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象的影子倒伏在了自我身上，自我从此将受到一个特殊代理的评判。
　　——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
　　文首必须明确一点，此文所论及的移情概念，并非语文意义上的修辞手法，而是源起于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个概念。更为具体且明确来讲，此处的移情已并非狭隘的心理学专业描述，而是指代一种大众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且必需的感情状态。易言之，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着移情。最简单的例子，当身边有人在休息时，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放低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已经对身边人产生了移情。
　　另有一点必须再作阐明：移情本身与共情存在着区别，或者说，移情包含着共情，但并非所有移情都可以称之为共情。具体来讲，共情往往是来自于人们自发的感情，是一种自主的心理活动;移情却并非如此，移情是一种内外皆可主导的情绪反应。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移情都是正面且值得提倡的。下文将具体就这个论断展开讨论。

正面移情

　　无论如何，在此节的开头笔者还是要抛出如下观点：个人自发产生的移情是人与人融洽相处乃至社会得以健康运转的前提。无论是西方的各种哲学社会学理论，还是东方先哲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警句，都一再阐明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方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此，先讲述一个不算冷门的故事。据说，有一个精神病人，认为自己是一只蘑菇，于是就独自一人打着一把伞蹲在角落里，每天不吃也不喝，像一只真正的蘑菇一样。一位心理医生为了帮助他，每天也撑着一把伞蹲在他的旁边。起初，这个极端自闭的精神病患者并不愿意与这位医生沟通，而医生也并不急于与患者展开沟通，而是坚持撑伞蹲在患者身边。终于，几天之后，病人开口询问这位心理医生：“你也是一只蘑菇吗？”医生表示赞同之后，并没有与患者进一步交流。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这位医生缩短了蹲着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蹲一会就站起来走几步。面对同为“蘑菇”的医生，精神病患者忍不住发问：“你既然是一只蘑菇，怎么可以随便走动呢？”医生回答道，“蘑菇也是可以走动的”。患者将信将疑之间，医生提出让患者与他一同散步，患者欣然应许。故事的发展很是理想，在医生的悉心引导之下，这个精神病患者放弃了蘑菇只能蹲着不动的想法，而是渐渐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规律生活。
　　很显然，这位医生真正尝试走进了患者的心中，在姑且搁置了“人到底是不是蘑菇”这个看似可笑的议题之后，医生才得以与患者建立了真正的连接。换言之，医生以一种带有些许自我牺牲式的移情方式，找到了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可能。而这恰恰是正面移情的最大效用：让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有进行沟通的可能。放大来看，每一个人本身就是各自怀揣不同想法的独特唯一，在万千的可能性中，在社会规约之外的东西都可能被轻易贴上“不正常”“精神病”等等带有贬义的标签。但上述故事已经明确，移情带来了互相攻讦、党同伐异之外的另一种可能，也很显然，是一种更好的可能。
　　上述即是典型的正面移情。很显然，这种移情并不需要外界加以引导或说教，而是移情者出于某种“善”的原因自发产生。不可否认的是，这无疑是一种极为高尚的情感。也正是因此，当人类在某些动物身上找到类似的特质时，这种动物往往会一下赢得极佳的声誉，老鼠即是其中之一。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行为研究的结果一直在证明老鼠与它们往常被塑造的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的形象相去甚远。接下来这个试验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最佳的佐证：科学家事先把两只老鼠关在两个不同的透明盒子里，当其中一只按下杠杆时，它就会得到一份食物，但与此同时，另一只盒子里的老鼠就会遭受一下不算轻微的打击。按下杠杆并得到食物的老鼠目睹这一切并多次反复之后，实验发现，这只掌握是否按下杠杆主动权的老鼠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意目睹另一只老鼠遭罪。后续研究还发现，老鼠会按下杠杆来降落一只被悬吊起来的老鼠;如果走进迷宫中的一条路会让另一只老鼠受到袭击，它们会拒绝走下去;自己遭过袭击的老鼠不太愿意让其他老鼠受到袭击，因为它们也经历过这种不适。没错，老鼠会互相关心。

