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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代表作《论浪漫派》中，海涅不遗余力地“讨伐”德国浪漫派。然而，作为一位与时代的各个思潮密切关联的作家，海涅在《论浪漫派》中亮出种种看似“偏激”的观点，实则是他身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部时代著作中履行知识分子反思、批判传统与社会的职责；作为文化传播的代表，海涅用他的文字干涉公共事务，力图使文学艺术介入当代社会中。尽管《论浪漫派》中的一些观点已随时代的发展而过时，但它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仍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海涅；《论浪漫派》；知识分子；批判；反思
中图分类号：I5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66-006
作为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极高，可惜却还未受到国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1），学界甚至仍存有海涅曾一度追随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结论。（2）而在国际日耳曼学界，对海涅及其作品的研究呈多元化趋势，海涅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海涅研究的一大重点。本文拟从现代性的角度，以散文名篇《论浪漫派》的创作为例，探究海涅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
一、海涅：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在近现代西方语境中，主要指的是掌握一定知识基础上，深切地关怀公众社会，保持独立批判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拥有知识（“知识性”或称“专业性”）的同时，还应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持批判意识与怀疑精神积极介入当下公共事件（“公共性”）。“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1]从这种角度看，知识分子可谓一个社会的公共良知。
当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撰文《精神与权力——一个德国话题。海因里希·海涅和知识分子在德国的角色》，文中认为，海涅作为德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剪影[2]，他是作家充当有责任感的公共角色的例子，而这种角色在现代德国文化中发展滞后。在哈贝马斯看来，海涅深切地明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他清楚知识分子肩负参与并引导公众讨论的义务，同时又不以某党派的名义或充当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凭借这一点，海涅不同于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的其他作家。[3]
哈氏对海涅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力肯定，无疑展示出解读海涅另一种身份的可能。但是，作为德国第二大诗人的海涅，往往给人过于感性的形象，其作品的语言太形象化了，以致于语言背后的思想性容易遭到忽视；而且，海涅在不同时期表达出不同（甚至矛盾）的观点，给人造成缺乏坚定立场甚至投机的印象。实际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身处19世纪上半叶风云际会的欧洲，时代的不安定给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海涅造成不稳定的影响，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海涅没有像同期的浪漫派作家那样退缩于内向性，而是以论战之笔（从而树敌无数）投身时代的发展，试图重新找回艺术和现实的联系，用以展示人生的广度、深度以及社会的现实生活。这一点，可以说是贯穿海涅不同时期作品的一大主线。
青年时期，海涅与浪漫派一样，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验中感受到一种痛苦的分裂。抒情诗《短歌集》（1817—1827）成就海涅诗人之名后，海涅越来越感觉到时代状况难以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在1837年回顾道：“我早就看到了，我已不再能驾驭诗句前进，故而我把自己转到写作好的散文方面。因为在散文里光有美好的天气、春天的太阳、美妙的五月、桂竹香和绿树是不够的……于是我沉思默想地去考虑各种现象的内在意义、考虑诸事物的最终原因，考虑人类的使命和使人变得美好和幸福的手段等问题。”[4]于是，海涅将散文创作比重逐渐加大，在不断增强对时代、对社会的批判中寻找一种更符合表达时代精神的方式。在七月革命感召之下，海涅自愿流亡到巴黎。此后，散文成为他这一阶段理解时代的主要表达方式，随后更近一步地发展为通讯报道以及新闻短评（Essays），大大拉近他的创作与读者的距离。“现在是思想斗争的时代，期刊是我们的要塞。”[5]在海涅一生中最斗志昂扬的30年代，诗人看到：在封建落后的德国，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被压抑，艺术无法反映现实世界，而只能沦为用以麻痹生活的戏剧等替代品。面对德国落后的政治状况、文学沦为政治不自由的畸形表现，海涅进而强调艺术的社会效果，疾呼需要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新文艺，一种反映时代精神、注重艺术实践效果的文艺。他主张作家以艺术家为内核，从民众的利益出发，通过艺术（海涅这里即为文学创作）为民众剖析历史与时事（尤其是政治事件）诸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对其起一种教化作用。“我不想从党派的工场里借用他们陈旧的尺子来衡量人和事，更不想按照梦幻的个人感情确定其价值和重要性，我要尽可能客观公正地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我首先要到往昔中找寻解开喧嚣的现实之谜的钥匙。”[6]海涅欲凸显的，乃作家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民众的教育者、社会的批判者与反思者。可以看到，海涅作品中时代的印记表现得尤为鲜明，其间跳跃着的，正是海涅的那颗赤子之心，是流亡他乡、遥望祖国而夜不能寐的痛楚，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对社会、对民众的公共关怀。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诗人海涅睿智、恣意的讽刺背后蕴含着他对时代、对社会作出的深刻的理性思考，而这并非愤世嫉俗，更非玩世不恭。在1848年以后，海涅由于健康的原因，远离现实的社会生活，但他以另外一种方式作出自己对历史的反思；晚年海涅作品中主观性因素的更加，并不意味着海涅对社会的责任心降低[3]181，在他晚年的神话题材的抒情诗中仍不乏公平、正义等主题，激发读者反思。
