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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1日，母亲与公司的合同到期。
母亲是公明街道的一位清洁工人，说难听一点，是一位在深圳扫马路的老大妈，也有人叫她们“垃圾婆”。母亲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别人都休息的时候，她们反而更忙，有更多的生活垃圾等着她们去清理。母亲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她已经从事这工作三年多。今年，母亲的年纪刚好到了五十岁，管工的老梁告诉母亲，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公司明年不聘用你啦！回到租房的时候，母亲坐在凳子上哀声叹气的，像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
扫街的工资不高，不包吃不包住，900块钱一个月，在深圳这个物欲横流的地方，900块钱的工资能干成什么事？只有像母亲一样上了年纪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扫街。母亲不计较，说：只要比在家里种地强一点就行了。
母亲在地里劳动了一辈子。我17岁那年，却交不起670元的学费，我失学了。我流浪到了深圳，没有亲人和朋友，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也没有工作，我像乞丐一样过了半年多衣食无着的日子，还被派出所收容遣送。母亲在家里整日以泪洗脸，她心里觉得愧疚，觉得对不起我，却又无能为力。
后来我的境况有所好转，母亲也来到了深圳，找了这份做清洁的工作，以为可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不想又遇到了年龄的瓶颈。母亲很想留下来再干一年，四处求人，却没有人同意。管工的老梁说：本地人都下了，你也得下。
老梁是四川人，弟弟老狗在公司做经理。他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四五百，养家糊口有点困难，总盼手下的工人给他送点小礼。有一次母亲请假回家，给老梁送了一百块钱，老梁心里很高兴，母亲的日子也过得平静。第二年，外婆去世，母亲又请假回家，花了几千块钱，再加上前一年家里建房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手头上经济拮据，没有给老梁“安慰”费，老梁心里不舒服，见到母亲总是横瞪鼻子竖瞪眼，好像母亲欠他钱一样。母亲的日子也难过起来。他总想把母亲“干掉”，如今有了机会，母亲自然难逃脱被他“扼杀”的命运。
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千方百计想摆脱贫穷的日子。从我记事起，母亲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母亲的衣服都是城里做生意的姨妈给她的，姨妈的旧衣服到了母亲身上也显得格外的新，流淌着城市的味道。院子里很多人都羡慕母亲有一个好姐姐，母亲也因有这么一个经常可以给她衣服的姐姐而“自豪”。我小时候也是经常捡表哥的旧衣服穿，日子才挺过来的，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还穿着母亲的衣服去学校，那是一件扣子向一边扣的灰布衣服。如果不是姨妈经常接济，家里的日子不知要艰难到什么程度。
母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来过深圳，在东莞桥头进了一家玩具厂，是老乡介绍才得以进去的。厂里的条件很差，差到什么程度打过工的朋友都知道，我也不想再去表述。四个月后，厂里的生意到了淡季，母亲因为年纪太大，被第一批裁员出来，没有得到厂里任何补助。母亲不懂《劳动法》，也不懂得怎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结了工资就来到深圳。看到母亲无助的眼神，我长叹一声，恨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无法给母亲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只好对母亲说：还是回去种地吧！
母亲何尝不想在家里呆着，可是每年地里的东西都卖不出一个好价钱。家里每年都可以收很多花生、黄豆、玉米和红薯，可家里每年依旧穷。没有见到谁在家里种地发了财。父亲是第一个出门搞副业的人，常年在绥宁靖县一带的大山里面给人植树造林，院子里很多年轻人都是他带出去的，每次回家，父亲却是两手空空。每次出门，不是碰上雨水多，荒工多，就是结不到账；要不就是包工头卷着工钱跑了，留着他们在那里做最后的守望者。母亲在家里却要干两个人的活。
