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与世长辞已经九年了，这样一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学者，理应受到持续的关注和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不计算单篇论文，九年来我只见过两种研究专著，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杨迎平著，2007年5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初版）和《现代之后：施蛰存1935—1949年创作与思想初探》（王宇平著，2008年5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初版），后一种还是海峡彼岸出版的，可见施蛰存研究现状不如人意。因此，当读到张芙鸣女史这部《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书稿时，我的欣喜也就可想而知了。
　　话又得说回来，研究施蛰存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这大概也是目前施蛰存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施蛰存具有多种文化身份，他不是一位单一的作家，只会写写小说和散文，而是正如他自己一再所说也已经广泛流传的，他一生开了四扇窗，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古代碑帖研究。他这四扇窗，每扇都开得很大，开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因而，研究者面对这样一座矿藏丰富的文化大山，自身的学养、识见和可供利用的学术资源很可能远远不够，能够登堂已经不错了，如何再窥堂奥，再深入研讨？对这一点，施蛰存自己已有充分的估计。他生前就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过：某某研究我，他是好意，但他实在不懂，一些常识都弄不清楚，怎么研究呢？（大意）所以，选择研究施蛰存，在学术上是个不小的挑战。
　　本书作者长期研究施蛰存和“新感觉派”，已经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她这部新著又独辟蹊径，把施蛰存一九四九年以前多姿多彩的文学传播活动与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分析探讨，对施蛰存的文学成就作出了新的评估，也使本书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施蛰存文学前传。
　　即使不算早期发表旧体诗文的《兰友》，施蛰存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文学传播活动几乎与他的文学创作伴随始终。从《璎珞》到夭折的《文学工场》，从《无轨列车》到《新文艺》，从《现代》到《文艺风景》，从《文饭小品》到《现代诗风》，从《活时代》到《大晚报》副刊《每周文学》和《剪影》等等，施蛰存或主编、或合编、或当发行人，他的文学传播活动实在是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主编的《现代》，成为一九三○年代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环，影响深远。施蛰存参与文学传播活动的时间之长，主编刊物之多，简直直追新文学巨子鲁迅。直到晚年，施蛰存还主编了享誉海内外的《词学》丛刊，风华不减当年。或许可以这样说，施蛰存一生实际上不止开了四扇窗，还有第五扇，那就是文学编辑之窗。

　　本书正是对施蛰存这第五扇窗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书中的描述不仅是全景式的，而且可圈可点。不妨举个例。施蛰存早期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学杂志，大都带有同人刊物性质。从主编《现代》起，施蛰存改弦更张，力图使之“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倡导现代派文学，又提供一个让各种倾向的新文学家传播其作品和评论的尽可能宽广的平台。本书从商业运作下的《现代》、“新型知识传播的《现代》”、“作为物质与技术形式的《现代》”、“现代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现代》等多个角度切入，深入论述了施蛰存如何主编这份“一二八”事变之后“崛起于城市废墟”中的大型新文学刊物。书中把《现代》置于“新型知识传播”的背景之下，详细分析施蛰存通过《现代》的“编辑座谈”（后改称“社中座谈”），传递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指出施蛰存在实践现代派文学的同时，也主动承担起文学教育者的职责，“力求使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不仅发生在创作者、研究者层面，更能在处于知识转化中的大众读者层面展开”，而这正是以前的施蛰存研究者很少论及的。
　　当然，本书的亮点还有很多。作者视野开阔，论证有条不紊，阐释施蛰存的文学传播活动，无论编辑、出版还是翻译，都着力揭示其与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关联，与他的文学追求的关联，与一九三○年代新文学态势的关联，乃至与整个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关联，从而使全书增加了厚度和说服力。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我才疏学浅，连施蛰存先生的私淑弟子都算不上，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与他老人家有不少交往。我有自知之明，没有专门研究过他的文学创作，更遑论其他几扇窗，只为他编过《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北山散文集》（上下）初稿、《老古董俱乐部》等几种著译集而已。承张芙鸣女史不弃，要我为她的新著写几句话，只能就阅读所得略陈鄙见，但愿这部新著的问世有助于施蛰存研究和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