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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记者自身干净有多么重要,而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时任《新京报》深度报道的记者杨万国。
2008年11月,深度报道部记者杨万国突然接到一个线索,黑龙江省庆安县发生一起雇凶杀人案。受害者是该县现任检察长,而嫌疑人是该县公安局的副局长。线索足够震撼。在和时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刘炳路匆匆沟通后,杨万国当天出发,奔赴庆安。
庆安县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端。从哈尔滨下飞机后还要一路向北,长途汽车在漫天的白雪荒原中足足行驶了3个小时,才抵达一个小县城。新闻的线人是一位当地政法系统人士,他推荐了一家当地比较整洁的酒店给杨万国,然后带他去酒店办理登记手续。
很自然地,这位线人要帮杨万国登记入住酒店。
但是,按照《新京报》的记者工作规范,记者要与线人保持恰当的距离,既要取得互信,不能太不近人情,失去他们的信任,又不能与他们发生过多联系,失去了记者的中立立场。杨万国向这位线人表示:报社有纪律,不能与当事人有经济来往。我自己来登记,交押金。
线人表示,这次调查涉及警方,你的身份证登记不安全。看他言之有理,杨万国默许了。当时,天早已黑定,简单吃了饭后,杨万国准备回酒店搜集资料和计划次日采访,线人跟了上来。关上门后,线人开始再三叮嘱:“我们这里黑社会很厉害。被抓的那副局长和他手下几个警察如果知道你来调查,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
然后他要求,晚上陪杨万国休息,并且向他露出了腰间的半截枪柄,“我带了佩枪,就在这保护你”。杨万国被他搞得紧张起来。
一夜无事。第二天,这位线人还要“陪睡”,被杨万国坚决拒绝了。记者中立的本能,让他对任何一方的过度接近,都会产生本能的排斥。杨万国无法想象在手枪的保护下能独立采访。随后几天,杨万国没有和他联系,但遵守了他的提醒,白天尽量天黑前采访完,晚上绝不外出,一日两餐都让酒店送到房间。
几天之后,调查完成了,杨万国打算离开这里,到哈尔滨写稿。退房时,线人要求帮他付住宿费,被杨万国拒绝。线人坚持,并要求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不得收杨万国的钱,前台果然不收。无奈,杨万国撤离了庆安,当天下午到哈尔滨后,马上找到一家银行,然后给这家酒店打电话,要求他们提供账号,把住宿费打过去。酒店说,已经付过了,不用麻烦你。
杨万国急了,只好使出一句“下三烂”的话:“我是记者,我住的房该我付费,你们这样搞,我曝光你们!”把1000多元房费打过去后,杨万国一身轻松。半月后,杨万国在成都出差,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口东北口音上来就问他:“某某某(本案涉及的一位当事人)给了你多少钱?我们给双倍。”
杨万国问:“你什么意思?”
对方说:“你说吧,某某某给了你多少钱。我们付双倍。我们也请你。”
杨万国冷笑着说:“你来北京打听打听《新京报》记者的职业操守是什么样的?如果报道有问题请你指出来……”对方没话说了,叽里咕噜辱骂他一番,然后威胁要收拾他,挂断了电话。
事后,微博上曾出现对记者采访中遭遇危险是否被夸大的争论,虽然争论的事件本身和杨万国的遭遇无关,但他也说:“其实,就我所见,所谓的威胁是存在的,但也不必风声鹤唳。面对威胁,当然需要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恪守职业道德,在职务范围内行事,即可保证基本安全。对一般的调查对象,我认为,记者只要保持独立调查,不有意偏袒,不为某些利益,故意伤害某一方,那么即使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还原事实,也不会造成当事人对记者个人的愤懑和敌意。”
记者是人,当然也要吃饭,靠工资收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但是,饭要吃,可更要有尊严地吃。如果是一顿没有尊严,或者尊严受损的饭,那就宁愿饿着。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 作者:曹保印)
2008年11月,深度报道部记者杨万国突然接到一个线索,黑龙江省庆安县发生一起雇凶杀人案。受害者是该县现任检察长,而嫌疑人是该县公安局的副局长。线索足够震撼。在和时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刘炳路匆匆沟通后,杨万国当天出发,奔赴庆安。
庆安县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端。从哈尔滨下飞机后还要一路向北,长途汽车在漫天的白雪荒原中足足行驶了3个小时,才抵达一个小县城。新闻的线人是一位当地政法系统人士,他推荐了一家当地比较整洁的酒店给杨万国,然后带他去酒店办理登记手续。
很自然地,这位线人要帮杨万国登记入住酒店。
但是,按照《新京报》的记者工作规范,记者要与线人保持恰当的距离,既要取得互信,不能太不近人情,失去他们的信任,又不能与他们发生过多联系,失去了记者的中立立场。杨万国向这位线人表示:报社有纪律,不能与当事人有经济来往。我自己来登记,交押金。
线人表示,这次调查涉及警方,你的身份证登记不安全。看他言之有理,杨万国默许了。当时,天早已黑定,简单吃了饭后,杨万国准备回酒店搜集资料和计划次日采访,线人跟了上来。关上门后,线人开始再三叮嘱:“我们这里黑社会很厉害。被抓的那副局长和他手下几个警察如果知道你来调查,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
然后他要求,晚上陪杨万国休息,并且向他露出了腰间的半截枪柄,“我带了佩枪,就在这保护你”。杨万国被他搞得紧张起来。
一夜无事。第二天,这位线人还要“陪睡”,被杨万国坚决拒绝了。记者中立的本能,让他对任何一方的过度接近,都会产生本能的排斥。杨万国无法想象在手枪的保护下能独立采访。随后几天,杨万国没有和他联系,但遵守了他的提醒,白天尽量天黑前采访完,晚上绝不外出,一日两餐都让酒店送到房间。
几天之后,调查完成了,杨万国打算离开这里,到哈尔滨写稿。退房时,线人要求帮他付住宿费,被杨万国拒绝。线人坚持,并要求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不得收杨万国的钱,前台果然不收。无奈,杨万国撤离了庆安,当天下午到哈尔滨后,马上找到一家银行,然后给这家酒店打电话,要求他们提供账号,把住宿费打过去。酒店说,已经付过了,不用麻烦你。
杨万国急了,只好使出一句“下三烂”的话:“我是记者,我住的房该我付费,你们这样搞,我曝光你们!”把1000多元房费打过去后,杨万国一身轻松。半月后,杨万国在成都出差,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口东北口音上来就问他:“某某某(本案涉及的一位当事人)给了你多少钱?我们给双倍。”
杨万国问:“你什么意思?”
对方说:“你说吧,某某某给了你多少钱。我们付双倍。我们也请你。”
杨万国冷笑着说:“你来北京打听打听《新京报》记者的职业操守是什么样的?如果报道有问题请你指出来……”对方没话说了,叽里咕噜辱骂他一番,然后威胁要收拾他,挂断了电话。
事后,微博上曾出现对记者采访中遭遇危险是否被夸大的争论,虽然争论的事件本身和杨万国的遭遇无关,但他也说:“其实,就我所见,所谓的威胁是存在的,但也不必风声鹤唳。面对威胁,当然需要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恪守职业道德,在职务范围内行事,即可保证基本安全。对一般的调查对象,我认为,记者只要保持独立调查,不有意偏袒,不为某些利益,故意伤害某一方,那么即使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还原事实,也不会造成当事人对记者个人的愤懑和敌意。”
记者是人,当然也要吃饭,靠工资收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但是,饭要吃,可更要有尊严地吃。如果是一顿没有尊严,或者尊严受损的饭,那就宁愿饿着。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 作者:曹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