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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写意油画概念的提出是近年来的事情，但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基于中国一批写意油画创作者的积极实践，以及理论、评论界的研讨逐渐形成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附中校长马刚就是这批实践者中有代表性的一位。马刚的创作领域涉猎宽泛，但最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与中国写意油画的概念直接对接的则是他创作的历史题材油画。
油画的写意性并非限于笔法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西方传统画是写实的，而中国传统画是写意的。这种虚和实的差异，长久以来被人们当作区别国画与西洋画的基本界线。在东西方艺术发展的长河里，这两大艺术主流，看似相安无事地在各自的范围内循规蹈矩地存续着。但平静的表象之下总有暗流涌动，不断地有人出来挑战权威，试图打破这种沿袭下来的古律旧制，这大概是艺术家求新寻变的特质所决定的。
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油画时，经历了从崇拜、临摹、模仿、创作到创新的过程。我们这里提到的中国写意油画，无疑是中国人将西方油画技艺与中国传统绘画理念完美结合的产物。
纵观世界的绘画历史，除了中国外，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原旨的写意画概念。可以说，写意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自宋代以后，写意成为中国绘画主流的最重要特征。中国的写意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上的。从书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宋朝开始就出现了写意的端倪。宋“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书法已经有别于唐代的书法家了，他们的字更加天真浪漫，用笔更为放松自如，特别是苏东坡，不太考虑那些固有的章法。
尽管宋代的绘画，包括米芾的山水还基本偏重于写实，看起来没有像后代人（比如明代的徐渭）那么洒脱随性，但仍然是写意。写意的关键在于所要传达的已不是外在的形，而是超脱出他们所描画的具体的山、水、景、人物。他是借这些具象寄托自己的文化思想，反映某种文化上的追求。从那时起，中国画家们已经重在意境，他们通过笔下的景物山水，充分表现自己的文人气质和品格。
马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是画中国画，还是画油画，你都无法彻底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无法与中国绘画的写意隔绝。它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流淌在血液里。不仅他是如此，他的老师也是如此。他回忆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教授一方面要他们学西方现代画，一方面又强调不能忽略了中国文化，并要他们去敦煌学习本土文化。
马刚说，由于从那时起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写意的学习，现在已经牢牢地依附在自己身上了，所以，现在进行创作时就会自然地把它流露出來，无须去刻意追求。他创作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被大家认为和一般西方的画法也不太一样，是完全放开自如的写意性的。但马刚告诉我，他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强调或去追求写意的效果，画中的写意性是自然形成的。他解释说，自己现在画什么都是这种放松状态，写生时也如此。在创作时，他根本没有去考虑要特意用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去画。
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流露出写意的特征都是自然形成的，绝不是不管画什么，都要硬拿“写意”去套。所谓写意其实就是中国文化里讲的意境，它是最重要的。意境并非是简单地通过某种特定的笔法来表现出来的，不是作画时用笔洒脱一点，或者用笔用得大一点，画得快一点就能更表现出写意性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画里是否传达出了超越画面中具象的另一种意涵，是否能够启迪观者另一种遐想和领悟。达到了这点，画就有了意境，就是写意油画作品。西方画家不谈意境，意境是中国艺术家通过作品表现出的人文境界。
有人将写意油画误解为是笔法的突破，其实不然。马刚解释道，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对写意的认识和探索只停留在笔法上。作为初步入门，笔法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在达到成熟的创作阶段时，他发现笔法已经退居次位，意境才是写意油画的核心，它在写意油画创作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笔法只能为意境服务，而不能让意境反过来为笔法服务。
中国人所说的意境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是一种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呈现，是由中国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它的存在决定了中国写意油画的独创性。
历史画创作的要素
马刚创作的历史题材油画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在创作了《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开罗会议》《波斯坦会议》等作品后，他对历史题材油画的创作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画好这类题材的关键主要得把握三个要素，1.熟悉、研究历史，准确选材；2.避免模式化、庸俗化；3.具备能力，深度刻画人物。
要想画好历史题材，首先就要对历史感兴趣，愿意研究历史。马刚从小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为他日后的历史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当接触到一个历史画创作，他都会对相关历史背景、主要人物情况等进行认真研究，力求深刻地认识主题，严谨慎重地选材。
他深知一个好的历史题材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将历史场面再现，而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事件、人物、背景有深度的了解与研究，体会当时历史人物所想所感，这样反映出来的画面才能让人有所震撼。他坦承，自己对相距久远的历史在把握上力有不逮，所以他更喜欢选择与自己年代相近的历史题材。譬如他选择创作《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就是因为事件发生在70年代，他对一些事情比较熟悉，表现起来较有把握。