因此，从知识分子反思、批判时代的视角解读海涅，挖掘海涅的现代性，对现代海涅研究必当有所增益。而《论浪漫派》的创作，正是体现海涅具备知识分子批判与反思精神的范例。
二、知识分子海涅创作《论浪漫派》
说起《论浪漫派》，不少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为何写出动人诗篇、辛辣散文的海涅，却创作出这样一篇“欠考虑”的作品？多少年尘埃落定后，晚年海涅在回忆录中承认曾将恩师痛殴一顿，承认自己现在需要一个上帝，却未见他对《论浪漫派》中的观点有任何悔过的表示，而他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的1852年前言中却是那么恳切地坦言要收回自己在该作品中的观点！殊不知，海涅与时代的各个思潮密切关联，创作《论浪漫派》，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海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自我的反省，更是对现实的批判。《论浪漫派》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初，在此之前海涅逐步经历历史与个人的重要转变，如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早年对海涅的深刻影响，以及移居巴黎的生活给海涅的视角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等；借助于这些转变，海涅的创作获得更广阔的社会维度，在加深对时代的反思中，海涅完成了向知识分子的蜕变。 （一）反思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处于鼎盛期。青年时代的海涅，在家乡杜塞尔多夫所接受的教育（1807—1815）基本为晚期启蒙主义性质，但由于他对民间文学倾向的浪漫主义比较偏爱，喜欢阅读当时流行的以霍夫曼（E.T.A.Hoffmann）为代表的鬼怪文学、富凯（de la Motte Fouqué）的骑士小说《魔术指环》、乌兰德（L.Uhland）的诗歌等。上大学后，海涅对浪漫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在波恩学习期间（1819—1820），海涅不但加入由大学生组成的晚期浪漫主义圈子，还遇见了对自己的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老师奥·威·施莱格尔（A.W.Schlegel）。通过阅读施莱格尔的著作，聆听其文学讲座课，甚至是与之亲密的私人关系（海涅写的诗曾受其逐行修改、批注），海涅接受到正规的文学教育，在抒情诗、格律学以及诗艺学等方面受到专业的指点，并对德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如莎士比亚以及印度文学）的认识有较大的提高。当时海涅对施莱格尔怀着一种学生式的崇拜，在信中他写到：“关于我和施莱格尔的关系我可以给你写很多令人高兴的事。他对我的诗很满意，对诗中的独创性感到既高兴又惊奇……我越是常去他那儿，越发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5]25
不过，海涅并非单方面地全盘接受这位浪漫派代表的观点。在波恩学习时，史学家许尔曼（K.D.Hüllmann）教授的启蒙主义思想一定程度地促进了海涅逐渐对浪漫派神秘主义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反思；后两度在哥廷根求学，海涅还深受启蒙主义倾向的史学家萨托里乌斯（G.Sartorius）教授的影响。在1820年，海涅还曾撰写一篇名为《浪漫主义》的短小文章，对浪漫主义提出一些与浪漫派观点不一致的构想，其中海涅认为，“基督教和骑士制度只是进入浪漫主义的手段”；真正的浪漫主义，不是“西班牙的柔光、苏格兰的朦胧与意大利叮当铃音的大杂烩，不是含混模糊的图像”[7]，浪漫的诗应该也是形象化的诗（3）等等。可以说，尽管海涅的总体观点仍处在浪漫派的理论框架内，但他在接受浪漫主义的同时，已有意无意地觉察到浪漫派在对中世纪的模仿中某些需要纠正的东西，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总的说来，海涅在整个20年代对浪漫主义有较为全面的接受，他的早期创作也不乏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明确例证（如成名作《短歌集》），浪漫主义的“乳汁”将海涅孕育长大，他深谙浪漫主义之精髓。但接受中伴随着反思，尤其是20年代中期起，海涅开始对浪漫派有了疏远，浪漫主义的主题、母题以及艺术手法等虽然仍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却往往被讽刺地扬弃，或是被有意与异质于浪漫主义的不和谐音符相混杂。
（二）接受黑格尔哲学
进一步加深海涅反思文学传统、批判现实社会的，是在海涅的精神发展中打上重重印记的黑格尔哲学。
于柏林求学时，海涅学习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课程，并通过凡尔哈根（K.A.Varnhagen）夫妇开阔了个人交往的圈子。在凡尔哈根的沙龙，他不仅与黑格尔本人接触，甚而经常讨论，还认识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加以运用的青年法学家甘斯（E.Gans）。1822年8月，海涅加入由甘斯等成立的“犹太人文化与科学协会”（其成员多属黑格尔学派），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讲座。与众多黑格尔学派人物的交往，一定程度地加强了海涅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一位该协会成员这样描述海涅：“黑格尔这位伟大的思想英雄的那些概念，尽管无法将这位诗人直接拉进星云圈以及深不可测的秘奥，但是通过他那两位将黑格尔的抽象观念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的朋友甘斯和摩泽尔，他的精神间接地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一种活力与广度。”[8] 在《思想·勒格朗篇》（1826）中，海涅将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汽船一同列为“出自天神创造之梦的个别出色的念头”[9]，而整部作品的核心思想之一则是以拿破仑作为新的时代精神的代表，勒格朗为其革命思想的鼓手，借此向封建落后的德意志挑衅。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把那些才子们逼到动荡的历史政治生活中去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和七月革命。”[10]的确，对于海涅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对历史的理解）起到了一种解放精神与批判时代的作用。加上1830年的七月革命，海涅进而转向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而这一转变反过来也加深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甚至发展。海涅从20年代关注世界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如《思想·勒格朗篇》中世界历史主题下的拿破仑），转而强调文学与艺术、宗教与哲学的现实性影响，有了把革命的理论导向实践的要求，由此产生了《论浪漫派》以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海涅甚至得出结论，德国的哲学革命已经结束，“黑格尔完成了它的巨大的圆运动”[11]，并预言继宗教的、哲学的革命之后第三阶段的政治革命即将到来。海涅之所以能如恩格斯所称赞的那样，最早预见到德国古典哲学充当政治变革的前导，无疑是深刻领会到黑格尔哲学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如此，海涅还将黑格尔哲学往社会实践方向大大推进，这一点在他移居巴黎之后切实地体现出来。
