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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这位“准童工”进了一家军工厂当了名喷漆工。18岁那年，他穿了一身肥大的军装进了军营，当过报务员，喂过猪，当过炊事员和文书。到地方后，从临时工干起，最后成为一名公务员。这位自称“业余诗人”的公务员没想到自己还获得了“中国十佳诗人”的桂冠，并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惹得一片争议。一时间，车延高红了，红得透紫；“羊羔体”火了，火得爆满网络。
做官，需要严谨与稳重；作诗，需要浪漫与激情。二者在“官员诗人”车延高身上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车延高说，诗歌创作是自己的业余爱好，这与本职工作并不矛盾。从工作来说，是“居庙堂之高”，而作为诗人，则是“处江湖之远”。
曾被质疑的“官员诗人”身份
车延高的父亲是军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母亲早在1947年就加入中共。车延高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做任何事以公为大。在他们身上一直保持着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进城后担任领导干部，生活上照样简朴。”
车延高是家中的老大，出生一年后随父母到了上海，后到镇江、重庆。在歌乐山曙光小学读至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于是，被迫中断学业。16岁那年，车延高进入陕西国营792厂（现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位喷漆工。喷漆是有害工种，作业时必须全副武装，缠裹得结结实实。尤其是夏天，一场活下来，常常一身汗水。但他任劳任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1975年，他报名入伍，成了84673部队的报务员。部队在青海西宁，空气高度缺氧，条件十分恶劣艰苦。然而，车延高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努力地工作。报务员工作要求政治素质高，最初训练时，打电键手指会裂开，渗出血，疼痛难忍，但还是坚持。由于常年连蔬菜都难得吃上，整天是土豆，连馒头也蒸不熟，两年后车延高的身体垮下来了，于是连队安排他喂猪，当饮事员，后看他有一定文字功力，就安排他当文书。
当时，车延高负责过部队的墙报，所写的文章与一手字让战友羡慕不已。为此，他曾被抽调到西宁军区政治部编撰过《红四方面军青海蒙难记》。这时期，他开始写文章反映部队生活。1978年，《青海日报》副刊发表了车延高的处女作。尽管是一首小诗，但他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作品变成铅字，给车延高的文学梦想披上了美丽的衣裳。当时，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获得崇高的鲁迅文学奖。
6年的部队生活，练就了车延高坚韧、果断、雷厉风行的秉性和办事风格。1981年转业后，车延高先后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办事处、劳动街办事处，江岸区委、硚口区委工作，后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1年5月任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2003年2月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其间，组织上曾派他到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1991年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我深深感到是祖国养育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一起共事的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了我。我受人民之托，要谋人民之事，当好人民公仆。”
车延高清楚，自己长期在城区工作，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实际水平都有局限性，组织上调自己到政府办公厅工作，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给了自己一个学习、锻炼的新平台。他化压力为动力，要求办公厅的工作要落实领导的要求与满足群众的需求一致起来，并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
2004年4月，车延高任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12月20日下午，中共武汉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车延高当选为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获鲁奖后，曾有不少人对于车延高的“官员诗人”身份给予了质疑：“纪委书记不反腐败，还有闲情去写诗？”“诗歌需要激情，纪检反贪工作需要理智甚至冷酷，他是如何演绎好人生中这两种角色的？在一个很严肃的部门里，车延高先生是如何让自己的激情保持而不让其泯灭呢？”车延高如此回应：“我觉得官员具有诗人情怀不是坏事，诗人讲究真情流露，需要深入百姓，才能把真情赋予讴歌的对象。官员同样需要深入群众，了解基层情况，想群众之所想，用真情去对待工作、对待群众。从这一点来讲，官员既要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他说，我觉得官员热爱文化、注重学习，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素养，反过来对开展工作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官员应该热爱文化、向往文化、重视文化、注重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可持续能力，素质提升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执政能力。