后来，母亲再次来到深圳，一位亲戚介绍她在石岩一家叫威煌的工艺厂搞清洁，母亲为了给老板一个好印象，别人八点钟上班，她七点半就开始打扫办公室的卫生，等到八点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她已经打扫好了。一次，母亲在办公室擦桌子的时候，刚好老板娘从外面进来，老板娘就向母亲点头笑了笑。晚上，就听到母亲在说白天老板娘看到她擦桌子的事情。老板娘仅仅对母亲报以一个礼貌性的微笑，母亲却感到很满足。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极易满足的人，母亲没有其他的长处，只有一双会劳动的手，只有不停地劳动才会感到生活幸福。
那时，我在石岩一个叫浪心的村子里面租房子，母亲一个礼拜来我那里炒一次菜，带到厂里去。厂里生活不好，又没有辣椒吃，母亲每次都是自己在市场里买好辣椒、姜、蒜，还有少许的肉，炒好后就用瓶子装起来带回宿舍，吃饭的时候再从里面一点一点挤出来。厂里老乡多，一个品尝一点很快就没了，又有老乡接着炒菜带到厂里来。这时，就轮到母亲去吃别人的。谁从家里带点好吃的过来，通常也是被大家分享完毕。厂里的老乡就像亲人一样，东西也不分你我。母亲说那样的日子过得很快。
那个厂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倒闭了，母亲干得高高兴兴的，工作说没了就没了。母亲又一次在深圳失业了。在深圳，这是母亲的第二次失业。
我离开石岩到了公明塘尾以后，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妻子也辞去了东莞的工作到了塘尾。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女儿。母亲从家里过来带孙女。女儿太小，不要奶奶，一见到她奶奶就哭。母亲对妻子说：还是我去做事，你带孩子吧！
母亲在一个叫将石新村的村子里面找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现在都不叫扫马路，而是叫环卫工，环卫工人还有一个漂亮的让人感动的名字叫城市美容师。其名虽美，意义不大。环卫工人不但工资低，社会地位也是像马路一样可以任意让人践踏。一个批发部老板骂那些不做事的年轻人就说：将来又是扫马路的材料。扫大街也成了很多父母教育孩子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贬义词。
母亲刚进环卫队的时候，不包吃不包住750块钱一个月，一个月三十天，礼拜六、日是没有加班费的。这算什么待遇？在全国最前沿的城市，在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这个待遇对得起城市美容师这个伟大的称号么？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暗自询问，也暗暗嘲笑，却又无能为力。
母亲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窝在家里种田的时候，母亲不知道有文化的好处，也从来没有教育我要好好读书，我每天放学后，就是帮助母亲干农活。我们村子里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能够上到高中的也少。
离家出走那年，本来我还可以继续上高中，录取通知书也拿在手上。那年父亲在江苏一家窑上打工，每次写信回家，总是说身上的痔疮经常出血，工作太累适应不了，父亲正月十六去的江苏，我开学的时候，好不容易盼来父亲寄回家的150元。母亲曾想让我继续去把书读下去，可沉重的学费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人微言轻，求助无门。我只好失学了。
田里地间的活母亲样样都会，母亲十五岁时，在外婆家就是一个全分的劳动力。三月栽秧，四五月间种红薯、黄豆、落花生，八九月间就开始收割，红薯一般要挖到冬天。九月收割完晚稻后就开始栽种油菜，母亲的田地从来就没荒芜过，猪栏里每年总是有两头肥猪，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农村，这都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却卖不到一个好价钱。碰上物价不稳定的时候，辛苦一年可能还保不到成本。养猪就是赔本的事情，母亲有一年喂了几头猪，仔猪是十二块钱一斤，肥猪却只有三块多一点。俗话说：穷不离猪，富不离书。就算是赚不到钱也还得喂几头猪，不然剩饭剩菜没地方倒，院子里的人也会说你“不务正业”。
所以，母亲在环卫队都是和男人一样拉着一辆大垃圾车，清理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母亲说：满满的一车垃圾，相对乡下繁重的农活而言，算轻松了。这里的路好，我拉得动。
