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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政治学界，人们对民主的核心与本质争论不断，都在标榜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现代西方政治学提出一种代议制民主，选举逐渐成为现代民主制的核心。但是选举民主容易导致多数暴政，引起权力异化。协商才是民主制的核心本质。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环境下，协商民主的发展应该成为我国选举民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选举民主。
关键词：民主政治；协商民主；选举制；代议制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8)03－0034－03
一、民主核心本质的争论
20世纪以前的政治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卢梭到马克思，绝大多数都是从民主的词源学意义上来理解民主的，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进行统治，按其纯粹的和最充分的状态来说，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直接治理国家的民主制度，除了在古希腊城邦时代的雅典等地曾经昙花一现外，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几乎没有存在过。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现代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一种代议制民主制度，与直接民主相对。因此，当代西方民主指称的是一种间接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程序，采用的是密尔和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抛弃了根据“人民的意志”(来源)和“公益”(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民主理论。这种民主理论认为，国家的主权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或公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或公民投票来行使这种权力；代表应当由选举产生，并向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政治权力应该定期、和平、有规则地更迭，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行使。对此，熊彼特把民主理解成是一种制度安排的方法，认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大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我们看到，在现代民主原则、程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举，选举是现代民主制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没有选举就没有代议制民主，或者说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就是代表的选举，没有代表，当然就无法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而代表产生的基本路径就是选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因此人们经常将民主与选举制合而为一，谈论民主选举的优点和必要性。
二、选举民主的缺陷
民主选举是“由一个组织中的某些或全体被认可的成员选择官员的制度化程序。”作为民主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每个公民都享有选举的权利，能够直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是现代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但是选举的形式又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根据投票的方式，可以将其分为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根据其计票的标准，则可以分为多数选举与比例代表制选举。现代民族国家的规模决定了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间接民主体制的国家，政权的行使与直接的监督均委托人民代表进行，对人民而言，民主理念实践的主战场在于人民代表的形成程序。因此，一方面选举制度关键地影响着民主理念的具体的实践内涵，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理念也决定着选举制度的设计取向与实际的运作情况。
虽然各个国家对选举和民主政治理解不同，但不管怎样，根据选举来定义民主是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选举制度都把民主基本定义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裁定规则就成为人们选举或决策的主要规则。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就用他自己的智慧语言说：“‘民主’一词有两重含义。第一层意思是，凡受某项决定影响的人都应有机会直接或通过推选的代表参与作出决议。第二层意思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民主是通过普遍参与进行管理的，而选举则是实现这一参与的方式，多数裁定原则却是选举的规则，是民主的要素。多数裁定原则须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例如达尔就说过：“没有人曾提倡，也没有人曾经定义过，民主意味着多数人将(或者应该去)做他们觉得要做的任何事情，它的反对者除外。我们知道的任何一位民主的倡导者，以及任何一种支持民主的定义，都包含有限制多数人的思想。”事实是，多数裁定原则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重大矛盾。从理论上看，人们往往以多数裁定为民主选举的关键性规则，但事实上，在实践中人们却极少严格按照多数裁定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决定和可能引起社会严重分裂时，这时，民主国家几乎一概放弃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而采取更有可能导致广泛的意见一致的做法。
选举制是以投票决定一切，这样虽然能更直接更好地表达个人的愿望，但是个人的愿望不一定和集体利益一致，个人愿望也容易改变，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利人”，每个人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因此每个人总要去作出对自己的最为有利的选择，在经济市场是如此，在政治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科恩所说，选举制容易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选择。一旦每个人都在民主的政治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引起权力异化。人都有欲望，一些有钱富有的人或者掌握着权力的人必然会追求更多的权利或权力，必然要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在互利的基础上就会产生权力寻租。而且一些有钱的人不会满足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会寻求在政治上取得权力以便更好地服务自己的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而根据选举的原则，票数多少起着决定作用，就会诱使这些人去提出那些最能为自己带来选票的政治或经济诉求，因此那些掌握着投票权或选举权的人就成为他们的目标，就会用金钱来买票，这样必然会出现不平等，出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交换。而且选举制容易导致平庸政府的出现，因为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公民的素质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只要按照选举制的多数裁定原则，有些教育水平低下的人会成为权力的掌握者，试问这样的政府官员如何管理好国家与社会。“现代文明的代议制政府，其自然趋势是朝向集体的平庸，这种趋势由于选举权的不断下降和扩大而增强，其结果就是将主要权力置于越来越低于最高社会教育水平的阶级的手中。但是有高度智力和品质优良的人虽然在数量上必然是少的，但他们的意见是否被听取则情况有很大不同。”同时，选举制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的，遵从多数的原则，这样实际上使多数有发言权，从而是多数的特权政府，容易导致多数暴政。可以说这是选举制最大的弊端。多数人可能制定出有助于自己的利益，而有损于少数人的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侵害少数人的正当利益。密尔和托克维尔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的干涉压制是一种多数的暴虐，认为多数人压制少数人是不正当的，即使是一个人的相反意见也不应该被压制。“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仅仅代表多 数人的这种选举民主制只是虚假的民主，少数也应当有自己的代表，有自己的发言权，少数人的权利也应当得到保护。
三、协商民主成为选举民主的补充