车延高的每一首诗作并不长，二十几行的居多，有的甚至只有三四行，可以看出他的写作更多来自于灵感的喷发。他说：“我读诗时发现古体诗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其艺术魅力之外，另一个优势就是短。而新诗则长，一长就容易产生阅读疲劳。根据我个人的感觉诗歌在8到23行内是最佳阅读行距。所以我尽量写短，短更需要功底，短有四两拨千斤之奇效，短方能余音饶梁，三日不绝。”
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车延高是“很理性的”。他自己也说：“如果不看我的诗，没人会相信，我心里埋着一条情感的大河。”
被误会的“羊羔体”
2008年，车延高的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被《十月》杂志评为年度文学奖，同年被《芳草》杂志推举为双年十佳诗人，2009年又被《诗选刊》评为年度“中国十佳诗人”。其中，有关车延高的颁奖词是：“车延高的诗歌具有将广泛的题材予以丰富其内在活力的创作能力，充分体现了现代诗对传统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进行美学经验吸取的努力和尝试，体现出了从容的大智慧、大视角和大悲悯。”
什么是诗人？车延高说，诗人是挥霍自己情感的人，是半梦半醒的人。“什么是读者呢？读者是被诗人骗出眼泪和情感的人，读者是靠诗增加幸福指数的人。”
说到创作体会，车延高说：“第一点诗人要把脚放在地上，根基稳一些、扎实一些。我觉得真正有分量的诗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人民的高度、时代发展的高度。第二，诗人必须用真实的感情写诗，诗是可以让人落泪的。第三就是诗人要凭借想像力和灵感。”据说，车延高有一个习惯，平时随时都带有纸与笔，哪怕是散步，每有灵感突现，他会及时记下来。 “他们习惯于扎堆儿/三五一群，在树荫下躲着/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在稳稳的江山/……”车延高这首《把自己当扁担的人》就是灵感喷发而出的文字。他说：“我为写这首诗到街头看挑夫看了好几次，看他们坐在扁担上等待，他们坐在扁担上像坐在稳稳的江山。其实这就是在生活中的灵感。”
车延高曾以诗人身份，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与北大学子就现代新诗欣赏与创作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一位朋友得知车延高将到北大作诗歌讲座，在电话里说：“你一定要脱了自己的外衣讲。”车延高清楚，朋友“不是说让你脱衣服，是让你脱掉官员的衣服”。为此，车延高开场白中如此提到：“站在这里时，我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我是该读书的年龄没有很好的读书，不该读书的年龄才醒过来读书。同时也是不该写诗的年龄醒过来开始写诗，所以业余诗人这个帽子是自己给自己戴的，在开讲之前给同学提一个建议，大家对我讲的内容当报纸看……”
中国的现代新诗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发展的，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主体诗的新的诗体。车延高认为， 中国新诗自产生到现在走了近100年的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新诗背离了传统诗歌的经典型。他说，古体诗和现代诗相比的话，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食品，一种是压缩饼干，一种是膨化食品，可以认为我们的古体诗是压缩饼干，块头不大，但是很有分量，现代诗说得上是膨化食品，在加工的时候当中已经达到了最大化，相比之下古体诗我们在学习和阅读当中可借用学习的非常大，“但可不可以说新诗就不如古体诗呢？不能这么说，就个人而言，从欣赏上，我比较喜欢古体诗，但是就表现手法，在创作当中使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灵感，做到洋洋洒洒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还是喜欢现代诗。”
车延高强调对现代诗人特别是草根诗人要宽容，要有一个宽容的文学发展空间。“森林之所以成为森林，就是让各种花木、草木在其中生长，诗歌就是让各种体在其中缤纷才可以发展。作为一个读者，写得好就是鼓掌，写得不好就是要宽容，至于说好与坏就是让时间去评价。”
什么是好诗，车延高认为，好诗的标准有两条，一个是真正的好诗当你读着读着的时候就是心会发光，再一个就是读的时候你的思维会有牛的功能，出现反刍了。
2010年，车延高以诗集《向往温暖》摘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当晚，有人在其微博中公布了车延高的诗作《徐帆》和《刘亦菲》，质疑其白话式的诗歌写作水平够不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标准。微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广泛转载，车延高这种口水式的诗歌，由此也被网民根据其名字的谐音戏称为“羊羔体”。
车延高回应道：“这是一场误会。网友把我给当地的一本通俗类的刊物《大武汉》杂志写的一组诗放到了网上，引发了大家对于我的作品文学水准的质疑。事实上，网上的诗作也只体现了我全诗的一部分。因为微博有140字的字数限制，因此，只上了我37行诗句中的8行。更重要的是此次我获奖的诗集《向往温暖》并不包括《徐帆》、《刘亦菲》等诗。”
