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17岁的周岩因拒绝同校男生陶汝坤的求爱，而遭到对方泼洒打火机油焚烧，惨遭毁容，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官二代”求爱不成将少女毁容，官员父母蛮横不付医药费的新闻层出不穷，则则的标题都不离“二代”二字，那么“二代”现象在中国如此突出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而到后来却发现周岩和陶汝坤很有可能是恋人关系，而男方父母也并非如新闻报道的那样嚣张跋扈并且只是科级干部并非所说的“高干”，而在网友一片“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声音中却发现陶汝坤只有17岁，为未成年人。那么为何民众对于“二代”现象的态度缺少了那么一些理性，甚至对案情不加以调查了解便用舆论对“二代”进行审判呢？这反映当今中国怎样的社会问题，又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新问题呢？本文将对上述问题一一进行剖析。
　　一、“二代”现象如此突出的原因
　　从李刚案开始，“二代”这个词便逐渐频繁的进入大众的视野，前也有李天一案，李昌奎案收到大众的广泛关注，那么为何“二代”频频生出事端且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规则社会的缺失。“二代”为何频频触及法律底线，而民众也为何容易认为他们是违法的高危人群？笔者认为很大一部分原来就在于，“二代”自己认为或者其他人认为“二代”拥有特权，藐视规则社会。何谓规则社会？综合霍布斯和罗尔斯的理论，规则社会是指对某一由契约构成的、人民遵守其一般规则的社会。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该社会存在已经制定完好的规则，二是制定好的规则得到大多数成员的普遍遵守和信仰。当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根据已经制定好的规则无法实现其合法权益的时候，人们便会寻求“法外之法”解决问题。一方面，人们对于特权一族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人们也在积极的为自己谋求特权，这样的矛盾与恶性循环是绝对不利于规则社会的形成的。在“二代”现象中，据新浪网的调查显示，民众对于司法机关是否能够公正处理“二代”的信任率不足两成，民众的普遍不信任导致他们不得不以“非法”手段影响司法审判，这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言可畏”的思想使舆论成为他们改变司法的最好工具。而另一方面，规则社会的缺失也导致了特权意识的膨胀，当“二代”们闯祸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反而希望通过父辈“找关系”、“走后门”解决问题。已经制定好的规则遭到破坏，拥有特权者从中得到便利，这种特权意识便会进一步膨胀。
　　第二，当今的中国社会仍为人情社会，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遇事会首先想到找关系、找特权而不希望通过正常规则解决。如果说人们贪图便利的心理是其起因的话，那么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以来形成的“人情社会”的根基便是其得以滋长的根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根据法律所规定模式组成，而是根据亲疏和好恶关系决定。在现代社会，虽然民主与法制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但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土壤却不是几十年的改革就能够彻底改变的。在这样的社会下，“二代”们享受太多来自父母的溺爱，而父母也在有意识或是无意识中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势和金钱为自己的“二代”撑起一把把保护伞。而更多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也在这样的心照不宣下完成了，或许也只是放不下朋友的一个请求，或是上司的一个面子。恰恰是在这些小型的人情关系中，才逐渐形成了“二代”们的特权意识，也最终造成了当代中国“二代”问题层出不穷的最终结果。
　　二、民众对于“二代”习惯性进行舆论审判的原因
　　我们不难看到在现今社会中，许多“二代”的为非作歹的确让民众厌恶以及寒心。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民众对于“二代”的情绪也逐渐走向了极端化和非理性化。只要当事人父母为公务员或者家境比较富裕，媒体就一定要加上“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名号作为噱头在吸引眼球和火力。这次的“官二代”毁容事件亦然，几乎所有的新闻都要提到他是官二代或是高干子弟，而不管男方的父母有何动作都被解读为蛮横或者是找关系解决，甚至出现大范围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声音”，而陶汝坤本身才17岁。而最后也调查出，陶汝坤的父母只是科级干部，并不想新闻渲染得那样显赫。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大量的失实新闻，民众的非理性声讨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在不公平不完善社会竞争机制下普遍产生的仇富仇官心理，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对财富的眼红都是一种必然心态，只是人们往往会自觉地找到平衡这种心态的理由，但是一旦自己替对方寻找的富裕的因由不能很令自己信服，或者认为对方付出的富裕成本太过低廉，那种不公平感就会升华到仇视，仇富心理也就产生了。在西方，在完善的社会公平机制下，造就一个百万富翁，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富裕的机会成本比较昂贵，普通人只有通过踏踏实实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和成就自己，也就很难对富豪形成敌对情绪。