（三）隔岸反思德国社会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被推翻，天主教会与贵族阶级也随着封建王朝的倒台而式微。与法国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截然不同的是，位于莱茵河彼岸的德意志仍旧邦国林立，政治、社会生活处于停滞状态，贵族与教会勾结而成的封建复辟牢笼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七月革命的爆发，也在德国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被视为“革命的灯塔”[12]，不少德国知识分子纷纷流亡至此。大学时代便出版诗作的海涅，在182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受洗加入新教后的辗转几年间却谋生无望，直到七月革命重燃起消沉低落的诗人心头的战斗火焰。由于在拿破仑曾统治过的莱茵河畔长大，海涅深受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浸润，七月革命更是印证了他对历史发展的构想，被其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延续：“高卢的雄鸡已啼叫两遍，德意志也行将破晓。”[13] 1831年5月，海涅移居巴黎。作为欧洲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巴黎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生活与创作开始了新的阶段。通过切身体会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海涅对革命理想和现实的认识得到深入，因而能更清醒、更透彻地观察发生在德国的一切。此时的海涅，已然不再是《短歌集》中咏叹不得意爱情的抒情诗人。在身处巴黎的海涅看来，德意志各个邦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都显得过时；沦为一种时代错误而苟且存活的封建德意志，其土地上繁盛着的德国浪漫主义，势必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七月革命以及移居巴黎后的生活，促使海涅对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根源进一步反思，并使他开始真正有意识地审视德国精神生活中（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所欠缺的内容。
在抵达巴黎后，海涅与云集于此的各界名流如大仲马、巴尔扎克、戈蒂耶（T.Cautier）与乔治·桑等密切交往，其中即有他此前较为关注的圣西门主义者。海涅在此不仅结识圣西门弟子安凡丹（P.Enfantin）等领导人物，还定期阅读圣西门主义的刊物，多次参加圣西门主义者的集会。圣西门主义之所以受到海涅的关注，一方面由于海涅此前在波兰之行中接触到农民、犹太人等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在英国之行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人剥削人以及国家教会等；在巴黎期间，身为新闻报道记者与法学博士的海涅，深入到时代的发展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进行剖析考察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对七月革命仅满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等都有了切身感受，凡此种种促使海涅更加冷静地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另一方面，圣西门主义的不少观点使海涅感兴趣，尤其是根据个人才能划分社会等级（天才、艺术家受到尊敬）的社会学说——既不陷入平均主义，又体现精英阶层价值，以及肯定感官性、强调精神与肉体和谐的宗教观，对海涅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四）反驳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是一个遍及欧洲的文学运动。德国作为浪漫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在时间上要比法国浪漫主义稍早。1800年前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达到鼎盛，1830年时已趋于尾声。浪漫派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在20年代都已相继去世（4），在世的不少代表如布伦塔诺（C.Brentano）、阿尼姆等也都退出人们的视线。而在法国，19世纪初主要还是根深蒂固的新古典主义占据正统，斯太尔夫人1810年的《德意志论》掀起了法国反古典主义的讨论，法国浪漫主义才正式发展起来。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的浪漫主义尽管最初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赞美中世纪、宣扬基督教的面目出现，但是由于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与政治联系相对要紧密得多。在海涅移居巴黎时，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在法国被视为经典，法国浪漫主义正处于鼎盛期，奥·威·施莱格尔等被法国浪漫主义者们奉为权威。[14]
