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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去国外受教育”成为一种趋势，那么，这是刻意而为，还是理性选择？当把留学作为一种个人成长的期待，成为一种人生标签，比较中西方教育的异同，是做出这个决定的前提。而谈论教育的最好办法，是回到教育本身，从经历者那里寻求证明。
批判性
我在国内本科毕业后申请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读硕士。我遇到的第一难点，是导师每周开出的不计其数的阅读清单。我总想快速读完却总处于欲速则不达的状态，这让我倍感压力。私下偷偷询问那些公认的学霸，怎料他们也有同感。
导师劝导说，慢下来，速度并不意味着一切，让我这个已经习惯而且以追求快为目标的人有些懵。导师介绍我学习了快速画出思维导图法，还建议我找一位学习伙伴，分头阅读，交换信息。这种互助式的学习情况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我遇到的第二难点，是开口讲话，参与讨论。我熟悉的情景是，老师提出问题，课堂基本沉默。偶尔有人讲，也是力图使用标准的或者趋于一致的答案来回答。在英国，导师根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具有可选择性，比如“这个作者是左派还是右派”、“欧洲还有未来吗”。这时候，中国留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上网搜索答案。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上网搜索这个动作不是不好，至少反映出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优越性。由于互联网，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知识已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普通信息，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知识总和”。但是直接等待“人类知识总和”给出答案，实质上与选择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与一路追逐满分的望子成龙教育理念是一个逻辑。在这样的条件下，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反而变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知识贬值”现象。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对危险的互联网深恶痛绝，刻薄地写了《最愚蠢的一代》，结果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其实他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希望下一代变得更聪明、更渊博。他所讨论的“愚蠢”并非是智力上的指摘，而是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这个过程，利用互联网，本能够获取了丰富庞大的知识信息资源，但缺乏信息的自我内化，这是愚蠢的。
我遇到的第三个难点，是导师要求用2000个单词来论述一个问题作为半期的考试，评分的唯一准则是：批判性思维。导师花了半节课的时间来阐述什么是批判性。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在鼓动学生胡说八道，但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直到教授说：“无论在哪个年代，对自由的争取，以及自由、批判的思想都是艰难的，但从未止息。在今天的教室里，集体负罪感和集体胜利的概念都是荒谬的。”
批判性写作并不是新鲜概念，但是像我这样的学生，至少在上大学之前是没有经历过相关的训练的。同样，中国学生的雅思写作成绩全球最低，并不是因为大家词汇和语法能力不好。如果你去书店里看看，与写作有关的畅销书大致是《佳句分类集锦》《满分作文范例》之类。一直以来，我们对满分漂亮的句子、文章、结构趋之若鹜，恨不得一本本压缩在脑子里，在写作的时候复制出來，选择性都少有，更谈不上多少批判性。
比如诗歌作为教材的经典，在国内学习的时候，我们只需朗读背诵，然后就是听老师讲写作背景，逐句分析内容含意。整个过程学生完全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做点什么，听着、背诵，就可以了。
迈过这三个难点，我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从一个只听别人讲话、追求标准答案的人，向有怀疑、有追问、要批判的方向转变了不少。但是，我仍怀疑，难道听话错了吗？追求标准答案也错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新的创造，都是在前人确立的标准上建立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思考就是有目的地将各种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进行归纳整理，通过分门别类把知识记在脑子里。比如把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作品拆散成为“笔记”，使之化为自己便于记忆或者运用的材料，这是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必经之路。这种方法，在现代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钱钟书的《管锥篇》、顾随的《顾随历史笔记》。
不同的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就不喜欢“信息的知识”，他认为：“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按照爱因斯坦的标准，教育传授的不应仅仅是信息的知识，而是引导受教育者盯住那些闪亮的灯塔，向他们学习，通过思考、理智、判断，理解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成果据为己有，向更远的方向进发，使自己在这个过程获得进化。
