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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首摇滚上月球/喜欢把歌词都唱错/怎么样/我不怕全宇宙/把麻烦危险困难都往身上丢/我有超强的能耐……”这首歌道出他们的期许，光是组团做音乐这不易不凡的过程，就已经胜过所有美好结局了
4月13日，在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一部由台湾导演黄嘉俊历经六年拍摄制作的音乐纪录片《一首摇滚上月球》获得了最佳两岸华语电影的提名。5个月之前，这部电影就已摘得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而他们的对手是歌后王菲。
《一首摇滚上月球》讲述了6位年过半百的中年大叔组成的名叫 “困熊霸”的摇滚乐队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乐队的成员全部是罹患罕见病的小孩的父亲。
所谓罕见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1‰的疾病，发病率极低，又称“孤儿病”。在医学渐趋发达的今天，这些疾病依然无法根治。
孩子的患病总意味着对一个家庭命运的巨变。据台湾罕见疾病基金会统计，8个罕见病家庭里，就有一个爸爸选择逃避，这种现象被称作“落跑老爸”。而影片中的6位主角却没有一次选择逃避或放弃：“他们还是扛着抽痰机、呼吸器和一颗颗又大又重的蓄电池，抱着孩子推着轮椅开着车搭上捷运，上山下海看遍一切美景。”
“所以他们是真正的rocker，他们的摇滚精神，就是为孩子在有限的生命里冲锋陷阵，当一个永远不累的老爸。这并不是一部让人一味去同情或悲悯的片子，主角们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生活。”黄嘉俊告诉《方圆》记者。
月亮的背面
从2008年的《飞行少年》、《想念的方式》，2011年的《嗨！宝贝》，到如今的《一首摇滚上月球》，黄嘉俊的纪录片多涉及弱势群体，然而，他说他并不是生来就有所谓“社会关怀的眼光”。在接触纪录片之前，黄嘉俊也曾有过一段彷徨、轻狂的岁月，他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广告片导演，但是“少年得志大不幸”，年轻的他并不懂得关心周围世界，直到他服了兵役，生命才开始变得不同。
1999年9月21日，台湾经历了20世纪末最大的地震，一万三千多人在地震中伤亡。当时正服兵役的黄嘉俊随部队到灾区救援，炼狱般的现场、遍地痛苦的哀嚎声以及无数生命的陨落让黄嘉俊震撼不已。
在协助灾区居民重整家园的过程中，黄嘉俊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些扛起受灾家庭的核心人物清一色是女性，父亲或丈夫等男性角色则大多无法接受现实而选择逃避或自杀。黄嘉俊事后了解到，在台湾自杀率的男女比率是二比一，在灾区更是高达十比一，他开始思考：“台湾男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般认为更坚毅的男性，何以遭逢变故时便如此脆弱？”
对人性的好奇，使得黄嘉俊在退伍后开始了纪录片的拍摄，再也没有回到光鲜亮丽的广告业。
2004年，因为在台湾罕见疾病基金会工作的弟弟需要志愿者帮忙，黄嘉俊进入基金会当起了义工，开始跟罕见病病友及其家庭成员接触。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黄嘉俊知道了罕见病家庭“落跑老爸”的现象，这更加深了他对“台湾男性怎么了”问题的思考。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天佑是黄嘉俊认识的第一位罕见病儿童的父亲（简称“罕爸”），他后来在黄嘉俊为基金会义务拍摄的首支募款短片里担任主角。李天佑的儿子得了肌肉萎缩症，终日卧病在床，李天佑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然而，让黄嘉俊想不到的是，在他31岁生日前一天的早餐店里，他在报上看到了李天佑自杀的消息，这让他难过了一个礼拜。
