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草坪处，一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押来了一个中年男子，只见此人前额宽阔，皮肤白净，身着黑衣白裤。中年人轻轻地转过身，神态自若地对站成一排、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说：“此地甚好。”说着，他走到古柏边，席地而坐，面对枪口，神清气定，面露微笑。一声令下，枪声响起，中年男子饮弹洒血，壮烈牺牲。他，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有着书生领袖之称的著名领导人——瞿秋白同志，殉难时年仅36岁。
　　
　　听到被留在根据地的消息，瞿秋白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们走吧，我会听从现任组织的安排的。”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战争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隆隆的枪炮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弦。逃避战事的难民越来越多，红都瑞金也显得一片忙乱，拆卸机器、打点行装、销毁文件，人喊马嘶。
　　这时瞿秋白的肺结核病又犯了，正发着高烧。一天，瞿秋白的好友吴黎平眉头紧锁、满面愁容地走了进来。他先是问询了秋白的病情，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秋白，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决定红军撤出瑞金，向西转移。”
　　“向西转移，到哪里去寻找红色根据地呢?”瞿秋白急切地问道。
　　“这个问题会上没有说明，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具体时间也没讲，从情形上判断大概就在这几天吧。”
　　“那我得赶快再准备一下。前几天只是听说了一下，不知道是真是假，只草草地收拾了一番，现在既然决定下来了，我得仔细收拾一下。”
　　听了瞿秋白的话，吴黎平低下了头，只得把当天“三人团”的决定告诉他——要他继续留下做后方的宣传工作。瞿秋白听完吴黎平的话，默默地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久久没有说话。对于最高“三人团”的决定，他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瞿秋白的住处看望他，关切地问：“秋白同志，你还好吧?”他答道：“这个时候，你能来看我，我从心底万分感激。”过了一会儿，瞿秋白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们走吧，我会听从现任组织的安排的，不知以后还能见否。我从青年时代起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1922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革命对党是忠心耿耿的，这些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你们走后，情况一定十分艰难，但我秋白可以坦言，无论碰上怎样的逆境，我都会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此心可表天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秘密撤出，乱石山上不幸被捕。
　　
　　随着一队队红军的匆匆西去，瞿秋白继续留在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他把高尔基戏剧学校留下的学员编成苏维埃剧团，又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分成三路各自独立地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文艺战士们人人都拿起了梭标、大刀和钢枪、手榴弹等武器，随时准备战斗。
　　形势一人比一天恶化，兴国、瑞仓等地相继失守，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瞿秋山不得不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秘密撤出，跟随留守部队上山打游击。在异常紧急的关头，中央分局不得不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将瞿秋山、何叔衡、邓子恢等转移之后出发。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这时，何叔衡已跌落悬崖牺牲，邓子恢被打散，身染重病的瞿秋白只身躲在灌木茂盛的乱石山上。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义勇队”的一遍遍的搜索，瞿秋白和山上的另外两位女同志张亮、周月林终没能摆脱魔爪，被捕入狱。
　　当晚，在一间特别的刑讯室里，特务军官开始了对瞿秋白的审讯。瞿秋白坦然地坐在木椅上，按事先商量好的口供，缓缓地答道：“本人林洪祥，江苏无锡人，现年36岁……共产党军队打进漳州，把我掳左，送别瑞金，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
　　敌人问道：“那两个妇女和你是什么关系?”瞿秋白神态自若地接着答道：“那个胖的叫周莲玉，是香菇客商的太太；另一个叫黄秀英，当过红军护士，是和我一起从瑞金逃出来的。”
　　敌人听完供词，看到没有得到自己需要的任何蛛丝马迹，气得脸色铁青，大喊着：“来人，给我带下去用刑，用刑！”