移居巴黎后，作为流亡者的海涅致力于德法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20年代的抒情诗人（成名作《短歌集》）和游记作家（《游记》系列）开始有意识地转变自己的角色，他开始在诙谐批判的散文中对照德国落后的现实和法国先进的政治与文化思想。他先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法兰西现状》）观察并批评法国的公共生活，使德国读者了解法国；获得成功后，一些重要的期刊遂向海涅约稿，要求介绍一些关于德国的内容。海涅于是致力于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所完成的文学和哲学革命介绍给法国公众。《文学欧罗巴》杂志的发行人博海恩（Victor Bohain）委托海涅以斯太尔夫人《德意志论》的样式来写有关德国的情况，海涅却要求以与之相反的方式来写。他认为，作为“目前法国读者手头唯一的一本全面介绍德国精神生活的书籍”[9]9，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赞扬德国的精神生活、唯心主义”[11]10，却忽略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具体政治背景，因而对浪漫派的一些本质的特征产生了误解，有美化封建落后的德国之嫌；而且在《德意志论》出版20年后，早已丧失活力的德国浪漫派已经过时，不宜对蓬勃发展中的法国浪漫主义产生负面的影响，使其步入自己的后尘，沦为守旧的反动势力。他认为，“在那些描述德意志天主教浪漫主义文学阶段的文章中（5），我本想部分地给法国人一个告诫性的形象，并与对法国人产生危险影响的、我们的教皇极权主义派别相抗衡。”[4]249 因此，《论浪漫派》也是对斯太尔夫人笔下的德国印象一种拨正。
19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变革伴随着文学市场的不断整合。近代报刊业的繁荣，使海涅作为自由作家得以主要依靠稿酬生活，通过独立的文化创造活动实现自身独立的社会存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15]的代表，海涅用他的文字干涉公共事务，力图使文学艺术介入当代社会中。因此，从知识分子海涅的身份去考量《论浪漫派》的创作，不难发现，《论浪漫派》这部时代著作正是身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的海涅，在履行知识分子反思、批判传统与社会的职责。从这一角度解读《论浪漫派》中海涅的“偏激观点”，顿时让人豁然开朗；而《论浪漫派》之所以在德国文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也在于它深深根植于反思时代的土壤。尽管《论浪漫派》中的一些观点已随时代的发展而过时，但它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仍对我们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国内学界对海涅的研究主要为：1987、1997年海涅诞辰190、200周年之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两次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以及由此集结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由于受意识形态、研究条件所限，1987年研讨会的论文可以说社会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据本人统计，1956年至今国内对海涅及其作品介绍或评述的期刊论文不到100篇，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不到一半，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谈论海涅与马克思关系话题的论文就有10篇之多。国内权威的、系统研究海涅的学者，主要以张玉书为代表（如其选编的《海涅选集》的分卷序言《诗人海涅》与《思想家海涅》、《战士海涅》与《政论家海涅》等影响较大）。总的来说，国内海涅研究的纵深度还远远不够。 （2）参见1983年有关马克思与海涅的多篇论文，如：马征《马克思与海涅交往述评》，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一期；农方团《导师、诗人——马克思与海涅》，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一期等。
（3）施莱格尔的观点是，浪漫的与古典-形象化的（plastisch）是对立的。海涅在《浪漫主义》中将歌德与奥·威·施莱格尔视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最伟大的雕塑家（Plastiker），意在消除浪漫的诗与形象化的诗之间的对立。
（4）霍夫曼（1776—1822）、魏尔纳（Z.Werner，1768—1823）、让·保尔（Jean Paul，1763—1825）、弗·施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均去世较早。奥·威·施莱格尔后期也有较大转变。
（5）指《论浪漫派》。
参考文献：
[1]白夏.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法国的历史与现实[C]//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1.
[2]Jürgen Habermas.Geist und Macht-ein deutsches Thema.Heinrich Heine und die Rolle des Intellektuellen in Deutschland.[C]//In Kruse，Joseph & B.Kortl nder（Hg.）.Das Junge Deutschland.Kolloquium zum 150.Jahrestag des Verbots vom 10.Dezember 1835.Hamburg：Hoffmann und Camqpe，1987：36.
[3]Hohendahl，Peter Uwe.”Kritische Eingriffe：Der Intellektuelle als Dichter.[C]//In ders.Heinrich Heine Europ?ische Schriftsteller und Intellektueller.Berlin：Erich Schmidt Verlag，2008：158.
[4][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2卷）[M].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53.
[5]Heine，Heinrich.S?kularausgabe.Werke，Briefwechsel，Lebenszeugnisse（Bd.20）[M].Berlin：Akademie，Paris：Editions du CNRS，1970-1986：350.
[6][德]海涅.海涅全集（第9卷）[M].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46.
[7]Heine，Heinrich.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Bd.10）[M].Windfuhr，Manfred（Hg.）.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3-1997：195.
[8]Kanowsky，Walter.Vernunft und Geschichte：Heinrich Heines Studium als Grundlegung seiner Welt-und Kunstanschauung[M].Bonn：Bouvier Verlag，1975：187-188.
