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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使中国走出封建专制，但社会文化领域并没有完全适应政治上的巨变。市民阶层在动荡里表现出一种生存强权的冷漠，知识分子则苦于政教崩溃找寻不到出路，甚至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极端行为。鲁迅的白话小说《孔乙己》正为我们揭示出新旧交替里民众生存的痛楚以及清末民初以缺失和彷徨为主调的社会文化现实。
关键词：辛亥革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文化；缺失
作者简介：程程（1993-），女，河南焦作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1
一、市民阶层的道德缺失
《孔乙己》[1]中的看客形象历来为人所关注，这些“短衣帮”、“长衣帮”各类主顾，十二岁的小伙计还有酒店掌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谋杀孔乙己的帮凶。尤其以酒店掌柜为代表。怕小伙计呆呆傻傻伺候不了长衣主顾，便调他关照短衣主顾。短衣主顾对往酒里羼水“监督甚严”，小伙计经验不足，无从造假。就又看着“荐头”面子大，而让他专管温酒。掌柜以低劣的手段盈利，以媚众的方式经营。而又总是一副“凶脸孔”，显出“苦心”生存的煎熬。这样了无生气的生活，又因为主顾们对孔乙己的嘲笑而活泼起来。于是，掌柜也为刻薄钻营的生活找到一点乐趣——他照应着主顾们的欢乐，允许小伙计附和的笑（平常估计是要被当做不认真做事而责骂）而且时常亲自逗弄孔乙己来博得主顾们的适意。这个费尽心思经营生意的小市民，为了生存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凉薄的人心在此也更难为人苟同。仍以掌柜为例，他对孔乙己的嘲讽，心理上有一个从随众附和到鄙夷弱者的过程。他没有立场的随声附和只能说明他的愚蠢，然而对孔乙己的遭遇幸灾乐祸就变成了欺凌和强权。听到孔乙己被人打断了腿，他只是“哦”了一声，漠不关心。却是酒客的“滔滔不绝”，激起了掌柜的好奇，一次又一次的询问“后来呢”，孔乙己的灾难越重，他就越感兴趣，直到最后以死作结才让他埋下头继续算账。这些小市民以封建时代备受尊重的读书人的落魄为谈资，以他们的不幸作为自己生存的安慰，真是凉薄之至。
欺负孔乙己最多的就是这些食客。他们在酒足饭饱后，就得意洋洋、轻松惬意的谈论别人的苦难。而这个别人，不是没有长衣帮宽裕的短衣幫，不是唯唯诺诺被掌柜在不同职位上调来调去的小伙计，而是一个在封建时代可以求取功名的读书人，一个原本社会地位高于他们，且有可能在步入仕途之后使他们卑躬屈膝巴结的对象。而如今，因为社会动荡、科举制被废除种种原因，读书人无法进入仕途甚至流落困窘，生计不保。他们也就堂而皇之的反客为主，以报复的心态攻击曾经的强权。令人不齿的是，对于有权势的“丁举人”，这些小市民就变成了“他家的东西偷得吗？”这样敬畏的嘴脸。他们对读书人的落井下石不是为了追求公平自由，而是为了彰显自我的强大，追求一种他们羡慕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作威作福，发号施令。这样的强权意识，源于封建文化。辛亥革命后，文化被政治大变动甩在了身后。一大批民众身在民国，思想却停留在清朝。另一方面，他们看着从前的强权被推翻，只是单纯的意识到权威可以被打倒，继而产生战胜的快感，而不了解其中的原因。
二、知识分子的彷徨
孔乙己的人生悲剧代表了清末民初封建知识分子的没落。进入到新的社会，封建知识分子唯一的生计“考取功名”被否定，而由于固守读书人的气节，致使无处安身立命。在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步入仕途的读书人本身就肩负着教化民众的使命，担当着治理天下的重任。而新社会的到来，致使政教分离。读书人没有办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就无法实现教化民众的文化职责。“辛亥革命只是从形式上推翻了帝制，帝制时代遗留下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甚至官僚机构并没有因此而有所触动，民主共和的梦想还遥不可及。因此，如果要想继续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就要发动社会生活、文化传统领域的新‘革命’”[2]。在权威遭遇挑战乃至颠覆的时代背景下，这样必然会加剧知识分子的文化彷徨，那么新文化运动也就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面对无措的社会现实的一场追根究底的反思。对于他们的生存窘境，有人怪罪于传统文化的毒害而对其进行全面否定，也有人配合政治变革提出追求民主、平等的新思想，但并没有激进到要对传统文化彻底批判。对封建知识分子怀抱同情的鲁迅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历史新阶段下知识分子文化上的迷惘而作出《孔乙己》这篇小说。
恰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3]当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政治似乎总是先于文化而长驱直入。但政治由少数人掌握，文化却是普遍的。这难免会造成政教脱节的局面。清末民初即是如此。由文化迷惘而催生的社会病态现象成为历史转型时期的阵痛，而文化的反思和追索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觉醒。
参考文献：
[1]鲁迅. 孔乙己，呐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11.
