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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抗战时期省港地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为民族生存和祖国独立，同军事战线协同作战，其活动遍及各个文化领域。他们建立了文化团体，创办进步报刊，进行空前繁荣的文艺创作，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宣传活动等等。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省港文化活动对祖国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广州成为全国性抗战初期国统区除汉口之外的第二个抗战文化活动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广东各地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众多进步文化团体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后，广东党组织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广东当局出现了较为开明的政治倾向，适度开放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倡导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靳以、马思聪、萨空了、欧阳山、草明、楼适夷、司马文森、周钢鸣、林林、郁风、蔡楚生等人会集广州。广州成为全国性抗战初期国统区除汉口之外的第二个抗战文化活动中心。
一批中共和其他进步报刊在广州公开出版、发行
1938年1月，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该报以“建立统一战线”为号召，争取国民党广东当局余汉谋、吴铁城等的支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该报由夏衍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并接受廖承志的指导。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指定省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作家身份与该报来往，使该报在宣传上配合省委工作。
4月，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在广州设立分馆，每天用飞机由汉口将该报纸型运来广州印刷并出版发行。省委把推销党报作为党内基本工作之一，提出把党报发行得“最快、最高、最远”的口号，指定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分管工作，增设发行部和服务部。因此，分馆除翻印、发行《新华日报》外，还发行《群众》《救亡日报》及中共的各种书籍。除《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地区还有《抗战大学》《大路》《游击队》《丰收》《抗日青年》《武装》《大众生活》《新战线》《统一战线》《抗先队报》等报刊，开展抗战宣传。
众多文化团体的建立
1937年8月，广东党组织派党员参加合法的群众组织——救亡呼声社，并担任骨干。该社由开明的国民党省党部书记谌小岑任社长，中共党员邹优瑞、黄泽成分别担任总务部、研究部负责人，邓明达（不久后加入中共）担任出版部负责人。该社出版的《救亡呼声》旬刊，以其思想激进、态度鲜明、内容充实而深受国内外群众的欢迎。该刊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开放民主和开展民众救亡运动。
同年12月，由中共实际领导的广东文化界统一组织——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广州成立（1938年2月，改名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文救会”号召各文化团体举行保卫华南的宣传，卓有成效地开展一系列文化工作。“文救会”还推动了广东戏剧协会、广东文学会、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歌咏团协会、国防协会、广州新闻界从业员抗敌协会、社会科学者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的建立。
1938年夏，在大敌当前和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第4战区政治部成立负责军队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组，中共通过该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左恭，推荐进步教授尚仲衣（后加入中共）担任第三组组长，还派党员石辟澜、孙大光、司马文森等人进入第三组，并成立由张文彬领导的党小组。第三组在第4战区广泛开展抗日政治宣传工作，积极参加了广州八一三献金运动、纪念九一八活动等大规模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总之，众多文化团体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界以至整个广东地区救亡运动的发展。
文艺运动空前活跃
著名文化人士主编了一批文艺刊物，出版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例如：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巴金主编的《烽火》、靳以主编的《文丛》、欧阳山主编的《光荣》等刊物；温流写的《最后的吼声》、蒲风写的《六月流火》等诗集；司马文森写的《广州，四月的轰炸》、欧阳山写的《三水两农夫》、丘东平写的《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报告文学；茅盾、夏衍、巴金、沙汀、钟敬文、郁风等人也在广州发表了一批作品。戏剧、音乐、美术的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艺协剧团、锋社话剧团、蓝白剧社、广州儿童剧团等工作十分活跃。
1938年3月，在中共广东戏剧支部的组织发动下，国民党省市党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宣传部，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抗战教育实践社、广东歌咏协会、广东戏剧协会等为筹备单位，联合了20多个团体，发动300多人参加演出大型革命历史剧《黄花岗》。该剧剧本由剧协组织几十人集体创作，最后由夏衍、阮琪、胡春冰总整理。这是广州最大规模的演出活动，群众反响极其强烈，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著名画家关山月、黄新波、郁风、蔡迪支、李华、赖少其、刘仑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战的作品。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则为筹购国防公债、支持抗战而举行了音乐会。
抗战教育活动有了新的进展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著名文化人提出：“我们中国今日的教育是逐渐由阶层斗争的教育，即从某一特殊阶级或某一阶层利益出发的教育走到国内各阶层、整个民族联合起来争取生存的教育。”他们呼吁“迅速地、普遍地在所在战区组织抗战教育网，并把它撒到全民族的大地上”。
