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职务上升后，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起来，竟把自己看成是8亿农民的首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李玉秀，因为在“四清”中写了一篇内参，讲到大寨地亩不实。“文革”开始不久，陈永贵把李玉秀揪到大寨进行批斗，说他是大寨红旗旗杆里的“蛆虫”，是刘少奇的“黑干将”，罚他在大寨劳动了半个月才放走。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社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着“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要求新华社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组去大寨。
　　陈永贵官大，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陈永贵的要求组织大寨记者组。军管小组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张广友（《农民日报》原总编辑）的头上，要他牵头组成大寨报道组。一行5人，于1969年初奔赴昔阳。
　　昔阳县委领导根据陈永贵的旨意，把张广友等5人安排到县招待所，住在一个通铺的房间里等待陈永贵接见。一等就是一个星期。
　　陈永贵这个人，当了大官，掌了大权之后，一向说一不二。
　　大寨门难进，领导难见，群众不能接触。张广友他们每天除了看材料，就是看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大寨的人群，看陈永贵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检阅红卫兵。
　　他头戴白毛巾，身穿对襟中式褂子，手拿《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招手，在一片口号和掌声中，连连不断地说：“同志们好！”这些东西实在没法宣传。就这样，3个人在大寨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一篇稿子也没有写成，只好找了个借口，陆续回了北京。
　　1979年年底，中共晋中地委发的136号文件说：经山西省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县委书记，从此揭开了昔阳问题的盖子。
　　据昔阳县有关方面统计材料记载：1967年至1979年，陈永贵掌握昔阳县领导权的13年中，全县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因此而死伤农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在此期间，全县粮食产量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的要求，解除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陈永贵的“乌纱”一丢，揭发大寨问题，披露大寨真相的文章纷至沓来。陈永贵成了“昔日之阳”。当时，中央决定，对陈永贵的错误只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不进行公开报道。（据《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