[2]朱承.胡适与辛亥革命的延续——兼论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J].学术界.2011（7）：57.
[3]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6-7.
关键词：辛亥革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文化；缺失
作者简介：程程（1993-），女，河南焦作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1
一、市民阶层的道德缺失
《孔乙己》[1]中的看客形象历来为人所关注，这些“短衣帮”、“长衣帮”各类主顾，十二岁的小伙计还有酒店掌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谋杀孔乙己的帮凶。尤其以酒店掌柜为代表。怕小伙计呆呆傻傻伺候不了长衣主顾，便调他关照短衣主顾。短衣主顾对往酒里羼水“监督甚严”，小伙计经验不足，无从造假。就又看着“荐头”面子大，而让他专管温酒。掌柜以低劣的手段盈利，以媚众的方式经营。而又总是一副“凶脸孔”，显出“苦心”生存的煎熬。这样了无生气的生活，又因为主顾们对孔乙己的嘲笑而活泼起来。于是，掌柜也为刻薄钻营的生活找到一点乐趣——他照应着主顾们的欢乐，允许小伙计附和的笑（平常估计是要被当做不认真做事而责骂）而且时常亲自逗弄孔乙己来博得主顾们的适意。这个费尽心思经营生意的小市民，为了生存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凉薄的人心在此也更难为人苟同。仍以掌柜为例，他对孔乙己的嘲讽，心理上有一个从随众附和到鄙夷弱者的过程。他没有立场的随声附和只能说明他的愚蠢，然而对孔乙己的遭遇幸灾乐祸就变成了欺凌和强权。听到孔乙己被人打断了腿，他只是“哦”了一声，漠不关心。却是酒客的“滔滔不绝”，激起了掌柜的好奇，一次又一次的询问“后来呢”，孔乙己的灾难越重，他就越感兴趣，直到最后以死作结才让他埋下头继续算账。这些小市民以封建时代备受尊重的读书人的落魄为谈资，以他们的不幸作为自己生存的安慰，真是凉薄之至。
欺负孔乙己最多的就是这些食客。他们在酒足饭饱后，就得意洋洋、轻松惬意的谈论别人的苦难。而这个别人，不是没有长衣帮宽裕的短衣幫，不是唯唯诺诺被掌柜在不同职位上调来调去的小伙计，而是一个在封建时代可以求取功名的读书人，一个原本社会地位高于他们，且有可能在步入仕途之后使他们卑躬屈膝巴结的对象。而如今，因为社会动荡、科举制被废除种种原因，读书人无法进入仕途甚至流落困窘，生计不保。他们也就堂而皇之的反客为主，以报复的心态攻击曾经的强权。令人不齿的是，对于有权势的“丁举人”，这些小市民就变成了“他家的东西偷得吗？”这样敬畏的嘴脸。他们对读书人的落井下石不是为了追求公平自由，而是为了彰显自我的强大，追求一种他们羡慕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作威作福，发号施令。这样的强权意识，源于封建文化。辛亥革命后，文化被政治大变动甩在了身后。一大批民众身在民国，思想却停留在清朝。另一方面，他们看着从前的强权被推翻，只是单纯的意识到权威可以被打倒，继而产生战胜的快感，而不了解其中的原因。
二、知识分子的彷徨
孔乙己的人生悲剧代表了清末民初封建知识分子的没落。进入到新的社会，封建知识分子唯一的生计“考取功名”被否定，而由于固守读书人的气节，致使无处安身立命。在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步入仕途的读书人本身就肩负着教化民众的使命，担当着治理天下的重任。而新社会的到来，致使政教分离。读书人没有办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就无法实现教化民众的文化职责。“辛亥革命只是从形式上推翻了帝制，帝制时代遗留下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甚至官僚机构并没有因此而有所触动，民主共和的梦想还遥不可及。因此，如果要想继续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就要发动社会生活、文化传统领域的新‘革命’”[2]。在权威遭遇挑战乃至颠覆的时代背景下，这样必然会加剧知识分子的文化彷徨，那么新文化运动也就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面对无措的社会现实的一场追根究底的反思。对于他们的生存窘境，有人怪罪于传统文化的毒害而对其进行全面否定，也有人配合政治变革提出追求民主、平等的新思想，但并没有激进到要对传统文化彻底批判。对封建知识分子怀抱同情的鲁迅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历史新阶段下知识分子文化上的迷惘而作出《孔乙己》这篇小说。
恰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3]当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政治似乎总是先于文化而长驱直入。但政治由少数人掌握，文化却是普遍的。这难免会造成政教脱节的局面。清末民初即是如此。由文化迷惘而催生的社会病态现象成为历史转型时期的阵痛，而文化的反思和追索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觉醒。
参考文献：
[1]鲁迅. 孔乙己，呐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11.
[2]朱承.胡适与辛亥革命的延续——兼论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J].学术界.2011（7）：57.
[3]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