　　瞿秋白被带到刑讯室，吊在大木架子上，两个士兵不停地用皮鞭抽打，并且边打边问。
　　瞿秋白咬紧牙关，重复供词，不吐露半点真相。不一会儿，瞿秋白被打得体无完肤，口鼻流血，昏了过去。
　　正是由于瞿秋白的坚贞不屈，才使敌人逐渐动摇，自己的保外就医要求也得到了同意；
　　此时，周月林以被俘的女护士到别人家中服侍为由，当了“保姆”；张亮临近分娩，被没有子嗣的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保出，纳为姨太太，以续香火。
　　
　　叛徒出卖，瞿秋白坦然笑道：“我就是瞿秋白……”
　　
　　1935年4月，驻扎在长汀、会昌一带的国民党第八师陶峙岳部，浮获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周贺英。在威逼利诱下，周贺英供出了瞿秋白等人的消息，这一重要情报在敌营引起了巨大震动——曾任中共最高领导、主持过著名的“八七”会议的瞿秋白已被捕。电令很快传到厂看守瞿秋白的保安第十四团，已保释出狱的张亮、周月林被重新收押，瞿秋白则被重兵押送长汀。
　　第二天，长汀的第三十八六师师部组成了特种军事法庭，会审瞿秋白。面对审讯，瞿秋白开始仍坚持原来供词。军法处长吴松涛突然站起，手指瞿秋白，诈问道：“你不是林琪样，你姓矍，你是瞿秋白，民国十六年我在汉口听过你的演讲。”瞿秋白仍然坚持原来供词。吴松涛大吼道：“来人哪，把郑某人给我带上来。”
　　郑某人，名叫郑大鹏，加入红军后曾在苏区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当年一月被捕后叛变投敌。他走上法庭后，一边用手指着瞿秋白，一边献媚道：“他就是人民委员瞿秋白，我敢用脑壳担保。”吴松涛一边看着，一边阴险地狞笑着。
　　瞿秋山沉吟片刻，突然站起身来，昂起头，哈哈大笑，坦然说道：“既然已经指认了，我就不用‘冒混’了，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担保。我就是瞿秋白……”
　　
　　蒋介石口授密令：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国民党三十人师师长宋希濂的办公桌上，一边放着南京催问瞿秋白审讯结果的来电，一边摆着部下呈送的瞿秋山的诗词，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着。几次的劝降工作不但没有成功，而且遭到了瞿秋白的一一驳扩，宋希濂深感自己陷入了困境，要想再劝瞿秋白归顺党国，无异于瞎子点灯——白费蜡，只能向上请示了。
　　5月15日晚，他以三十六师师部名义给南京国民政府发了一道密电。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电报后，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紧急会议，商讨处置瞿秋白之法。会上，虽然蔡元培等反对处死瞿秋白，但在戴季陶等人的力谏下，还是达成了一致：瞿秋白纵然是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但却不为我所用，留下无异于养虎为患。只能杀不能留。
　　当晚，蒋介石口授一道密令：
　　着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如有悔悟，仍可申请免刑。
　　当然，想让瞿秋白“悔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统派王杰夫、陈建中等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降，最终也是以一场闹剧收场。“劝降团”刚离开长汀，龙溪绥靖署就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下达的立即枪决的命令。
　　
　　“慷慨赴死原属易，从容就义亦何难”。
　　
　　1935年6月17日，是个阴雨的天气，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派参谋长去瞿秋白的住处传达了蒋介石的密令：“最高当局决定把你就地处决，明天上午执行。”听完传达的命令后，瞿秋白仍像往日一样平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6月18日上午，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的内外，戒备森严，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派阴冷肃乐的气氛。瞿秋白像往常一样，起床梳洗完毕，坐到桌前写下绝笔。这时，特务连长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令。瞿秋白从容面对着枪决令，咏叹道：
　　“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瞿秋白稍事整理衣衫，在来人的押送下步人临时军事法庭，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以下官员一百多人拥立在两旁，庭长向瞿秋白宣读完蒋介石签署的枪决令，瞿秋白被央在林立的士兵中间走出师部，向中山公园走去。
　　中山公园的八角亭里，已为瞿秋白准备好了送行的四碟菜肴和一壶酒。瞿秋白来到亭里，神态自若地坐下，独斟自饮，边饮边笑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饮毕，瞿秋白站起身，昂起头，满怀豪情地作诗一首：
　　满地铺红心始甘，为君何法治民癌；
　　慷慨赴死原属易，从容就义亦何难。
　　诵完，瞿秋白一边迈出中山公园，一边用纯熟的俄语唱起了《国际歌》，在《国际歌》有节奏的韵律中，慢步向刑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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