[9][德]海涅.海涅文集.游记卷[M].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3.
[10][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M]，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41.
[11][德]海涅.海涅文集.批评卷[M].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35.
[12]张芝联.法国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73.
[13][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1卷）[M].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95.
[14]Heine，Heinrich.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Bd.8/2）[M].Windfuhr，Manfred（Hg.）.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3-1997：1054.
[15]李汉秋.《儒林外史》可作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形象教材[J].江淮论坛，2015，（1）.
（责任编辑 黄胜江）
关键词：海涅；《论浪漫派》；知识分子；批判；反思
中图分类号：I5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66-006
作为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极高，可惜却还未受到国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1），学界甚至仍存有海涅曾一度追随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结论。（2）而在国际日耳曼学界，对海涅及其作品的研究呈多元化趋势，海涅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海涅研究的一大重点。本文拟从现代性的角度，以散文名篇《论浪漫派》的创作为例，探究海涅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
一、海涅：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在近现代西方语境中，主要指的是掌握一定知识基础上，深切地关怀公众社会，保持独立批判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拥有知识（“知识性”或称“专业性”）的同时，还应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持批判意识与怀疑精神积极介入当下公共事件（“公共性”）。“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1]从这种角度看，知识分子可谓一个社会的公共良知。
当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撰文《精神与权力——一个德国话题。海因里希·海涅和知识分子在德国的角色》，文中认为，海涅作为德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剪影[2]，他是作家充当有责任感的公共角色的例子，而这种角色在现代德国文化中发展滞后。在哈贝马斯看来，海涅深切地明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他清楚知识分子肩负参与并引导公众讨论的义务，同时又不以某党派的名义或充当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凭借这一点，海涅不同于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的其他作家。[3]
哈氏对海涅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力肯定，无疑展示出解读海涅另一种身份的可能。但是，作为德国第二大诗人的海涅，往往给人过于感性的形象，其作品的语言太形象化了，以致于语言背后的思想性容易遭到忽视；而且，海涅在不同时期表达出不同（甚至矛盾）的观点，给人造成缺乏坚定立场甚至投机的印象。实际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身处19世纪上半叶风云际会的欧洲，时代的不安定给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海涅造成不稳定的影响，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海涅没有像同期的浪漫派作家那样退缩于内向性，而是以论战之笔（从而树敌无数）投身时代的发展，试图重新找回艺术和现实的联系，用以展示人生的广度、深度以及社会的现实生活。这一点，可以说是贯穿海涅不同时期作品的一大主线。
青年时期，海涅与浪漫派一样，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验中感受到一种痛苦的分裂。抒情诗《短歌集》（1817—1827）成就海涅诗人之名后，海涅越来越感觉到时代状况难以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在1837年回顾道：“我早就看到了，我已不再能驾驭诗句前进，故而我把自己转到写作好的散文方面。因为在散文里光有美好的天气、春天的太阳、美妙的五月、桂竹香和绿树是不够的……于是我沉思默想地去考虑各种现象的内在意义、考虑诸事物的最终原因，考虑人类的使命和使人变得美好和幸福的手段等问题。”[4]于是，海涅将散文创作比重逐渐加大，在不断增强对时代、对社会的批判中寻找一种更符合表达时代精神的方式。在七月革命感召之下，海涅自愿流亡到巴黎。此后，散文成为他这一阶段理解时代的主要表达方式，随后更近一步地发展为通讯报道以及新闻短评（Essays），大大拉近他的创作与读者的距离。“现在是思想斗争的时代，期刊是我们的要塞。”[5]在海涅一生中最斗志昂扬的30年代，诗人看到：在封建落后的德国，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被压抑，艺术无法反映现实世界，而只能沦为用以麻痹生活的戏剧等替代品。面对德国落后的政治状况、文学沦为政治不自由的畸形表现，海涅进而强调艺术的社会效果，疾呼需要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新文艺，一种反映时代精神、注重艺术实践效果的文艺。他主张作家以艺术家为内核，从民众的利益出发，通过艺术（海涅这里即为文学创作）为民众剖析历史与时事（尤其是政治事件）诸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对其起一种教化作用。“我不想从党派的工场里借用他们陈旧的尺子来衡量人和事，更不想按照梦幻的个人感情确定其价值和重要性，我要尽可能客观公正地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我首先要到往昔中找寻解开喧嚣的现实之谜的钥匙。”[6]海涅欲凸显的，乃作家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民众的教育者、社会的批判者与反思者。可以看到，海涅作品中时代的印记表现得尤为鲜明，其间跳跃着的，正是海涅的那颗赤子之心，是流亡他乡、遥望祖国而夜不能寐的痛楚，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对社会、对民众的公共关怀。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诗人海涅睿智、恣意的讽刺背后蕴含着他对时代、对社会作出的深刻的理性思考，而这并非愤世嫉俗，更非玩世不恭。在1848年以后，海涅由于健康的原因，远离现实的社会生活，但他以另外一种方式作出自己对历史的反思；晚年海涅作品中主观性因素的更加，并不意味着海涅对社会的责任心降低[3]181，在他晚年的神话题材的抒情诗中仍不乏公平、正义等主题，激发读者反思。
