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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夫卡是一个个体，但卡夫卡形象却不仅仅属于个体，卡夫卡形象是由卡夫卡，更重要的是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卡夫卡的读者和研究者共同塑形的。卡夫卡形象在全世界旅行，也就在全世界侨易。因此，研究卡夫卡形象的侨易学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卡夫卡形象，对于侨易学这一创新理论亦有补充和完善之意义。卡夫卡形象与比较文学形象学有关，但又不完全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卡夫卡形象显然不属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但无疑又与卡夫卡作品中的形象有关。对我们来说，卡夫卡形象既属于“他者”又属于“异域”，因此，对这一形象的侨易过程进行分析就具有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意义。
关键词：卡夫卡形象;侨易;形象学
叶隽先生所倡导的侨易学理论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在国内外有了许多关注和呼应。当然，有关理论还可以继续讨论，有关理论的实践则具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叶隽在探究侨易学的研究对象时，将侨易学的主体分为侨易个体、侨易群体与侨易共同体三类。对于侨易个体的研究，“我们既可以关注某个个体因为某个具体的侨易事件而导致的精神质变过程，以及他最终是如何通过这一侨易事件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的……也可以讨论在某个个体漫长的生命过程中，他是如何经由若干重要的侨易事件，而导致了其‘精神三变’的历程，并在历史语境中如何产生重要作用的”。另外，我们也可以“考察某个群体的侨易行为……他们日后发生了明显的侨易现象，并且都在自己的人生征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种侨易现象显然就构成了一种侨易群体”。至于“侨易共同体”，“乃是指一个群体在特定的语境和空间中发生的集体性物质距离变动的行为……这样的群体并不具有小集群的特点，而是更多享有阔大的共同背景”。这种分类是严谨的、科学的、可操作的，但似乎还有一种侨易现象，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还属于共同体的，譬如“卡夫卡形象”的侨易。
一、形象学与卡夫卡形象
卡夫卡是一个个体，但卡夫卡形象却不仅仅属于个体，卡夫卡形象是由卡夫卡，更重要的是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卡夫卡的读者和研究者共同塑形的。卡夫卡形象在全世界旅行，也就在全世界侨易，因此，研究卡夫卡形象的侨易学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卡夫卡形象，对于侨易学这一创新理论亦有补充和完善之意义。卡夫卡形象与比较文学形象学有关，但又不完全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形象学（imagologie）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形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形象的学问。不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可称之为‘形象’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卡夫卡形象显然不属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但无疑又与卡夫卡作品中的形象有关。对于我们来说，卡夫卡形象既属于“他者”又属于“异域”，因此，对这一形象的侨易过程进行分析，就具有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意义。
所谓“侨易学”，就是“研究对象（侨易过程之主体）是如何通过‘相交’，尤其是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易过程”。侨易学研究的对象是“侨易现象”，是由“侨”致“易”的过程，或者说由“因”结“果”的过程。“其核心点有二，一是‘迁移’，二是‘变化’。从外在的表象来看，作为主体的人发生了距离的变化，这种距离的变化一般是指具有异质性的文化体之间的变迁，具体则主要表现为国与国（当然不仅如此）之间的距离变化：从内在的本质而言，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质性变化’”。卡夫卡形象在全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变形就经历了一个由“侨”致“易”的过程。
关于卡夫卡形象，我们当然得从卡夫卡本人说起。卡夫卡（1883-1924）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1867-1918）的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就属于这个帝国。奥匈帝国的生产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在当时的欧洲是个相当落后的政权。在欧洲统治了七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卡夫卡的心中始终是个不可抗拒的魔影。19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则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巨兽，吞噬着无辜的一切，卡夫卡自己也未能幸免。卡夫卡非常熟悉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因伤致残的工人的贫困不幸的生活，但他又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而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国家、在欧洲漂流的无根的犹太人，他对自己异乡人的身份也有着非常痛切的感受。在自己家里，父亲则像一位真正的“暴君”，时时刻刻威胁着他的生存。卡夫卡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逃避父亲，逃避布拉格，但最终也未能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一切使得卡夫卡具有非常深切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和负罪感。而这种深切的感受，他又往往通过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关于卡夫卡的最初形象大概来源于此。
卡夫卡是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说德语的犹太人，是一个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业余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则因为帝国的崩溃而被划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这反倒使他容易成为世界性作家。这一描述与概括构成了卡夫卡复杂而多变的形象，当然，这一形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旅行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
