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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良与梅兰芳齐名,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京剧大师之一。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从上世纪初马连良首次登台算起,2009年,这位艺术大师从艺正好100周年。一本纪念画册、一张老唱片全集光盘、一场研讨会、三台名家京剧演出,是近日为纪念这位“四大须生”之首的一系列纪念活动。
“平均分最高”
7月5日,长安大戏院汇聚的演员和戏迷堪称一流,谭元寿、梅葆玖、马长礼、李世济、叶少兰、冯志孝、张学津等京剧名角儿同台献艺,纪念马连良从艺100周年。此前的两场演出,《胭脂宝褶》和《春秋笔》均是久违舞台多年的马派经典。
当年的盛况今人很难想象。谭元寿老先生曾经回忆说:他父亲和马连良在天桥剧场合演一出《龙凤呈祥》,谭富英饰刘备,马连良饰乔玄,第一场戏两人一碰面,还未开口,下面的观众已然沸腾,足足鼓掌一两分钟。
在章诒和看来,马连良的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未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
“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作为马连良最得意的两名弟子,张学津、冯志孝同一天拜师,为什么马派难学?张学津一言以蔽之:“因为太全面了。”
马连良的嫡孙马龙把这种全面形容为“十项全能冠军”,“你可能吊环不错,但跳马或其他不一定成,所以很难。”
戏剧家翁偶虹对马连良的评价是“平均分最高”,称他是“面面俱到的马连良”。一些人能唱几句马腔就号称马派,在冯志孝看来,“现在都是‘段活儿’,成不了大才。仅仅会唱腔不足以代表马派,马连良是唱念做武全都好。”
“京剧有生行,有末行。生行管唱,末行只做不唱,马先生的贡献是把生行和末行并在了一起。既有唱,又有念,还有表演。”张学津说,“其实,不光是变几个腔,大幕一拉开,马先生就与众不同。他的道行在这儿,压得住,他一上,还得给他挑大拇指。”
嫡孙眼里的祖父
“我小时知道祖父是谁,但基本不敢提这事儿。”马连良的嫡孙马龙说。
文革期间,父母是双职工,把马龙放在六部口姥姥家。作为马连良的亲人,“那时压力很大。”
小时候,马龙对京剧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李世济姑姑常来我们家,关系不错,她唱程派,我小姑马小曼唱梅派。唱半天一个词还没完,我就想,能不能改成包公那样全唱快板?”
上大学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他跟祖父的那一层关系,马派到底怎么回事,马龙开始深入了解。
大学毕业后,马龙去香港定居,跟《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一样,离北京越远,他对中国的一切,包括京剧就越有想了解的欲望。
“喜欢了,就会主动去找一些东西来听,流行歌曲也就不怎么听了。有人说京剧听不懂,现在条件多好,连念白都有字幕,怎么会听不懂?你得踏下心来,坐得住,真去听。”
真去听,果然就听了进去。2004年,马龙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传记《我的祖父马连良》,为祖父留下正史,2006年此书正式出版。
好像是一个全盘在握的“局外人”,马龙的书写风格堪称“中性”,这正是他写这部传记的初衷:希望读起来不像出自家人之手。他称自己很怕释放感情,“毕竟是家人,如果释放感情,写的东西肯定不客观。”
由马龙主编的大型画册《京剧大师马连良》辑录了900余张珍贵照片,包括一些有趣的故事。马龙多方查询史料,在图书馆翻检当年旧报刊,对马连良半个多世纪的粉墨生涯进行了全面考证。此外,上万字的马连良年表弥补了过往年表的讹传和疏漏。
自然,一些照片来自家存。但是,“家里凡是大一点的照片都有一道口子,文革时没撕完。好在现在技术先进了,修复一下就行。”