“这个和你谈笑风生，嘴巴说不要紧、要坚强，充满光辉的男人，原来背后有这么多苦，心里有这么多说不出来的悲伤……”李天佑的离世，让黄嘉俊意识到，很多男人其实不是持续释放能量的太阳，而是月亮，有圆缺，需要别人照亮他们，月亮背后的黑暗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黄嘉俊希望拍出一部能让社会大众以更包容的眼光看待男性脆弱的电影，还想鼓励男人们别再一味地硬吞眼泪，应该要更柔软、更有弹性地宣泄情绪。2008年，黄嘉俊开始了拍摄工作，电影中那6位意气风发的“不落跑老爸”，走进了黄嘉俊的镜头中。他们分别是教会工作者巫锦辉（巫爸）、网页开发师李正德（李爸）、课辅班老师潘于岡（潘爸）、国中英语代课老师欧阳东麟（欧阳爸）、捏面人师傅郑春昇（郑爸）和计程车司机蔡咏达（勇爸）。
“你们需要的是朋友，不是摄影机”
53岁的李正德一度以为他这一生拿的是一副烂牌。少年时期他目睹父母婚姻的不幸，内心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家。直到后来，他遇到了贤惠体贴的妻子，以为幸福的家庭开始起航，却不想生下的女儿竟患上了叫结节性硬化症的罕见疾病。
“那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期待了那么久，老天却向我开玩笑。”女儿刚查出有病的那几年，李正德一家痛不欲生，“只要能救我女儿，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
但现实很残酷，女儿的病几乎无药可医。李正德取过一个叫“適煜”的名字，希望转运，也去过寺庙的大雄宝殿前跪拜：“我几乎无计可施，我对佛祖说，我终生不杀生，将所有的功德都给我女儿吧，给我一个奇迹。”
因为有了信仰，李正德吃了3年素，他的气喘病竟还不药而愈，他觉得，冥冥之中，女儿像是上天派来的“活菩萨”，带领他去做一些事情。
在教会负责行政工作的今年55岁的巫锦辉给了李正德很大的帮助。“如果当初我不认识巫爸，我可能没有办法活到现在。”李正德告诉《方圆》记者，“我在基金会见到他时，他就像一个开朗的邻家大哥哥，他的情绪影响了我。”
巫锦辉的境遇可以说“更惨”，他曾经是名专业的行销经理人，后来辞去工作进入教会。工作两年后，一双儿女都被检查出罹患罕见的尼曼匹克病。
巫锦辉的女儿巫以欣14岁时咀嚼能力开始退化，如今已经无法进食，依靠胃管灌食，也没办法说话，走路需要搀扶。而小儿子巫以诺5岁时也被宣告和姐姐患有一样的尼曼匹克症。家庭的劫难，让巫锦辉和妻子的关系曾一度降到了冰点，能够振作起来，靠的是两个人“不想放弃孩子的信念”。 巫锦辉其实很早就发现了黄嘉俊注意到的“落跑老爸”的问题，他带一双儿女去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娱乐活动，有很多父亲在场，“他们不像妈妈们陪孩子来，对孩子病情可以互相间聊开来，他们送过来了就迅速闪人，不太愿意被人发现”。巫锦辉就找到常陪着女儿来唱歌的李正德聊，“我觉得我们爸爸也应该需要聚在一起发泄一下，唱唱歌跳跳舞”。就这样，“不落跑老爸俱乐部”成立。
黄嘉俊喜欢这个俱乐部里传达出来的振奋气息，当他扛着摄影机寻找愿意接受拍摄的对象时，其中的6位爸爸接受了黄嘉俊的理念和想法。
“我女儿宜瑄常说想要快点去读高中，换一个新的环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病情发展，脸部出现了血管纤维瘤，常被同学取笑说很可怕会传染。所以，我接受导演的拍摄邀请，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跟孩子 的故事能通过这部电影被更多人看到，被社会上更多的人理解，以减少对他们莫名的歧视。”李正德告诉记者。
拍纪录片需要很多细节，时常琐碎而枯燥，爸爸们去哪，黄嘉俊就跟到哪。最开始大半年，拍摄出来的东西好多都不能用，毫无经验的主角们有时会为了拍得上镜好看，刻意摆动作，这时黄嘉俊就会在一旁发话，“自然一点啦，你就忘了我的存在嘛”。