与此相反，中国的一些富豪，尤其是像煤老板这样的富豪，他们为成为富豪而付出的成本异常的低廉，在他们的发家史上，往往与“暴富”联系在一起，是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极端不平衡、公平机制极端不健全使这些煤老板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富起来。而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公平机制的不健全而日益穷困，有的甚至是直接因为暴富者对他们权利的践踏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超过了一定程度之后，这种仇富心理也就急剧膨胀起来。另外，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中国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是要通过摆阔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他们对财富的炫耀不是通过对穷人的捐助来实现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财富具体化和物质化。不但如此，中国的富人往往还会借助于财富而带来的便利对穷人进行直接或者变相的欺压，这当然会使穷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仇富心理。
　　第二，社会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根据宁夏新闻网的调查，现在谣言泛滥，73.1%的人都归因于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正是因为对于很多信息没有及时准确的发布，民众才开始肆意的揣度，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失实的新闻便是这样传开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指出，一般来说，谣言往往被看作是虚假信息，但它也是公众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形成共识的重要方式。谣言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真相的模糊性，也就是说，事件本身越重要，信息公开得越不充分，谣言越可能得到充分传播。这一点，在药家鑫案以及陶汝坤案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正是因为民众对于案件的信息的不了解，审判过程的不了解，所以民众往往只能通过这个仅些的信息进行揣测及判断，所以在这些“二代”事件中，很多情况下民众所了解的只是某个公务员或者富人的子女触犯了法律，他们当然就只能在“二代”上做文章。加之仇富仇官心理作祟和不实报道的渲染，他们便很容易人云亦云的做出判断，对“二代”们进行非理性的舆论审判。 　　第三，对于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那么人们对他便会有很多的苛责，而相反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他则往往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在法律实践中亦是如果，如果加害人是人们所说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人们便倾向于对他们实行较重的处罚，而如果处罚不若他们所预期的那么重，民众便会自然断定“二代”一定实行了非法的手段逃避惩罚。但其实法律本身就应该不问贵贱高低，对穷人不能不平，自然对富人也不能有偏见。可是现如今民众对于司法机关信任的缺失，使得他们天生认为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在法律中也相应的会享有特权，他们一定会利用他们的地位权势来干扰司法的公正，而现实告诉他们，司法公正也的的确确的受到了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在法律实践中，人们才下意识的对弱者进行支持，对强者进行怀疑。
　　三、以上问题的解决方式
　　日益突出的“二代”现象和民众对于“二代”非理性的舆论审判都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亟待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
　　第一，限制人情社会，构建规则社会。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经历从人情到规则的转变。只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民才会逐渐趋于理性，规则才会逐渐被建立、被信仰。依靠“非常态”手段获得的正义永远只是“偶然的正义”，社会常态应是所有的公民都能通过规则顺利实现利益，只有这样，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第二，构建和完善公平的社会竞争机制。如果富人富裕的因由能够很令大部分人信服，那么自然地民众的仇富仇官心理也会相应的减弱。并且在这样完善的社会机制下，富人获得财富的成本相对较高，那么他们便不会那么轻易的将财富作为炫耀的工具，这也会相应的减弱民众的仇富心理。
　　第三，社会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只有将社会信息及时有效的让民众知晓，民众才不会肆意揣度也不会轻易受到流言的影响。因为如果民众对于案件的情况，审判的过程有清晰准确的了解，民众才会容易产生自己较为理性的看法，而这样的看法也相应的具有一定的稳定的，不容易人云亦云，才会对事物有理性的看法，减少以自己的情绪和思维习惯对“二代”进行舆论审判的可能性。
　　第四，重建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感。目前民众对司法的不满，最集中体现于司法机关不依法办案，受利益关系驱使，受社会关系影响，受权力意志左右，而最能左右司法机关的高危人群自然就有“二代”了，所以只有让民众对司法机关有了信任感，他们才不会对“二代”有那么多非理性的偏见，才不会时时发表极端的言论对抗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的判决，更不会不相信法院判决而选择舆论审判。只有重建了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感，穷人才会受到公平的待遇，而富人不会被打上为富不仁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