编辑过程中,马龙很想在画册中放一张祖父投资的新新大戏院的照片。这个戏院于1936年动工。从建筑设计、内外装修、辅助设施到经营方针,都以马连良的意见为主。落成之后,新新大戏院一直是北京京剧的主场,堪称北京最好的戏院。马派名剧《春秋笔》、程派名剧《费宫人》以及孟小冬拜余叔岩后的第一出戏《洪羊洞》等剧目,皆首演于此。它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后更名为首都电影院,可惜在长安街拓宽时被拆除。
当年,这家戏院安装了最先进的音响设备,马连良曾带着弟子前往戏院工地,亲自检验音响效果。马龙回忆说,马连良让几位弟子站在舞台的不同位置,自己跑到台下观众席五六排处坐下,对台上人说:“每人唱一句‘劝千岁’。”“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台上每人按次序唱了一句《甘露寺》的西皮原板。“好!”马连良大步向剧场中部走去,又说:“每人念一句《群英会》的上场对儿。”“运筹扶汉室,参赞保东吴。”台上人又依次念了鲁肃上场的两句台词。“好!”马连良又大步流星地走到剧场最后一排的角落位子上,大声说:“念《空城计》的引子!”“羽扇纶巾,四轮车……”“诸葛亮”们依次出场。“好!”一声出口,马连良不见了。一会儿,“唱一段流水板”的声音从高外传来,几人抬头一看,马连良已站在了二楼的中央。
据戏剧评论家丁秉燧记述,马连良每周在新新大戏院演出两天,其余日子档期排给孟小冬、程砚秋等各班。像谭富英、李万春、尚小云、荀慧生等常在“长安”上演,进“新新”都轮不到,新新大戏院在北平戏院的位置可想而知。
这家戏院与马连良的关系之深,让马龙觉得,一定要有一张大戏院的照片收在书中。然而,他到处查寻,却遍索不得。一些老杂志上虽然可以见到,但是质量很差,马龙到首都电影院去过,也一无所获。
正在此时,一位名叫郭文英的人忽然打来电话,说手头有一张新新大戏院的老照片,很愿意贡献出来。马龙驱车前往,在顺义和通县交界的地方,他见到了已经退休的郭文英。
照片是戏院股东和员工在新新大戏院门前的合影,还有马连良扶风社等字样,约12寸大小,横版片,质量好极了。
郭文英透露,他的父亲当年供职于新新大戏院,文革期间被揪斗。照片夹在硬纸壳托板和镜框之间,原本挂在家里,文革后不敢再挂下去,于是,翻过来,在反面的托板上放了些其他照片,侥幸没被发现,就这样一直保存下来。有一年,郭文英家来了一位农村亲戚,看到这个镜框,非常喜欢。几乎是天意,就这样,这张照片跟着亲戚跑到了河北的大厂回族自治县,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十年。文革后,郭文英的女儿回老家,才把这张老照片重新请了回来。
“虽然只是一张照片,但是这一张非常关键。”马龙说。
“给后代留下金碗饭”
“文革时上课,马先生常把学生请到家里教,那时谁能上马老师家上课,我们都要多看一眼。”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回忆说。
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京剧团为培养接班人招收学员,作为剧团团长的马连良,亲自挑选新人。20世纪60年代初他任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演出工作之外,还教授学生《白蟒台》、《审头刺汤》等戏。马连良一生收徒很多,南北各地多有马派传人。
一些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
1951年,从戏校学习的冯志孝偷着出来看马连良演戏。“一晚上就是一个陶醉。马先生唱念做武,个头、嗓子、扮相都好,真是无懈可击,根基太好了,所以难学。”
看完戏回宿舍,冯志孝一路比划。路上,其他观众也跟着哼唱,走到琉璃厂,他听到一位观众说:马先生真是迷人啊,不多给你,也不少给你,恰如其分。
“马先生就是一个恰如其分。”这话,冯志孝一直记到现在。
马连良一直到老都看戏,有一次,冯志孝跟他去吉祥戏院看《甘露寺》,坐在后面,演员见来的是马连良,一紧张,角色出了差错。马连良告诉冯志孝:看戏是你照镜子,好与不好都能照出来。
纪录片《马连良·风雨回归路》的编导余楠认为,“对照梅兰芳,能更清楚地看清马连良。梅先生塑造的舞台角色莫不大悲大喜而且与其本人性别颠倒,因而他的艺术都沉浸在一种‘极致的冲击之中’。然而生活中,梅兰芳以‘不禅而禅’的心境换取宁静,反而处处如鱼得水。相比之下,马连良则让人不禁唏嘘徒留叹息。他的悲情人生,恰是因为他做艺人做得太彻底。他这辈子,除了唱戏在行,其他那些世故,鲜能游刃驾驭。”
