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有两位84岁的老人，一南一北、一明一暗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南”者，钟南山也，全国人民皆熟悉;“北”者，王以光教授，知晓的人不多。王以光教授是我国第一代生物工程学专家，也是世界上人工合成生物抗生素药的发明人。
　　说王以光是在一条“暗道”里作战的功臣，是因为她发明的“可利霉素”是直接用于给新冠患者临床治疗的药物。
　　“科学爱人”
　　采访前一天，是王教授和老伴杨厚60年“钻石婚”的日子。他们都是1956年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在60年前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一所大学里，他们手拉着手，在隆重而简朴的婚礼上引吭高歌。
　　“1956年我去苏联学习的时候，并不知道‘抗生素’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这是人类治疗疾病的新兴生物工程科学技术。我就想为国家填补这一空白。”王以光说。
　　5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王以光带着37门学科全优成绩和她的爱情与婚姻，回到祖国首都，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成为我国抗生素奠基人张为申教授的得力助手，也是当时这一领域中唯一的女科学工作者。
　　王以光与她的同事成功研发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药物——治疗皮肤真菌感染的灰黄霉素，该药后来成为常用抗菌药，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之后几年里，王以光的团队連续研发成功了“麦迪霉素”“雷帕霉素”等数个仿制抗生素新药。
　　艰辛研发
　　然而，没有知识产权的抗生素品种，无法让中国抗生素新药理直气壮地使用在临床中，也不能实际推广。
　　“必须研发自己的创新产品，走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中国抗生素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叶，已40多岁的王以光毅然决定到美国专攻生物工程学。她来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又过了5年的留学生活。
　　毕业后回到祖国，恰逢“863”计划实施，王以光作为项目组长，申请了抗生素基因工程项目，可利霉素的基础研究由此开始。这是一次艰辛的“长征”，从1988年立项，到2019年6月正式拿到批文，前后历时30多年。
　　“神农”试药
　　已年过六旬的王以光教授在成功研发出可利霉素之后，进行大剂量临床试验时需要有人一次性吃进800毫克的剂量，才能达到试验标准。
　　吞下这么多药，太危险！主持临床试验的医生为难了：“这事没人敢干！”
　　王以光急了：“找不到人试验，那我就自己来吧！”说着，抓过八片药就往嘴里塞，“咕嘟”一下吞进了肚子。
　　“当时大约是午前11点左右，还没有吃午饭，所以药下肚后感觉有点犯恶心，其他症状则没有。后来临床医生就是根据我的这个生理反应得出此药应在餐后服用比较好的结论和相关数据。”那天，王以光教授这样轻描淡写地描述这段经历。但从她老伴杨厚老师那里得知：那天，她因为药物反应太大，被送进了医院急救室……
　　（摘自2020年7月17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