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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作家许知远在其视频节目《十三邀》中再赴香港，由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做“向导”，行走于外地人不甚了解的城市纹理之间，吃吃喝喝，或逍遥游，或谈天说地，或隐隐回避现世，纳世界于方寸饭桌前。
第一顿饭：九龙城吃火锅
“我来香港 50 年了，选来选去，还是这个地方比较好。”因为蔡澜这句话，许知远与这位拄着拐棍，但依然风度翩翩的老者，悠悠闲逛于九龙城。
这里有好多商铺，卖的无非是肉啊、菜啊、生活小用品、寿衣、棺材店……从出生到死亡，都包了。每一家商铺摆放的货物都琳琅满目，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生机。
“这里有生活，像人。”蔡澜这样总结这个地方，显然他常常出入这里，好多店主人都认识他。许知远与蔡澜吃起了火锅，喝起了酒。饭桌上，蔡澜很照顾人，“看看摄影师怎样坐？”“你今天不急吧……”言语上照顾到，席间布汤倒酒，非常周到。
“吃点鱼春，”蔡澜邀请。
“吃这个能壮阳吗？”许知远戏谑道。
“不能。”蔡澜斩钉截铁地说，“胡说八道了，哪里有壮阳的东西，壮阳这回事根本不是吃的嘛，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事情，是你的脑子想出来的嘛。”
“其实最性感的是头脑，”许知远补充，“食物背后和社会心理、政治结构有关系，比如香港的食物跟背后的社会心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发展快，不安性，要回报嘛。”蔡澜加重了语气，“所以我最想做拉丁民族，我认为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我以前很忧郁，不开朗。后来我知道，原来人家可以这么活着。”
蔡澜热爱旅行是受父亲影响。他父亲是一位诗人、书法家，笔名柳北岸，是位五四青年，后来成为邵氏影业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经理。
蔡澜出生在新加坡，1963 年来到香港，长期任职邵氏、嘉禾等东南亚最大制片厂的电影监制。说起旅行，回顾整个人生，蔡澜有诸多游历：“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马来少女，开着水龙头，围着一条纱笼洗头发，微微看到胸部，哦，那可性感啦。”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许知远顺势问下去。
蔡先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很多时候享乐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同时发生的，在明末清初做李渔这样的人，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義者，意味着什么？”许知远问。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蔡澜挥挥手，“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嘛，在笼子里面关太久了。”
除了旅行，父亲还教他准时、守诺言……这些都是有着老派文人印记的东西。“有一个一直困惑我的东西，我很佩服您父亲那代人身上都有的，中国文人认为的天下还是很重要的，包括顾炎武说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困惑的是‘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他们怎么平衡啊？”
“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蔡澜大笑，“来来来，喝酒。”
他没有再给予这个问题更多的解释，哪怕许知远一再追问。
第二顿饭：餐后泰餐馆喝椰青
餐后，二人说说笑笑，到了火锅店附近一家名为“金宝泰国餐馆”的餐厅。蔡澜说，他年轻的时候，看《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
“约翰·克里斯多夫是非常英雄主义的，您现在再回头看，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许知远问。蔡澜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避重就轻的问：“你们这几天还想要干什么？”许知远说，想去看看香港邵氏的一些地方，并且问蔡澜是否有兴趣。
“没有。”他回答的干脆利落，然后低下头去，细细喝椰青。
蔡澜经历了香港电影整个的黄金时代。从 1985 年 到1999 年，无论是明星阵容还是影片的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在这一时期，比如成龙、周润发……都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不灭的偶像。
蔡澜在香港邵氏担任要职，见证过成龙主演的一系列商业娱乐片被大众接受，见证了成龙偶像地位的确立。可是他却认为，那是一段不开心的时光。他觉得邵逸夫本人一生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动脑，但是他一面倒。他只知道商业片可以赚钱，却不知道文艺片也可以赚钱。那时候一年拍40部戏，都赚钱，蔡澜说，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邵逸夫回答说，希望第41部也赚钱。