“我必须花时间让他们很快适应，但是适应之后，信不信任是另外一件事情。信任不是你花再多时间就可以取得的。它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我必须让爸爸们知道我的真诚，我是带着摄影机走到他们生命里头，而不是要从他们生命里夺走些什么。”黄嘉俊告诉记者。
李正德觉得黄嘉俊的工作简直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导演跟我们说，‘拍摄这段时间，你所有生活里发生的事情都跟我有关，因为这些细节可能会变成题材’。而我们知道，这同时也会变成他们的压力。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拍摄的题材，而是要他帮忙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他几乎因为我们而24小时待命。”
让罕爸们印象深刻的是2012年5月的那个深夜，连续下了一天暴雨的台北，终于停歇片刻。在夜深人静的八里海岸公路上，巫锦辉、李正德和黄嘉俊3人驾驶着车子疾驰着，他们刚得知欧阳东麟跟妻子剧烈地吵了一架，两人急需朋友的帮助和劝解。
几人很清楚欧阳东麟的这次争吵意味着什么，在罕见病的家庭里，孩子的患病导致生活的巨变，伴随漫长而反复的折磨，使得每一位家庭成员随时都处在精神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必须去安抚好欧阳一家，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人由于熬不过这样的夜晚而彻底放弃。
“你们怎么来了？对不起，让你们跑这么远来。”无助的欧阳爸眼泪湿润地说。
“哎呦……我们是brother啊！”
“对啊，我们带着‘冰火’来和你干一杯！”
而此时，其他人找到了在河边徘徊并吃下安眠药的欧阳妈。
一直到凌晨3点50分左右，欧阳家的矛盾才被劝解开。黄嘉俊说，对于罕见疾病家庭，劝解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的大道理，只需任崩溃的一方释放内心郁积的酸楚，当泄洪的泪水涌出，声嘶力竭地吼叫后，才能浅浅地说两句话。“因为我们是唯一真正能感同身受相互求救和支持的战友”。
而此时，忙了一晚的李正德突然意识到那个习以为常的镜头的缺席：“导演你的摄影机呢？”黄嘉俊说：“这个时候不需要了，你们需要的是朋友，不是摄影机。”
我们那么老了，有可能吗
观察和等待是拍纪录片的基本状态。黄嘉俊知道，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起初拍摄时，谁也不知道这个故事该怎样讲，直到拍摄第四年的时候，音乐这条主线才开始被确定。
在“不落跑老爸俱乐部”里，有个二十几人组成的“罕爸康乐队”，6位爸爸也在这个队里面。李正德在乐队里负责吉他，而蔡咏达则负责打乐鼓。白天，蔡咏达是一位计程车司机，晚上则是PUB乐团鼓手，多才多艺的他抱着“为了生活，有钱赚就好，能赚就尽量赚”的想法，四处打工赚钱，为的是要医治患小胖威利氏症的儿子阿勇的病。
罕爸们在唱跳时候状态最放松，有天这6人聚在一起开玩笑，“我们何不自己组个摇滚乐队玩”？巫锦辉犹豫道：“我们都那么老了，有可能吗？”
黄嘉俊听了，就去找台湾摇滚乐的先锋乐队“四分卫”主唱陈如山商量。陈如山问：“有几个人会乐器呢？”“只有两个。”黄嘉俊伸出两个指头，“其他四人没有任何乐团经验，而且想要挑战一年后的贡寮海洋音乐祭。”
陈如山就跟着黄嘉俊去6位爸爸的家中了解情况，到每一个爸爸的家里访问，都带给他各种各样的震撼，之前因为自己儿子的调皮，陈如山还劝过黄嘉俊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从爸爸们家中出来，他却对黄嘉俊说：“我忽然觉得我儿子好可爱，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老爸。”