“马先生给后代留下了金饭碗。”原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陆翱评价说,“跟谭鑫培和梅兰芳一样,他留下的艺术财富应该属于人类。”
“平均分最高”
7月5日,长安大戏院汇聚的演员和戏迷堪称一流,谭元寿、梅葆玖、马长礼、李世济、叶少兰、冯志孝、张学津等京剧名角儿同台献艺,纪念马连良从艺100周年。此前的两场演出,《胭脂宝褶》和《春秋笔》均是久违舞台多年的马派经典。
当年的盛况今人很难想象。谭元寿老先生曾经回忆说:他父亲和马连良在天桥剧场合演一出《龙凤呈祥》,谭富英饰刘备,马连良饰乔玄,第一场戏两人一碰面,还未开口,下面的观众已然沸腾,足足鼓掌一两分钟。
在章诒和看来,马连良的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未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
“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作为马连良最得意的两名弟子,张学津、冯志孝同一天拜师,为什么马派难学?张学津一言以蔽之:“因为太全面了。”
马连良的嫡孙马龙把这种全面形容为“十项全能冠军”,“你可能吊环不错,但跳马或其他不一定成,所以很难。”
戏剧家翁偶虹对马连良的评价是“平均分最高”,称他是“面面俱到的马连良”。一些人能唱几句马腔就号称马派,在冯志孝看来,“现在都是‘段活儿’,成不了大才。仅仅会唱腔不足以代表马派,马连良是唱念做武全都好。”
“京剧有生行,有末行。生行管唱,末行只做不唱,马先生的贡献是把生行和末行并在了一起。既有唱,又有念,还有表演。”张学津说,“其实,不光是变几个腔,大幕一拉开,马先生就与众不同。他的道行在这儿,压得住,他一上,还得给他挑大拇指。”
嫡孙眼里的祖父
“我小时知道祖父是谁,但基本不敢提这事儿。”马连良的嫡孙马龙说。
文革期间,父母是双职工,把马龙放在六部口姥姥家。作为马连良的亲人,“那时压力很大。”
小时候,马龙对京剧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李世济姑姑常来我们家,关系不错,她唱程派,我小姑马小曼唱梅派。唱半天一个词还没完,我就想,能不能改成包公那样全唱快板?”
上大学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他跟祖父的那一层关系,马派到底怎么回事,马龙开始深入了解。
大学毕业后,马龙去香港定居,跟《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一样,离北京越远,他对中国的一切,包括京剧就越有想了解的欲望。
“喜欢了,就会主动去找一些东西来听,流行歌曲也就不怎么听了。有人说京剧听不懂,现在条件多好,连念白都有字幕,怎么会听不懂?你得踏下心来,坐得住,真去听。”
真去听,果然就听了进去。2004年,马龙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传记《我的祖父马连良》,为祖父留下正史,2006年此书正式出版。
好像是一个全盘在握的“局外人”,马龙的书写风格堪称“中性”,这正是他写这部传记的初衷:希望读起来不像出自家人之手。他称自己很怕释放感情,“毕竟是家人,如果释放感情,写的东西肯定不客观。”
由马龙主编的大型画册《京剧大师马连良》辑录了900余张珍贵照片,包括一些有趣的故事。马龙多方查询史料,在图书馆翻检当年旧报刊,对马连良半个多世纪的粉墨生涯进行了全面考证。此外,上万字的马连良年表弥补了过往年表的讹传和疏漏。
自然,一些照片来自家存。但是,“家里凡是大一点的照片都有一道口子,文革时没撕完。好在现在技术先进了,修复一下就行。”
编辑过程中,马龙很想在画册中放一张祖父投资的新新大戏院的照片。这个戏院于1936年动工。从建筑设计、内外装修、辅助设施到经营方针,都以马连良的意见为主。落成之后,新新大戏院一直是北京京剧的主场,堪称北京最好的戏院。马派名剧《春秋笔》、程派名剧《费宫人》以及孟小冬拜余叔岩后的第一出戏《洪羊洞》等剧目,皆首演于此。它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后更名为首都电影院,可惜在长安街拓宽时被拆除。
