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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时光
我的故事要从海洋说起。每年8月，我会带着妻子希拉莉与儿子泰南，像朝圣一般，来到马萨诸塞州东南海岸的科德角，在此总结过去的一年，展望未来。
浪花在海面上南北延伸，连绵不绝，带着贝类、螃蟹、海藻和鱼儿一起翻腾。泰南喜欢跟我在平缓的海滩上玩“开飞机”：我们张开双臂，沿着海浪的前缘奔跑，踩碎一朵又一朵浪花。小家伙总是笑个不停，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2006年的8月，有一天，在我们那间度假小屋中，我刚刷完牙，用利多卡因药水漱口。好几个星期以来，我的喉咙一直很不舒服，现在连吞咽都会疼痛。利多卡因具有麻醉效果，我每天早上起来，总会先用利多卡因药水漱口；午餐之前再漱几次；到了晚上，如果实在疼得受不了，我会服一颗止痛药，或者再来一杯烈酒，换得一夜安眠。
这天早上，我漱口进行到一半，停下来对妻子说：“唉，我的喉咙一直没什么起色，搞不好是得了癌症。”希拉莉白了我一眼说：“疑神疑鬼会让你全身不舒服的。”
查出病症
回到纽约，我的耳鼻喉科医生送来一份诊断书。结果显示，我的舌根处长了一个肿瘤，是第四期的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喉癌。
我摸索着到处寻找妻子新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希拉莉对先前的工作很不满意，一直想跳槽，几天前终于换了份新工作。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给她添烦恼，可是，我即将成为妻子生活中的沉重包袱，不可避免的对话终于开始了。
我大概是这么说的：“亲爱的，我知道你很忙，不过我可能必须立刻动手术，接下来还有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放射治疗与化疗。待会儿我们细谈。”
肿瘤来势汹汹。医生表示，越早动手术越好。我懵了，心想我到底做了什么?造了什么孽?我才45岁，在科技公司担任企业策略顾问，不抽烟，饮酒适量，怎么会和这种病扯上关系?
荒唐留祸
事实的确如此，像我这样的喉癌病例，过去少之又有——但是这几年情况变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莫拉·吉立逊教授，很早就开始关注年轻且不抽烟的头颈部癌症患者，研究其病因与人类乳突病毒的关系。这种病毒经由性行为传染，是女性子宫颈癌与子宫颈肿瘤的头号致病元凶，如果它确实会引发头颈部癌症，那将是万分危险的。美国的人类乳突病毒携带者多达2000万人，并以每年6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
我想知道的是，这种导致子宫颈癌的病毒为什么会侵入我的喉咙?
根据吉立逊博士等人的研究，答案要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开门见山地说：“这种现象与性行为习惯的改变有关。”从1960年避孕药问世，到1984年艾滋病现身这段期间，性行为在美国渐趋普遍。性交方式也变得五花八门，给这种病毒的传播带来了契机。可以这么说，在过去30年里，千百万美国人一直在玩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如今他们渐渐迈入40，开始面临癌症的威胁。
我不能确定是哪一件事情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恐惧与歉疚感使我备受煎熬。希拉莉接受了巴氏早期癌变探查，所幸结果正常，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感染人类乳突病毒。她真的没事吗?
准备手术
离开家人到医院动手术的那一天，我百感交集，除了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活30年，还想到了许许多多还来不及完成的事，想到生存的意义与目的。我蹲下来和泰南告别。
“爸爸，你病得很严重吗?”
“是的，儿子。但医生会帮助我。”
“我们还可以开飞机吗?”