1937年秋，尚仲衣教授在中山大学开设抗战课程，参加选修的学生十分踊跃，整个课堂“洋溢着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同年11月，在广州文化界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抗战教育实践社。该社由尚仲衣主持，中共党员孙大光、石辟澜、梁威林、陈文信、刘向东为骨干。该社的工作重心是培训民众运动的干部，创办新启蒙班，中、高级自修班和特种训练班。受训的几千人学习了抗战理论与实践、战时民众组织与训练、抗战经济问题、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后，把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开展伤兵服务、难民服務、街头壁报宣传、民众访问等活动，成了救亡骨干人才。 以抗战教育实践社人员为班底创办的《新战线》周刊，则大量发表有关抗战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指导性文章，对青年界影响很大。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粤北韶关成了战时省会和广东新的抗战文化中心。1939年3月，省委以统一战线的名义创办公开机关刊物《新华南》。根据党中央关于改造国民党军队，其“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的指示，省委继续在第4战区开展政治工作，派了800多名爱国青年（内有部分党员）到第12集团军做政治工作，部分人参加了其中的政工总队，争取属于地方势力的余汉谋部队抗战。1941年后，在反共逆流的重压下，党在国统区的文化工作逐步受到压制，但是剧宣七队、第7战区政治大队等剧团仍坚持演出活动。1945年春，粤北沦陷后，大批文化人转向抗日根据地。
1941年，香港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成为对外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阵地
广州和华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后，香港则暂时成为了免受战火摧残的“孤岛”，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中共领导下的香港抗日文化活动有一定的发展。上海等地失陷后，许多文化人先后南下香港，使这里的抗日文化力量得到加强。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市委的推动下，各种进步团体和刊物，积极宣传抗战，给香港抗战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正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拉拢日本，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以保住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此，港英当局对中共在香港的文化活动进行种种刁难和限制。不过，由于中共加强了在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到1940年，香港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还是初步建立起了爱国文化阵地，为香港成为重要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奠定了基础。
1941年，香港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成为对外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阵地，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大批文化精英抵达香港，大量进步报纸、杂志开始创刊和文化团体的逐步建立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统区的大批文化人士撤退到香港。至5月底，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张铁生、姜君辰、胡绳、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胡考、宋之的、千家驹、林林、廖沫沙、张尔华、于伶、于毅夫、黎澍、李凌、张友渔、韩幽桐、凤子、舒强、葛一虹、沙蒙、羊枣、胡仲持、沈志远、叶以群、周钢鸣、张明养、贺绿汀、金仲华、黄药眠、蔡楚生、叶浅予、萧红、袁水拍、林焕平等从桂林、重庆、上海等地抵达香港。此时，由于日本侵略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南进态势既定，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为了利用中国的抗日力量，港英政府对中共在香港的抗战文化活动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进步文化人士利用这种有利的政治环境，创办了一批文化团体和报刊。
1941年4月，由中共实际领导的、以商界人士名义登记的大型报纸《华商报》创刊。此外，《大众生活》《时代文学》《青年知识》《笔谈》也应运而生。而在1941年以前创刊的《世界知识》《文艺周刊》《文艺阵地》《文艺青年》《文艺通讯》《大地画报》《中国诗坛》《戏剧与电影》等进步杂志也繁荣起来。
为适应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新形势，以宋庆龄为名誉会长，颜惠庆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麐、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世界语学会，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叶以群、戈宝权创办的中国文艺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惠敏、章泯、宋之的、于伶、金山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先后成立。加上早先建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组织，香港进步文化团体的活动空前活跃起来。
文化活动具有鲜明抗战和反对法西斯的政治倾向
1941年的香港抗战文化，一方面配合国内政治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争取国内时局的好转。皖南事变爆发后，由许地山、戴望舒、乔冠华、杨刚等任理事的中华全国文化界协会香港分会出版的《文艺青年》，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反民主的政策。由中共发起、以张一麐领衔，许地山、马鉴、郭步陶、金仲华、羊枣、乔冠华、范長江、恽逸群、胡仲持、端木蕻良、郁风、周鲸文等400人联名上书林森、蒋介石，呼吁制止内战、一致对外。邹韬奋、茅盾、恽逸群、金仲华、范长江、沈志远等9人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严正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抗战。金仲华、绍宗汉、羊枣、郁风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辞职退出《星岛日报》，以抗议该报屈服于重庆的压力向右转。何香凝、柳亚子发起的人权运动，则着重提倡和声援内地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独裁专制，并逐步把宣传工作向南洋及内地推进。