车延高说，“羊羔体”是网民对自己名字的一种谐音，叫起来比较顺口，也没有恶意。“如果因此而使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诗歌，我觉得挺正常，也挺有趣。但‘羊羔体’这3个字无法概括我诗歌的全部风格。我一直在追求创作形式的多元，表现手法的多样，力求突破自己，白话体只是我创作的一部分。”他解释，《徐帆》、《刘亦菲》这样一些直白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出于社会需要所写的“命题作文”。“题材决定了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出自我日常自发的、喷涌的创作灵感，我建议大家不要超越时代和事件的背景来看作品。”
回应诗歌创作中的是是非非
“诗是属于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去侍弄的；是长在花季，用花朵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去写的；是形象思维大于理性思维的人去写的；是带着情感肆意挥霍文字的人去写的；是满世界找灵感，用血熬心写字的人去写的。这些好像都不属于我——从年龄看，我属于激情已被岁月榨干了的年龄。但命运还是鬼使神差，让我在不惑之年迈进诗歌创作的苦旅。”尽管车延高在诗歌上很有成就，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诗歌界的一位“新兵”，他自2005年初才正式开始诗歌业余写作。
业余创作于车延高来说，最稀缺的资源是时间，除了工作，他是那种“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写作狂，有一点时间就去琢磨诗。“最初写诗是一种无奈。没到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以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入座，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不易对号入座的文体，最后选定了诗歌。从2005年2月开始，我迈进了诗歌创作的苦旅。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另一个原因是工作太忙，诗歌短，可以一气呵成。我是靠每天早晨5：30到7：40这段时间写作。”
其实，车延高一直对诗人有一种特别的景仰和崇敬。年轻时，徐志摩、郭小川、李瑛等一批优秀诗人是他崇拜的偶像。因为身份特殊，官员写诗为人所诟病，往往遭到“不务正业”和“附庸风雅”之类的非议和责难。对此，车延高如此解释：“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又一只眼睛。有了这只眼睛，可以使我在讴歌生活时有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所以我写诗时追求一种坚持和对生活的切入，抗冰雪，抗震，奥运会，我都会让我的笔站起来说话。”
《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报刊都发表过车延高的诗歌作品，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还曾被《新华文摘》转发。“现在挤时间写诗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这种乐趣就是在调整和转换中让时间给自己奉献成果。坐在办公桌前，我是公仆，我的成果是勤政为民，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坐在电脑桌前，我是诗人，我的成果是草就一首好诗。”
诗人车延高作为一个官员，肯定会在诗作中传导出自己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怀。“上一辈人盖着黄土睡了/这辈子的人拍拍裤管儿进城去了/我嚼着麦粒，和麦子一起苦想”、“当年的街市被看不见的手拆了/汉唐风骨进化成老态龙钟的遗址/李白没了，唐明皇没了/岁月收容的只是一些残破的陶罐”、“我去过他们栖身的工棚/里面住着拥挤/床挨着床，混在一起的汗味和烟味/到了晚上更挤”、“走上举重台的不叫陈燮霞，叫自信/举过头顶的不叫重量，叫自豪/……国家和人的骄傲/被一个中国姑娘举到了世界的头顶”……他的诗歌确实是经过炽热化的感情溶烈，用心血经过艺术的提炼，像熔岩一样从血管中流淌出来的，内蕴诗人对社会强烈的关注、对改革热情的讴歌、对民族殷切的期盼、对生存深沉的思考。车延高的诗歌激情和理性并重，激情当中有着理性的思考。他是一位思考性的诗人，诗中有一种思想的涌动。在车延高的诗歌里，记者读到了深深亲情，读到了青涩爱情，读到了温馨乡情，读到了一位官员诗人不一样的情感世界。
对于有人质疑身居要职的他以官员身份“花钱买奖”，车延高回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权钱交易、钱利交换的现象和问题。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着权和利交易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的一个方面。不仅仅是在质疑我个人，更多的是体现了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环境如何净化，如何使一些问题在处置的过程中更加阳光化的一种期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质疑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
还有人批评，车延高的获奖是“文学媚权的典型写照”，“官权支持下的粗俗低级诗强奸了缪斯”。对此，车延高回应：“我的这本诗作参评，是由出版社推荐选送的。我出版书不像别人猜测的那样，自己出钱出书包销，出版社是支付了我出版稿酬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奖明确要求需要近3年内出版的诗集，而且诗集中3年内创作的作品必须占到2/3以上。很多优秀的诗人有诗集出版，但因为受条件的限制，可能失去了参评的资格。最近几年，我总共发表了490多篇诗歌，这几年正好是创作的高峰期，诗歌的迸发期。”
在车延高眼里，诗歌作为人类的神曲，具有永恒性的生命力。“它可以用最短的文字表达作者最丰富的情感，并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所以诗歌被称为文学宝塔上的一颗明珠。但这颗明珠需要养护和擦亮。养护来自于爱，为它创造一种有利发展的宽松、和谐环境。”除了诗歌创作，车延高还写随笔、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下一步将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责任编辑 董颖