爸爸们拜师成功，就开始琢磨乐团的名字。对这6个年纪加起来超过300岁，腰围“胖成一圈”的中年大叔们来说，如何取一个合适的团名，难度极高。为了证明师承血统，“五月天”已经有了，大家就陆续提出“四分五裂”、“六分裤”、“七分熟”、“八分饱”之类让人喷饭的建议来，还有为了跟随年轻潮流的异想天开之作，比如叫“OJS52”——欧吉桑（ojisan，大叔）的简称。
毫无头绪之时，巫锦辉看到郑春昇在一旁打瞌睡，就摇他：“怎么都不出意见，在偷偷睡觉？”靠捏面人摆摊挣钱养活全家，还要在工作结束后日夜照顾两个罹患ALD肾上腺脑白质失养症儿子的郑春昇说：“我睡都睡不饱，怎么还有办法想？”
黄嘉俊一想，他们整晚要照顾孩子，每天平均睡三小时，最大的梦想不是环游世界、住洋房开名车，而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这不正是这个乐团的“特色”吗？这是个全世界最需要睡眠的乐团，就叫“困熊霸”吧，台语“睡太饱”的意思。
“困熊霸”乐团就这样成立。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贝斯”两个字的郑爸当起了贝司手，乐感最差的巫爸学起了钢琴，欧阳爸负责主唱，李爸弹吉他，勇爸打鼓，年纪最大的潘爸努力将口琴吹出声音。
于是，这些原本爱面子、好逞强、性格坚忍的男人们开始在排练室里赤脚打节拍，带着老花镜看五线谱，闭着眼睛唱出柔柔的“I love you”。团队和音乐的力量改变着所有的人。
随后，乐队组团参加音乐节，爸爸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短短一年的准备时间哪能入选？但他们坚持唱着，“写一首摇滚上月球/喜欢把歌词都唱错/怎么样/我不怕全宇宙/把麻烦危险困难都往身上丢/我有超强的能耐……”这首歌道出他们的期许，光是组团做音乐这不易不凡的过程，就已经胜过所有美好结局了。
黄嘉俊觉得这些老爸们身上有“反骨”的意味，“你们这样，我偏不这样，你们示弱，我偏不示弱”。而在排练中，陈如山也感叹，“老爸们比我们还坚强，比我们还像不折不扣的rocker”。
回到地球
电影和乐队红了之后，除了要配合电影宣传到各地参加影展，爸爸们还登上了不同的舞台分享了一些生命教育的议题。然而当有很多的企业想要花大钱请他们演出时，却遭到了拒绝。
“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个，钱怎样也没办法买走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上完月球后，爸爸们回到了地球，回归到原本的生活跟家庭里，他们共同协议，把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到最后一刻。
“这也是《一首摇滚上月球》企图呈献给大家的味道，又酸又甜。观众可能一下哭一下笑，不完全乐观，也不只是悲惨。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有苦有甜，只要在苦的时候不放弃，下一刻就会有快乐开心的事情，然而开心久了，也别忘了接下来有很多现实要面对。”黄嘉俊告诉记者。
5月10日举行的北京芯世界社会创新周的电影放映交流会上，有观众问黄嘉俊拍完这部纪录片后的改变。黄嘉俊说：“这部片子之所以用了六年的时间拍摄，是因为我自己的困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以前我是一个‘不婚族’，我很好奇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组成家庭生养自己的孩子。老实说，拍摄的前几年我真的答不出来，因为看到爸爸们生活得这么辛苦，看到那么多血淋漓的场景。我常想，如果是我，早逃到天涯海角躲起来了。可他们为什么能让人生赔在那里？他们的爱、动力和热情到底从何而来？直到拍完这部影片，我终于明白，是亲人们不离不弃的相互扶持，是家庭的价值。”
要说拍完这部纪录片对黄嘉俊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他在上个月的时候，终于结了婚。（本文特别感谢芯世界社会创新周提供的支持。）