另一方面，开展了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目标的宣传。为了使中外人民认识到法西斯外强中干的本质，坚定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茅盾、夏衍、戈宝权等著名作家发表《致世界作家书》，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等署名的《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呼吁全世界文化界团结起来，提议组织反法西斯作家同盟。文协香港分会为响应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举行了音乐会，为苏、英两国将士募捐。邹韬奋、金仲华、杨东莼、乔冠华、胡绳、范长江、张友渔、羊枣、恽逸群等著名文化人士和国际问题专家则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或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影响，指出苏德战争标志着世界大战的性质已根本转变为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法西斯必败，苏联和世界人民必胜；或抨击“东方慕尼黑”，指出美、英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而谋求局部暂时妥协的绥靖政策和行为，说明这种慕尼黑危机必须引起中国人民的注意；或深入剖析日本南进、北进的可能性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指出无论南进或北进，日本都不会放弃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因此必须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
文艺创作、宣传盛极一时，影响深远
文学方面，茅盾、巴金、冰心、巴人、丁玲、郭沫若、端木蕻良、萧红、胡风、葛一虹、袁水拍等均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诗歌、译文等。他们的作品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黑暗，呼吁团结、抗战和民主，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例如：茅盾发表在《华商报》副刊《灯塔》上的长篇笔记《如是我所见》，以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爱和力的能笔，做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的旧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和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和出路”。名作《白杨礼赞》就是其中的一篇。此外，夏衍的《春寒》、范长江的《祖国十年》、茅盾的《腐蚀》也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戏剧方面，旅港剧人协会先后演出了暴露国民党腐败丑恶的《雾重庆》，创造在香港一个剧目连演14场的纪录；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希特勒的杰作》，则受到国际友人的热烈赞扬，并引起空前的轰动。
电影方面，大观电影公司的《保卫四大邑》《最后关头》《前程万里》等一批抗战影片在香港、南洋相继上映，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美术方面，丁聪、黄新波、特伟、胡考等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一本反映八路军、新四军血战沙场的《团结抗战》大型画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音乐方面，进步的歌咏活动发展到高潮，虹虹歌咏团等进步歌咏团甚为活跃，《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打走日本鬼》《黄河大合唱》等救亡歌曲广为流行。“这些反映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时代精神歌曲，起到了振聋发聩、催人觉醒的作用。”
中共对文化工作加强领导，并与文化界人士建立血肉联系
1941年初，周恩来致电在香港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党的文化工作领导机构、创立文化宣传基地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指示。5月，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文艺、学术、新闻三个小组。小组组织了多场座谈会，例如：文艺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学术座谈会、新闻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座谈会等。座谈会每1至3个星期举行一次，讨论各部门的工作及文艺政策等问题。中共香港文委通过这些座谈会，领导文化人开展抗战文化工作。
根据周恩来关于“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自己的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的指示和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党组织以“灰皮红心”的形式在1941年4月创办了《华商报》。这是中共运用统战政策领导文化工作的一个范例。该报由廖承志的表妹夫邓文田（华比银行华人经理）及其弟弟邓文钊公开出面向港英当局注册办报，用“华商报”的名称则是为了市民和工商界人士阅读方便，同时也使报纸能公开邮寄到南洋。该报在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总经理范长江、总编辑胡仲持，夏衍主管文艺版，张友渔主管社论、理论、时事版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华商报》不仅在港澳地区和内地，而且在南洋也有较大的影响，它不愧是当时香港爱国进步报刊的“中坚”。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强化法西斯文化专制，为保护文化人生命安全，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紧急会议，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重庆等地的部分文化人疏散到暂时免受战火摧残的香港。文化人抵达香港后，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就如何对待和团结文化战线的朋友作出指示：“不能用抗战前的眼光看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不能用一般党员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的文化人又面临日军的围困和杀害的险恶环境。周恩来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文化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东江纵队的努力下，从香港抢救出文化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共800多名。一大批党外文化人在被营救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在危难之际，中共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大公无私，情义深重，因此对中共更加信赖。“抢救文化人”之举“为日后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之间相互信任、共同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江和琼崖根据地的抗战文化
