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21世纪问题”理论研讨会是修远基金会与《文化纵横》杂志社今年5月主办的研讨会。召开这样一场议题宽泛的会议，是因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之际，人们对世界滑向动荡与发展乏力的忧虑，正在取代原来有关21世纪的确定信念与乐观想象——“21世纪”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21世纪的认识和想象，大多来源于对西方思想和知识资源的翻译、学习和转化。到了今天，当各种现成的发展路径都正在遭遇全球变局的普遍挑战时，此种变局和不确定性，正迫使中国“被迫创新”。
　　为此，我们邀请了不同领域的学者以及政界、商界同仁，于今年5月在北京共同讨论有关21世纪的理论问题。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发现，在有关21世纪种种的不确定性中，有几个命题逐渐浮现出来：
　　首先，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都必须认真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并对此作出分析和理解。在当今世界，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超过十亿的巨型国家的全面崛起，也没有如此异质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形态在较短时期内快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的崛起，这样一个覆盖较大人类社会范围的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化，正在溢出欧美地区18 世纪以来的工业化经验，并挑战着建立在过往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西方经济、政治、社会理论和话语的普遍性意义。如果中国崛起的事实在世界历史的继续发展中得到印证，如果中国真的以不同于过去500年对外武力扩张的方式在世界确立领先地位——这样的经验，意味着什么？
　　其次，互联网技术究竟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在过往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如铁器的出现，工业革命的开启，除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之外，还会引发原有社会、政治形态的解体和动荡，因为与技術发展的速率相比，人类适应技术、运用技术、引导技术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和社会再组织存在一个相对的滞后过程。到了21世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突破正在引发信息与制造的结合、智能化与工业化的结合，全面改造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显然，这一技术在激活信息、物资和人员的交往效率，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我们能否既能避免技术恐慌的保守主义，也避免对技术优势和效能的盲目乐观情绪，以新的知识体系、组织形态来引导新技术，运用新技术来改善人类社会的治理结构，这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最后，经济金融化到底怎样改变了经济的运行生态？当前，一方面，经济金融化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金融的高速流动性与信息技术、大数据的超强计算能力相结合，将每一个经济主体、每一个个人都编织入金融的网络之中，传统的经济学概念，如价格、货币、利率、债务，在经济金融化的冲击下，其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动；另一方面，面对金融如洪水一般的流动性给民族国家带来的冲击，世界上不同区域的政权都在力图制约金融资本的危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既面临发达经济体在高端产业方面的技术封锁，也已经触摸到“无人区创新”的边界——亟需引金融资本入实体经济。在高速流动的互联网时代，认识金融、引导金融都将是全新的经济命题。
　　这次会议有许多精彩言论。此次，我们先发表三位嘉宾的文章，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先生指出，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意味着要对自身崛起的经验进行重新解释；而如何重新解释，则需要我们深入自身的历史——尤其是制度的演变过程之中，在近现代的重大变局中，理解文明演变的轨迹；阿里研究院的梁春晓先生，着重分析了互联网革命对生产形态、分配形态、消费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颠覆；著名经济学家王建先生，则就中国未来发展的经济潜力，以及实现这种潜力所需克服的资源瓶颈进行了分析。
　　“21世纪”问题，是一个全新的宏大思想命题。我们的讨论，仅仅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