“当然。”
为了完成泰南的心愿，接下来这段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咬牙承受。从现在开始，我只想着明年8月的海滩之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想的?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躺在滑轮床上，静脉注射针头刺进我的手臂，未来还会有无数次注射。麻醉药生效了，我眼前的脸孔开始旋转。
“准备好了吗?”主刀医生问我。这是新生命展开之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上路吧。
化疗之痛
2007年1月底，我在纽约市的史隆凯特林癌症中心接受化疗与放射治疗。
就我的情况而言，化疗的副作用第二天就出现了。当时，我也刚做完第一个星期的放射治疗，出现晕眩、脱水、反胃、耳鸣、眼睛畏光等症状，甚至产生幻觉。
治疗期间，我们搬到离医院近一点的地方。我的颈部皮肤开始枯焦，脑后的头发大量脱落，维持吞咽功能是当务之急。医院建议我使用已经装好的喂食管，说可以将汉堡放进果汁机，加入高蛋白饮料后搅碎，然后灌进喂食管。但我不想看着液体汉堡从管子流进身体，于是横下心来，无论痛苦到何种地步，我都要继续自主进食。
咀嚼成为我所能想到最痛苦与困难的事。每吃一口食物，我都得用棉花棒沾利多卡因药水擦拭牙龈，有时候疼痛实在过于剧烈，我几乎要昏过去。
我的战斗
我和妻子很担心泰南。泰南喜欢到处跑来跑去，但他知道家里有问题，不敢乱动。我们还雇了一位保姆，因此泰南现在有了新的保姆、新的公寓，和一个萎靡不振的爸爸。
我逼自己走进医院的餐厅，虽然闻到饭菜的气味就会作呕，但我还是一口一口地咀嚼吞咽，用嘴巴而不是喂食管喝水。多年来，我一直是运动好手，如今却只能吃力地移动上下颚，忍着口腔的剧痛，艰苦维持吞咽些许食物的能力。
撑到第四个星期，护士说：“你还继续用嘴巴吃东西?真不容易。”我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过关。
再次起飞
经历过这一切，我和妻子鼓起勇气买房子。这是一个有两间房的小公寓，附近有几所相当好的学校。和银行洽谈贷款时，正逢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这些事情让我分心，不再总是挂念着病情和检查。
2007年8月18日，我们谈成新房子的交易；两天之后，傅瑞医生告诉我，癌细胞已经清除干净，我可以回去工作了。那个星期六，我们将行李放进汽车，驶出曼哈顿，前往科德角。
那趟旅程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我为自己和泰南买了潜水服，以抵挡大西洋海水的寒冷。泰南坐在浮板上，让我拖着他到处跑，在浪花中玩开飞机。美好的两个星期假期结束之后，我知道，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够勇敢面对。
(编辑 王克峰)
我的故事要从海洋说起。每年8月，我会带着妻子希拉莉与儿子泰南，像朝圣一般，来到马萨诸塞州东南海岸的科德角，在此总结过去的一年，展望未来。
浪花在海面上南北延伸，连绵不绝，带着贝类、螃蟹、海藻和鱼儿一起翻腾。泰南喜欢跟我在平缓的海滩上玩“开飞机”：我们张开双臂，沿着海浪的前缘奔跑，踩碎一朵又一朵浪花。小家伙总是笑个不停，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2006年的8月，有一天，在我们那间度假小屋中，我刚刷完牙，用利多卡因药水漱口。好几个星期以来，我的喉咙一直很不舒服，现在连吞咽都会疼痛。利多卡因具有麻醉效果，我每天早上起来，总会先用利多卡因药水漱口；午餐之前再漱几次；到了晚上，如果实在疼得受不了，我会服一颗止痛药，或者再来一杯烈酒，换得一夜安眠。
这天早上，我漱口进行到一半，停下来对妻子说：“唉，我的喉咙一直没什么起色，搞不好是得了癌症。”希拉莉白了我一眼说：“疑神疑鬼会让你全身不舒服的。”
查出病症
回到纽约，我的耳鼻喉科医生送来一份诊断书。结果显示，我的舌根处长了一个肿瘤，是第四期的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喉癌。
我摸索着到处寻找妻子新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希拉莉对先前的工作很不满意，一直想跳槽，几天前终于换了份新工作。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给她添烦恼，可是，我即将成为妻子生活中的沉重包袱，不可避免的对话终于开始了。
我大概是这么说的：“亲爱的，我知道你很忙，不过我可能必须立刻动手术，接下来还有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放射治疗与化疗。待会儿我们细谈。”
肿瘤来势汹汹。医生表示，越早动手术越好。我懵了，心想我到底做了什么?造了什么孽?我才45岁，在科技公司担任企业策略顾问，不抽烟，饮酒适量，怎么会和这种病扯上关系?