4月13日，在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一部由台湾导演黄嘉俊历经六年拍摄制作的音乐纪录片《一首摇滚上月球》获得了最佳两岸华语电影的提名。5个月之前，这部电影就已摘得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而他们的对手是歌后王菲。
《一首摇滚上月球》讲述了6位年过半百的中年大叔组成的名叫 “困熊霸”的摇滚乐队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乐队的成员全部是罹患罕见病的小孩的父亲。
所谓罕见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1‰的疾病，发病率极低，又称“孤儿病”。在医学渐趋发达的今天，这些疾病依然无法根治。
孩子的患病总意味着对一个家庭命运的巨变。据台湾罕见疾病基金会统计，8个罕见病家庭里，就有一个爸爸选择逃避，这种现象被称作“落跑老爸”。而影片中的6位主角却没有一次选择逃避或放弃：“他们还是扛着抽痰机、呼吸器和一颗颗又大又重的蓄电池，抱着孩子推着轮椅开着车搭上捷运，上山下海看遍一切美景。”
“所以他们是真正的rocker，他们的摇滚精神，就是为孩子在有限的生命里冲锋陷阵，当一个永远不累的老爸。这并不是一部让人一味去同情或悲悯的片子，主角们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生活。”黄嘉俊告诉《方圆》记者。
月亮的背面
从2008年的《飞行少年》、《想念的方式》，2011年的《嗨！宝贝》，到如今的《一首摇滚上月球》，黄嘉俊的纪录片多涉及弱势群体，然而，他说他并不是生来就有所谓“社会关怀的眼光”。在接触纪录片之前，黄嘉俊也曾有过一段彷徨、轻狂的岁月，他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广告片导演，但是“少年得志大不幸”，年轻的他并不懂得关心周围世界，直到他服了兵役，生命才开始变得不同。
1999年9月21日，台湾经历了20世纪末最大的地震，一万三千多人在地震中伤亡。当时正服兵役的黄嘉俊随部队到灾区救援，炼狱般的现场、遍地痛苦的哀嚎声以及无数生命的陨落让黄嘉俊震撼不已。
在协助灾区居民重整家园的过程中，黄嘉俊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些扛起受灾家庭的核心人物清一色是女性，父亲或丈夫等男性角色则大多无法接受现实而选择逃避或自杀。黄嘉俊事后了解到，在台湾自杀率的男女比率是二比一，在灾区更是高达十比一，他开始思考：“台湾男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般认为更坚毅的男性，何以遭逢变故时便如此脆弱？”
对人性的好奇，使得黄嘉俊在退伍后开始了纪录片的拍摄，再也没有回到光鲜亮丽的广告业。
2004年，因为在台湾罕见疾病基金会工作的弟弟需要志愿者帮忙，黄嘉俊进入基金会当起了义工，开始跟罕见病病友及其家庭成员接触。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黄嘉俊知道了罕见病家庭“落跑老爸”的现象，这更加深了他对“台湾男性怎么了”问题的思考。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天佑是黄嘉俊认识的第一位罕见病儿童的父亲（简称“罕爸”），他后来在黄嘉俊为基金会义务拍摄的首支募款短片里担任主角。李天佑的儿子得了肌肉萎缩症，终日卧病在床，李天佑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然而，让黄嘉俊想不到的是，在他31岁生日前一天的早餐店里，他在报上看到了李天佑自杀的消息，这让他难过了一个礼拜。