因此，从知识分子反思、批判时代的视角解读海涅，挖掘海涅的现代性，对现代海涅研究必当有所增益。而《论浪漫派》的创作，正是体现海涅具备知识分子批判与反思精神的范例。
二、知识分子海涅创作《论浪漫派》
说起《论浪漫派》，不少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为何写出动人诗篇、辛辣散文的海涅，却创作出这样一篇“欠考虑”的作品？多少年尘埃落定后，晚年海涅在回忆录中承认曾将恩师痛殴一顿，承认自己现在需要一个上帝，却未见他对《论浪漫派》中的观点有任何悔过的表示，而他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的1852年前言中却是那么恳切地坦言要收回自己在该作品中的观点！殊不知，海涅与时代的各个思潮密切关联，创作《论浪漫派》，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海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自我的反省，更是对现实的批判。《论浪漫派》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初，在此之前海涅逐步经历历史与个人的重要转变，如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早年对海涅的深刻影响，以及移居巴黎的生活给海涅的视角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等；借助于这些转变，海涅的创作获得更广阔的社会维度，在加深对时代的反思中，海涅完成了向知识分子的蜕变。 （一）反思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处于鼎盛期。青年时代的海涅，在家乡杜塞尔多夫所接受的教育（1807—1815）基本为晚期启蒙主义性质，但由于他对民间文学倾向的浪漫主义比较偏爱，喜欢阅读当时流行的以霍夫曼（E.T.A.Hoffmann）为代表的鬼怪文学、富凯（de la Motte Fouqué）的骑士小说《魔术指环》、乌兰德（L.Uhland）的诗歌等。上大学后，海涅对浪漫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在波恩学习期间（1819—1820），海涅不但加入由大学生组成的晚期浪漫主义圈子，还遇见了对自己的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老师奥·威·施莱格尔（A.W.Schlegel）。通过阅读施莱格尔的著作，聆听其文学讲座课，甚至是与之亲密的私人关系（海涅写的诗曾受其逐行修改、批注），海涅接受到正规的文学教育，在抒情诗、格律学以及诗艺学等方面受到专业的指点，并对德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如莎士比亚以及印度文学）的认识有较大的提高。当时海涅对施莱格尔怀着一种学生式的崇拜，在信中他写到：“关于我和施莱格尔的关系我可以给你写很多令人高兴的事。他对我的诗很满意，对诗中的独创性感到既高兴又惊奇……我越是常去他那儿，越发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5]25
不过，海涅并非单方面地全盘接受这位浪漫派代表的观点。在波恩学习时，史学家许尔曼（K.D.Hüllmann）教授的启蒙主义思想一定程度地促进了海涅逐渐对浪漫派神秘主义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反思；后两度在哥廷根求学，海涅还深受启蒙主义倾向的史学家萨托里乌斯（G.Sartorius）教授的影响。在1820年，海涅还曾撰写一篇名为《浪漫主义》的短小文章，对浪漫主义提出一些与浪漫派观点不一致的构想，其中海涅认为，“基督教和骑士制度只是进入浪漫主义的手段”；真正的浪漫主义，不是“西班牙的柔光、苏格兰的朦胧与意大利叮当铃音的大杂烩，不是含混模糊的图像”[7]，浪漫的诗应该也是形象化的诗（3）等等。可以说，尽管海涅的总体观点仍处在浪漫派的理论框架内，但他在接受浪漫主义的同时，已有意无意地觉察到浪漫派在对中世纪的模仿中某些需要纠正的东西，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总的说来，海涅在整个20年代对浪漫主义有较为全面的接受，他的早期创作也不乏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明确例证（如成名作《短歌集》），浪漫主义的“乳汁”将海涅孕育长大，他深谙浪漫主义之精髓。但接受中伴随着反思，尤其是20年代中期起，海涅开始对浪漫派有了疏远，浪漫主义的主题、母题以及艺术手法等虽然仍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却往往被讽刺地扬弃，或是被有意与异质于浪漫主义的不和谐音符相混杂。
（二）接受黑格尔哲学
进一步加深海涅反思文学传统、批判现实社会的，是在海涅的精神发展中打上重重印记的黑格尔哲学。
于柏林求学时，海涅学习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课程，并通过凡尔哈根（K.A.Varnhagen）夫妇开阔了个人交往的圈子。在凡尔哈根的沙龙，他不仅与黑格尔本人接触，甚而经常讨论，还认识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加以运用的青年法学家甘斯（E.Gans）。1822年8月，海涅加入由甘斯等成立的“犹太人文化与科学协会”（其成员多属黑格尔学派），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讲座。与众多黑格尔学派人物的交往，一定程度地加强了海涅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一位该协会成员这样描述海涅：“黑格尔这位伟大的思想英雄的那些概念，尽管无法将这位诗人直接拉进星云圈以及深不可测的秘奥，但是通过他那两位将黑格尔的抽象观念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的朋友甘斯和摩泽尔，他的精神间接地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一种活力与广度。”[8] 在《思想·勒格朗篇》（1826）中，海涅将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汽船一同列为“出自天神创造之梦的个别出色的念头”[9]，而整部作品的核心思想之一则是以拿破仑作为新的时代精神的代表，勒格朗为其革命思想的鼓手，借此向封建落后的德意志挑衅。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把那些才子们逼到动荡的历史政治生活中去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和七月革命。”[10]的确，对于海涅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对历史的理解）起到了一种解放精神与批判时代的作用。加上1830年的七月革命，海涅进而转向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而这一转变反过来也加深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甚至发展。海涅从20年代关注世界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如《思想·勒格朗篇》中世界历史主题下的拿破仑），转而强调文学与艺术、宗教与哲学的现实性影响，有了把革命的理论导向实践的要求，由此产生了《论浪漫派》以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海涅甚至得出结论，德国的哲学革命已经结束，“黑格尔完成了它的巨大的圆运动”[11]，并预言继宗教的、哲学的革命之后第三阶段的政治革命即将到来。海涅之所以能如恩格斯所称赞的那样，最早预见到德国古典哲学充当政治变革的前导，无疑是深刻领会到黑格尔哲学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如此，海涅还将黑格尔哲学往社会实践方向大大推进，这一点在他移居巴黎之后切实地体现出来。