做官，需要严谨与稳重；作诗，需要浪漫与激情。二者在“官员诗人”车延高身上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车延高说，诗歌创作是自己的业余爱好，这与本职工作并不矛盾。从工作来说，是“居庙堂之高”，而作为诗人，则是“处江湖之远”。
曾被质疑的“官员诗人”身份
车延高的父亲是军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母亲早在1947年就加入中共。车延高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做任何事以公为大。在他们身上一直保持着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进城后担任领导干部，生活上照样简朴。”
车延高是家中的老大，出生一年后随父母到了上海，后到镇江、重庆。在歌乐山曙光小学读至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于是，被迫中断学业。16岁那年，车延高进入陕西国营792厂（现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位喷漆工。喷漆是有害工种，作业时必须全副武装，缠裹得结结实实。尤其是夏天，一场活下来，常常一身汗水。但他任劳任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1975年，他报名入伍，成了84673部队的报务员。部队在青海西宁，空气高度缺氧，条件十分恶劣艰苦。然而，车延高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努力地工作。报务员工作要求政治素质高，最初训练时，打电键手指会裂开，渗出血，疼痛难忍，但还是坚持。由于常年连蔬菜都难得吃上，整天是土豆，连馒头也蒸不熟，两年后车延高的身体垮下来了，于是连队安排他喂猪，当饮事员，后看他有一定文字功力，就安排他当文书。
当时，车延高负责过部队的墙报，所写的文章与一手字让战友羡慕不已。为此，他曾被抽调到西宁军区政治部编撰过《红四方面军青海蒙难记》。这时期，他开始写文章反映部队生活。1978年，《青海日报》副刊发表了车延高的处女作。尽管是一首小诗，但他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作品变成铅字，给车延高的文学梦想披上了美丽的衣裳。当时，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获得崇高的鲁迅文学奖。
6年的部队生活，练就了车延高坚韧、果断、雷厉风行的秉性和办事风格。1981年转业后，车延高先后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办事处、劳动街办事处，江岸区委、硚口区委工作，后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1年5月任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2003年2月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其间，组织上曾派他到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1991年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我深深感到是祖国养育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一起共事的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了我。我受人民之托，要谋人民之事，当好人民公仆。”
车延高清楚，自己长期在城区工作，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实际水平都有局限性，组织上调自己到政府办公厅工作，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给了自己一个学习、锻炼的新平台。他化压力为动力，要求办公厅的工作要落实领导的要求与满足群众的需求一致起来，并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
2004年4月，车延高任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12月20日下午，中共武汉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车延高当选为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获鲁奖后，曾有不少人对于车延高的“官员诗人”身份给予了质疑：“纪委书记不反腐败，还有闲情去写诗？”“诗歌需要激情，纪检反贪工作需要理智甚至冷酷，他是如何演绎好人生中这两种角色的？在一个很严肃的部门里，车延高先生是如何让自己的激情保持而不让其泯灭呢？”车延高如此回应：“我觉得官员具有诗人情怀不是坏事，诗人讲究真情流露，需要深入百姓，才能把真情赋予讴歌的对象。官员同样需要深入群众，了解基层情况，想群众之所想，用真情去对待工作、对待群众。从这一点来讲，官员既要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他说，我觉得官员热爱文化、注重学习，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素养，反过来对开展工作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官员应该热爱文化、向往文化、重视文化、注重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可持续能力，素质提升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执政能力。