“这个和你谈笑风生，嘴巴说不要紧、要坚强，充满光辉的男人，原来背后有这么多苦，心里有这么多说不出来的悲伤……”李天佑的离世，让黄嘉俊意识到，很多男人其实不是持续释放能量的太阳，而是月亮，有圆缺，需要别人照亮他们，月亮背后的黑暗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黄嘉俊希望拍出一部能让社会大众以更包容的眼光看待男性脆弱的电影，还想鼓励男人们别再一味地硬吞眼泪，应该要更柔软、更有弹性地宣泄情绪。2008年，黄嘉俊开始了拍摄工作，电影中那6位意气风发的“不落跑老爸”，走进了黄嘉俊的镜头中。他们分别是教会工作者巫锦辉（巫爸）、网页开发师李正德（李爸）、课辅班老师潘于岡（潘爸）、国中英语代课老师欧阳东麟（欧阳爸）、捏面人师傅郑春昇（郑爸）和计程车司机蔡咏达（勇爸）。
“你们需要的是朋友，不是摄影机”
53岁的李正德一度以为他这一生拿的是一副烂牌。少年时期他目睹父母婚姻的不幸，内心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家。直到后来，他遇到了贤惠体贴的妻子，以为幸福的家庭开始起航，却不想生下的女儿竟患上了叫结节性硬化症的罕见疾病。
“那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期待了那么久，老天却向我开玩笑。”女儿刚查出有病的那几年，李正德一家痛不欲生，“只要能救我女儿，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
但现实很残酷，女儿的病几乎无药可医。李正德取过一个叫“適煜”的名字，希望转运，也去过寺庙的大雄宝殿前跪拜：“我几乎无计可施，我对佛祖说，我终生不杀生，将所有的功德都给我女儿吧，给我一个奇迹。”
因为有了信仰，李正德吃了3年素，他的气喘病竟还不药而愈，他觉得，冥冥之中，女儿像是上天派来的“活菩萨”，带领他去做一些事情。
在教会负责行政工作的今年55岁的巫锦辉给了李正德很大的帮助。“如果当初我不认识巫爸，我可能没有办法活到现在。”李正德告诉《方圆》记者，“我在基金会见到他时，他就像一个开朗的邻家大哥哥，他的情绪影响了我。”
巫锦辉的境遇可以说“更惨”，他曾经是名专业的行销经理人，后来辞去工作进入教会。工作两年后，一双儿女都被检查出罹患罕见的尼曼匹克病。
巫锦辉的女儿巫以欣14岁时咀嚼能力开始退化，如今已经无法进食，依靠胃管灌食，也没办法说话，走路需要搀扶。而小儿子巫以诺5岁时也被宣告和姐姐患有一样的尼曼匹克症。家庭的劫难，让巫锦辉和妻子的关系曾一度降到了冰点，能够振作起来，靠的是两个人“不想放弃孩子的信念”。 巫锦辉其实很早就发现了黄嘉俊注意到的“落跑老爸”的问题，他带一双儿女去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娱乐活动，有很多父亲在场，“他们不像妈妈们陪孩子来，对孩子病情可以互相间聊开来，他们送过来了就迅速闪人，不太愿意被人发现”。巫锦辉就找到常陪着女儿来唱歌的李正德聊，“我觉得我们爸爸也应该需要聚在一起发泄一下，唱唱歌跳跳舞”。就这样，“不落跑老爸俱乐部”成立。
黄嘉俊喜欢这个俱乐部里传达出来的振奋气息，当他扛着摄影机寻找愿意接受拍摄的对象时，其中的6位爸爸接受了黄嘉俊的理念和想法。
“我女儿宜瑄常说想要快点去读高中，换一个新的环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病情发展，脸部出现了血管纤维瘤，常被同学取笑说很可怕会传染。所以，我接受导演的拍摄邀请，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跟孩子 的故事能通过这部电影被更多人看到，被社会上更多的人理解，以减少对他们莫名的歧视。”李正德告诉记者。
拍纪录片需要很多细节，时常琐碎而枯燥，爸爸们去哪，黄嘉俊就跟到哪。最开始大半年，拍摄出来的东西好多都不能用，毫无经验的主角们有时会为了拍得上镜好看，刻意摆动作，这时黄嘉俊就会在一旁发话，“自然一点啦，你就忘了我的存在嘛”。
“我必须花时间让他们很快适应，但是适应之后，信不信任是另外一件事情。信任不是你花再多时间就可以取得的。它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我必须让爸爸们知道我的真诚，我是带着摄影机走到他们生命里头，而不是要从他们生命里夺走些什么。”黄嘉俊告诉记者。