“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蔡澜说，“因为他不懂，他不能接受。”
“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蔡澜又笑了。
许知远希望蔡澜用笔述说心曲。而蔡澜，此时仅仅是饭桌上的游侠。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有什么感伤，尽量都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蔡澜说，“但人是平衡的嘛，你有快乐的一面，享乐主义的一面，就必然有感伤的一面，要不人就完蛋了，就失衡了。”
蔡澜又笑了：“我现在已经学的不失衡了。保险箱里面有个锁链，还踢进了海里。”
“所以你还是知道有这个保险箱的。”许知远说。
“我知道所以我可以踢嘛。”蔡澜继续喝酒。
第三顿饭：中环喝早茶
喝完椰青，二人道别，蔡澜说，要请许知远一行转天喝早茶。
许知远希望在早茶上，探讨喝椰青时没有探讨完的问题——一个享乐主义者，必然是敏感的，才能发掘生活中的美食美景，也必然对这个社会敏感，对不公敏感，那么他是如何面对他的敏感神经所探查到的这些？
许知远想在早茶时分，打开蔡澜的保险箱。
这是一家名为“陆羽早茶”的店面，刚开席，蔡澜便演示给大家看，如何喝冷泡茶。
许知远吃了一块儿猪肝，继续发问：“我记得加缪说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那一定是一位道德主义者，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怎样理解？”
蔡澜笑，他内心一定第一时间识破了许知远所问的是什么，“食物是本能嘛，人们常常忘记本能。”三顿茶饭，蔡澜或侃侃而谈，或回避绕弯，但是他也用“吃吃喝喝”回答了许知远的疑问，他经历了大时代的到来与退去，他本身对逝去的文人精神也好，商业浪潮也好，都是体验者，而不是旁观者。
但他选择不回应，选择继续自己的享乐人生。买最好的衣服，开最好的汽车，去生活，经营生意。
“我认为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蔡澜曾这样说。
他笑许知远的理念，许知远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解决一些事情，但是蔡澜认为，解决不了。
“你要再过一阵子会同意我的话。”蔡澜对许知远说。就这样，蔡澜用逃避过上了自由快活的生活，他成为了一个风流快活的体面人。
这样的人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许知远在节目结束时说：“体面的人有原则，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好处。”
第一顿饭：九龙城吃火锅
“我来香港 50 年了，选来选去，还是这个地方比较好。”因为蔡澜这句话，许知远与这位拄着拐棍，但依然风度翩翩的老者，悠悠闲逛于九龙城。
这里有好多商铺，卖的无非是肉啊、菜啊、生活小用品、寿衣、棺材店……从出生到死亡，都包了。每一家商铺摆放的货物都琳琅满目，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生机。
“这里有生活，像人。”蔡澜这样总结这个地方，显然他常常出入这里，好多店主人都认识他。许知远与蔡澜吃起了火锅，喝起了酒。饭桌上，蔡澜很照顾人，“看看摄影师怎样坐？”“你今天不急吧……”言语上照顾到，席间布汤倒酒，非常周到。
“吃点鱼春，”蔡澜邀请。
“吃这个能壮阳吗？”许知远戏谑道。
“不能。”蔡澜斩钉截铁地说，“胡说八道了，哪里有壮阳的东西，壮阳这回事根本不是吃的嘛，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事情，是你的脑子想出来的嘛。”
“其实最性感的是头脑，”许知远补充，“食物背后和社会心理、政治结构有关系，比如香港的食物跟背后的社会心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发展快，不安性，要回报嘛。”蔡澜加重了语气，“所以我最想做拉丁民族，我认为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我以前很忧郁，不开朗。后来我知道，原来人家可以这么活着。”
蔡澜热爱旅行是受父亲影响。他父亲是一位诗人、书法家，笔名柳北岸，是位五四青年，后来成为邵氏影业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经理。
蔡澜出生在新加坡，1963 年来到香港，长期任职邵氏、嘉禾等东南亚最大制片厂的电影监制。说起旅行，回顾整个人生，蔡澜有诸多游历：“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马来少女，开着水龙头，围着一条纱笼洗头发，微微看到胸部，哦，那可性感啦。”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许知远顺势问下去。