车延高的每一首诗作并不长，二十几行的居多，有的甚至只有三四行，可以看出他的写作更多来自于灵感的喷发。他说：“我读诗时发现古体诗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其艺术魅力之外，另一个优势就是短。而新诗则长，一长就容易产生阅读疲劳。根据我个人的感觉诗歌在8到23行内是最佳阅读行距。所以我尽量写短，短更需要功底，短有四两拨千斤之奇效，短方能余音饶梁，三日不绝。”
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车延高是“很理性的”。他自己也说：“如果不看我的诗，没人会相信，我心里埋着一条情感的大河。”
被误会的“羊羔体”
2008年，车延高的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被《十月》杂志评为年度文学奖，同年被《芳草》杂志推举为双年十佳诗人，2009年又被《诗选刊》评为年度“中国十佳诗人”。其中，有关车延高的颁奖词是：“车延高的诗歌具有将广泛的题材予以丰富其内在活力的创作能力，充分体现了现代诗对传统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进行美学经验吸取的努力和尝试，体现出了从容的大智慧、大视角和大悲悯。”
什么是诗人？车延高说，诗人是挥霍自己情感的人，是半梦半醒的人。“什么是读者呢？读者是被诗人骗出眼泪和情感的人，读者是靠诗增加幸福指数的人。”
说到创作体会，车延高说：“第一点诗人要把脚放在地上，根基稳一些、扎实一些。我觉得真正有分量的诗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人民的高度、时代发展的高度。第二，诗人必须用真实的感情写诗，诗是可以让人落泪的。第三就是诗人要凭借想像力和灵感。”据说，车延高有一个习惯，平时随时都带有纸与笔，哪怕是散步，每有灵感突现，他会及时记下来。 “他们习惯于扎堆儿/三五一群，在树荫下躲着/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在稳稳的江山/……”车延高这首《把自己当扁担的人》就是灵感喷发而出的文字。他说：“我为写这首诗到街头看挑夫看了好几次，看他们坐在扁担上等待，他们坐在扁担上像坐在稳稳的江山。其实这就是在生活中的灵感。”
车延高曾以诗人身份，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与北大学子就现代新诗欣赏与创作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一位朋友得知车延高将到北大作诗歌讲座，在电话里说：“你一定要脱了自己的外衣讲。”车延高清楚，朋友“不是说让你脱衣服，是让你脱掉官员的衣服”。为此，车延高开场白中如此提到：“站在这里时，我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我是该读书的年龄没有很好的读书，不该读书的年龄才醒过来读书。同时也是不该写诗的年龄醒过来开始写诗，所以业余诗人这个帽子是自己给自己戴的，在开讲之前给同学提一个建议，大家对我讲的内容当报纸看……”
中国的现代新诗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发展的，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主体诗的新的诗体。车延高认为， 中国新诗自产生到现在走了近100年的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新诗背离了传统诗歌的经典型。他说，古体诗和现代诗相比的话，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食品，一种是压缩饼干，一种是膨化食品，可以认为我们的古体诗是压缩饼干，块头不大，但是很有分量，现代诗说得上是膨化食品，在加工的时候当中已经达到了最大化，相比之下古体诗我们在学习和阅读当中可借用学习的非常大，“但可不可以说新诗就不如古体诗呢？不能这么说，就个人而言，从欣赏上，我比较喜欢古体诗，但是就表现手法，在创作当中使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灵感，做到洋洋洒洒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还是喜欢现代诗。”
车延高强调对现代诗人特别是草根诗人要宽容，要有一个宽容的文学发展空间。“森林之所以成为森林，就是让各种花木、草木在其中生长，诗歌就是让各种体在其中缤纷才可以发展。作为一个读者，写得好就是鼓掌，写得不好就是要宽容，至于说好与坏就是让时间去评价。”
什么是好诗，车延高认为，好诗的标准有两条，一个是真正的好诗当你读着读着的时候就是心会发光，再一个就是读的时候你的思维会有牛的功能，出现反刍了。
2010年，车延高以诗集《向往温暖》摘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当晚，有人在其微博中公布了车延高的诗作《徐帆》和《刘亦菲》，质疑其白话式的诗歌写作水平够不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标准。微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广泛转载，车延高这种口水式的诗歌，由此也被网民根据其名字的谐音戏称为“羊羔体”。
车延高回应道：“这是一场误会。网友把我给当地的一本通俗类的刊物《大武汉》杂志写的一组诗放到了网上，引发了大家对于我的作品文学水准的质疑。事实上，网上的诗作也只体现了我全诗的一部分。因为微博有140字的字数限制，因此，只上了我37行诗句中的8行。更重要的是此次我获奖的诗集《向往温暖》并不包括《徐帆》、《刘亦菲》等诗。”
车延高说，“羊羔体”是网民对自己名字的一种谐音，叫起来比较顺口，也没有恶意。“如果因此而使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诗歌，我觉得挺正常，也挺有趣。但‘羊羔体’这3个字无法概括我诗歌的全部风格。我一直在追求创作形式的多元，表现手法的多样，力求突破自己，白话体只是我创作的一部分。”他解释，《徐帆》、《刘亦菲》这样一些直白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出于社会需要所写的“命题作文”。“题材决定了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出自我日常自发的、喷涌的创作灵感，我建议大家不要超越时代和事件的背景来看作品。”