科恩曾经给民主下了一个很经典的定义，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而“民主的核心就在于公民或市民在一定范围空间内自由参与决定，公民或市民的价值或利益分配的决策过程以及参与影响的公开政策的决策过程”，它包括建议、参与、协商、参与范围及真实性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当选举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时，为了避免多数决定原则的滥用，民主程序就需要严格限定在协商过程之中。德赖辛克就指出：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最后十年，民主政治理念有了强烈的协商趋势，协商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其与其他种类的沟通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协商参与者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相互说服(非强制、操纵，或欺骗)而改变他们的判断、偏好与观点，民主政治的本质现在广泛的被认为必须是协商的，而不在于投票，协商的趋势呈现出重新关注民主政治的真实性：民主控制的程度是实质性的，而非象征性的，并且是具有能力的公民参与其中。
正如王沪宁教授所说的，我们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一历史条件相结合来选择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化程度较低，而且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所以民主政治的整体运行是非竞争性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作为现代社会内在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元分化，新的利益阶层、组织群体不断涌现，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发生，各种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利益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明显，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非竞争性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开始削弱，与此同时，支撑竞争性民主或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与体制资源日益增长。于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在告别非竞争性民主的条件下，就需要在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民主之间作出选择。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其最终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架构。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取向之间是不矛盾的，但基于中国历史进程积累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现实状况的内在需要，在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和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强调民主的效率，并不主张政治多元化的政治原则的大趋势下，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要求，必然体现竞争性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太可能成为首选。这样，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程序的价值取向很自然地会趋向协商民主。
同时，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社会的国家里，由于地域发展不平衡(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衡，甚至文化上的不平衡)，民族众多导致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各个地方的人口密度不一，公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社会冲突的存在，要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越来越多元化的国家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民主的核心理解为是选举，这是不现实的，这必然会导致更为不和谐的因素出现，而应该把民主当作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应该让公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在遵循公共协商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或实现妥协，从而达成社会共识，协商才应该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让以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才应该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
关键词：民主政治；协商民主；选举制；代议制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8)03－0034－03
一、民主核心本质的争论
20世纪以前的政治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卢梭到马克思，绝大多数都是从民主的词源学意义上来理解民主的，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进行统治，按其纯粹的和最充分的状态来说，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直接治理国家的民主制度，除了在古希腊城邦时代的雅典等地曾经昙花一现外，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几乎没有存在过。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现代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一种代议制民主制度，与直接民主相对。因此，当代西方民主指称的是一种间接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程序，采用的是密尔和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抛弃了根据“人民的意志”(来源)和“公益”(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民主理论。这种民主理论认为，国家的主权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或公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或公民投票来行使这种权力；代表应当由选举产生，并向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政治权力应该定期、和平、有规则地更迭，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行使。对此，熊彼特把民主理解成是一种制度安排的方法，认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大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我们看到，在现代民主原则、程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举，选举是现代民主制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没有选举就没有代议制民主，或者说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就是代表的选举，没有代表，当然就无法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而代表产生的基本路径就是选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因此人们经常将民主与选举制合而为一，谈论民主选举的优点和必要性。
二、选举民主的缺陷
民主选举是“由一个组织中的某些或全体被认可的成员选择官员的制度化程序。”作为民主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每个公民都享有选举的权利，能够直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是现代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但是选举的形式又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根据投票的方式，可以将其分为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根据其计票的标准，则可以分为多数选举与比例代表制选举。现代民族国家的规模决定了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间接民主体制的国家，政权的行使与直接的监督均委托人民代表进行，对人民而言，民主理念实践的主战场在于人民代表的形成程序。因此，一方面选举制度关键地影响着民主理念的具体的实践内涵，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理念也决定着选举制度的设计取向与实际的运作情况。