在选择了题材后，马刚又力图让它服务于当下的语境，也就是说，为现在的社会和观者服务。马刚透露，他一直致力于历史画的当代性尝试。他认为，历史画的当代性就是如何用一种当代语汇来传达历史。
很多人认为历史画创作是一个很狭窄的创作空间，而马刚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它之所以看起来狭窄是因为没有被做厚。马刚的尝试是把它做厚，往里面注入更多的内涵，让它更丰富，使它的空间显得更宽泛。这种新的内涵不是单纯的历史的呈现，而是让历史找到通向当代现实社会的通道，使得历史画更容易被当代的文化和当代的观众所理解。也可以说是把当代文化转换到历史题材的表现当中。这也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多样性。 马刚表示，自己对于这种尝试的成功并没有把握，而且也不是适应所有题材，但他仍然乐于践行。结果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种尝试不懈地去努力。
当前艺术创作上存在庸俗化的趋势，极易将很好的主题变成模式化的肤浅。这缘于个别创作者的短见和懒惰，也是当前艺术创作上的突出弊病。马刚强调，独特性是衡量艺术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艺术家要严于律己，不应放任自己随波逐流地模仿别人。
马刚创作《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中国艺术界正在流行多普，马刚对那种画法是比较排斥的。此时的马刚既不能沿用循规蹈矩的传统画法，又不接受当代画法的影响。他自己把创作的舒服的“捷径”堵死了，只能自己找一条创作的新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从创作语言上选择了新的突破，后来被大家称赞为写意风格。
马刚的创作实践证明，艺术家只要肯下功夫，不捡舒服的“捷径”，就有可能创作出有创意的优秀作品。
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具备能力，这也是创作出好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种能力与艺术院校的教育直接相关，它既包含随着市场的多元化逐渐流失的造型能力，也包含对历史事件、人物、背景深入研究的能力，更包含人物刻画能力。《毛泽东會见尼克松》这幅作品被广泛认可，首先是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深刻。不仅是人物外形的像，也是精神层面的神似，还包括肢体语言的充分表达。
在谈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创作时，马刚提到了一些细节。
马刚听老师靳尚谊先生说，“文革”时候很流行画毛主席像，但很多人画得不像。于是成立了一个改画小组，靳先生作为小组成员专门负责把画得不好的修改像了。与那些人相比，马刚画毛主席像很好。这本是他创作时的优势，但在创作时他并没有简单地用画得像来要求自己，而是对毛主席的刻画进行了专业上的一些考虑，希望传达出他对人物的理解。他要表现出毛主席精神层面的内容，这已远远超出像不像的范畴。
马刚通过毛泽东的头部，以及毛泽东的手和尼克松的手，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设想。毛泽东和尼克松两人的面部表情趋同、和谐，但手的表现是不让步的，凸显了各自的坚定和坚持。通过两人的手，准确、形象地传达了人物的性格和画面中矛盾冲突的一面。马刚对人物形象成功的刻画，带来了历史的深刻性，历史画的性质在这里也得以完美体现。
类似的例子在其他作品里也都有所体现，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马刚愿意与更多的同行切磋、请教，希望共同解决好上述问题，携手提高中国历史画创作的整体水平。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油画的写意性并非限于笔法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西方传统画是写实的，而中国传统画是写意的。这种虚和实的差异，长久以来被人们当作区别国画与西洋画的基本界线。在东西方艺术发展的长河里，这两大艺术主流，看似相安无事地在各自的范围内循规蹈矩地存续着。但平静的表象之下总有暗流涌动，不断地有人出来挑战权威，试图打破这种沿袭下来的古律旧制，这大概是艺术家求新寻变的特质所决定的。
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油画时，经历了从崇拜、临摹、模仿、创作到创新的过程。我们这里提到的中国写意油画，无疑是中国人将西方油画技艺与中国传统绘画理念完美结合的产物。
纵观世界的绘画历史，除了中国外，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原旨的写意画概念。可以说，写意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自宋代以后，写意成为中国绘画主流的最重要特征。中国的写意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上的。从书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宋朝开始就出现了写意的端倪。宋“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书法已经有别于唐代的书法家了，他们的字更加天真浪漫，用笔更为放松自如，特别是苏东坡，不太考虑那些固有的章法。
尽管宋代的绘画，包括米芾的山水还基本偏重于写实，看起来没有像后代人（比如明代的徐渭）那么洒脱随性，但仍然是写意。写意的关键在于所要传达的已不是外在的形，而是超脱出他们所描画的具体的山、水、景、人物。他是借这些具象寄托自己的文化思想，反映某种文化上的追求。从那时起，中国画家们已经重在意境，他们通过笔下的景物山水，充分表现自己的文人气质和品格。
马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是画中国画，还是画油画，你都无法彻底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无法与中国绘画的写意隔绝。它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流淌在血液里。不仅他是如此，他的老师也是如此。他回忆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教授一方面要他们学西方现代画，一方面又强调不能忽略了中国文化，并要他们去敦煌学习本土文化。
马刚说，由于从那时起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写意的学习，现在已经牢牢地依附在自己身上了，所以，现在进行创作时就会自然地把它流露出來，无须去刻意追求。他创作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被大家认为和一般西方的画法也不太一样，是完全放开自如的写意性的。但马刚告诉我，他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强调或去追求写意的效果，画中的写意性是自然形成的。他解释说，自己现在画什么都是这种放松状态，写生时也如此。在创作时，他根本没有去考虑要特意用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去画。