由此来看，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是具有非常意义的。否则就像陈丹青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只需要听话的人。”如果把培养教育对象听话、顺从变成了教育的终极效果，是值得思考，也值得警惕的。但是，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养成，单靠学校这种有限的教育资源是办不到的。换言之，培养这些能力不是学校教育的全部。从小学到大学，学校教育能够给予学生的知识，对于以后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能力来说，十分有限，这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好奇心
黄草草是我的高中同学，她高中毕业后去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读本科，然后读研究生，现在已经在西雅图定居了。
去美国之初，黄草草对自己能否继续保持学霸地位没有足够信心，但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她所在专业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美国同学根本不是对手。黄草草一直认为她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应试教育在美国竞争的胜利，她高度认同国内的老师，他们敬业甚至很卖命。正是由于他们扎实地抓知识点、基本功和思维训练，才造就了像她这样的新一代移民。黄草草坦言，将来自己的孩子会在国内读到高中毕业，然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
对于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批评国内所谓的应试教育的人来说，黄草草的肯定显然不是刻意拔高，而对于国内急于把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家长，无疑具有很大的参与价值。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给中国的教育扣上应试教育的帽子，是因为大家认为现在的教育无非就是为了高考这个唯一的目标，学生被教成了考试的机器。
在黄草草看来，从华盛顿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来看，要修满180分的学分，专业课只占45分，另外135分要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中去选课，才能毕业。这种分布必修型（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教育设置体系，是倾向于让学生以自己为中心，对整个知识领域有所探索，把积累知识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是重点。
这不难理解，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西方人的知识理想是类似于“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人文主义者推崇的典型代表就是达·芬奇，他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作家，还是运动员。达·芬奇曾写道：不是数学家，请不要阅读我的基本著作。姑且不谈要理解达·芬奇的观念必须是一个博学达人，但是尽可能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是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向。
现在，通识教育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接受，在课程设置上也趋于多元化，尽量让学生们保持综合性发展。这种设置的好处，是能让学生们了解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我有个住地下室的英国室友John，他的梦想是“拿诺贝尔物理奖”。平均两到三周做完一个实验，写一篇报告，但他从不觉得辛苦。与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完美不一样，John每次做实验时都认为“我不可能做到完美”。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前者可能抑制了一份勇气，后者保留了一份冲动。
相比这位把物理当作“灵魂伴侣”的英国室友，现在国内学生念大学的理由，大都是借此期望扭转命运，缓解就业压力。如果再往上读研读博，其目标首先是进政府机关，其次是进高校，谋求一份稳定、体面的职业，而因为好奇心的做学问不多。所以说，“有教无类”，是个理念问题，现代国家的基础教育基本都做到了。但“因材施教”，还是个技术问题，仍然值得思考。
在英国坐火车的时候，我拍了一张几乎满车厢的人都在阅读纸质书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国内的朋友不无感慨地问，英国的交通怎么这么陈旧，网络覆盖这么差，可怜的英国人只得以书来充斥时间了。
这的确让人奇怪。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也说他喜欢坐火车在北欧旅行。白岩松也发现，他在国内坐火车的时候，经常是三五好友坐在一起，等火车一启动就把座位转过来，大家对坐着开始打牌，高兴之际大声嚷嚷，像饭堂里喝高了酒。后来白岩松坐火车在北欧旅行，火车启动后，发现一车的欧洲人都在读书。这对于一个爱读书的白岩松无疑是一种精神享受。
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相信白岩松的描述，觉得白岩松矫情。其实在国外不是没有流水线上生产的明星八卦和社交暖文，但是他们对于书籍的爱好的确远远超过了明星八卦和社交暖文。
