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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治理，特别社会治理这样一个话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党政部门、相关的部门的一个主流学术话语。在学术界里面，我想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是最多的。我这次从政治社会学这个角度来看看当前大都市里，这种社会治理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借用后现代理论中一个概念，就是命名政绩来分析当前我们大都市这个治理中的一些问题。分析这个都市的治理，或者说城市治理中的问题，首先，要对城市它本身要做一个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最核心的一些品质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制度上，我们看它的治理目前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特别是从政治社会学，特别是命名政治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些反思，最后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治理的方法。
第一部分，关于城市的这个特性。实际上这个城市最核心的问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可以讲城市，比如从研究这个角度讲，并关注城市规划、建筑学等。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文化现象。比如我国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有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这个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个研究基地的主要过程不是研究城市规划，不是研究实体方面。我们能做的更多的研究就是把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自主现象等这样来研究大都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有人才叫城市，城市建设最后的目的为谁，也是为人，所以人是最核心的因素，有人就有社会，有社会就有文化，那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在城市社会当中，它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这种品质，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对城市的研究非常早，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近代城市社会文化剧烈变更的关注来逐步形成的。比如说，在社会学里面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它就是以研究芝加哥而著名的，然后慢慢兴起来的。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或者是范畴之一，主要是农村、城市，如果按社区来讲，讲出了乡村、农村、城市，所以早期的社会学的发展更多关注城市的研究。社会学的命运跟城市发展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在都市这个治理中，它面临着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这恰恰在社会文化不一致，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张力。本来社会一定包含这个城市，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要素在里面，但是这两个要素之间，它是有张力的。我们国家现在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到去年已经达到了54.8%，尽管有很多学者批评，我们这个54.8%的城市化实际上是把常住人口算进去的，那如果把在城市里面政府的这些农民工剔除的话，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享受完全平等，对这个城市公民权的城市化比例大概不到40%，就是我们有15%到18%左右的外来农民工，这个群体也被统计到城市化中去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它创作了一个在经济发展这个快速成长之后有一个城市机制的产生，实际上还有一个都市机制的产生。就是说这个经济从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四项体制改革之后，发展速度非常快，这就带来很多的问题。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层面上也没有出现很多这个漏洞，至少到现在来看还是可控的，城市发展也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城市进入到世界五百强的世界之列，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就是说，这里面如果说我们以前一直在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我认为还有一个都市的存在，同样的曲线。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矛盾性，比如说我们这种发展都是一种扩张式的、外延扩张式的一个城市，谈大了讲，我们的上海是这样，我们的内环线是60平方公里，外环线是660平方公里，整个上海是6300平方公里。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的中心城市是内环线以内，现在是外环线以内，扩大了10倍。中国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叫做山东人摊大饼，越摊越大，扩大十倍，上海差不多是这样。这样大规模造成的运动，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物质主义、都市主义、政治化的战略，更多的是在物质和制度层面上。我们一直强调，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新型城市化，讲新型城市化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以人为本的这个城市化，人的这个城市化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走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从1949年我们制定这个城市政策开始，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平台论证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发展扩张的背景下，所以到处可以看到城市里面社会不满的情绪在产生，社会空间在分化，比如说房地产带来的空间分化。