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好的学者首先要坐得住”，诚哉斯言。因为“坐得住”，才能求慢;因为“坐得住”，才能求真;因为“坐得住”，才能求正。果真“坐得住”，求慢、求真、求正，学自然是高深的，人也必然站得直。
　　顾颉刚：学问草创不能出版
　　1920年，顾颉刚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大图书馆任编目员，恰逢胡适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在这一风潮的影响下，顾颉刚开始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忙得不亦乐乎。几年后，顾颉刚开始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顾颉刚的论文和见解很快引起了热议，朴社同人就建议他编辑成书，由社里出版。当时，顾颉刚满口答应了，却老没有动手。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还没有做完，不能得到一个结束，他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孰料，在1925年的夏天，上海一家书馆把他的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古史讨论集》抢先出版了。
　　这时，社中同人都来埋怨顾颉刚，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顾颉刚不以为然。他说：“我不愿意一种学问主张草创的时候收得许多盲从的信徒，我只愿因了这书的出版而得到许多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敢于自己去进展的朋友。”顾颉刚这才着手编纂论文集，最后形成了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新学派，人称“古史辨派”。
　　做学问是“板凳要坐十年冷”，虽然当时顾颉刚年纪轻轻，却深谙这一道理。在辨论古史的过程中，他老老实实，日积月累，不投机取巧，不急功近利，到后来有所创造，有所超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冯友兰：坚决推倒重来
　　上个世纪60年代，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东西，从头撰写。因为这两册写在特殊时期。书里有很多不是自己的心里话，不是自己相信的话，不是自己思考过的话。当时，亲人和朋友都劝他接着写，因为他已经年逾八旬，担心他不能写完。可冯友兰坚决不同意，认为只有从头写才能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写出来，才完全是自己的体会。
　　晚年的冯友兰近于失明、失聪，自称“呆若木鸡”。因为饱受疾病折磨，只能采取口授让人记录的方式来完成“写作”。虽然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冯友兰念念不忘“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为了这样的学术传承，他从“情不自禁，欲罢不能”，到“海阔天空我自飞”，到“不知老之已至”，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为看重的七册大书《中国哲学史新编》。
　　我们欣赏冯友兰的专注和恒心，更激赏他的勇气与识见。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提出做学问要坚持“不要以人蔽已，不以己自蔽”。所谓“不自蔽”，就是敢于否定自己，实事求是，不断修正。无疑，冯友兰做到了，也做好了。
　　金隄：反对为了进度而牺牲质量
　　1999年，出版人韩敬群拿到了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英文稿。这是一部被公认的传记巨著。所以，在由谁来翻译的问题上，韩敬群思量了许久，最后认定著名的学者、翻译家金隄是最合适的人选。金隄接到委托后表示：“我愿意翻译这部作品，但至少要给我4年时间，否则什么都别谈！”
　　2004年6月16日，是“布卢姆日”100周年纪念日。“布卢姆日”在欧美文学界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记录的就是小人物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的生活。对于出版者，这当然是一个再巧再好不过的噱头。而译稿已处于校定阶段，金隄完全可以尽快完工遂了出版社的愿。可是，他没有。不但没有，他还给韩敬群及出版社发来言辞激烈的信，不容商量地表态：“我坚决反对为了进度而牺牲质量，出版者的动机可以理解，但翻译者的立场必须尊重！假如你们执意要这样做，我只能退出，绝不奉陪！”出版社无可奈何，只好乖乖从命。
　　金隄这样对学术极端认真，对译文近乎苛刻的学者，在一个充满喧嚣与躁动的年代，似乎屈指可数了。反观当下有的人，标榜大师、大家，却心浮气躁，三心二意，就治学态度而言，他们所能达到的境界与前辈学人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