在东江和琼崖两块抗日根据地中，中共克服战事频繁和物质极度贫乏的困难，坚持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是省港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报刊方面，主要有东江的《前進报》和琼崖的《抗日新闻》。《前进报》的前身是创办于1940年底的《大家团结报》和《新百姓报》（1941年两报合并为《新百姓报》）。1942年2月，《新百姓报》改名《东江民报》，该报得到邹韬奋、茅盾、胡绳、杨刚、丁聪等的支持和赞扬。不久，又改名《前进报》并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以后改名为东江纵队）机关报。1939年春创刊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报《抗日新闻》，影响很大。根据地报刊宣传注意大众化和通俗化，语言文字通俗易懂，有时加上地方方言；副刊常以民歌、讲“新故事”、连环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
文艺宣传方面，主要有东江流动剧团、鲁迅艺宣队和琼崖的抗日歌剧团等。这些文艺团体随部队活动，利用战事空隙迅速编演反映斗争现实的短句、歌曲，有很强的战斗性，宣传效果显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到东江的一批文化青年成了东江游击队的文艺骨干分子，1943年初成立东江流动剧团，后来发展到40多人。该剧团在东江纵队成立周年大会上演出了由孙孺创作的、真实反映东江路西游击区团结抗战的多幕话剧《路西一年》，引起了轰动。1944年底，第7战区政治部文化人士撤到东江，会同当地的政工队组成鲁迅艺术宣传队和拖拉机政工队，共同战斗，掀起了东江纵队文艺活动的高潮。在琼崖，1941年夏成立的独立总队政治部歌剧团，深入琼文和六连岭根据地各支队和民众中开展文艺宣传。其中，吴乾鹏为话剧《家乡进行曲》创作的一首《牧歌》流行全岛。
军政文化教育，一直被摆在根据地党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被认为是根据地建设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1940年初，广东军政委员会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1941年，举办华南队和布吉队训练班；1942年，又举办战术爆破、地雷等训练班；1944年秋冬，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对大后方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在琼崖，1940年初，创办西路党校；同年7月，创办琼崖抗日公学；1941年夏，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民主政权文化部门提出了“实行为抗日救国服务的文化教育政策，造就抗战人才”的施政纲领，办起各种新型的正规学校和教育班、夜校等教育阵地，提高了民众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广州成为全国性抗战初期国统区除汉口之外的第二个抗战文化活动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广东各地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众多进步文化团体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后，广东党组织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广东当局出现了较为开明的政治倾向，适度开放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倡导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靳以、马思聪、萨空了、欧阳山、草明、楼适夷、司马文森、周钢鸣、林林、郁风、蔡楚生等人会集广州。广州成为全国性抗战初期国统区除汉口之外的第二个抗战文化活动中心。
一批中共和其他进步报刊在广州公开出版、发行
1938年1月，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该报以“建立统一战线”为号召，争取国民党广东当局余汉谋、吴铁城等的支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该报由夏衍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并接受廖承志的指导。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指定省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作家身份与该报来往，使该报在宣传上配合省委工作。
4月，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在广州设立分馆，每天用飞机由汉口将该报纸型运来广州印刷并出版发行。省委把推销党报作为党内基本工作之一，提出把党报发行得“最快、最高、最远”的口号，指定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分管工作，增设发行部和服务部。因此，分馆除翻印、发行《新华日报》外，还发行《群众》《救亡日报》及中共的各种书籍。除《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地区还有《抗战大学》《大路》《游击队》《丰收》《抗日青年》《武装》《大众生活》《新战线》《统一战线》《抗先队报》等报刊，开展抗战宣传。
众多文化团体的建立
1937年8月，广东党组织派党员参加合法的群众组织——救亡呼声社，并担任骨干。该社由开明的国民党省党部书记谌小岑任社长，中共党员邹优瑞、黄泽成分别担任总务部、研究部负责人，邓明达（不久后加入中共）担任出版部负责人。该社出版的《救亡呼声》旬刊，以其思想激进、态度鲜明、内容充实而深受国内外群众的欢迎。该刊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开放民主和开展民众救亡运动。
同年12月，由中共实际领导的广东文化界统一组织——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广州成立（1938年2月，改名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文救会”号召各文化团体举行保卫华南的宣传，卓有成效地开展一系列文化工作。“文救会”还推动了广东戏剧协会、广东文学会、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歌咏团协会、国防协会、广州新闻界从业员抗敌协会、社会科学者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的建立。