从教育的有效样式来看，能不能培养一个有好奇心、有探索欲的人，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进行持续终生自学，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后来我在列车上想拿出iPad看地图，反倒突然觉得有点不入流了。正如艾略特的一句诗：“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生存力
“知识守护生命”在国内是被重复很多的话语，但我在留学期间接受到那些书本以外的知识，却是全新经历。
我的第一堂课是在教室外开始的。没有老师，学生会几个成员带着新生在没有围墙的校园依次浏览介绍，特别叮嘱新生要盯住墙上的消防安全通道指示图，然后就开始消防演习。
新生们嘻嘻哈哈地按照套路演练了一遍，新鲜感一过，就把演习的内容扔在一边了。没想到，之后一周里消防演习成了常态，校方时不时拉响警报，弄得新生们觉得自己都快成职业消防队员了，在国内哪会受这份罪？有人愤怒到嚷嚷着要去校监处告状了。
接下来的戏路还有参观警察局、邮局、银行，讲各种办事流程。我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同学曾经感叹：“我在国内那么多年，别说去警察局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因为出国需要信用卡，我根本不会和银行打交道。这些杂事一般都是父母包办的，他们怕因此耽误我学习。”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开学第一课》，第一次播出是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以《知识守护生命》为主题，对全国的孩子进行应急避险教育和生命意识教育。但是这样的选题到目前仅有一次，之后的几期都像在做形势任务教育讲座。
统计数据显示，在急救知识普及率上，欧洲高达80%，其中北欧普及率最高，美国普及率70%，但在中国，这个数字不到1%。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唱响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现在，因为我们爱钱、爱权，教育则随着世俗的价值取向而制定、增加、改变课程，各种商战、权变的东西包裹着国学、EMBA的外衣不断在增加，就是都没有把保护生命、获得生存的基本技能列入必修科目，其实是遗忘了所有行动力的主体本身。
为了获得持续的“高等级”价值，“加快建设”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整个社会都在高速运转。我们快活，快富，一日胜百年，在成功的同时，顾不上尊重生命本身，甚至顧不上尊敬长辈、拥抱父母、陪伴孩子、亲吻爱人和关怀自己，在这样的速度要求下，整个国家都在经受“不能老、不能穷、不能失败”的煎熬。速度开始是我们的骄傲，后来成了我们的原罪。
成熟的教育体系，都是从理论设想到初步实践，再到反复更正，最后使大部分人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工程。成熟的教育，都是把人的生存置于第一位，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的生存能力，让人生活得像一个人。
批判性
我在国内本科毕业后申请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读硕士。我遇到的第一难点，是导师每周开出的不计其数的阅读清单。我总想快速读完却总处于欲速则不达的状态，这让我倍感压力。私下偷偷询问那些公认的学霸，怎料他们也有同感。
导师劝导说，慢下来，速度并不意味着一切，让我这个已经习惯而且以追求快为目标的人有些懵。导师介绍我学习了快速画出思维导图法，还建议我找一位学习伙伴，分头阅读，交换信息。这种互助式的学习情况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我遇到的第二难点，是开口讲话，参与讨论。我熟悉的情景是，老师提出问题，课堂基本沉默。偶尔有人讲，也是力图使用标准的或者趋于一致的答案来回答。在英国，导师根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具有可选择性，比如“这个作者是左派还是右派”、“欧洲还有未来吗”。这时候，中国留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上网搜索答案。
上网搜索这个动作不是不好，至少反映出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优越性。由于互联网，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知识已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普通信息，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知识总和”。但是直接等待“人类知识总和”给出答案，实质上与选择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与一路追逐满分的望子成龙教育理念是一个逻辑。在这样的条件下，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反而变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知识贬值”现象。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对危险的互联网深恶痛绝，刻薄地写了《最愚蠢的一代》，结果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其实他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希望下一代变得更聪明、更渊博。他所讨论的“愚蠢”并非是智力上的指摘，而是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这个过程，利用互联网，本能够获取了丰富庞大的知识信息资源，但缺乏信息的自我内化，这是愚蠢的。