负面移情

　　负面移情与正面移情大相径庭，其往往脱离身边个人的真实境遇，转而祈望于虚幻且常常是被他人制造出来的虚妄盛景。因此，负面移情违背了最为基本的“爱你的邻人”，并由此带来无尽的苦难。
　　2008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导演的影片《浪潮》上映，影片一经公映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影片男主人公赖纳·文格尔是德国某所高中的老师，该学校正在进行讨论“国家体制”的主题活动周。男主人公的课程有关“独裁统治”，对于自由散漫的学生们来说，任何课程都只是为了学分而已。他们在课上大声聊天，无心听讲。文格尔别出心裁地提出假想“独裁”的实验，在为期一周的实验中，文格尔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学生们对他要绝对服从。从最初的玩乐心态，这些青年男女渐渐沉湎这个名为“浪潮”的组织中，他们体会到集体和纪律的重要性，却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独裁”与“纳粹”的深渊……
　　这部影片广受好评的最大原因，便来自于其不可小觑的教育意义。对于经历过极权主义危机的德国来说，如何防微杜渐式地拒绝一切滑向绝对服从深渊的可能，也许已经成为了某种“精神过敏”式的敏感领域。
　　值得探究的是，这部影片所展示的“负面移情”。在影片中，作为“领袖”的教师一再给学生强调纪律与集体的重要性，久而久之，集体中的个体之间形成了互相裹挟式的狂热。当某位学生为集体做得不够多时，其他学生的狂热得以施展，而这一切，似乎并不关乎个体，而是受悬置于所有人之上的虚幻集体所控制。 　　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在他的著作《生命之爱》中，对这种负面移情作出了独到的分析：移情现象能够使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避免看成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样子，于是混淆了真实与幻象。这种现象在年轻人陷入情网时经常出现，他和她都如此热烈地被对方的美貌、善良、风度所吸引，因而很快结了婚。但在六个月以后，双方都发现自己与之结婚的并非当初爱上的那个人，那么多优点一下子无影无踪！这时，双方往往会相互怨恨，觉得是对方骗了自己。其实，他们是自己骗了自己：他们爱上的不过是一个幻象，是自己移情的对象;那些优点也都是他们希望有的，或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等人所具有的。如果他或她早些懂得移情的道理，也许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在政治生活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成千上万的群众热切地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一个代表真理的人物;而當有人出来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时，大家就把自己的期望转移到他的身上，真的把他当作救世主。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一定都是坏人，但也确有一些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人（如德国的希特勒）。有些政客利用群众的这种移情心理，并且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这些政客们在电视摄像机前尽量给人留下最好最深的印象，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再把选民们的孩子抱起来吻一吻。这样，就会使看电视的人暗中思忖：既然他这么爱孩子，怎么也不会是个太坏的人。
　　正如弗洛姆在文中多次重复的话语：如果人们多懂一些移情的道理，这类错误就可以不犯。

移情失败

　　所幸，当他人试图营造某种移情，且这种营造行为本身确有可能是别有用心时，人们还是有机会借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抵抗这种营造攻势，而保持人格的独立。极具代表性的即是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某视频网站发布的一段争议颇多的宣传短片。
　　该视频短片无时无刻不在向观看者灌输一种“岁月静好”式的生活恬美，并试图以此激发起某种情绪。稍显可惜的是，也许是由于这种情绪与现实的反差较大，它的猝然推广并不成功，反倒是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乃至冷嘲热讽。
　　由此，我们得以看到一个神奇的景观：大众媒体意欲形塑的某种宏大叙事移情谋略，在个体的清醒认识之下，反倒促成了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自发性移情。这种自发性移情也许并不积极向上，却分外真实。无论如何，至少从移情层面上来说，前者无疑是一种负面移情失败的典型案例，而后者却是发自个体真心的正面移情，它无可阻挡，必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