荒唐留祸
事实的确如此，像我这样的喉癌病例，过去少之又有——但是这几年情况变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莫拉·吉立逊教授，很早就开始关注年轻且不抽烟的头颈部癌症患者，研究其病因与人类乳突病毒的关系。这种病毒经由性行为传染，是女性子宫颈癌与子宫颈肿瘤的头号致病元凶，如果它确实会引发头颈部癌症，那将是万分危险的。美国的人类乳突病毒携带者多达2000万人，并以每年6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
我想知道的是，这种导致子宫颈癌的病毒为什么会侵入我的喉咙?
根据吉立逊博士等人的研究，答案要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开门见山地说：“这种现象与性行为习惯的改变有关。”从1960年避孕药问世，到1984年艾滋病现身这段期间，性行为在美国渐趋普遍。性交方式也变得五花八门，给这种病毒的传播带来了契机。可以这么说，在过去30年里，千百万美国人一直在玩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如今他们渐渐迈入40，开始面临癌症的威胁。
我不能确定是哪一件事情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恐惧与歉疚感使我备受煎熬。希拉莉接受了巴氏早期癌变探查，所幸结果正常，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感染人类乳突病毒。她真的没事吗?
准备手术
离开家人到医院动手术的那一天，我百感交集，除了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活30年，还想到了许许多多还来不及完成的事，想到生存的意义与目的。我蹲下来和泰南告别。
“爸爸，你病得很严重吗?”
“是的，儿子。但医生会帮助我。”
“我们还可以开飞机吗?”
“当然。”
为了完成泰南的心愿，接下来这段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咬牙承受。从现在开始，我只想着明年8月的海滩之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想的?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躺在滑轮床上，静脉注射针头刺进我的手臂，未来还会有无数次注射。麻醉药生效了，我眼前的脸孔开始旋转。
“准备好了吗?”主刀医生问我。这是新生命展开之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上路吧。
化疗之痛
2007年1月底，我在纽约市的史隆凯特林癌症中心接受化疗与放射治疗。
就我的情况而言，化疗的副作用第二天就出现了。当时，我也刚做完第一个星期的放射治疗，出现晕眩、脱水、反胃、耳鸣、眼睛畏光等症状，甚至产生幻觉。
治疗期间，我们搬到离医院近一点的地方。我的颈部皮肤开始枯焦，脑后的头发大量脱落，维持吞咽功能是当务之急。医院建议我使用已经装好的喂食管，说可以将汉堡放进果汁机，加入高蛋白饮料后搅碎，然后灌进喂食管。但我不想看着液体汉堡从管子流进身体，于是横下心来，无论痛苦到何种地步，我都要继续自主进食。
咀嚼成为我所能想到最痛苦与困难的事。每吃一口食物，我都得用棉花棒沾利多卡因药水擦拭牙龈，有时候疼痛实在过于剧烈，我几乎要昏过去。
我的战斗
我和妻子很担心泰南。泰南喜欢到处跑来跑去，但他知道家里有问题，不敢乱动。我们还雇了一位保姆，因此泰南现在有了新的保姆、新的公寓，和一个萎靡不振的爸爸。
我逼自己走进医院的餐厅，虽然闻到饭菜的气味就会作呕，但我还是一口一口地咀嚼吞咽，用嘴巴而不是喂食管喝水。多年来，我一直是运动好手，如今却只能吃力地移动上下颚，忍着口腔的剧痛，艰苦维持吞咽些许食物的能力。
撑到第四个星期，护士说：“你还继续用嘴巴吃东西?真不容易。”我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过关。
再次起飞
经历过这一切，我和妻子鼓起勇气买房子。这是一个有两间房的小公寓，附近有几所相当好的学校。和银行洽谈贷款时，正逢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这些事情让我分心，不再总是挂念着病情和检查。
2007年8月18日，我们谈成新房子的交易；两天之后，傅瑞医生告诉我，癌细胞已经清除干净，我可以回去工作了。那个星期六，我们将行李放进汽车，驶出曼哈顿，前往科德角。
那趟旅程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我为自己和泰南买了潜水服，以抵挡大西洋海水的寒冷。泰南坐在浮板上，让我拖着他到处跑，在浪花中玩开飞机。美好的两个星期假期结束之后，我知道，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够勇敢面对。
(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