1938年夏，在大敌当前和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第4战区政治部成立负责军队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组，中共通过该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左恭，推荐进步教授尚仲衣（后加入中共）担任第三组组长，还派党员石辟澜、孙大光、司马文森等人进入第三组，并成立由张文彬领导的党小组。第三组在第4战区广泛开展抗日政治宣传工作，积极参加了广州八一三献金运动、纪念九一八活动等大规模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总之，众多文化团体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界以至整个广东地区救亡运动的发展。
文艺运动空前活跃
著名文化人士主编了一批文艺刊物，出版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例如：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巴金主编的《烽火》、靳以主编的《文丛》、欧阳山主编的《光荣》等刊物；温流写的《最后的吼声》、蒲风写的《六月流火》等诗集；司马文森写的《广州，四月的轰炸》、欧阳山写的《三水两农夫》、丘东平写的《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报告文学；茅盾、夏衍、巴金、沙汀、钟敬文、郁风等人也在广州发表了一批作品。戏剧、音乐、美术的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艺协剧团、锋社话剧团、蓝白剧社、广州儿童剧团等工作十分活跃。
1938年3月，在中共广东戏剧支部的组织发动下，国民党省市党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宣传部，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抗战教育实践社、广东歌咏协会、广东戏剧协会等为筹备单位，联合了20多个团体，发动300多人参加演出大型革命历史剧《黄花岗》。该剧剧本由剧协组织几十人集体创作，最后由夏衍、阮琪、胡春冰总整理。这是广州最大规模的演出活动，群众反响极其强烈，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著名画家关山月、黄新波、郁风、蔡迪支、李华、赖少其、刘仑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战的作品。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则为筹购国防公债、支持抗战而举行了音乐会。
抗战教育活动有了新的进展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著名文化人提出：“我们中国今日的教育是逐渐由阶层斗争的教育，即从某一特殊阶级或某一阶层利益出发的教育走到国内各阶层、整个民族联合起来争取生存的教育。”他们呼吁“迅速地、普遍地在所在战区组织抗战教育网，并把它撒到全民族的大地上”。
1937年秋，尚仲衣教授在中山大学开设抗战课程，参加选修的学生十分踊跃，整个课堂“洋溢着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同年11月，在广州文化界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抗战教育实践社。该社由尚仲衣主持，中共党员孙大光、石辟澜、梁威林、陈文信、刘向东为骨干。该社的工作重心是培训民众运动的干部，创办新启蒙班，中、高级自修班和特种训练班。受训的几千人学习了抗战理论与实践、战时民众组织与训练、抗战经济问题、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后，把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开展伤兵服务、难民服務、街头壁报宣传、民众访问等活动，成了救亡骨干人才。 以抗战教育实践社人员为班底创办的《新战线》周刊，则大量发表有关抗战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指导性文章，对青年界影响很大。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粤北韶关成了战时省会和广东新的抗战文化中心。1939年3月，省委以统一战线的名义创办公开机关刊物《新华南》。根据党中央关于改造国民党军队，其“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的指示，省委继续在第4战区开展政治工作，派了800多名爱国青年（内有部分党员）到第12集团军做政治工作，部分人参加了其中的政工总队，争取属于地方势力的余汉谋部队抗战。1941年后，在反共逆流的重压下，党在国统区的文化工作逐步受到压制，但是剧宣七队、第7战区政治大队等剧团仍坚持演出活动。1945年春，粤北沦陷后，大批文化人转向抗日根据地。
1941年，香港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成为对外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阵地
广州和华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后，香港则暂时成为了免受战火摧残的“孤岛”，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中共领导下的香港抗日文化活动有一定的发展。上海等地失陷后，许多文化人先后南下香港，使这里的抗日文化力量得到加强。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市委的推动下，各种进步团体和刊物，积极宣传抗战，给香港抗战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正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拉拢日本，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以保住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此，港英当局对中共在香港的文化活动进行种种刁难和限制。不过，由于中共加强了在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到1940年，香港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还是初步建立起了爱国文化阵地，为香港成为重要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奠定了基础。