我遇到的第三个难点，是导师要求用2000个单词来论述一个问题作为半期的考试，评分的唯一准则是：批判性思维。导师花了半节课的时间来阐述什么是批判性。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在鼓动学生胡说八道，但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直到教授说：“无论在哪个年代，对自由的争取，以及自由、批判的思想都是艰难的，但从未止息。在今天的教室里，集体负罪感和集体胜利的概念都是荒谬的。”
批判性写作并不是新鲜概念，但是像我这样的学生，至少在上大学之前是没有经历过相关的训练的。同样，中国学生的雅思写作成绩全球最低，并不是因为大家词汇和语法能力不好。如果你去书店里看看，与写作有关的畅销书大致是《佳句分类集锦》《满分作文范例》之类。一直以来，我们对满分漂亮的句子、文章、结构趋之若鹜，恨不得一本本压缩在脑子里，在写作的时候复制出來，选择性都少有，更谈不上多少批判性。
比如诗歌作为教材的经典，在国内学习的时候，我们只需朗读背诵，然后就是听老师讲写作背景，逐句分析内容含意。整个过程学生完全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做点什么，听着、背诵，就可以了。
迈过这三个难点，我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从一个只听别人讲话、追求标准答案的人，向有怀疑、有追问、要批判的方向转变了不少。但是，我仍怀疑，难道听话错了吗？追求标准答案也错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新的创造，都是在前人确立的标准上建立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思考就是有目的地将各种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进行归纳整理，通过分门别类把知识记在脑子里。比如把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作品拆散成为“笔记”，使之化为自己便于记忆或者运用的材料，这是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必经之路。这种方法，在现代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钱钟书的《管锥篇》、顾随的《顾随历史笔记》。
不同的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就不喜欢“信息的知识”，他认为：“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按照爱因斯坦的标准，教育传授的不应仅仅是信息的知识，而是引导受教育者盯住那些闪亮的灯塔，向他们学习，通过思考、理智、判断，理解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成果据为己有，向更远的方向进发，使自己在这个过程获得进化。
由此来看，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是具有非常意义的。否则就像陈丹青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只需要听话的人。”如果把培养教育对象听话、顺从变成了教育的终极效果，是值得思考，也值得警惕的。但是，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养成，单靠学校这种有限的教育资源是办不到的。换言之，培养这些能力不是学校教育的全部。从小学到大学，学校教育能够给予学生的知识，对于以后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能力来说，十分有限，这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好奇心
黄草草是我的高中同学，她高中毕业后去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读本科，然后读研究生，现在已经在西雅图定居了。
去美国之初，黄草草对自己能否继续保持学霸地位没有足够信心，但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她所在专业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美国同学根本不是对手。黄草草一直认为她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应试教育在美国竞争的胜利，她高度认同国内的老师，他们敬业甚至很卖命。正是由于他们扎实地抓知识点、基本功和思维训练，才造就了像她这样的新一代移民。黄草草坦言，将来自己的孩子会在国内读到高中毕业，然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
对于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批评国内所谓的应试教育的人来说，黄草草的肯定显然不是刻意拔高，而对于国内急于把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家长，无疑具有很大的参与价值。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给中国的教育扣上应试教育的帽子，是因为大家认为现在的教育无非就是为了高考这个唯一的目标，学生被教成了考试的机器。
在黄草草看来，从华盛顿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来看，要修满180分的学分，专业课只占45分，另外135分要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中去选课，才能毕业。这种分布必修型（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教育设置体系，是倾向于让学生以自己为中心，对整个知识领域有所探索，把积累知识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是重点。