一个月工资，除了房租水电生活费，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母亲只有把垃圾里面的纸皮、易拉罐、矿泉水瓶和啤酒瓶这些可回收废品捡回租房，等到数量多一点的时候再拿到回收站卖掉，用来贴补生活费用。有时还帮本地人洗楼梯赚几块零花钱。母亲心里一直觉得内疚的是当年没有能力送我念书，我也因为没有文化在外面混得不好，也曾向母亲流露过没有文化的痛苦和艰难。母亲找到工作后，总想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过去的自己弥补一点什么。我在心里也从未埋怨过自己的父母，学历固然重要，个人的能力还是占主要的。很多没有文化的人还是一样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下。我经常这样对自己说。
在母亲扫地的地方，有一个老乡，年纪也和母亲差不多，带着一个孙子，还给人看着一幢房子。他经常在母亲打扫的范围把垃圾翻得乱七八糟，有时母亲捡起来放在一旁的垃圾，稍不注意就被她拿走了。母亲说她，她就气势汹汹地和母亲吵。后来，两个人都因为垃圾而发生过多次不愉快的争吵。为了垃圾吵架，也成了附近居民的一道风景。当然，观看这种风景的人并不知道底层生活的人们的艰难。
开始我也很反对母亲把那些垃圾带回来，母亲说她想存点钱，母亲说这话时，我的外公外婆都还健在。外婆2009年9月去世，当时，母亲和几个姨妈每人出三千多元，其余的都归舅舅一人。这年头送走一个老人少则一两万，多则四五万。在很多人的眼里，家里的老人就是年轻人心中的大山，送走一个老人就是翻越一座大山。外公外婆就是母亲面前的两座大山。母亲说：我不做点事，这么多钱要你们来出，你们的负担岂不是更重？母亲在家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要问外婆。母亲说：将来我的日子好点，会孝顺你的。后来，母亲每个月都要给外婆寄点钱回去，外婆身体不好，都花到医院去了。
母亲在环卫队干了三年半时间，大年三十母亲都没有休息，也没有拿过加班费。现在不要母亲上班了，按照《劳动法》上的有关条例，环卫公司的老板应向母亲支付一年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从环卫公司离开的人，没有一个拿到自己应得的补偿。母亲进去的时候交了130元的押金，管工的当时没有开收据，时间长了，现在没有一个人认账。母亲无可奈何地说：“别人都说是那几个管工自己吃掉了，老板不知道这回事。”很多的法律条文对需要法律保护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摆设，执行法律的人往往就是违法的人，却没有人管他们。
母亲扫地的旁边有一所学校，学校里面长年招清洁工，管工的班长认识母亲，知道母亲做事勤劳踏实，任劳任怨，让母亲去学校里面上班。学校是一所私立小学，教学楼有六层，一个清洁工人负责一层楼的卫生，母亲负责五楼的卫生。五楼是六年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走廊上天天都是各种不要的书本资料、零食包装盒和饮料瓶。学校的垃圾都由班长收集起来统一卖给收废品的老板，再由班长把钱分给大家，班长卖出的价钱比母亲经常卖出的价钱要低很多，母亲却无话可说。
学校的每个角落都安装着摄像头，母亲的一举一动，学校里的监控室里都看得一清二楚。一天，母亲在拖厕所地面的时候，扫把没有冲水，母亲走到楼下的时候，班长就对母亲说：“有人反映五楼的厕所卫生没有打扫干净，阿姨，你以后拖地的时候把扫把洗干净点。”
母亲在环卫队的时候，是900块钱一个月，学校现在给母亲950块钱一个月。一天，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母亲说：“我给你们老板的工资是1800块钱一个月，过年校长还要请你们去园兴酒店吃饭。”学校给得再多，与母亲又有什么关系，母亲拿到的总是最低的那一份。园兴酒店是塘尾最大的一家酒店，母亲这辈子从来没有进去过那种地方。回来的时候，母亲说：还说是酒店，吃饭的菜都不够。又拿着碗去装饭。不知是酒店的菜份量太少还是老板点的菜不够，我没有心情去打听。
母亲喜欢吃的水果是桔子和苹果，却从来不去商场里面卖，都是在路边挑着便宜的买，在路灯下面看不清楚，很多水果拿回家都是烂的，母亲舍不得扔掉，用刀把好的一点一点削来吃。一个本地老太婆对母亲很好，经常给母亲东西，还有衣服。衣服的质量很好，市场上都是上百元一件的，有些还没有穿过的，母亲一辈子也不可能拿钱去买那么好的衣服。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接受着这一切，心怀感激。扫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搬家的人多，经常可以捡一些还可以用的东西回来，比如风扇、煤气灶。扔这些东西的大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家也是随着工作在飘移。
母亲就这样生活在一个太阳照不到的角落，她的劳动报酬一再遭到剥削，工作也没有保障。母亲却总是保持着一副乐观的态度，母亲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小女人，就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自己身上一天到晚都是脏兮兮的，却干净着别人的生活环境。