1941年，香港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成为对外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阵地，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大批文化精英抵达香港，大量进步报纸、杂志开始创刊和文化团体的逐步建立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统区的大批文化人士撤退到香港。至5月底，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张铁生、姜君辰、胡绳、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胡考、宋之的、千家驹、林林、廖沫沙、张尔华、于伶、于毅夫、黎澍、李凌、张友渔、韩幽桐、凤子、舒强、葛一虹、沙蒙、羊枣、胡仲持、沈志远、叶以群、周钢鸣、张明养、贺绿汀、金仲华、黄药眠、蔡楚生、叶浅予、萧红、袁水拍、林焕平等从桂林、重庆、上海等地抵达香港。此时，由于日本侵略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南进态势既定，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为了利用中国的抗日力量，港英政府对中共在香港的抗战文化活动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进步文化人士利用这种有利的政治环境，创办了一批文化团体和报刊。
1941年4月，由中共实际领导的、以商界人士名义登记的大型报纸《华商报》创刊。此外，《大众生活》《时代文学》《青年知识》《笔谈》也应运而生。而在1941年以前创刊的《世界知识》《文艺周刊》《文艺阵地》《文艺青年》《文艺通讯》《大地画报》《中国诗坛》《戏剧与电影》等进步杂志也繁荣起来。
为适应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新形势，以宋庆龄为名誉会长，颜惠庆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麐、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世界语学会，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叶以群、戈宝权创办的中国文艺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惠敏、章泯、宋之的、于伶、金山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先后成立。加上早先建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组织，香港进步文化团体的活动空前活跃起来。
文化活动具有鲜明抗战和反对法西斯的政治倾向
1941年的香港抗战文化，一方面配合国内政治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争取国内时局的好转。皖南事变爆发后，由许地山、戴望舒、乔冠华、杨刚等任理事的中华全国文化界协会香港分会出版的《文艺青年》，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反民主的政策。由中共发起、以张一麐领衔，许地山、马鉴、郭步陶、金仲华、羊枣、乔冠华、范長江、恽逸群、胡仲持、端木蕻良、郁风、周鲸文等400人联名上书林森、蒋介石，呼吁制止内战、一致对外。邹韬奋、茅盾、恽逸群、金仲华、范长江、沈志远等9人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严正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抗战。金仲华、绍宗汉、羊枣、郁风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辞职退出《星岛日报》，以抗议该报屈服于重庆的压力向右转。何香凝、柳亚子发起的人权运动，则着重提倡和声援内地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独裁专制，并逐步把宣传工作向南洋及内地推进。
另一方面，开展了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目标的宣传。为了使中外人民认识到法西斯外强中干的本质，坚定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茅盾、夏衍、戈宝权等著名作家发表《致世界作家书》，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等署名的《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呼吁全世界文化界团结起来，提议组织反法西斯作家同盟。文协香港分会为响应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举行了音乐会，为苏、英两国将士募捐。邹韬奋、金仲华、杨东莼、乔冠华、胡绳、范长江、张友渔、羊枣、恽逸群等著名文化人士和国际问题专家则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或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影响，指出苏德战争标志着世界大战的性质已根本转变为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法西斯必败，苏联和世界人民必胜；或抨击“东方慕尼黑”，指出美、英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而谋求局部暂时妥协的绥靖政策和行为，说明这种慕尼黑危机必须引起中国人民的注意；或深入剖析日本南进、北进的可能性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指出无论南进或北进，日本都不会放弃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因此必须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
文艺创作、宣传盛极一时，影响深远
文学方面，茅盾、巴金、冰心、巴人、丁玲、郭沫若、端木蕻良、萧红、胡风、葛一虹、袁水拍等均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诗歌、译文等。他们的作品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黑暗，呼吁团结、抗战和民主，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例如：茅盾发表在《华商报》副刊《灯塔》上的长篇笔记《如是我所见》，以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爱和力的能笔，做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的旧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和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和出路”。名作《白杨礼赞》就是其中的一篇。此外，夏衍的《春寒》、范长江的《祖国十年》、茅盾的《腐蚀》也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戏剧方面，旅港剧人协会先后演出了暴露国民党腐败丑恶的《雾重庆》，创造在香港一个剧目连演14场的纪录；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希特勒的杰作》，则受到国际友人的热烈赞扬，并引起空前的轰动。
