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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的美学根源于人格美的美学，而这种人格美则发轫于汉末清议和人物品鉴的魏晋玄学。因此，笔者试图以魏晋时期的一个独具个性魅力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的思想领袖嵇康为例，从“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两方面来阐释其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境界。
关键词：嵇康；人格美；自然；自由
说到人格和人格美，这类概念最初出现于西方。“人格”源自于拉丁文persona（面具）一词。现代西方语言中的“人格”（一般写作personality）本指在古希腊戏剧中体现人物身份特征的脸谱。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无“人格”和“人格美”这样的概念。“人格”这一概念在中国，通常是以品格、风格、格调之“格”分别来表示；而人格美则指人物品藻之美，正如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美学是出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即人格美是人的道德人格的完善和人与天地宇宙同一的最高人格境界。这里“人格”问题虽与其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一样，都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但它又与其相去甚远，因为它是和美紧密相连的，亦不可分割的。李泽厚、刘纪纲也曾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历来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认识美的本质的。”人只有具备了独特、充实的人格精神才是美的，而美的本质也就是人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
在魏晋时期，文人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可谓名士派的形成。他们以放诞任达的举止言行，自觉地向传统礼教开始了全面的反叛，尤其是“竹林七贤”以倒行逆施、饮酒放诞著称于世。而其中最具个性的一朵奇葩——嵇康，更是在与黑暗政治的对抗中，在放诞无礼的言行中体现自我。
嵇康生活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正是这种混乱和动荡，使个人“异化”，丑与美、真挚与虚伪、黑暗与光明尖锐的对立。也正是这种对立，让一代士人在反抗丑恶、堕落、异化的同时，重建人格理想、追求精神的超越。所以嵇康渴求实现人的内外、名教与自然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的人格美境界。
一、追求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是魏晋时期一位十分重要的具有玄学人格美的典范，他以一种“任自然”的姿态与世俗及黑暗现实抗争。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名士所需的所有要素，人们对他的评价极高。
(一)形貌顺自然 在《世说新语·容止》第五则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这里表达了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审美观。再看刘注引《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 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 便自知非常之器。”这里“土木形骸，不加饰厉”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凸显的也是一种不加修饰、顺其自然的自然美。嵇康容貌秀伟,学识广博,精辩论,善琴酒,可谓一代风流名士,但这并非他为后世敬仰的主要原因,真正为人称道的是他高洁的品行、凛然的气节和不屈的精神。
（二）精神尚自然 嵇康生逢魏末,他羞于与当时名教之中以名教道德为外衣的庸俗势利之辈为伍，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坦言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既然名教已经被玷污,他只好纵情琴酒,寄心于自然玄理,追慕安期、彭祖。他提出在《释私论》中“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他虽主张“越名任心”，回归自然。然而他追慕道家并非出于本心,实际是其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后的精神寄托,可谓无奈之举。嵇康并没像绝大多数士人那样保身怀方,而是坚定执著的维护着士人的气节。
总之，嵇康真的做到了知行合一，思想上这样主张，实践上也这样贯彻，而且在儒家标举的“群己”关系之中，他更加看重“己”———追求自我的实现和精神的张扬。这样形貌顺自然与精神尚自然，一外一内，表里互济，共同营造了嵇康的人格基座。
二、追求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嵇康像庄子一样追求美，追求精神自由。在复归原始无望的情况下，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体认最终落实到精神的自由与逍遥上，即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一）隐逸中追求自由
隐逸之风是中国人精神史和心灵史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士人们“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目的，除了亲近自然，安放自我，同时也是为了追求自由。所以，以“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天子不得臣， 诸侯不得友”相标榜的隐逸之风，其实也是有志之士捍卫个体尊严和独立的一种姿态。
嵇康无疑是魏晋隐逸之风的重要代表，《世说新语·栖逸》门写的关于嵇康的两条故事颇具象征意义。一写“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二写“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这足以说明，魏晋易代之际，追求自由的隐居已经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而成了一种“奢侈”，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就变成了“邦有道尚可隐，邦无道必须仕”。嵇康坚持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贯彻隐居之志，最后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艺术中追求自由
魏晋虽是乱世，政治斗争激烈，但思想和学术却相对宽松，所以这一时期，各种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汉代以前，很少有人是因为艺术上的成就而名垂青史，而在魏晋，因为艺术而为后人敬仰膜拜的人层出不穷，史书的记载中，文体日益丰富，甚至书法的体式也被记录在案，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嵇康除了是思想家，文学家，还是第一流的音乐家，他还善弹古琴，写过音乐论文《声无哀乐论》。除此之外，嵇康还是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 他的草书被誉为草书妙品， 唐代张彦远《书法会要》评嵇康为草书第二，而王羲之则屈居第八。嵇康的绘画造诣也很高，作品在唐代还有流传。可见，艺术成了他自由挥洒和诗意栖居的精神后花园。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艺术是发扬生命的，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换句话说，艺术作为人类放飞自由的最佳方式，没有艺术的地方便无从感知自由。像嵇康这样醉心艺术的人，常常内心的自由需求是极其强烈。因为不管是哪一种艺术，都是人在自由地驱使“物”，而不是被“物”所驱使，只有在艺术的创造中，才能真正抵达庄子所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的自由境界。