责 编：熊正红
母亲是公明街道的一位清洁工人，说难听一点，是一位在深圳扫马路的老大妈，也有人叫她们“垃圾婆”。母亲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别人都休息的时候，她们反而更忙，有更多的生活垃圾等着她们去清理。母亲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她已经从事这工作三年多。今年，母亲的年纪刚好到了五十岁，管工的老梁告诉母亲，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公司明年不聘用你啦！回到租房的时候，母亲坐在凳子上哀声叹气的，像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
扫街的工资不高，不包吃不包住，900块钱一个月，在深圳这个物欲横流的地方，900块钱的工资能干成什么事？只有像母亲一样上了年纪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扫街。母亲不计较，说：只要比在家里种地强一点就行了。
母亲在地里劳动了一辈子。我17岁那年，却交不起670元的学费，我失学了。我流浪到了深圳，没有亲人和朋友，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也没有工作，我像乞丐一样过了半年多衣食无着的日子，还被派出所收容遣送。母亲在家里整日以泪洗脸，她心里觉得愧疚，觉得对不起我，却又无能为力。
后来我的境况有所好转，母亲也来到了深圳，找了这份做清洁的工作，以为可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不想又遇到了年龄的瓶颈。母亲很想留下来再干一年，四处求人，却没有人同意。管工的老梁说：本地人都下了，你也得下。
老梁是四川人，弟弟老狗在公司做经理。他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四五百，养家糊口有点困难，总盼手下的工人给他送点小礼。有一次母亲请假回家，给老梁送了一百块钱，老梁心里很高兴，母亲的日子也过得平静。第二年，外婆去世，母亲又请假回家，花了几千块钱，再加上前一年家里建房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手头上经济拮据，没有给老梁“安慰”费，老梁心里不舒服，见到母亲总是横瞪鼻子竖瞪眼，好像母亲欠他钱一样。母亲的日子也难过起来。他总想把母亲“干掉”，如今有了机会，母亲自然难逃脱被他“扼杀”的命运。
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千方百计想摆脱贫穷的日子。从我记事起，母亲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母亲的衣服都是城里做生意的姨妈给她的，姨妈的旧衣服到了母亲身上也显得格外的新，流淌着城市的味道。院子里很多人都羡慕母亲有一个好姐姐，母亲也因有这么一个经常可以给她衣服的姐姐而“自豪”。我小时候也是经常捡表哥的旧衣服穿，日子才挺过来的，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还穿着母亲的衣服去学校，那是一件扣子向一边扣的灰布衣服。如果不是姨妈经常接济，家里的日子不知要艰难到什么程度。
母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来过深圳，在东莞桥头进了一家玩具厂，是老乡介绍才得以进去的。厂里的条件很差，差到什么程度打过工的朋友都知道，我也不想再去表述。四个月后，厂里的生意到了淡季，母亲因为年纪太大，被第一批裁员出来，没有得到厂里任何补助。母亲不懂《劳动法》，也不懂得怎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结了工资就来到深圳。看到母亲无助的眼神，我长叹一声，恨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无法给母亲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只好对母亲说：还是回去种地吧！
母亲何尝不想在家里呆着，可是每年地里的东西都卖不出一个好价钱。家里每年都可以收很多花生、黄豆、玉米和红薯，可家里每年依旧穷。没有见到谁在家里种地发了财。父亲是第一个出门搞副业的人，常年在绥宁靖县一带的大山里面给人植树造林，院子里很多年轻人都是他带出去的，每次回家，父亲却是两手空空。每次出门，不是碰上雨水多，荒工多，就是结不到账；要不就是包工头卷着工钱跑了，留着他们在那里做最后的守望者。母亲在家里却要干两个人的活。