电影方面，大观电影公司的《保卫四大邑》《最后关头》《前程万里》等一批抗战影片在香港、南洋相继上映，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美术方面，丁聪、黄新波、特伟、胡考等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一本反映八路军、新四军血战沙场的《团结抗战》大型画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音乐方面，进步的歌咏活动发展到高潮，虹虹歌咏团等进步歌咏团甚为活跃，《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打走日本鬼》《黄河大合唱》等救亡歌曲广为流行。“这些反映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时代精神歌曲，起到了振聋发聩、催人觉醒的作用。”
中共对文化工作加强领导，并与文化界人士建立血肉联系
1941年初，周恩来致电在香港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党的文化工作领导机构、创立文化宣传基地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指示。5月，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文艺、学术、新闻三个小组。小组组织了多场座谈会，例如：文艺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学术座谈会、新闻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座谈会等。座谈会每1至3个星期举行一次，讨论各部门的工作及文艺政策等问题。中共香港文委通过这些座谈会，领导文化人开展抗战文化工作。
根据周恩来关于“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自己的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的指示和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党组织以“灰皮红心”的形式在1941年4月创办了《华商报》。这是中共运用统战政策领导文化工作的一个范例。该报由廖承志的表妹夫邓文田（华比银行华人经理）及其弟弟邓文钊公开出面向港英当局注册办报，用“华商报”的名称则是为了市民和工商界人士阅读方便，同时也使报纸能公开邮寄到南洋。该报在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总经理范长江、总编辑胡仲持，夏衍主管文艺版，张友渔主管社论、理论、时事版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华商报》不仅在港澳地区和内地，而且在南洋也有较大的影响，它不愧是当时香港爱国进步报刊的“中坚”。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强化法西斯文化专制，为保护文化人生命安全，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紧急会议，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重庆等地的部分文化人疏散到暂时免受战火摧残的香港。文化人抵达香港后，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就如何对待和团结文化战线的朋友作出指示：“不能用抗战前的眼光看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不能用一般党员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的文化人又面临日军的围困和杀害的险恶环境。周恩来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文化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东江纵队的努力下，从香港抢救出文化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共800多名。一大批党外文化人在被营救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在危难之际，中共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大公无私，情义深重，因此对中共更加信赖。“抢救文化人”之举“为日后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之间相互信任、共同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江和琼崖根据地的抗战文化
在东江和琼崖两块抗日根据地中，中共克服战事频繁和物质极度贫乏的困难，坚持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是省港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报刊方面，主要有东江的《前進报》和琼崖的《抗日新闻》。《前进报》的前身是创办于1940年底的《大家团结报》和《新百姓报》（1941年两报合并为《新百姓报》）。1942年2月，《新百姓报》改名《东江民报》，该报得到邹韬奋、茅盾、胡绳、杨刚、丁聪等的支持和赞扬。不久，又改名《前进报》并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以后改名为东江纵队）机关报。1939年春创刊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报《抗日新闻》，影响很大。根据地报刊宣传注意大众化和通俗化，语言文字通俗易懂，有时加上地方方言；副刊常以民歌、讲“新故事”、连环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
文艺宣传方面，主要有东江流动剧团、鲁迅艺宣队和琼崖的抗日歌剧团等。这些文艺团体随部队活动，利用战事空隙迅速编演反映斗争现实的短句、歌曲，有很强的战斗性，宣传效果显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到东江的一批文化青年成了东江游击队的文艺骨干分子，1943年初成立东江流动剧团，后来发展到40多人。该剧团在东江纵队成立周年大会上演出了由孙孺创作的、真实反映东江路西游击区团结抗战的多幕话剧《路西一年》，引起了轰动。1944年底，第7战区政治部文化人士撤到东江，会同当地的政工队组成鲁迅艺术宣传队和拖拉机政工队，共同战斗，掀起了东江纵队文艺活动的高潮。在琼崖，1941年夏成立的独立总队政治部歌剧团，深入琼文和六连岭根据地各支队和民众中开展文艺宣传。其中，吴乾鹏为话剧《家乡进行曲》创作的一首《牧歌》流行全岛。
军政文化教育，一直被摆在根据地党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被认为是根据地建设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1940年初，广东军政委员会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1941年，举办华南队和布吉队训练班；1942年，又举办战术爆破、地雷等训练班；1944年秋冬，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对大后方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在琼崖，1940年初，创办西路党校；同年7月，创办琼崖抗日公学；1941年夏，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民主政权文化部门提出了“实行为抗日救国服务的文化教育政策，造就抗战人才”的施政纲领，办起各种新型的正规学校和教育班、夜校等教育阵地，提高了民众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