（三）隔岸反思德国社会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被推翻，天主教会与贵族阶级也随着封建王朝的倒台而式微。与法国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截然不同的是，位于莱茵河彼岸的德意志仍旧邦国林立，政治、社会生活处于停滞状态，贵族与教会勾结而成的封建复辟牢笼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七月革命的爆发，也在德国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被视为“革命的灯塔”[12]，不少德国知识分子纷纷流亡至此。大学时代便出版诗作的海涅，在182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受洗加入新教后的辗转几年间却谋生无望，直到七月革命重燃起消沉低落的诗人心头的战斗火焰。由于在拿破仑曾统治过的莱茵河畔长大，海涅深受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浸润，七月革命更是印证了他对历史发展的构想，被其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延续：“高卢的雄鸡已啼叫两遍，德意志也行将破晓。”[13] 1831年5月，海涅移居巴黎。作为欧洲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巴黎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生活与创作开始了新的阶段。通过切身体会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海涅对革命理想和现实的认识得到深入，因而能更清醒、更透彻地观察发生在德国的一切。此时的海涅，已然不再是《短歌集》中咏叹不得意爱情的抒情诗人。在身处巴黎的海涅看来，德意志各个邦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都显得过时；沦为一种时代错误而苟且存活的封建德意志，其土地上繁盛着的德国浪漫主义，势必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七月革命以及移居巴黎后的生活，促使海涅对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根源进一步反思，并使他开始真正有意识地审视德国精神生活中（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所欠缺的内容。
在抵达巴黎后，海涅与云集于此的各界名流如大仲马、巴尔扎克、戈蒂耶（T.Cautier）与乔治·桑等密切交往，其中即有他此前较为关注的圣西门主义者。海涅在此不仅结识圣西门弟子安凡丹（P.Enfantin）等领导人物，还定期阅读圣西门主义的刊物，多次参加圣西门主义者的集会。圣西门主义之所以受到海涅的关注，一方面由于海涅此前在波兰之行中接触到农民、犹太人等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在英国之行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人剥削人以及国家教会等；在巴黎期间，身为新闻报道记者与法学博士的海涅，深入到时代的发展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进行剖析考察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对七月革命仅满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等都有了切身感受，凡此种种促使海涅更加冷静地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另一方面，圣西门主义的不少观点使海涅感兴趣，尤其是根据个人才能划分社会等级（天才、艺术家受到尊敬）的社会学说——既不陷入平均主义，又体现精英阶层价值，以及肯定感官性、强调精神与肉体和谐的宗教观，对海涅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四）反驳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是一个遍及欧洲的文学运动。德国作为浪漫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在时间上要比法国浪漫主义稍早。1800年前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达到鼎盛，1830年时已趋于尾声。浪漫派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在20年代都已相继去世（4），在世的不少代表如布伦塔诺（C.Brentano）、阿尼姆等也都退出人们的视线。而在法国，19世纪初主要还是根深蒂固的新古典主义占据正统，斯太尔夫人1810年的《德意志论》掀起了法国反古典主义的讨论，法国浪漫主义才正式发展起来。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的浪漫主义尽管最初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赞美中世纪、宣扬基督教的面目出现，但是由于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与政治联系相对要紧密得多。在海涅移居巴黎时，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在法国被视为经典，法国浪漫主义正处于鼎盛期，奥·威·施莱格尔等被法国浪漫主义者们奉为权威。[14]
移居巴黎后，作为流亡者的海涅致力于德法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20年代的抒情诗人（成名作《短歌集》）和游记作家（《游记》系列）开始有意识地转变自己的角色，他开始在诙谐批判的散文中对照德国落后的现实和法国先进的政治与文化思想。他先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法兰西现状》）观察并批评法国的公共生活，使德国读者了解法国；获得成功后，一些重要的期刊遂向海涅约稿，要求介绍一些关于德国的内容。海涅于是致力于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所完成的文学和哲学革命介绍给法国公众。《文学欧罗巴》杂志的发行人博海恩（Victor Bohain）委托海涅以斯太尔夫人《德意志论》的样式来写有关德国的情况，海涅却要求以与之相反的方式来写。他认为，作为“目前法国读者手头唯一的一本全面介绍德国精神生活的书籍”[9]9，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赞扬德国的精神生活、唯心主义”[11]10，却忽略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具体政治背景，因而对浪漫派的一些本质的特征产生了误解，有美化封建落后的德国之嫌；而且在《德意志论》出版20年后，早已丧失活力的德国浪漫派已经过时，不宜对蓬勃发展中的法国浪漫主义产生负面的影响，使其步入自己的后尘，沦为守旧的反动势力。他认为，“在那些描述德意志天主教浪漫主义文学阶段的文章中（5），我本想部分地给法国人一个告诫性的形象，并与对法国人产生危险影响的、我们的教皇极权主义派别相抗衡。”[4]249 因此，《论浪漫派》也是对斯太尔夫人笔下的德国印象一种拨正。