卡夫卡通常被我们称为表现主义的杰出代表，然而他在九泉之下未必会接受这一荣誉。他生前孤独乖僻，文名寂寞，既没有倡导过什么学说，也没有建立过什么流派，更没有组织过文学团体，他的创作虽然同当时风行于欧洲的表现主义有许多偶合之处，但他并不愿意成为表现主义的一员而失却了自己的孤独与个性，并且他对表现主义也常有微词。卡夫卡死后，由于存在主义者加缪的宣传，欧美一时掀起了“卡夫卡热”。这自然使卡夫卡首先同存在主义发生了联系，存在主义者认为，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此后，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纷纷寻根，找到了卡夫卡：荒诞派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看到了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者看到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者看到了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把他納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总之，卡夫卡形象首先是在法国受到追捧，然后在全世界风行，并被各种思潮和流派奉为宗师。 侨易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这里的物质位移，乃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重要的文化区结构差之间的位移过程，如此导致个体精神产生重大变化。精神质变是一切社会变动的起因……”侨易学远非一个文学问题，甚至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了。它不仅解释世界，最终还必将改变世界，在“物质-精神-社会”环环相扣的变动关系中，侨易学的创建者最终期待的也许就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了。卡夫卡形象的侨易是通过卡夫卡作品的翻译、出版、传播而发展形成的。如果没有卡夫卡作品的物质位移，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各地读者随之发生的精神质变。如果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看，“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卡夫卡形象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都是异国的，是一个出自犹太民族的形象，当然，他并非是卡夫卡自己创造的形象。但是由于卡夫卡与他的创作是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的创作也就是卡夫卡自己。卡夫卡是一位保险公司的职员，一个业余作家。青年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二、卡夫卡形象在非洲和日本
卡夫卡形象与20世纪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举凡20世纪的大灾变都可以与卡夫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又常常成为20世纪各种重大问题的源头或例证。对于卡夫卡来说，果真是时代的悲哀成就了他。如果没有德国纳粹的统治，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没有斯大林的独裁，卡夫卡便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和意义。“正如同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帮助他成了一名作家一样，整个欧洲所经历的创伤也帮助了他的作品使其成为欧洲20世纪文学的基石之一”。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但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经历了一系列的灾变之后，卡夫卡一夜成名。套用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的那个著名的开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表述：“一天早晨，弗朗兹·卡夫卡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卡夫卡与卡夫卡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形象，于是乎在全世界风行起来。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因为卡夫卡父亲的形象既可以是弗洛伊德“杀父娶母”情结中的父亲，也可以是某种官僚体制、专制制度，乃至权威的象征，甚至可以直接等同于基督教或犹太教中的上帝。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的父亲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后来积蓄了一份财产，成为中等的服饰品商人，以后又当了小工厂的老板，为人自信而偏执。他一心要把卡夫卡培养成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尽管卡夫卡全然无心于此。这使卡夫卡觉得仿佛同父亲的斗争就是全部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36岁的卡夫卡曾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回答他为什么畏惧父亲，但写信时战战兢兢，结果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恐惧的意思：他已经被对父亲的恐惧压迫得说不出话来，但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使他想给父亲写这封信。卡夫卡在信中写道：“在我的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就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便是卡夫卡的三个世界：我的（奴隶的）世界、父亲的（统治者的）世界和其余人幸福自由的世界。卡夫卡在这个被撕裂的世界中，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在这封信里，卡夫卡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同时也是法官。
这封长达四万五千字的信最后没有送达卡夫卡父亲的手中，卡夫卡的母亲没有将这封信交给自己的丈夫，卡夫卡的父亲没有机会读到这封信，我们当然也就决不指望卡夫卡父亲的回信了。这样看来，在卡夫卡父子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中，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一直是缺席的，他没有丝毫辩白、回应的机会，父亲的形象完全取决于儿子的一面之词。这对于卡夫卡的父亲似乎是不太公平的。有鉴于此，1984年，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模拟赫尔曼·卡夫卡的语气，写了一篇接近独白形式的作品《父亲的回信》（Letter from His Faiher），父亲在信中指责卡夫卡过于强调自己的委屈，却不肯宽容别人的弱点。她认为，卡夫卡父亲的过错主要在于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大喜欢阅读：他还非常忙，每天需要在商店里工作12个小时：再加上卡夫卡的作品具有20世纪初先锋派艺术的特征，根本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因此，卡夫卡对父亲的控告仅是一面之词。“在这场审判中，卡夫卡既是雄辩的律师，又是法官、陪审团，他对事情的真相毫不怀疑”。卡夫卡的形象旅行到非洲果然呈现出另一副面孔。显然，在戈迪默那里，卡夫卡父亲的形象更值得我们理解和同情，