（三）死亡中追求自由
在“竹林七贤”中，只有嵇康践履了死亡这样一种极端的追求自由的方式。由于出身背景、婚宦关系和个人气节等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仕和隐的选择问题，在“龙性难驯” 的嵇康身上尤为尖锐地表现为生与死的选择和对抗。
嵇康一生热爱自然，追求自我，崇尚自由。作为“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他最能体现魏晋士人应该具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立身处世，为人为文，光明磊落，彪炳千古。他的《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自由颂”，那“七不堪、二不可”的宣言，读之尤其令人神往。
嵇康的伟大人格完型于他的“广陵绝唱”。《世说·雅量》二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这是《世说新语》全书最有力量的段落，堪称“惊天地，泣鬼神”。《晋书》也有记载他临刑前后的情景：“康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之死堪称最哀婉、最壮丽之死，是中国士人精神史和心灵史上最重要的华彩乐段，他的死不仅丰富了死亡的价值，更彰显了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高贵。
结语
对于魏晋人格美的研究近来层出不暇，高平华教授曾在《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一书中说：“竹林七贤人格和人格美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追求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实践方式，实现个体人格生命上贯作为宇宙本根的形上本体，并自觉的以自己的真性情、真生命去达到与那个至大至善至乐的形上本体和谐统一。”魏晋玄学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曾是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名士群反抗现实的虚伪名教、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与和谐的重要哲学命题，它的核心是要解决现实社会人的道德与自由的矛盾问题。如果我们把嵇康的人格美思想放到整个“竹林七贤”人格美思想加以比较研究，这一特点就会尤显突出，作为竹林七贤思想领袖的嵇康，其人格美迥异于其他成员，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名教与自然的体认上，他一方面对虚伪的、异化的名教，比任何人都更痛恨、更厌恶，在理论上首先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另一方面他虽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即不是一般地无条件的讲废名教而任诞，而是针对“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的异化的名教对人之真性情的扭曲，并导致个体内在人格生命的分裂而言的。其结果虽表面亦是“任自然”，但实则是追求超越于普通所谓名教、自然之上的更高的目标，即基于大公无私基础上的人的内在人格生命的性意自足。应该说，嵇康所追求的思想境界既达到了个体人格生命的内在和谐，也就实现了道德的自由和认识的自由的和谐，和谐即自由，自由即人格美的最高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房玄龄.晋书（卷49）[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高华平.魏晋玄学的人格美研究[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柳文静（1987-），女,汉族，甘肃庄浪人，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美学。）
关键词：嵇康；人格美；自然；自由
说到人格和人格美，这类概念最初出现于西方。“人格”源自于拉丁文persona（面具）一词。现代西方语言中的“人格”（一般写作personality）本指在古希腊戏剧中体现人物身份特征的脸谱。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无“人格”和“人格美”这样的概念。“人格”这一概念在中国，通常是以品格、风格、格调之“格”分别来表示；而人格美则指人物品藻之美，正如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美学是出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即人格美是人的道德人格的完善和人与天地宇宙同一的最高人格境界。这里“人格”问题虽与其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一样，都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但它又与其相去甚远，因为它是和美紧密相连的，亦不可分割的。李泽厚、刘纪纲也曾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历来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认识美的本质的。”人只有具备了独特、充实的人格精神才是美的，而美的本质也就是人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
在魏晋时期，文人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可谓名士派的形成。他们以放诞任达的举止言行，自觉地向传统礼教开始了全面的反叛，尤其是“竹林七贤”以倒行逆施、饮酒放诞著称于世。而其中最具个性的一朵奇葩——嵇康，更是在与黑暗政治的对抗中，在放诞无礼的言行中体现自我。
嵇康生活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正是这种混乱和动荡，使个人“异化”，丑与美、真挚与虚伪、黑暗与光明尖锐的对立。也正是这种对立，让一代士人在反抗丑恶、堕落、异化的同时，重建人格理想、追求精神的超越。所以嵇康渴求实现人的内外、名教与自然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的人格美境界。
一、追求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是魏晋时期一位十分重要的具有玄学人格美的典范，他以一种“任自然”的姿态与世俗及黑暗现实抗争。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名士所需的所有要素，人们对他的评价极高。
(一)形貌顺自然 在《世说新语·容止》第五则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这里表达了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审美观。再看刘注引《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 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 便自知非常之器。”这里“土木形骸，不加饰厉”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凸显的也是一种不加修饰、顺其自然的自然美。嵇康容貌秀伟,学识广博,精辩论,善琴酒,可谓一代风流名士,但这并非他为后世敬仰的主要原因,真正为人称道的是他高洁的品行、凛然的气节和不屈的精神。