后来，母亲再次来到深圳，一位亲戚介绍她在石岩一家叫威煌的工艺厂搞清洁，母亲为了给老板一个好印象，别人八点钟上班，她七点半就开始打扫办公室的卫生，等到八点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她已经打扫好了。一次，母亲在办公室擦桌子的时候，刚好老板娘从外面进来，老板娘就向母亲点头笑了笑。晚上，就听到母亲在说白天老板娘看到她擦桌子的事情。老板娘仅仅对母亲报以一个礼貌性的微笑，母亲却感到很满足。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极易满足的人，母亲没有其他的长处，只有一双会劳动的手，只有不停地劳动才会感到生活幸福。
那时，我在石岩一个叫浪心的村子里面租房子，母亲一个礼拜来我那里炒一次菜，带到厂里去。厂里生活不好，又没有辣椒吃，母亲每次都是自己在市场里买好辣椒、姜、蒜，还有少许的肉，炒好后就用瓶子装起来带回宿舍，吃饭的时候再从里面一点一点挤出来。厂里老乡多，一个品尝一点很快就没了，又有老乡接着炒菜带到厂里来。这时，就轮到母亲去吃别人的。谁从家里带点好吃的过来，通常也是被大家分享完毕。厂里的老乡就像亲人一样，东西也不分你我。母亲说那样的日子过得很快。
那个厂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倒闭了，母亲干得高高兴兴的，工作说没了就没了。母亲又一次在深圳失业了。在深圳，这是母亲的第二次失业。
我离开石岩到了公明塘尾以后，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妻子也辞去了东莞的工作到了塘尾。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女儿。母亲从家里过来带孙女。女儿太小，不要奶奶，一见到她奶奶就哭。母亲对妻子说：还是我去做事，你带孩子吧！
母亲在一个叫将石新村的村子里面找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现在都不叫扫马路，而是叫环卫工，环卫工人还有一个漂亮的让人感动的名字叫城市美容师。其名虽美，意义不大。环卫工人不但工资低，社会地位也是像马路一样可以任意让人践踏。一个批发部老板骂那些不做事的年轻人就说：将来又是扫马路的材料。扫大街也成了很多父母教育孩子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贬义词。
母亲刚进环卫队的时候，不包吃不包住750块钱一个月，一个月三十天，礼拜六、日是没有加班费的。这算什么待遇？在全国最前沿的城市，在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这个待遇对得起城市美容师这个伟大的称号么？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暗自询问，也暗暗嘲笑，却又无能为力。
母亲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窝在家里种田的时候，母亲不知道有文化的好处，也从来没有教育我要好好读书，我每天放学后，就是帮助母亲干农活。我们村子里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能够上到高中的也少。
离家出走那年，本来我还可以继续上高中，录取通知书也拿在手上。那年父亲在江苏一家窑上打工，每次写信回家，总是说身上的痔疮经常出血，工作太累适应不了，父亲正月十六去的江苏，我开学的时候，好不容易盼来父亲寄回家的150元。母亲曾想让我继续去把书读下去，可沉重的学费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人微言轻，求助无门。我只好失学了。
田里地间的活母亲样样都会，母亲十五岁时，在外婆家就是一个全分的劳动力。三月栽秧，四五月间种红薯、黄豆、落花生，八九月间就开始收割，红薯一般要挖到冬天。九月收割完晚稻后就开始栽种油菜，母亲的田地从来就没荒芜过，猪栏里每年总是有两头肥猪，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农村，这都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却卖不到一个好价钱。碰上物价不稳定的时候，辛苦一年可能还保不到成本。养猪就是赔本的事情，母亲有一年喂了几头猪，仔猪是十二块钱一斤，肥猪却只有三块多一点。俗话说：穷不离猪，富不离书。就算是赚不到钱也还得喂几头猪，不然剩饭剩菜没地方倒，院子里的人也会说你“不务正业”。
所以，母亲在环卫队都是和男人一样拉着一辆大垃圾车，清理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母亲说：满满的一车垃圾，相对乡下繁重的农活而言，算轻松了。这里的路好，我拉得动。
一个月工资，除了房租水电生活费，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母亲只有把垃圾里面的纸皮、易拉罐、矿泉水瓶和啤酒瓶这些可回收废品捡回租房，等到数量多一点的时候再拿到回收站卖掉，用来贴补生活费用。有时还帮本地人洗楼梯赚几块零花钱。母亲心里一直觉得内疚的是当年没有能力送我念书，我也因为没有文化在外面混得不好，也曾向母亲流露过没有文化的痛苦和艰难。母亲找到工作后，总想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过去的自己弥补一点什么。我在心里也从未埋怨过自己的父母，学历固然重要，个人的能力还是占主要的。很多没有文化的人还是一样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下。我经常这样对自己说。