虽然各个国家对选举和民主政治理解不同，但不管怎样，根据选举来定义民主是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选举制度都把民主基本定义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裁定规则就成为人们选举或决策的主要规则。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就用他自己的智慧语言说：“‘民主’一词有两重含义。第一层意思是，凡受某项决定影响的人都应有机会直接或通过推选的代表参与作出决议。第二层意思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民主是通过普遍参与进行管理的，而选举则是实现这一参与的方式，多数裁定原则却是选举的规则，是民主的要素。多数裁定原则须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例如达尔就说过：“没有人曾提倡，也没有人曾经定义过，民主意味着多数人将(或者应该去)做他们觉得要做的任何事情，它的反对者除外。我们知道的任何一位民主的倡导者，以及任何一种支持民主的定义，都包含有限制多数人的思想。”事实是，多数裁定原则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重大矛盾。从理论上看，人们往往以多数裁定为民主选举的关键性规则，但事实上，在实践中人们却极少严格按照多数裁定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决定和可能引起社会严重分裂时，这时，民主国家几乎一概放弃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而采取更有可能导致广泛的意见一致的做法。
选举制是以投票决定一切，这样虽然能更直接更好地表达个人的愿望，但是个人的愿望不一定和集体利益一致，个人愿望也容易改变，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利人”，每个人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因此每个人总要去作出对自己的最为有利的选择，在经济市场是如此，在政治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科恩所说，选举制容易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选择。一旦每个人都在民主的政治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引起权力异化。人都有欲望，一些有钱富有的人或者掌握着权力的人必然会追求更多的权利或权力，必然要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在互利的基础上就会产生权力寻租。而且一些有钱的人不会满足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会寻求在政治上取得权力以便更好地服务自己的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而根据选举的原则，票数多少起着决定作用，就会诱使这些人去提出那些最能为自己带来选票的政治或经济诉求，因此那些掌握着投票权或选举权的人就成为他们的目标，就会用金钱来买票，这样必然会出现不平等，出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交换。而且选举制容易导致平庸政府的出现，因为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公民的素质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只要按照选举制的多数裁定原则，有些教育水平低下的人会成为权力的掌握者，试问这样的政府官员如何管理好国家与社会。“现代文明的代议制政府，其自然趋势是朝向集体的平庸，这种趋势由于选举权的不断下降和扩大而增强，其结果就是将主要权力置于越来越低于最高社会教育水平的阶级的手中。但是有高度智力和品质优良的人虽然在数量上必然是少的，但他们的意见是否被听取则情况有很大不同。”同时，选举制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的，遵从多数的原则，这样实际上使多数有发言权，从而是多数的特权政府，容易导致多数暴政。可以说这是选举制最大的弊端。多数人可能制定出有助于自己的利益，而有损于少数人的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侵害少数人的正当利益。密尔和托克维尔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的干涉压制是一种多数的暴虐，认为多数人压制少数人是不正当的，即使是一个人的相反意见也不应该被压制。“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仅仅代表多 数人的这种选举民主制只是虚假的民主，少数也应当有自己的代表，有自己的发言权，少数人的权利也应当得到保护。
三、协商民主成为选举民主的补充
科恩曾经给民主下了一个很经典的定义，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而“民主的核心就在于公民或市民在一定范围空间内自由参与决定，公民或市民的价值或利益分配的决策过程以及参与影响的公开政策的决策过程”，它包括建议、参与、协商、参与范围及真实性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当选举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时，为了避免多数决定原则的滥用，民主程序就需要严格限定在协商过程之中。德赖辛克就指出：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最后十年，民主政治理念有了强烈的协商趋势，协商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其与其他种类的沟通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协商参与者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相互说服(非强制、操纵，或欺骗)而改变他们的判断、偏好与观点，民主政治的本质现在广泛的被认为必须是协商的，而不在于投票，协商的趋势呈现出重新关注民主政治的真实性：民主控制的程度是实质性的，而非象征性的，并且是具有能力的公民参与其中。
正如王沪宁教授所说的，我们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一历史条件相结合来选择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化程度较低，而且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所以民主政治的整体运行是非竞争性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作为现代社会内在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元分化，新的利益阶层、组织群体不断涌现，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发生，各种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利益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明显，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非竞争性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开始削弱，与此同时，支撑竞争性民主或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与体制资源日益增长。于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在告别非竞争性民主的条件下，就需要在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民主之间作出选择。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其最终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架构。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取向之间是不矛盾的，但基于中国历史进程积累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现实状况的内在需要，在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和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强调民主的效率，并不主张政治多元化的政治原则的大趋势下，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要求，必然体现竞争性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太可能成为首选。这样，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程序的价值取向很自然地会趋向协商民主。
同时，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社会的国家里，由于地域发展不平衡(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衡，甚至文化上的不平衡)，民族众多导致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各个地方的人口密度不一，公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社会冲突的存在，要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越来越多元化的国家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民主的核心理解为是选举，这是不现实的，这必然会导致更为不和谐的因素出现，而应该把民主当作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应该让公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在遵循公共协商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或实现妥协，从而达成社会共识，协商才应该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让以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才应该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