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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工潮，波澜壮阔，举世瞩目。这个群体每次迁徒都会给人们带来诸多忧虑。
在苏北六垛小街，往年正月初五过后，外出打工的汉子们就结伴前往昆山。而今年，过了元宵节仍不见动静，阔别土地已有经年的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街头闲聊着，来年的工作还不知在何处，眼前显得那么迷茫，春节的祥和气氛也驱散不了他们心头的焦虑。
半是无奈半是明智
2009年春节前，因沿海发达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严重受挫，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但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也要看到农民工返乡的积极意义，看到农民工返乡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民工潮回流，给农村带回大量的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向外输出的劳动力每年为安徽农村赚回40-50亿元的收入。打工者见多识广，相当一部分人还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回乡后，他们创办的私营企业往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湖北钟祥县外出打工青年回乡办企业，共引进设备、资金超过8000万元，占全县这几年工业投入的17％。在江西宜春地区，全地区百强企业中，“凤还巢企业”占到三成，确实令人惊喜。
播撒现代文明。进城农民把绿色原野的纯朴带给城市，同时又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耳濡目染，逐步适应都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他们重返黄土地的时候，必然成为播撒现代文明的使者，把城市的五颜六色融入乡间，移风易俗，驱除愚昧、落后，给偏僻的乡村带回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消费时尚和生活方式。在苏北农村，乡下姑娘、大嫂的衣着跟城里人相差无几，穿出一片靓丽，其传播媒介多半是回流的农民工。在湖南衡阳地区，乡村铜管乐队、乡村迪斯科舞蹈队比比皆是，原来城里人享受的现代文明，乡下人也“潇洒走一回”，同样是农民工回流的催化作用。
输送各类人才。农民进城打工，头脑活络者学到不少技术，回到家乡后，便成为身怀绝技的人才。据河南省乡镇企业局统计，全省乡镇企业的数万个技术岗位上，37.8％是回归的农民工充当技术骨干。在山东农村，能工巧匠大多是在城里见过世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回乡农民工。某县农民兄弟开办的装潢公司在当地很有名气，其净资产已达300万元。他们就是在深圳学的装潢手艺，5年前打回老家，再创家业，营造了今日的辉煌。
农民工返乡大有作为。他们利用在城市和大中型企业工作的经验、技术，抓住规模企业产业链条向前和向后延伸的机遇，主动接受大中型企业的辐射带动，积极发展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配件配套企业，促进一批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把农民工返乡看作是一次休整，是第二次创业，那么农民工返乡，回归故里，广阔天地，仍可大有作为。他们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业，兴建特色种养基地和科技示范园等，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群。
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合作经济组织。他们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利用市场信息，积极兴办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通过农产品购销、传播信息，为农民服务，从中获取合理报酬。或者开展技术承包，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
担任村组干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实践表明，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不仅是农村带头致富和带动群众致富的领头人，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后备力量，更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推动者、开拓者。
潮涨潮落 因势利导
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工潮，波澜壮阔，举世瞩目，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惊呼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气势磅礴的一大社会景观。
80年代中后期，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浪潮，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的农民，不甘于低下的土地回报率，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副业”，贴补家用。十里八村的乡邻们一家看着一家，走出家门，走出田野，很快地，这支队伍“风生水起”，最终汇成一股巨大的潮流。
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
1985年，国务院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打破对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限制。
政策的松动，使地域流动的闸门骤然开启，民工潮迅速兴起，到1989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已达3000多万人，很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外输送劳动力。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989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农民工大规模地迁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
1989年初春，几百万农民南下爆发性集聚流动，成为“民工潮”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交通部门不堪承受，社会舆论为之哗然。
1992年，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民工潮再次涌起。农民工流动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最多时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
1998年以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重创。中国不仅没有卷入那场灾难，反而通过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珠三角和长三角幸运地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带。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整个中国工业的布局和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短短几年时间，乡村工业化从遍地开花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迅速向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带集中。中国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也变成了沿海地区的农民吃地租、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此起彼伏地流向这两片经济带进入产业大军的进程。
化蛹为蝶
新形势下的民工潮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农民工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4年春节之后，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农民工回流，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进入下半年，一些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
2005年，民工潮再次兴起。新一轮民工潮一直延续到2008年下半年。
如同每年的“民工潮”一样，这个群 体每次迁徙都会给人们带来诸多忧虑，习惯了用农民工支撑的中国外向型经济，突然间出现了“无米为炊”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工作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目前，最要紧的是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和解决农民工失业的战略和措施。
