制度、工作制度等。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思想，并结合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大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89年7月1日，在中组部举办的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把制度建党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并列，使党的建设由原来的“三大建设”发展成为“四大建设”。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江泽民认为，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双重关键，二者是相辅相成、互动互补、辩证统一的关系。制度建设以思想建设为基础，思想建设以制度建设为保证。党的制度只有与党的思想水平和党员的自觉性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离开了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就会空泛乏力。即使党员的思想在大的方面一致了，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保证，行动也难以统一。
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主体的制度网络，既包括实体性制度，又包括程序性制度；既包括民主集中制等根本性制度，又包括各种具体制度。要注意把基本制度中的实体性制度建设和程序性建设、基本制度建设和具体制度建设并重，党内制度建设同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配套进行。在江泽民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从十四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期间，党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就有80多件，使党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三、党的十七大：“五位一体”抓党建
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作为党建工作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过去我们只提反腐倡廉工作，提反腐斗争，而且是把反腐倡廉工作归在作风建设方面。十七大报告把它从作风建设方面抽出来，单列为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对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对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坚持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三个“更加注重”既是新要求，又是新发展；既有各自内涵，又有内在联系。
“更加注重治本”，主要是通过加强廉洁自律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党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和纠正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从而推动反腐败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
“更加注重预防”是相对惩治而言，按照十七大报告要求，要把反腐倡廉的重点前移，立足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展从源头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所谓腐败的源头，是指导致腐败滋生的各种因素。这种因素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不同社会，各个时代的共同源头，也有当前我国社会，改革开放时期的特殊源头；既有外因（体制），也有内因（腐败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源头等等。腐败源头复杂多样，治理腐败只局限于某一类源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但归纳起来，主要是解决思想源头和体制源头的问题，因为思想源头和体制源头，是预防腐败的两个重要环节。思想源头的预防效应在于使人不想腐败。这主要是通过提高思想觉悟，加强道德修养，净化精神境界，具有美丑的分辨能力，能够经得起金钱、地位、美色的考验，即使有腐败的机会、有漏洞可钻，也能自觉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做到会上会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有监督没监督一个样。体制源头的预防效应是解决不能腐败的问题，就是要使一些人虽有腐败动机却没有腐败的机会问题。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要防止腐败的发生，解决思想源头的问题极为重要，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预防腐败，必须在解决思想源头问题的同时，下大力气解决体制源头的问题，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加大了建章立制和制定法律法规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党员、党员领导干部行为的条例和法律法规，对规范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无须讳言，目前党内制度建设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不健全的问题，而且有些法规震慑力也不够。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就是针对上述情况提出来的。如财产申报制度，是当今法制国家最重要的反腐败制度之一，这项制度自1966年在瑞典实行后，全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这项制度，由此而受到处理的官员数量惊人。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财产申报制度尽快建立起来，这是当前反腐倡廉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从财产申报的主体内容、审查监督和惩罚等方面加以完善，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财产申报法，并将实施该法规的其它一些规定列入预防和打击腐败的相关法规中，成为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的一项重要法规制度。要切实抓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落实，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加强对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
从以上历史回顾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党的建设在实践中产生、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成效明显。57年的探索（1921——1978），构建了“三位一体”党建工作的格局，并懂得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十年“文革”的教训，使党明白了制度建设的紧迫性；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让我们认识到反腐倡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无论是经验或教训，都浸透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心血，得来实属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并使之发扬光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的建设与时俱进，日臻完善，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341、361、326、331～332、282、333、38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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