李正德觉得黄嘉俊的工作简直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导演跟我们说，‘拍摄这段时间，你所有生活里发生的事情都跟我有关，因为这些细节可能会变成题材’。而我们知道，这同时也会变成他们的压力。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拍摄的题材，而是要他帮忙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他几乎因为我们而24小时待命。”
让罕爸们印象深刻的是2012年5月的那个深夜，连续下了一天暴雨的台北，终于停歇片刻。在夜深人静的八里海岸公路上，巫锦辉、李正德和黄嘉俊3人驾驶着车子疾驰着，他们刚得知欧阳东麟跟妻子剧烈地吵了一架，两人急需朋友的帮助和劝解。
几人很清楚欧阳东麟的这次争吵意味着什么，在罕见病的家庭里，孩子的患病导致生活的巨变，伴随漫长而反复的折磨，使得每一位家庭成员随时都处在精神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必须去安抚好欧阳一家，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人由于熬不过这样的夜晚而彻底放弃。
“你们怎么来了？对不起，让你们跑这么远来。”无助的欧阳爸眼泪湿润地说。
“哎呦……我们是brother啊！”
“对啊，我们带着‘冰火’来和你干一杯！”
而此时，其他人找到了在河边徘徊并吃下安眠药的欧阳妈。
一直到凌晨3点50分左右，欧阳家的矛盾才被劝解开。黄嘉俊说，对于罕见疾病家庭，劝解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的大道理，只需任崩溃的一方释放内心郁积的酸楚，当泄洪的泪水涌出，声嘶力竭地吼叫后，才能浅浅地说两句话。“因为我们是唯一真正能感同身受相互求救和支持的战友”。
而此时，忙了一晚的李正德突然意识到那个习以为常的镜头的缺席：“导演你的摄影机呢？”黄嘉俊说：“这个时候不需要了，你们需要的是朋友，不是摄影机。”
我们那么老了，有可能吗
观察和等待是拍纪录片的基本状态。黄嘉俊知道，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起初拍摄时，谁也不知道这个故事该怎样讲，直到拍摄第四年的时候，音乐这条主线才开始被确定。
在“不落跑老爸俱乐部”里，有个二十几人组成的“罕爸康乐队”，6位爸爸也在这个队里面。李正德在乐队里负责吉他，而蔡咏达则负责打乐鼓。白天，蔡咏达是一位计程车司机，晚上则是PUB乐团鼓手，多才多艺的他抱着“为了生活，有钱赚就好，能赚就尽量赚”的想法，四处打工赚钱，为的是要医治患小胖威利氏症的儿子阿勇的病。
罕爸们在唱跳时候状态最放松，有天这6人聚在一起开玩笑，“我们何不自己组个摇滚乐队玩”？巫锦辉犹豫道：“我们都那么老了，有可能吗？”
黄嘉俊听了，就去找台湾摇滚乐的先锋乐队“四分卫”主唱陈如山商量。陈如山问：“有几个人会乐器呢？”“只有两个。”黄嘉俊伸出两个指头，“其他四人没有任何乐团经验，而且想要挑战一年后的贡寮海洋音乐祭。”
陈如山就跟着黄嘉俊去6位爸爸的家中了解情况，到每一个爸爸的家里访问，都带给他各种各样的震撼，之前因为自己儿子的调皮，陈如山还劝过黄嘉俊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从爸爸们家中出来，他却对黄嘉俊说：“我忽然觉得我儿子好可爱，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老爸。”
爸爸们拜师成功，就开始琢磨乐团的名字。对这6个年纪加起来超过300岁，腰围“胖成一圈”的中年大叔们来说，如何取一个合适的团名，难度极高。为了证明师承血统，“五月天”已经有了，大家就陆续提出“四分五裂”、“六分裤”、“七分熟”、“八分饱”之类让人喷饭的建议来，还有为了跟随年轻潮流的异想天开之作，比如叫“OJS52”——欧吉桑（ojisan，大叔）的简称。