当年,这家戏院安装了最先进的音响设备,马连良曾带着弟子前往戏院工地,亲自检验音响效果。马龙回忆说,马连良让几位弟子站在舞台的不同位置,自己跑到台下观众席五六排处坐下,对台上人说:“每人唱一句‘劝千岁’。”“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台上每人按次序唱了一句《甘露寺》的西皮原板。“好!”马连良大步向剧场中部走去,又说:“每人念一句《群英会》的上场对儿。”“运筹扶汉室,参赞保东吴。”台上人又依次念了鲁肃上场的两句台词。“好!”马连良又大步流星地走到剧场最后一排的角落位子上,大声说:“念《空城计》的引子!”“羽扇纶巾,四轮车……”“诸葛亮”们依次出场。“好!”一声出口,马连良不见了。一会儿,“唱一段流水板”的声音从高外传来,几人抬头一看,马连良已站在了二楼的中央。
据戏剧评论家丁秉燧记述,马连良每周在新新大戏院演出两天,其余日子档期排给孟小冬、程砚秋等各班。像谭富英、李万春、尚小云、荀慧生等常在“长安”上演,进“新新”都轮不到,新新大戏院在北平戏院的位置可想而知。
这家戏院与马连良的关系之深,让马龙觉得,一定要有一张大戏院的照片收在书中。然而,他到处查寻,却遍索不得。一些老杂志上虽然可以见到,但是质量很差,马龙到首都电影院去过,也一无所获。
正在此时,一位名叫郭文英的人忽然打来电话,说手头有一张新新大戏院的老照片,很愿意贡献出来。马龙驱车前往,在顺义和通县交界的地方,他见到了已经退休的郭文英。
照片是戏院股东和员工在新新大戏院门前的合影,还有马连良扶风社等字样,约12寸大小,横版片,质量好极了。
郭文英透露,他的父亲当年供职于新新大戏院,文革期间被揪斗。照片夹在硬纸壳托板和镜框之间,原本挂在家里,文革后不敢再挂下去,于是,翻过来,在反面的托板上放了些其他照片,侥幸没被发现,就这样一直保存下来。有一年,郭文英家来了一位农村亲戚,看到这个镜框,非常喜欢。几乎是天意,就这样,这张照片跟着亲戚跑到了河北的大厂回族自治县,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十年。文革后,郭文英的女儿回老家,才把这张老照片重新请了回来。
“虽然只是一张照片,但是这一张非常关键。”马龙说。
“给后代留下金碗饭”
“文革时上课,马先生常把学生请到家里教,那时谁能上马老师家上课,我们都要多看一眼。”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回忆说。
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京剧团为培养接班人招收学员,作为剧团团长的马连良,亲自挑选新人。20世纪60年代初他任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演出工作之外,还教授学生《白蟒台》、《审头刺汤》等戏。马连良一生收徒很多,南北各地多有马派传人。
一些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
1951年,从戏校学习的冯志孝偷着出来看马连良演戏。“一晚上就是一个陶醉。马先生唱念做武,个头、嗓子、扮相都好,真是无懈可击,根基太好了,所以难学。”
看完戏回宿舍,冯志孝一路比划。路上,其他观众也跟着哼唱,走到琉璃厂,他听到一位观众说:马先生真是迷人啊,不多给你,也不少给你,恰如其分。
“马先生就是一个恰如其分。”这话,冯志孝一直记到现在。
马连良一直到老都看戏,有一次,冯志孝跟他去吉祥戏院看《甘露寺》,坐在后面,演员见来的是马连良,一紧张,角色出了差错。马连良告诉冯志孝:看戏是你照镜子,好与不好都能照出来。
纪录片《马连良·风雨回归路》的编导余楠认为,“对照梅兰芳,能更清楚地看清马连良。梅先生塑造的舞台角色莫不大悲大喜而且与其本人性别颠倒,因而他的艺术都沉浸在一种‘极致的冲击之中’。然而生活中,梅兰芳以‘不禅而禅’的心境换取宁静,反而处处如鱼得水。相比之下,马连良则让人不禁唏嘘徒留叹息。他的悲情人生,恰是因为他做艺人做得太彻底。他这辈子,除了唱戏在行,其他那些世故,鲜能游刃驾驭。”
“马先生给后代留下了金饭碗。”原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陆翱评价说,“跟谭鑫培和梅兰芳一样,他留下的艺术财富应该属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