这个空间成为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层的一个要素，在传统分层里面，权力、经济和社会声誉，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空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分化的要素，还有各种各样的高频次、多领域的社会与文化危机，包括刚才讲的社会矛盾都在大量的产生。所以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城市在发展，但与此同时矛盾也在产生，矛盾产生好像也没有威胁到这个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社会也没有结构。这难道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机制吗？就是说要西方人来理解中国这个物价早就完了，要民主没民主，贫富差距这么大，你们老百姓早就应该起来反抗，向政府发难了，但是老百姓满意度挺高，而且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比城市居民的满意度还要高。就是按道理来说，城市居民享受到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比农民要多，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不高，但是农民的满意度反而高，这就又反过来反思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大都市这个治理中，它存在着一种社会文化的张力，到处都是一种不平衡，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大都市里，我们生存的机会多了，我们有自律、理性的东西多了，但同时生存的压力也大了。我们必须学会独立和自助。在大都市里面，我们有了独处的职位，一个人一栋房子在家里，一个套间，但是你必须要承受这个孤独和冷漠，这个都是有矛盾的。我们有了现代文明创造了一切便利，但是几乎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是通过金钱来发出关系的，你说你哪一样东西不是跟钱有关系，所以金钱关系虽然使人们变得富有、理性，但是同时也使人们变更加冷酷、无情，这是变得非常明显的，我们能体会到大都市里面这种无奈，这种矛盾。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处处充满矛盾，似乎很熟悉，但是实际上又是很陌生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怎么来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从什么角度，用命名政治社会学的一个解读，就是从理论上来认识我们这个都市治理当中，它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来理解国家主导下的都市化的这种治理的逻辑是什么。我就用这一个具有整体性、反思性这样的概念来看这个问题。什么是命名政策，这是后现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实质上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一个命名的结果，命名的政治。命名的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先不管是怎么样，先命一个名字，然后再互换它的肉体，然后在实践层面上再去建构它。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核心的政策都是先命个名字，然后我们化于实践，变成一个社会实践，然后我们自下而上地来建筑，大家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比如什么是和谐社会，我们中央领导说和谐社会六句话、八个字，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和谐社会去做。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我们讲这个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做。现在到治理我认为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先命一个名字，然后我们再互换它在实践上去建构它，大致意思就是这样。 命名政治这个研究在后现代里面有很多讨论，在话语进步里面讨论比较少，大家来作为一个话题、作为一个概念来用。它是在不断地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理解命名政治，实际上就是说它名称背后的一种社会政治、意义的一种诠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通过命名去命名，而再命名来改变话语进步，从而促进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变化。就是通过话语进步的变化道出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变化，就是不断地命名，然后再命名，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看。从理论上来讲，实际上它更多的命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命名，首先是这样，就是它背后体现的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关系，我们很多人你能来命名吗？你命名有什么作用吗？没有作用。它是通过语言的这种表述，实际上这种表述它已经嵌入到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个地位当中，所以这种话语不是一般的话语，而且命名的人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命名的，会有体现它的一种权力和权威的存在。当然了，从过程来讲，我们说它首先是命一个名，然后再孵化它的形象，把它内涵充实，最后再在实现当中实现，是这样一个过程。目标上来讲的话，它可能遵循的更多一个是命名问题。它实际上要创造一个模式，不是发展一个逻辑。我想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命名有哪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社区治理，我们国家在社区建设领域上，其命名，不同的街道，在80年代，我们最早提出社区服务，然后民政部当时在杭州开会，全国都要搞社区服务，后来到90年代，或者到2000年以后我们慢慢变成社区管理，管理是一个综合体的，社会乱了，各种情况多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这个管理，这个管理就有点像维稳、管控，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威性。从服务一下转向了管理，现在我们又改变了，变成社区治理，强调多主体的参与，大家要平等、伙伴的这种管理等等，治理的理念出来了。通过30年来中国社区建设的这种实践，可以看到，我们主流的话语权的核心特点实际上是在变化的，从社区服务到社区管理，再到社区治理，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命名政治的一个产物，把它先赋予一个比较高的理想的价值，然后再以此来对照这个现实，再来建筑这个现实。同时在实践上形成了不同的建设的一些模式，比如民政部2012年推进的叫全国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改了，叫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把管理改成社区治理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推荐的实验区就是民政部在全国第一批12个社区选出典型，要树典型，但是名称中间还没完，它三年一个周期，这三年没完，名称就变了。为什么？因为中央整个话语体系变了，所以社区管理就变成社区治理，相应的，社会管理变成社会治理，所以相应的社区管理也变成社区治理。所有的文件体系当中也都变了，所以我们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实际上管理这个词还保留在里面，还保留在中央的文件里面，还有这个词。但是一些中央领导人解释是什么，就是凡是中央文件里面原来已经出现的社会管理的词就不改了，只要能改的就全部把它改成社会治理，就是这样一个命名，很典型的一个命名的结果。