回应诗歌创作中的是是非非
“诗是属于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去侍弄的；是长在花季，用花朵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去写的；是形象思维大于理性思维的人去写的；是带着情感肆意挥霍文字的人去写的；是满世界找灵感，用血熬心写字的人去写的。这些好像都不属于我——从年龄看，我属于激情已被岁月榨干了的年龄。但命运还是鬼使神差，让我在不惑之年迈进诗歌创作的苦旅。”尽管车延高在诗歌上很有成就，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诗歌界的一位“新兵”，他自2005年初才正式开始诗歌业余写作。
业余创作于车延高来说，最稀缺的资源是时间，除了工作，他是那种“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写作狂，有一点时间就去琢磨诗。“最初写诗是一种无奈。没到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以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入座，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不易对号入座的文体，最后选定了诗歌。从2005年2月开始，我迈进了诗歌创作的苦旅。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另一个原因是工作太忙，诗歌短，可以一气呵成。我是靠每天早晨5：30到7：40这段时间写作。”
其实，车延高一直对诗人有一种特别的景仰和崇敬。年轻时，徐志摩、郭小川、李瑛等一批优秀诗人是他崇拜的偶像。因为身份特殊，官员写诗为人所诟病，往往遭到“不务正业”和“附庸风雅”之类的非议和责难。对此，车延高如此解释：“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又一只眼睛。有了这只眼睛，可以使我在讴歌生活时有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所以我写诗时追求一种坚持和对生活的切入，抗冰雪，抗震，奥运会，我都会让我的笔站起来说话。”
《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报刊都发表过车延高的诗歌作品，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还曾被《新华文摘》转发。“现在挤时间写诗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这种乐趣就是在调整和转换中让时间给自己奉献成果。坐在办公桌前，我是公仆，我的成果是勤政为民，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坐在电脑桌前，我是诗人，我的成果是草就一首好诗。”
诗人车延高作为一个官员，肯定会在诗作中传导出自己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怀。“上一辈人盖着黄土睡了/这辈子的人拍拍裤管儿进城去了/我嚼着麦粒，和麦子一起苦想”、“当年的街市被看不见的手拆了/汉唐风骨进化成老态龙钟的遗址/李白没了，唐明皇没了/岁月收容的只是一些残破的陶罐”、“我去过他们栖身的工棚/里面住着拥挤/床挨着床，混在一起的汗味和烟味/到了晚上更挤”、“走上举重台的不叫陈燮霞，叫自信/举过头顶的不叫重量，叫自豪/……国家和人的骄傲/被一个中国姑娘举到了世界的头顶”……他的诗歌确实是经过炽热化的感情溶烈，用心血经过艺术的提炼，像熔岩一样从血管中流淌出来的，内蕴诗人对社会强烈的关注、对改革热情的讴歌、对民族殷切的期盼、对生存深沉的思考。车延高的诗歌激情和理性并重，激情当中有着理性的思考。他是一位思考性的诗人，诗中有一种思想的涌动。在车延高的诗歌里，记者读到了深深亲情，读到了青涩爱情，读到了温馨乡情，读到了一位官员诗人不一样的情感世界。
对于有人质疑身居要职的他以官员身份“花钱买奖”，车延高回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权钱交易、钱利交换的现象和问题。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着权和利交易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的一个方面。不仅仅是在质疑我个人，更多的是体现了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环境如何净化，如何使一些问题在处置的过程中更加阳光化的一种期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质疑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
还有人批评，车延高的获奖是“文学媚权的典型写照”，“官权支持下的粗俗低级诗强奸了缪斯”。对此，车延高回应：“我的这本诗作参评，是由出版社推荐选送的。我出版书不像别人猜测的那样，自己出钱出书包销，出版社是支付了我出版稿酬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奖明确要求需要近3年内出版的诗集，而且诗集中3年内创作的作品必须占到2/3以上。很多优秀的诗人有诗集出版，但因为受条件的限制，可能失去了参评的资格。最近几年，我总共发表了490多篇诗歌，这几年正好是创作的高峰期，诗歌的迸发期。”
在车延高眼里，诗歌作为人类的神曲，具有永恒性的生命力。“它可以用最短的文字表达作者最丰富的情感，并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所以诗歌被称为文学宝塔上的一颗明珠。但这颗明珠需要养护和擦亮。养护来自于爱，为它创造一种有利发展的宽松、和谐环境。”除了诗歌创作，车延高还写随笔、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下一步将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责任编辑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