19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变革伴随着文学市场的不断整合。近代报刊业的繁荣，使海涅作为自由作家得以主要依靠稿酬生活，通过独立的文化创造活动实现自身独立的社会存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15]的代表，海涅用他的文字干涉公共事务，力图使文学艺术介入当代社会中。因此，从知识分子海涅的身份去考量《论浪漫派》的创作，不难发现，《论浪漫派》这部时代著作正是身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的海涅，在履行知识分子反思、批判传统与社会的职责。从这一角度解读《论浪漫派》中海涅的“偏激观点”，顿时让人豁然开朗；而《论浪漫派》之所以在德国文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也在于它深深根植于反思时代的土壤。尽管《论浪漫派》中的一些观点已随时代的发展而过时，但它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仍对我们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国内学界对海涅的研究主要为：1987、1997年海涅诞辰190、200周年之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两次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以及由此集结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由于受意识形态、研究条件所限，1987年研讨会的论文可以说社会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据本人统计，1956年至今国内对海涅及其作品介绍或评述的期刊论文不到100篇，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不到一半，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谈论海涅与马克思关系话题的论文就有10篇之多。国内权威的、系统研究海涅的学者，主要以张玉书为代表（如其选编的《海涅选集》的分卷序言《诗人海涅》与《思想家海涅》、《战士海涅》与《政论家海涅》等影响较大）。总的来说，国内海涅研究的纵深度还远远不够。 （2）参见1983年有关马克思与海涅的多篇论文，如：马征《马克思与海涅交往述评》，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一期；农方团《导师、诗人——马克思与海涅》，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一期等。
（3）施莱格尔的观点是，浪漫的与古典-形象化的（plastisch）是对立的。海涅在《浪漫主义》中将歌德与奥·威·施莱格尔视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最伟大的雕塑家（Plastiker），意在消除浪漫的诗与形象化的诗之间的对立。
（4）霍夫曼（1776—1822）、魏尔纳（Z.Werner，1768—1823）、让·保尔（Jean Paul，1763—1825）、弗·施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均去世较早。奥·威·施莱格尔后期也有较大转变。
（5）指《论浪漫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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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hendahl，Peter Uwe.”Kritische Eingriffe：Der Intellektuelle als Dichter.[C]//In ders.Heinrich Heine Europ?ische Schriftsteller und Intellektueller.Berlin：Erich Schmidt Verlag，2008：158.
[4][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2卷）[M].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53.
[5]Heine，Heinrich.S?kularausgabe.Werke，Briefwechsel，Lebenszeugnisse（Bd.20）[M].Berlin：Akademie，Paris：Editions du CNRS，1970-1986：350.
[6][德]海涅.海涅全集（第9卷）[M].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46.
[7]Heine，Heinrich.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Bd.10）[M].Windfuhr，Manfred（Hg.）.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3-1997：195.
[8]Kanowsky，Walter.Vernunft und Geschichte：Heinrich Heines Studium als Grundlegung seiner Welt-und Kunstanschauung[M].Bonn：Bouvier Verlag，1975：187-188.
[9][德]海涅.海涅文集.游记卷[M].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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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德]海涅.海涅文集.批评卷[M].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35.
[12]张芝联.法国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73.
[13][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1卷）[M].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95.
[14]Heine，Heinrich.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Bd.8/2）[M].Windfuhr，Manfred（Hg.）.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3-1997：1054.
[15]李汉秋.《儒林外史》可作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形象教材[J].江淮论坛，2015，（1）.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