在这个都市治理的这样一个命名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就是这种比如说对于都市建设的这种狂热的追逐，与社会文化的矛盾实际上是并存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命名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到这里面，我们更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命名的结果，所以更加强调政治的动员力，使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断地产生权力结构的锐减化，而且很多的实践在不断地摇摆或者变化，由话语实践引发的现实实践的变化，我们在基层创建或者治理当中实际上心里是没有底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这个情况上，我们怎么来改变找回都市治理的社会文化，我觉得一个是要改变我们传统长期以来这种物质化、制度化、都市化的治理的这种路径，要确定真正从都市这个本身的品质当中所出发，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都市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善于发现底层的逻辑、自下而上的看，我们现在是从上往下看命名，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否则对于老百姓这个无权的阶层，有多大的命名权，他们在底层上没有被给予充分的关注，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从下往上看的这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市化的这种张扬击打地在经济、物质上面创造了一个极致，但在这里面，它同时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很多危机实际上已经从我们都市的这个发展的理念开始确立的时候，就已经潜伏下来了。所以，我们进入命名政治的这个概念是通过一个政治社会的一个视角来帮助我们理解都市化和都市治理背后它的一种权力逻辑。那在这里面，需要我们对现代都市社会与文化保持一种想象力和一种洞察力。我们应该始终培养一种实践的品质，用积极的姿态来介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更多地从底层这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这可能是社会学者跟其他学科不一样的地方，都是高高在上的，自下而上的去推行一种逻辑，而是真正地从基层治理它的实践和它的需要，以及民众的需求来确定。当然，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也是对现代性的无批判肯定是有关系的，对现代这个结构大多采取的是无批判地，缺乏一定的反思性。这个到时候我们无论从理论研究实践层面上都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需要重新确定、重新定位，把都市这种治理重新做一个定位。所以，我们就去思考把它放在人、社会、环境这种多项的环节中去思考，而不是单一地去看。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社会治理要强调它的整体性、适应性和街头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社会治理，我们不能从单一的条件看，单一的条件看每个都很有道理，放在一块的时候，它是矛盾的，都是有问题的。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第一部分，关于城市的这个特性。实际上这个城市最核心的问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可以讲城市，比如从研究这个角度讲，并关注城市规划、建筑学等。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文化现象。比如我国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有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这个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个研究基地的主要过程不是研究城市规划，不是研究实体方面。我们能做的更多的研究就是把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自主现象等这样来研究大都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有人才叫城市，城市建设最后的目的为谁，也是为人，所以人是最核心的因素，有人就有社会，有社会就有文化，那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在城市社会当中，它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这种品质，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对城市的研究非常早，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近代城市社会文化剧烈变更的关注来逐步形成的。比如说，在社会学里面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它就是以研究芝加哥而著名的，然后慢慢兴起来的。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或者是范畴之一，主要是农村、城市，如果按社区来讲，讲出了乡村、农村、城市，所以早期的社会学的发展更多关注城市的研究。社会学的命运跟城市发展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在都市这个治理中，它面临着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这恰恰在社会文化不一致，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张力。本来社会一定包含这个城市，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要素在里面，但是这两个要素之间，它是有张力的。我们国家现在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到去年已经达到了54.8%，尽管有很多学者批评，我们这个54.8%的城市化实际上是把常住人口算进去的，那如果把在城市里面政府的这些农民工剔除的话，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享受完全平等，对这个城市公民权的城市化比例大概不到40%，就是我们有15%到18%左右的外来农民工，这个群体也被统计到城市化中去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它创作了一个在经济发展这个快速成长之后有一个城市机制的产生，实际上还有一个都市机制的产生。