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流露出写意的特征都是自然形成的，绝不是不管画什么，都要硬拿“写意”去套。所谓写意其实就是中国文化里讲的意境，它是最重要的。意境并非是简单地通过某种特定的笔法来表现出来的，不是作画时用笔洒脱一点，或者用笔用得大一点，画得快一点就能更表现出写意性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画里是否传达出了超越画面中具象的另一种意涵，是否能够启迪观者另一种遐想和领悟。达到了这点，画就有了意境，就是写意油画作品。西方画家不谈意境，意境是中国艺术家通过作品表现出的人文境界。
有人将写意油画误解为是笔法的突破，其实不然。马刚解释道，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对写意的认识和探索只停留在笔法上。作为初步入门，笔法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在达到成熟的创作阶段时，他发现笔法已经退居次位，意境才是写意油画的核心，它在写意油画创作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笔法只能为意境服务，而不能让意境反过来为笔法服务。
中国人所说的意境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是一种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呈现，是由中国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它的存在决定了中国写意油画的独创性。
历史画创作的要素
马刚创作的历史题材油画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在创作了《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开罗会议》《波斯坦会议》等作品后，他对历史题材油画的创作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画好这类题材的关键主要得把握三个要素，1.熟悉、研究历史，准确选材；2.避免模式化、庸俗化；3.具备能力，深度刻画人物。
要想画好历史题材，首先就要对历史感兴趣，愿意研究历史。马刚从小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为他日后的历史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当接触到一个历史画创作，他都会对相关历史背景、主要人物情况等进行认真研究，力求深刻地认识主题，严谨慎重地选材。
他深知一个好的历史题材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将历史场面再现，而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事件、人物、背景有深度的了解与研究，体会当时历史人物所想所感，这样反映出来的画面才能让人有所震撼。他坦承，自己对相距久远的历史在把握上力有不逮，所以他更喜欢选择与自己年代相近的历史题材。譬如他选择创作《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就是因为事件发生在70年代，他对一些事情比较熟悉，表现起来较有把握。
在选择了题材后，马刚又力图让它服务于当下的语境，也就是说，为现在的社会和观者服务。马刚透露，他一直致力于历史画的当代性尝试。他认为，历史画的当代性就是如何用一种当代语汇来传达历史。
很多人认为历史画创作是一个很狭窄的创作空间，而马刚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它之所以看起来狭窄是因为没有被做厚。马刚的尝试是把它做厚，往里面注入更多的内涵，让它更丰富，使它的空间显得更宽泛。这种新的内涵不是单纯的历史的呈现，而是让历史找到通向当代现实社会的通道，使得历史画更容易被当代的文化和当代的观众所理解。也可以说是把当代文化转换到历史题材的表现当中。这也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多样性。 马刚表示，自己对于这种尝试的成功并没有把握，而且也不是适应所有题材，但他仍然乐于践行。结果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种尝试不懈地去努力。
当前艺术创作上存在庸俗化的趋势，极易将很好的主题变成模式化的肤浅。这缘于个别创作者的短见和懒惰，也是当前艺术创作上的突出弊病。马刚强调，独特性是衡量艺术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艺术家要严于律己，不应放任自己随波逐流地模仿别人。
马刚创作《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中国艺术界正在流行多普，马刚对那种画法是比较排斥的。此时的马刚既不能沿用循规蹈矩的传统画法，又不接受当代画法的影响。他自己把创作的舒服的“捷径”堵死了，只能自己找一条创作的新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从创作语言上选择了新的突破，后来被大家称赞为写意风格。
马刚的创作实践证明，艺术家只要肯下功夫，不捡舒服的“捷径”，就有可能创作出有创意的优秀作品。
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具备能力，这也是创作出好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种能力与艺术院校的教育直接相关，它既包含随着市场的多元化逐渐流失的造型能力，也包含对历史事件、人物、背景深入研究的能力，更包含人物刻画能力。《毛泽东會见尼克松》这幅作品被广泛认可，首先是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深刻。不仅是人物外形的像，也是精神层面的神似，还包括肢体语言的充分表达。
在谈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创作时，马刚提到了一些细节。
马刚听老师靳尚谊先生说，“文革”时候很流行画毛主席像，但很多人画得不像。于是成立了一个改画小组，靳先生作为小组成员专门负责把画得不好的修改像了。与那些人相比，马刚画毛主席像很好。这本是他创作时的优势，但在创作时他并没有简单地用画得像来要求自己，而是对毛主席的刻画进行了专业上的一些考虑，希望传达出他对人物的理解。他要表现出毛主席精神层面的内容，这已远远超出像不像的范畴。
马刚通过毛泽东的头部，以及毛泽东的手和尼克松的手，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设想。毛泽东和尼克松两人的面部表情趋同、和谐，但手的表现是不让步的，凸显了各自的坚定和坚持。通过两人的手，准确、形象地传达了人物的性格和画面中矛盾冲突的一面。马刚对人物形象成功的刻画，带来了历史的深刻性，历史画的性质在这里也得以完美体现。
类似的例子在其他作品里也都有所体现，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马刚愿意与更多的同行切磋、请教，希望共同解决好上述问题，携手提高中国历史画创作的整体水平。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