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人政治到教育救国进而是乡村教育——最终，梁漱溟走上了乡村自治的道路，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用“血雨腥风”形容并不为过：大小军阀连年征战，兵连祸结，生灵涂炭。面对这片惨不忍睹的刀光剑影，刚入中年、一向具有儒家淑世情怀的梁漱溟一面向学一面问政，力图为中国别寻新路。
　　在“五四”时期，梁氏坚守儒学立场，坚决反对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因此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过，虽然文化、思想观念全然相反，但政治观点上他与胡适等人却有相当共识，所以不仅成为胡适发起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著名宣言的十六位签署人之一，而且他还在胡适起草时积极提出修改意见。《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心思想是公众、尤其是“好人”应该积极参政，不能只满足于自己做“好人”，因为时下政治如此黑暗重要原因就在于“好人”不愿从政。
　　梁氏在此前给胡适的信中就曾写道：“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政治改革需要“好人”出来从政，而“好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产生，所以他进一步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更为根本的问题当然是农民的教育问题。
　　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梁漱溟于1924年秋离开北京到山东参与实际教育事业。虽然这次为时半年的实践以失败告终，但对农村、教育的真切了解，却使梁漱溟对农村是中国问题根本的信念更加坚定，当然也使他的观念进一步从乡村教育深化为乡村自治。他在1927年元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农村是中国基础、只有“乡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之途。
　　1927年5月，梁漱溟应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代总司令的老友李济深之请，到广东考察政治。他对李济深说:“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并出一条路来走，方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之所谓乡治是已。”在他的不断解说下，李终为所动，也认为乡治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于是请梁代己担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梁漱溟在会中提出了《请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认为乡治讲习所既是社会教育机构，也是辅助政府的人才储备与筛选之所，所以除了对广大乡民进行教育外还要为地方寻求、推荐合格的乡村自治人才。
　　1929年2月，梁漱溟离开广东，先后考察了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试验基地，晏阳初等在河北定县翟城村的中华平民教育会的试验区；也应阎锡山之邀，到山西考察了阎颇引以为傲的村政建设。
　　这次长时间大范围的北上考察，使梁漱溟有“吾道不孤”之感，因而信心大增。但是，他认为职业教育社与平民教育会，将教育重点从城市平民转向农民虽然是一重大进步，其意义超过办中学和大学，但仍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而他最不满意的，则是当时声誉甚高的山西村政建设。他认为，山西村政建设的最大问题是政府作用太大，而民众作用太小：“政府愈管则人民愈被动，愈不动。”“故山西村政，若作自治看，则自治之生机已绝。”“山西各项新政，原都是好的；而上面用力太过，人民纯处于被动，其易有弊害，理所当然。”“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现在全国党政各界，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作‘建设’，不知老百姓最怕听建设这句话。然则就不要建设了吗？当然不是。几时自治的习惯能力养成了，政治的大路开出来，则建设自然而然，应有尽有。”对那种集中力量办一个或少数几个“模范区”的做法，他认为意义实在有限因此至为反感。
　　显然，村民自治是梁漱溟的乡建理论的核心。他一再强调中国农村的重建关键在于在以伦理为本位的条件下重建乡村组织。这种组织，就是教育与行政合一的“乡学”“村学”。
　　但最终，梁漱溟因李济深在与蒋介石的政争中失利下台而无法再回广东。经种种努力，他又先后在冯玉祥、韩复榘的支持下在河南、山东推选乡村建设试验。1932年底，国民政府召集全国内政会议，通过县政改革案和地方自治改革案等。由于梁氏在山东邹平、菏泽两县的试验取得相当成效，山东省政府将这两县作为实验区。
　　在政府的支持下，这两县的“实验”较前顺利，然而日本全面侵华却使乡村建设突然中断。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酷现实，使乡村建设确难实现，但蕴含其中的洞见，却依然值得重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