就是说这个经济从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四项体制改革之后，发展速度非常快，这就带来很多的问题。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层面上也没有出现很多这个漏洞，至少到现在来看还是可控的，城市发展也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城市进入到世界五百强的世界之列，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就是说，这里面如果说我们以前一直在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我认为还有一个都市的存在，同样的曲线。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矛盾性，比如说我们这种发展都是一种扩张式的、外延扩张式的一个城市，谈大了讲，我们的上海是这样，我们的内环线是60平方公里，外环线是660平方公里，整个上海是6300平方公里。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的中心城市是内环线以内，现在是外环线以内，扩大了10倍。中国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叫做山东人摊大饼，越摊越大，扩大十倍，上海差不多是这样。这样大规模造成的运动，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物质主义、都市主义、政治化的战略，更多的是在物质和制度层面上。我们一直强调，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新型城市化，讲新型城市化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以人为本的这个城市化，人的这个城市化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走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从1949年我们制定这个城市政策开始，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平台论证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发展扩张的背景下，所以到处可以看到城市里面社会不满的情绪在产生，社会空间在分化，比如说房地产带来的空间分化。这个空间成为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层的一个要素，在传统分层里面，权力、经济和社会声誉，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空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分化的要素，还有各种各样的高频次、多领域的社会与文化危机，包括刚才讲的社会矛盾都在大量的产生。所以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城市在发展，但与此同时矛盾也在产生，矛盾产生好像也没有威胁到这个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社会也没有结构。这难道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机制吗？就是说要西方人来理解中国这个物价早就完了，要民主没民主，贫富差距这么大，你们老百姓早就应该起来反抗，向政府发难了，但是老百姓满意度挺高，而且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比城市居民的满意度还要高。就是按道理来说，城市居民享受到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比农民要多，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不高，但是农民的满意度反而高，这就又反过来反思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大都市这个治理中，它存在着一种社会文化的张力，到处都是一种不平衡，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大都市里，我们生存的机会多了，我们有自律、理性的东西多了，但同时生存的压力也大了。我们必须学会独立和自助。在大都市里面，我们有了独处的职位，一个人一栋房子在家里，一个套间，但是你必须要承受这个孤独和冷漠，这个都是有矛盾的。我们有了现代文明创造了一切便利，但是几乎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是通过金钱来发出关系的，你说你哪一样东西不是跟钱有关系，所以金钱关系虽然使人们变得富有、理性，但是同时也使人们变更加冷酷、无情，这是变得非常明显的，我们能体会到大都市里面这种无奈，这种矛盾。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处处充满矛盾，似乎很熟悉，但是实际上又是很陌生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怎么来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从什么角度，用命名政治社会学的一个解读，就是从理论上来认识我们这个都市治理当中，它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来理解国家主导下的都市化的这种治理的逻辑是什么。我就用这一个具有整体性、反思性这样的概念来看这个问题。什么是命名政策，这是后现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实质上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一个命名的结果，命名的政治。命名的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先不管是怎么样，先命一个名字，然后再互换它的肉体，然后在实践层面上再去建构它。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核心的政策都是先命个名字，然后我们化于实践，变成一个社会实践，然后我们自下而上地来建筑，大家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比如什么是和谐社会，我们中央领导说和谐社会六句话、八个字，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和谐社会去做。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我们讲这个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做。现在到治理我认为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先命一个名字，然后我们再互换它在实践上去建构它，大致意思就是这样。 命名政治这个研究在后现代里面有很多讨论，在话语进步里面讨论比较少，大家来作为一个话题、作为一个概念来用。