毫无头绪之时，巫锦辉看到郑春昇在一旁打瞌睡，就摇他：“怎么都不出意见，在偷偷睡觉？”靠捏面人摆摊挣钱养活全家，还要在工作结束后日夜照顾两个罹患ALD肾上腺脑白质失养症儿子的郑春昇说：“我睡都睡不饱，怎么还有办法想？”
黄嘉俊一想，他们整晚要照顾孩子，每天平均睡三小时，最大的梦想不是环游世界、住洋房开名车，而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这不正是这个乐团的“特色”吗？这是个全世界最需要睡眠的乐团，就叫“困熊霸”吧，台语“睡太饱”的意思。
“困熊霸”乐团就这样成立。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贝斯”两个字的郑爸当起了贝司手，乐感最差的巫爸学起了钢琴，欧阳爸负责主唱，李爸弹吉他，勇爸打鼓，年纪最大的潘爸努力将口琴吹出声音。
于是，这些原本爱面子、好逞强、性格坚忍的男人们开始在排练室里赤脚打节拍，带着老花镜看五线谱，闭着眼睛唱出柔柔的“I love you”。团队和音乐的力量改变着所有的人。
随后，乐队组团参加音乐节，爸爸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短短一年的准备时间哪能入选？但他们坚持唱着，“写一首摇滚上月球/喜欢把歌词都唱错/怎么样/我不怕全宇宙/把麻烦危险困难都往身上丢/我有超强的能耐……”这首歌道出他们的期许，光是组团做音乐这不易不凡的过程，就已经胜过所有美好结局了。
黄嘉俊觉得这些老爸们身上有“反骨”的意味，“你们这样，我偏不这样，你们示弱，我偏不示弱”。而在排练中，陈如山也感叹，“老爸们比我们还坚强，比我们还像不折不扣的r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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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乐队红了之后，除了要配合电影宣传到各地参加影展，爸爸们还登上了不同的舞台分享了一些生命教育的议题。然而当有很多的企业想要花大钱请他们演出时，却遭到了拒绝。
“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个，钱怎样也没办法买走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上完月球后，爸爸们回到了地球，回归到原本的生活跟家庭里，他们共同协议，把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到最后一刻。
“这也是《一首摇滚上月球》企图呈献给大家的味道，又酸又甜。观众可能一下哭一下笑，不完全乐观，也不只是悲惨。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有苦有甜，只要在苦的时候不放弃，下一刻就会有快乐开心的事情，然而开心久了，也别忘了接下来有很多现实要面对。”黄嘉俊告诉记者。
5月10日举行的北京芯世界社会创新周的电影放映交流会上，有观众问黄嘉俊拍完这部纪录片后的改变。黄嘉俊说：“这部片子之所以用了六年的时间拍摄，是因为我自己的困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以前我是一个‘不婚族’，我很好奇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组成家庭生养自己的孩子。老实说，拍摄的前几年我真的答不出来，因为看到爸爸们生活得这么辛苦，看到那么多血淋漓的场景。我常想，如果是我，早逃到天涯海角躲起来了。可他们为什么能让人生赔在那里？他们的爱、动力和热情到底从何而来？直到拍完这部影片，我终于明白，是亲人们不离不弃的相互扶持，是家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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