（二）精神尚自然 嵇康生逢魏末,他羞于与当时名教之中以名教道德为外衣的庸俗势利之辈为伍，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坦言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既然名教已经被玷污,他只好纵情琴酒,寄心于自然玄理,追慕安期、彭祖。他提出在《释私论》中“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他虽主张“越名任心”，回归自然。然而他追慕道家并非出于本心,实际是其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后的精神寄托,可谓无奈之举。嵇康并没像绝大多数士人那样保身怀方,而是坚定执著的维护着士人的气节。
总之，嵇康真的做到了知行合一，思想上这样主张，实践上也这样贯彻，而且在儒家标举的“群己”关系之中，他更加看重“己”———追求自我的实现和精神的张扬。这样形貌顺自然与精神尚自然，一外一内，表里互济，共同营造了嵇康的人格基座。
二、追求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嵇康像庄子一样追求美，追求精神自由。在复归原始无望的情况下，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体认最终落实到精神的自由与逍遥上，即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一）隐逸中追求自由
隐逸之风是中国人精神史和心灵史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士人们“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目的，除了亲近自然，安放自我，同时也是为了追求自由。所以，以“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天子不得臣， 诸侯不得友”相标榜的隐逸之风，其实也是有志之士捍卫个体尊严和独立的一种姿态。
嵇康无疑是魏晋隐逸之风的重要代表，《世说新语·栖逸》门写的关于嵇康的两条故事颇具象征意义。一写“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二写“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这足以说明，魏晋易代之际，追求自由的隐居已经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而成了一种“奢侈”，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就变成了“邦有道尚可隐，邦无道必须仕”。嵇康坚持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贯彻隐居之志，最后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艺术中追求自由
魏晋虽是乱世，政治斗争激烈，但思想和学术却相对宽松，所以这一时期，各种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汉代以前，很少有人是因为艺术上的成就而名垂青史，而在魏晋，因为艺术而为后人敬仰膜拜的人层出不穷，史书的记载中，文体日益丰富，甚至书法的体式也被记录在案，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嵇康除了是思想家，文学家，还是第一流的音乐家，他还善弹古琴，写过音乐论文《声无哀乐论》。除此之外，嵇康还是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 他的草书被誉为草书妙品， 唐代张彦远《书法会要》评嵇康为草书第二，而王羲之则屈居第八。嵇康的绘画造诣也很高，作品在唐代还有流传。可见，艺术成了他自由挥洒和诗意栖居的精神后花园。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艺术是发扬生命的，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换句话说，艺术作为人类放飞自由的最佳方式，没有艺术的地方便无从感知自由。像嵇康这样醉心艺术的人，常常内心的自由需求是极其强烈。因为不管是哪一种艺术，都是人在自由地驱使“物”，而不是被“物”所驱使，只有在艺术的创造中，才能真正抵达庄子所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的自由境界。
（三）死亡中追求自由
在“竹林七贤”中，只有嵇康践履了死亡这样一种极端的追求自由的方式。由于出身背景、婚宦关系和个人气节等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仕和隐的选择问题，在“龙性难驯” 的嵇康身上尤为尖锐地表现为生与死的选择和对抗。
嵇康一生热爱自然，追求自我，崇尚自由。作为“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他最能体现魏晋士人应该具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立身处世，为人为文，光明磊落，彪炳千古。他的《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自由颂”，那“七不堪、二不可”的宣言，读之尤其令人神往。
嵇康的伟大人格完型于他的“广陵绝唱”。《世说·雅量》二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这是《世说新语》全书最有力量的段落，堪称“惊天地，泣鬼神”。《晋书》也有记载他临刑前后的情景：“康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之死堪称最哀婉、最壮丽之死，是中国士人精神史和心灵史上最重要的华彩乐段，他的死不仅丰富了死亡的价值，更彰显了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高贵。
结语
对于魏晋人格美的研究近来层出不暇，高平华教授曾在《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一书中说：“竹林七贤人格和人格美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追求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实践方式，实现个体人格生命上贯作为宇宙本根的形上本体，并自觉的以自己的真性情、真生命去达到与那个至大至善至乐的形上本体和谐统一。”魏晋玄学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曾是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名士群反抗现实的虚伪名教、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与和谐的重要哲学命题，它的核心是要解决现实社会人的道德与自由的矛盾问题。如果我们把嵇康的人格美思想放到整个“竹林七贤”人格美思想加以比较研究，这一特点就会尤显突出，作为竹林七贤思想领袖的嵇康，其人格美迥异于其他成员，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名教与自然的体认上，他一方面对虚伪的、异化的名教，比任何人都更痛恨、更厌恶，在理论上首先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另一方面他虽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即不是一般地无条件的讲废名教而任诞，而是针对“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的异化的名教对人之真性情的扭曲，并导致个体内在人格生命的分裂而言的。其结果虽表面亦是“任自然”，但实则是追求超越于普通所谓名教、自然之上的更高的目标，即基于大公无私基础上的人的内在人格生命的性意自足。应该说，嵇康所追求的思想境界既达到了个体人格生命的内在和谐，也就实现了道德的自由和认识的自由的和谐，和谐即自由，自由即人格美的最高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房玄龄.晋书（卷49）[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高华平.魏晋玄学的人格美研究[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柳文静（1987-），女,汉族，甘肃庄浪人，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