它是在不断地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理解命名政治，实际上就是说它名称背后的一种社会政治、意义的一种诠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通过命名去命名，而再命名来改变话语进步，从而促进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变化。就是通过话语进步的变化道出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变化，就是不断地命名，然后再命名，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看。从理论上来讲，实际上它更多的命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命名，首先是这样，就是它背后体现的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关系，我们很多人你能来命名吗？你命名有什么作用吗？没有作用。它是通过语言的这种表述，实际上这种表述它已经嵌入到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个地位当中，所以这种话语不是一般的话语，而且命名的人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命名的，会有体现它的一种权力和权威的存在。当然了，从过程来讲，我们说它首先是命一个名，然后再孵化它的形象，把它内涵充实，最后再在实现当中实现，是这样一个过程。目标上来讲的话，它可能遵循的更多一个是命名问题。它实际上要创造一个模式，不是发展一个逻辑。我想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命名有哪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社区治理，我们国家在社区建设领域上，其命名，不同的街道，在80年代，我们最早提出社区服务，然后民政部当时在杭州开会，全国都要搞社区服务，后来到90年代，或者到2000年以后我们慢慢变成社区管理，管理是一个综合体的，社会乱了，各种情况多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这个管理，这个管理就有点像维稳、管控，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威性。从服务一下转向了管理，现在我们又改变了，变成社区治理，强调多主体的参与，大家要平等、伙伴的这种管理等等，治理的理念出来了。通过30年来中国社区建设的这种实践，可以看到，我们主流的话语权的核心特点实际上是在变化的，从社区服务到社区管理，再到社区治理，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命名政治的一个产物，把它先赋予一个比较高的理想的价值，然后再以此来对照这个现实，再来建筑这个现实。同时在实践上形成了不同的建设的一些模式，比如民政部2012年推进的叫全国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改了，叫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把管理改成社区治理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推荐的实验区就是民政部在全国第一批12个社区选出典型，要树典型，但是名称中间还没完，它三年一个周期，这三年没完，名称就变了。为什么？因为中央整个话语体系变了，所以社区管理就变成社区治理，相应的，社会管理变成社会治理，所以相应的社区管理也变成社区治理。所有的文件体系当中也都变了，所以我们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实际上管理这个词还保留在里面，还保留在中央的文件里面，还有这个词。但是一些中央领导人解释是什么，就是凡是中央文件里面原来已经出现的社会管理的词就不改了，只要能改的就全部把它改成社会治理，就是这样一个命名，很典型的一个命名的结果。
在这个都市治理的这样一个命名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就是这种比如说对于都市建设的这种狂热的追逐，与社会文化的矛盾实际上是并存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命名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到这里面，我们更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命名的结果，所以更加强调政治的动员力，使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断地产生权力结构的锐减化，而且很多的实践在不断地摇摆或者变化，由话语实践引发的现实实践的变化，我们在基层创建或者治理当中实际上心里是没有底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这个情况上，我们怎么来改变找回都市治理的社会文化，我觉得一个是要改变我们传统长期以来这种物质化、制度化、都市化的治理的这种路径，要确定真正从都市这个本身的品质当中所出发，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都市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善于发现底层的逻辑、自下而上的看，我们现在是从上往下看命名，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否则对于老百姓这个无权的阶层，有多大的命名权，他们在底层上没有被给予充分的关注，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从下往上看的这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市化的这种张扬击打地在经济、物质上面创造了一个极致，但在这里面，它同时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很多危机实际上已经从我们都市的这个发展的理念开始确立的时候，就已经潜伏下来了。所以，我们进入命名政治的这个概念是通过一个政治社会的一个视角来帮助我们理解都市化和都市治理背后它的一种权力逻辑。那在这里面，需要我们对现代都市社会与文化保持一种想象力和一种洞察力。我们应该始终培养一种实践的品质，用积极的姿态来介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更多地从底层这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这可能是社会学者跟其他学科不一样的地方，都是高高在上的，自下而上的去推行一种逻辑，而是真正地从基层治理它的实践和它的需要，以及民众的需求来确定。当然，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也是对现代性的无批判肯定是有关系的，对现代这个结构大多采取的是无批判地，缺乏一定的反思性。这个到时候我们无论从理论研究实践层面上都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需要重新确定、重新定位，把都市这种治理重新做一个定位。所以，我们就去思考把它放在人、社会、环境这种多项的环节中去思考，而不是单一地去看。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社会治理要强调它的整体性、适应性和街头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社会治理，我们不能从单一的条件看，单一的条件看每个都很有道理，放在一块的时候，它是矛盾的，都是有问题的。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