这不难理解，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西方人的知识理想是类似于“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人文主义者推崇的典型代表就是达·芬奇，他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作家，还是运动员。达·芬奇曾写道：不是数学家，请不要阅读我的基本著作。姑且不谈要理解达·芬奇的观念必须是一个博学达人，但是尽可能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是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向。
现在，通识教育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接受，在课程设置上也趋于多元化，尽量让学生们保持综合性发展。这种设置的好处，是能让学生们了解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我有个住地下室的英国室友John，他的梦想是“拿诺贝尔物理奖”。平均两到三周做完一个实验，写一篇报告，但他从不觉得辛苦。与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完美不一样，John每次做实验时都认为“我不可能做到完美”。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前者可能抑制了一份勇气，后者保留了一份冲动。
相比这位把物理当作“灵魂伴侣”的英国室友，现在国内学生念大学的理由，大都是借此期望扭转命运，缓解就业压力。如果再往上读研读博，其目标首先是进政府机关，其次是进高校，谋求一份稳定、体面的职业，而因为好奇心的做学问不多。所以说，“有教无类”，是个理念问题，现代国家的基础教育基本都做到了。但“因材施教”，还是个技术问题，仍然值得思考。
在英国坐火车的时候，我拍了一张几乎满车厢的人都在阅读纸质书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国内的朋友不无感慨地问，英国的交通怎么这么陈旧，网络覆盖这么差，可怜的英国人只得以书来充斥时间了。
这的确让人奇怪。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也说他喜欢坐火车在北欧旅行。白岩松也发现，他在国内坐火车的时候，经常是三五好友坐在一起，等火车一启动就把座位转过来，大家对坐着开始打牌，高兴之际大声嚷嚷，像饭堂里喝高了酒。后来白岩松坐火车在北欧旅行，火车启动后，发现一车的欧洲人都在读书。这对于一个爱读书的白岩松无疑是一种精神享受。
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相信白岩松的描述，觉得白岩松矫情。其实在国外不是没有流水线上生产的明星八卦和社交暖文，但是他们对于书籍的爱好的确远远超过了明星八卦和社交暖文。
从教育的有效样式来看，能不能培养一个有好奇心、有探索欲的人，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进行持续终生自学，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后来我在列车上想拿出iPad看地图，反倒突然觉得有点不入流了。正如艾略特的一句诗：“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生存力
“知识守护生命”在国内是被重复很多的话语，但我在留学期间接受到那些书本以外的知识，却是全新经历。
我的第一堂课是在教室外开始的。没有老师，学生会几个成员带着新生在没有围墙的校园依次浏览介绍，特别叮嘱新生要盯住墙上的消防安全通道指示图，然后就开始消防演习。
新生们嘻嘻哈哈地按照套路演练了一遍，新鲜感一过，就把演习的内容扔在一边了。没想到，之后一周里消防演习成了常态，校方时不时拉响警报，弄得新生们觉得自己都快成职业消防队员了，在国内哪会受这份罪？有人愤怒到嚷嚷着要去校监处告状了。
接下来的戏路还有参观警察局、邮局、银行，讲各种办事流程。我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同学曾经感叹：“我在国内那么多年，别说去警察局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因为出国需要信用卡，我根本不会和银行打交道。这些杂事一般都是父母包办的，他们怕因此耽误我学习。”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开学第一课》，第一次播出是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以《知识守护生命》为主题，对全国的孩子进行应急避险教育和生命意识教育。但是这样的选题到目前仅有一次，之后的几期都像在做形势任务教育讲座。
统计数据显示，在急救知识普及率上，欧洲高达80%，其中北欧普及率最高，美国普及率70%，但在中国，这个数字不到1%。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唱响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现在，因为我们爱钱、爱权，教育则随着世俗的价值取向而制定、增加、改变课程，各种商战、权变的东西包裹着国学、EMBA的外衣不断在增加，就是都没有把保护生命、获得生存的基本技能列入必修科目，其实是遗忘了所有行动力的主体本身。
为了获得持续的“高等级”价值，“加快建设”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整个社会都在高速运转。我们快活，快富，一日胜百年，在成功的同时，顾不上尊重生命本身，甚至顧不上尊敬长辈、拥抱父母、陪伴孩子、亲吻爱人和关怀自己，在这样的速度要求下，整个国家都在经受“不能老、不能穷、不能失败”的煎熬。速度开始是我们的骄傲，后来成了我们的原罪。
成熟的教育体系，都是从理论设想到初步实践，再到反复更正，最后使大部分人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工程。成熟的教育，都是把人的生存置于第一位，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的生存能力，让人生活得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