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记者自身干净有多么重要，而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时任《新京报》深度报道的记者杨万国。
　　2008年11月，深度报道部记者杨万国突然接到一个线索，黑龙江省庆安县发生一起雇凶杀人案。受害者是该县现任检察长，而嫌疑人是该县公安局的副局长。线索足够震撼。在和时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刘炳路匆匆沟通后，杨万国当天出发，奔赴庆安。
　　庆安县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端。从哈尔滨下飞机后还要一路向北，长途汽车在漫天的白雪荒原中足足行驶了3个小时，才抵达一个小县城。新闻的线人是一位当地政法系统人士，他推荐了一家当地比较整洁的酒店给杨万国，然后带他去酒店办理登记手续。
　　很自然地，这位线人要帮杨万国登记入住酒店。
　　但是，按照《新京报》的记者工作规范，记者要与线人保持恰当的距离，既要取得互信，不能太不近人情，失去他们的信任，又不能与他们发生过多联系，失去了记者的中立立场。杨万国向这位线人表示：报社有纪律，不能与当事人有经济来往。我自己来登记，交押金。
　　线人表示，这次调查涉及警方，你的身份证登记不安全。看他言之有理，杨万国默许了。当时，天早已黑定，简单吃了饭后，杨万国准备回酒店搜集资料和计划次日采访，线人跟了上来。关上门后，线人开始再三叮嘱：“我们这里黑社会很厉害。被抓的那副局长和他手下几个警察如果知道你来调查，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
　　然后他要求，晚上陪杨万国休息，并且向他露出了腰间的半截枪柄，“我带了佩枪，就在这保护你”。杨万国被他搞得紧张起来。
　　一夜无事。第二天，这位线人还要“陪睡”，被杨万国坚决拒绝了。记者中立的本能，让他对任何一方的过度接近，都会产生本能的排斥。杨万国无法想象在手枪的保护下能独立采访。随后几天，杨万国没有和他联系，但遵守了他的提醒，白天尽量天黑前采访完，晚上绝不外出，一日两餐都让酒店送到房间。
　　几天之后，调查完成了，杨万国打算离开这里，到哈尔滨写稿。退房时，线人要求帮他付住宿费，被杨万国拒绝。线人坚持，并要求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不得收杨万国的钱，前台果然不收。无奈，杨万国撤离了庆安，当天下午到哈尔滨后，马上找到一家银行，然后给这家酒店打电话，要求他们提供账号，把住宿费打过去。酒店说，已经付过了，不用麻烦你。
　　杨万国急了，只好使出一句“下三烂”的话：“我是记者，我住的房该我付费，你们这样搞，我曝光你们！”把1000多元房费打过去后，杨万国一身轻松。半月后，杨万国在成都出差，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口东北口音上来就问他：“某某某（本案涉及的一位当事人）给了你多少钱？我们给双倍。”
　　杨万国问：“你什么意思？”
　　对方说：“你说吧，某某某给了你多少钱。我们付双倍。我们也请你。”
　　杨万国冷笑着说：“你来北京打听打听《新京报》记者的职业操守是什么样的？如果报道有问题请你指出来……”对方没话说了，叽里咕噜辱骂他一番，然后威胁要收拾他，挂断了电话。
　　事后，微博上曾出现对记者采访中遭遇危险是否被夸大的争论，虽然争论的事件本身和杨万国的遭遇无关，但他也说：“其实，就我所见，所谓的威胁是存在的，但也不必风声鹤唳。面对威胁，当然需要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恪守职业道德，在职务范围内行事，即可保证基本安全。对一般的调查对象，我认为，记者只要保持独立调查，不有意偏袒，不为某些利益，故意伤害某一方，那么即使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还原事实，也不会造成当事人对记者个人的愤懑和敌意。”
　　记者是人，当然也要吃饭，靠工资收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但是，饭要吃，可更要有尊严地吃。如果是一顿没有尊严，或者尊严受损的饭，那就宁愿饿着。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 作者：曹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