首先，制定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培训战略。要真正积极对待农民工群体，就必须要保护和提升这支十几年培养起来的产业大军。中国正处于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城市化所需要的现代服务业的提升，都需要将这批具备一定文化和技能的产业工人转变成知识工人，使这个队伍成为下一阶段产业升级和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为此，中央财政应拿出一定资金保证农民工培训战略的实施。
其次，在沿海发达地区着手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政策，不要让农民工在体制外流动。农民工是边缘人，融不进这个城市社会，他们对这个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却不被承认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作为“廉价劳动力”，他们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作为“超时劳动力”，他们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作为“高危劳动力”，他们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繁。因此，要正视农民工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存在意义，不要把他们当作城市“过客”。
第三，化危机为机遇，适时调整工业化布局，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出口导向战略的受挫，为改变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格局提供了机遇。首先是为沿海地区实施产业升级和推进城市化提供了动力；其次，也有助于启动内地工业化进程。只要政策得当，内地工业化的兴起正当其时，并有望成为推动中国下一步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
第四，要积极稳妥地安置返乡农民工，欢迎他们回归故里，重建家园，授之以利。农民工是流动在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耕地仍然是他们的基本保障，要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违法流转的农民工承包地，农民工要求退还的要坚决退还；因长期占用不能退还的，要负责安排返乡农民工就业。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吸引农民回归土地。要大力创办绿色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乡镇企业的技术含量，使农民工回乡有用武之地。
安之以“窝”。农村小城镇是吸纳回流农民工的重要场所，有了小城镇这块地盘，使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求职谋生有了依托，谁还愿意离乡背井、别妻离子去城里闯荡。据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小城镇累计吸纳了5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相当于20个中等城市人口的总和。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建设资金匮乏，投资渠道不畅，管理体制不明，多头管理，互相制约。政府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把小城镇建设成吸聚打工农民的安乐窝。
扶之以惠。要及时制定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明文彰显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扶持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工商登记、资金、税费、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要拓宽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融资渠道，运用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信贷资金支持；要优先解决农民工回乡创业用地问题。将农民工创业用地纳入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地区的实际，可适当扩大荒山、荒坡、荒滩等非耕地的利用；要健全农民工创业辅导和培训体系，加大对回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的支持力度，增强他们的创业能力，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提升创业者适应市场变化、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苏北六垛小街，往年正月初五过后，外出打工的汉子们就结伴前往昆山。而今年，过了元宵节仍不见动静，阔别土地已有经年的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街头闲聊着，来年的工作还不知在何处，眼前显得那么迷茫，春节的祥和气氛也驱散不了他们心头的焦虑。
半是无奈半是明智
2009年春节前，因沿海发达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严重受挫，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但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也要看到农民工返乡的积极意义，看到农民工返乡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民工潮回流，给农村带回大量的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向外输出的劳动力每年为安徽农村赚回40-50亿元的收入。打工者见多识广，相当一部分人还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回乡后，他们创办的私营企业往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湖北钟祥县外出打工青年回乡办企业，共引进设备、资金超过8000万元，占全县这几年工业投入的17％。在江西宜春地区，全地区百强企业中，“凤还巢企业”占到三成，确实令人惊喜。
播撒现代文明。进城农民把绿色原野的纯朴带给城市，同时又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耳濡目染，逐步适应都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他们重返黄土地的时候，必然成为播撒现代文明的使者，把城市的五颜六色融入乡间，移风易俗，驱除愚昧、落后，给偏僻的乡村带回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消费时尚和生活方式。在苏北农村，乡下姑娘、大嫂的衣着跟城里人相差无几，穿出一片靓丽，其传播媒介多半是回流的农民工。在湖南衡阳地区，乡村铜管乐队、乡村迪斯科舞蹈队比比皆是，原来城里人享受的现代文明，乡下人也“潇洒走一回”，同样是农民工回流的催化作用。
输送各类人才。农民进城打工，头脑活络者学到不少技术，回到家乡后，便成为身怀绝技的人才。据河南省乡镇企业局统计，全省乡镇企业的数万个技术岗位上，37.8％是回归的农民工充当技术骨干。在山东农村，能工巧匠大多是在城里见过世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回乡农民工。某县农民兄弟开办的装潢公司在当地很有名气，其净资产已达300万元。他们就是在深圳学的装潢手艺，5年前打回老家，再创家业，营造了今日的辉煌。
农民工返乡大有作为。他们利用在城市和大中型企业工作的经验、技术，抓住规模企业产业链条向前和向后延伸的机遇，主动接受大中型企业的辐射带动，积极发展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配件配套企业，促进一批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把农民工返乡看作是一次休整，是第二次创业，那么农民工返乡，回归故里，广阔天地，仍可大有作为。他们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业，兴建特色种养基地和科技示范园等，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群。
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合作经济组织。他们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利用市场信息，积极兴办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通过农产品购销、传播信息，为农民服务，从中获取合理报酬。或者开展技术承包，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
担任村组干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实践表明，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不仅是农村带头致富和带动群众致富的领头人，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后备力量，更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推动者、开拓者。
潮涨潮落 因势利导