蔡先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很多时候享乐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同时发生的，在明末清初做李渔这样的人，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義者，意味着什么？”许知远问。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蔡澜挥挥手，“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嘛，在笼子里面关太久了。”
除了旅行，父亲还教他准时、守诺言……这些都是有着老派文人印记的东西。“有一个一直困惑我的东西，我很佩服您父亲那代人身上都有的，中国文人认为的天下还是很重要的，包括顾炎武说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困惑的是‘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他们怎么平衡啊？”
“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蔡澜大笑，“来来来，喝酒。”
他没有再给予这个问题更多的解释，哪怕许知远一再追问。
第二顿饭：餐后泰餐馆喝椰青
餐后，二人说说笑笑，到了火锅店附近一家名为“金宝泰国餐馆”的餐厅。蔡澜说，他年轻的时候，看《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
“约翰·克里斯多夫是非常英雄主义的，您现在再回头看，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许知远问。蔡澜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避重就轻的问：“你们这几天还想要干什么？”许知远说，想去看看香港邵氏的一些地方，并且问蔡澜是否有兴趣。
“没有。”他回答的干脆利落，然后低下头去，细细喝椰青。
蔡澜经历了香港电影整个的黄金时代。从 1985 年 到1999 年，无论是明星阵容还是影片的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在这一时期，比如成龙、周润发……都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不灭的偶像。
蔡澜在香港邵氏担任要职，见证过成龙主演的一系列商业娱乐片被大众接受，见证了成龙偶像地位的确立。可是他却认为，那是一段不开心的时光。他觉得邵逸夫本人一生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动脑，但是他一面倒。他只知道商业片可以赚钱，却不知道文艺片也可以赚钱。那时候一年拍40部戏，都赚钱，蔡澜说，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邵逸夫回答说，希望第41部也赚钱。
“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蔡澜说，“因为他不懂，他不能接受。”
“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蔡澜又笑了。
许知远希望蔡澜用笔述说心曲。而蔡澜，此时仅仅是饭桌上的游侠。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有什么感伤，尽量都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蔡澜说，“但人是平衡的嘛，你有快乐的一面，享乐主义的一面，就必然有感伤的一面，要不人就完蛋了，就失衡了。”
蔡澜又笑了：“我现在已经学的不失衡了。保险箱里面有个锁链，还踢进了海里。”
“所以你还是知道有这个保险箱的。”许知远说。
“我知道所以我可以踢嘛。”蔡澜继续喝酒。
第三顿饭：中环喝早茶
喝完椰青，二人道别，蔡澜说，要请许知远一行转天喝早茶。
许知远希望在早茶上，探讨喝椰青时没有探讨完的问题——一个享乐主义者，必然是敏感的，才能发掘生活中的美食美景，也必然对这个社会敏感，对不公敏感，那么他是如何面对他的敏感神经所探查到的这些？
许知远想在早茶时分，打开蔡澜的保险箱。
这是一家名为“陆羽早茶”的店面，刚开席，蔡澜便演示给大家看，如何喝冷泡茶。
许知远吃了一块儿猪肝，继续发问：“我记得加缪说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那一定是一位道德主义者，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怎样理解？”
蔡澜笑，他内心一定第一时间识破了许知远所问的是什么，“食物是本能嘛，人们常常忘记本能。”三顿茶饭，蔡澜或侃侃而谈，或回避绕弯，但是他也用“吃吃喝喝”回答了许知远的疑问，他经历了大时代的到来与退去，他本身对逝去的文人精神也好，商业浪潮也好，都是体验者，而不是旁观者。
但他选择不回应，选择继续自己的享乐人生。买最好的衣服，开最好的汽车，去生活，经营生意。
“我认为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蔡澜曾这样说。
他笑许知远的理念，许知远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解决一些事情，但是蔡澜认为，解决不了。
“你要再过一阵子会同意我的话。”蔡澜对许知远说。就这样，蔡澜用逃避过上了自由快活的生活，他成为了一个风流快活的体面人。
这样的人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许知远在节目结束时说：“体面的人有原则，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