在母亲扫地的地方，有一个老乡，年纪也和母亲差不多，带着一个孙子，还给人看着一幢房子。他经常在母亲打扫的范围把垃圾翻得乱七八糟，有时母亲捡起来放在一旁的垃圾，稍不注意就被她拿走了。母亲说她，她就气势汹汹地和母亲吵。后来，两个人都因为垃圾而发生过多次不愉快的争吵。为了垃圾吵架，也成了附近居民的一道风景。当然，观看这种风景的人并不知道底层生活的人们的艰难。
开始我也很反对母亲把那些垃圾带回来，母亲说她想存点钱，母亲说这话时，我的外公外婆都还健在。外婆2009年9月去世，当时，母亲和几个姨妈每人出三千多元，其余的都归舅舅一人。这年头送走一个老人少则一两万，多则四五万。在很多人的眼里，家里的老人就是年轻人心中的大山，送走一个老人就是翻越一座大山。外公外婆就是母亲面前的两座大山。母亲说：我不做点事，这么多钱要你们来出，你们的负担岂不是更重？母亲在家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要问外婆。母亲说：将来我的日子好点，会孝顺你的。后来，母亲每个月都要给外婆寄点钱回去，外婆身体不好，都花到医院去了。
母亲在环卫队干了三年半时间，大年三十母亲都没有休息，也没有拿过加班费。现在不要母亲上班了，按照《劳动法》上的有关条例，环卫公司的老板应向母亲支付一年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从环卫公司离开的人，没有一个拿到自己应得的补偿。母亲进去的时候交了130元的押金，管工的当时没有开收据，时间长了，现在没有一个人认账。母亲无可奈何地说：“别人都说是那几个管工自己吃掉了，老板不知道这回事。”很多的法律条文对需要法律保护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摆设，执行法律的人往往就是违法的人，却没有人管他们。
母亲扫地的旁边有一所学校，学校里面长年招清洁工，管工的班长认识母亲，知道母亲做事勤劳踏实，任劳任怨，让母亲去学校里面上班。学校是一所私立小学，教学楼有六层，一个清洁工人负责一层楼的卫生，母亲负责五楼的卫生。五楼是六年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走廊上天天都是各种不要的书本资料、零食包装盒和饮料瓶。学校的垃圾都由班长收集起来统一卖给收废品的老板，再由班长把钱分给大家，班长卖出的价钱比母亲经常卖出的价钱要低很多，母亲却无话可说。
学校的每个角落都安装着摄像头，母亲的一举一动，学校里的监控室里都看得一清二楚。一天，母亲在拖厕所地面的时候，扫把没有冲水，母亲走到楼下的时候，班长就对母亲说：“有人反映五楼的厕所卫生没有打扫干净，阿姨，你以后拖地的时候把扫把洗干净点。”
母亲在环卫队的时候，是900块钱一个月，学校现在给母亲950块钱一个月。一天，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母亲说：“我给你们老板的工资是1800块钱一个月，过年校长还要请你们去园兴酒店吃饭。”学校给得再多，与母亲又有什么关系，母亲拿到的总是最低的那一份。园兴酒店是塘尾最大的一家酒店，母亲这辈子从来没有进去过那种地方。回来的时候，母亲说：还说是酒店，吃饭的菜都不够。又拿着碗去装饭。不知是酒店的菜份量太少还是老板点的菜不够，我没有心情去打听。
母亲喜欢吃的水果是桔子和苹果，却从来不去商场里面卖，都是在路边挑着便宜的买，在路灯下面看不清楚，很多水果拿回家都是烂的，母亲舍不得扔掉，用刀把好的一点一点削来吃。一个本地老太婆对母亲很好，经常给母亲东西，还有衣服。衣服的质量很好，市场上都是上百元一件的，有些还没有穿过的，母亲一辈子也不可能拿钱去买那么好的衣服。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接受着这一切，心怀感激。扫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搬家的人多，经常可以捡一些还可以用的东西回来，比如风扇、煤气灶。扔这些东西的大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家也是随着工作在飘移。
母亲就这样生活在一个太阳照不到的角落，她的劳动报酬一再遭到剥削，工作也没有保障。母亲却总是保持着一副乐观的态度，母亲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小女人，就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自己身上一天到晚都是脏兮兮的，却干净着别人的生活环境。
责 编：熊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