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工潮，波澜壮阔，举世瞩目，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惊呼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气势磅礴的一大社会景观。
80年代中后期，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浪潮，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的农民，不甘于低下的土地回报率，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副业”，贴补家用。十里八村的乡邻们一家看着一家，走出家门，走出田野，很快地，这支队伍“风生水起”，最终汇成一股巨大的潮流。
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
1985年，国务院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打破对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限制。
政策的松动，使地域流动的闸门骤然开启，民工潮迅速兴起，到1989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已达3000多万人，很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外输送劳动力。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989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农民工大规模地迁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
1989年初春，几百万农民南下爆发性集聚流动，成为“民工潮”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交通部门不堪承受，社会舆论为之哗然。
1992年，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民工潮再次涌起。农民工流动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最多时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
1998年以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重创。中国不仅没有卷入那场灾难，反而通过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珠三角和长三角幸运地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带。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整个中国工业的布局和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短短几年时间，乡村工业化从遍地开花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迅速向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带集中。中国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也变成了沿海地区的农民吃地租、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此起彼伏地流向这两片经济带进入产业大军的进程。
化蛹为蝶
新形势下的民工潮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农民工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4年春节之后，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农民工回流，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进入下半年，一些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
2005年，民工潮再次兴起。新一轮民工潮一直延续到2008年下半年。
如同每年的“民工潮”一样，这个群 体每次迁徙都会给人们带来诸多忧虑，习惯了用农民工支撑的中国外向型经济，突然间出现了“无米为炊”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工作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目前，最要紧的是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和解决农民工失业的战略和措施。
首先，制定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培训战略。要真正积极对待农民工群体，就必须要保护和提升这支十几年培养起来的产业大军。中国正处于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城市化所需要的现代服务业的提升，都需要将这批具备一定文化和技能的产业工人转变成知识工人，使这个队伍成为下一阶段产业升级和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为此，中央财政应拿出一定资金保证农民工培训战略的实施。
其次，在沿海发达地区着手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政策，不要让农民工在体制外流动。农民工是边缘人，融不进这个城市社会，他们对这个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却不被承认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作为“廉价劳动力”，他们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作为“超时劳动力”，他们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作为“高危劳动力”，他们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繁。因此，要正视农民工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存在意义，不要把他们当作城市“过客”。
第三，化危机为机遇，适时调整工业化布局，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出口导向战略的受挫，为改变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格局提供了机遇。首先是为沿海地区实施产业升级和推进城市化提供了动力；其次，也有助于启动内地工业化进程。只要政策得当，内地工业化的兴起正当其时，并有望成为推动中国下一步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
第四，要积极稳妥地安置返乡农民工，欢迎他们回归故里，重建家园，授之以利。农民工是流动在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耕地仍然是他们的基本保障，要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违法流转的农民工承包地，农民工要求退还的要坚决退还；因长期占用不能退还的，要负责安排返乡农民工就业。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吸引农民回归土地。要大力创办绿色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乡镇企业的技术含量，使农民工回乡有用武之地。
安之以“窝”。农村小城镇是吸纳回流农民工的重要场所，有了小城镇这块地盘，使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求职谋生有了依托，谁还愿意离乡背井、别妻离子去城里闯荡。据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小城镇累计吸纳了5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相当于20个中等城市人口的总和。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建设资金匮乏，投资渠道不畅，管理体制不明，多头管理，互相制约。政府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把小城镇建设成吸聚打工农民的安乐窝。
扶之以惠。要及时制定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明文彰显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扶持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工商登记、资金、税费、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要拓宽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融资渠道，运用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信贷资金支持；要优先解决农民工回乡创业用地问题。将农民工创业用地纳入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地区的实际，可适当扩大荒山、荒坡、荒滩等非耕地的利用；要健全农民工创业辅导和培训体系，加大对回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的支持力度，增强他们的创业能力，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提升创业者适应市场变化、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