2002年年底，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1949-）出版了一部小说，名叫《海边的卡夫卡》。看来，海边确乎出了个卡夫卡，这个海边的卡夫卡应该是另一副形象吧。卡夫卡形象从布拉格来到了海边，而且这一次是东方国家日本的海边。果然，小说的主人公叫田村卡夫卡，卡夫卡陡然有了一个日本名字。村上春树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十五岁少年。他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辍学离家，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年龄在十五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这个田村卡夫卡还真有点像卡夫卡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中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16岁的卡尔·罗斯曼被父母送往美国，因为一位女仆引诱他，并生了他的孩子”。卡尔·罗斯曼只身来到远隔重洋的美国，开始了自己孤苦的求生、历险、磨难生活。就“一個少年离家独自漂泊”而言，海边的卡夫卡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卡夫卡形象摇身变成了一个日本少年的形象。 这个为自己杜撰了一个名字“田村卡夫卡”的少年显然读过卡夫卡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城堡》、《诉讼》、《变形记》，还有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必然是指卡夫卡的著名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但除了卡夫卡，谁也写不出那样的故事”。《海边的卡夫卡》中那个“猫杀手”琼尼·沃克，搜集猫的灵魂制作特殊的笛子，这里所展示的残酷和冷酷与《在流放地》的叙述风格颇为接近。
小说中一位女性人物佐伯在19岁时写了一首歌，她自己一唱走红，歌名叫《海边的卡夫卡》。
歌词如下：
你在世界边缘的时候
我在死去的火山口
站在门后边的
是失去文字的话语
睡着时月光照在门后
空中掉下小鱼
窗外的士兵们
把一颗心绷紧
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
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
当心扉关闭的时候
无处可去的斯芬克斯
把身影化为利剑
刺穿你的梦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海边的卡夫卡，更像是梦中的卡夫卡，海中影子式的卡夫卡，后现代碎片式的、重叠式的、变幻莫测的卡夫卡，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一点倒在不相关中接近了卡夫卡思想和创作的实质。
小说开头的引子题为《叫乌鸦的少年》，似乎在影射作为“穴鸟”的卡夫卡。但穴鸟与乌鸦显然不同。卡夫卡（Kafka）名字的发音与表示“鸦”的捷克语“kavka”相同。捷克语卡夫卡（Kavka）与德语Krahe一样，大概都来自鸟叫声的拟音。但这里的“鸦”并非就是指乌鸦，通常认为是“寒鸦”（Dohle），或穴鸟。当年经营妇女时装饰品店的赫尔曼·卡夫卡的信笺和信封上就压印着这种鸟的浮雕。在《海邊的卡夫卡》的男主人公看来，“谁也不肯帮我，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肯帮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为此必须变得强壮，如同失群的乌鸦。所以我给自己取名卡夫卡。卡夫卡在捷克语里是乌鸦的意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田村卡夫卡出走的过程中，帮助他的人比比皆是：在长途大巴上萍水相逢的名叫樱花的女子、甲村纪念图书馆工作人员大岛、他的哥哥、馆长佐伯等，都曾对他伸出过慷慨无私的援助之手。而在卡夫卡小说中，主人公们远没有这样的幸运和机遇。看来，田村卡夫卡与布拉格的卡夫卡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差异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相似。村上春树笔下的卡夫卡几乎具备了当下流行小说主人公所应当具备的一切品质：大胆、勇敢、机智、聪慧，讨人喜欢而又性感，这保证了小说风行一时。
卡夫卡形象在非洲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无论对于非洲还是日本，卡夫卡都属于异国形象。“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了，宣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所有的异国形象在侨易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或者变形。卡夫卡形象在全世界旅行，这种变化或变形自然亦不可避免。
三、卡夫卡形象在中国
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巨大，甚至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品格和特征，而这与卡夫卡形象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密不可分。大约在1979年后，卡夫卡及其作品曾引起中国当代读者，尤其是当代作家的惊讶和不解，并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是1930年由赵景深撰写的有关文章，以后孙晋三、卞之琳、萧乾等也在他们的著述中简短地评介过卡夫卡。1948年，天津《益世报》刊登的由叶汝琏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大概是国内对卡夫卡所写的文字的最早翻译。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1979年，《世界文学》刊登的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评介卡夫卡的文章。这以后，卡夫卡形象迅速在中国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1981年底，钱满素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文章，宣布卡夫卡在世界上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卡夫卡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包括宗璞、余华、格非、马原、徐星、刘索拉、皮皮、蒋子丹、残雪、莫言等，因此有作家说：“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作家而已。”卡夫卡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和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而言，卡夫卡的影响力同样是无远弗届：从1980年袁可嘉等人介绍卡夫卡开始，经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卡夫卡热’，再到当下以谈论卡夫卡为时尚的文学潮流，这位生前寂寂无名的小说家业已重塑了中国当代的文学版图”。1987年，刘再复宣称：“在德语文学方面，可以说，歌德已让位给卡夫卡。多年来卡夫卡一直成为一些作家的热门话题，他被视为是现代派的第一个大师。他的作品使我们了解到西方文学中对人性的认识已达到怎样的深度。不仅上帝死了，自己也死了，不仅现实是荒谬的，而且人自身也是荒谬的，人常常不是一条龙，而是一条虫。这些观念至今还使我们感到惊骇，促使我们深化对人的思考，因为我们的作品一般总是要证明自己是‘龙种’，是壮汉、是英雄，而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是荒谬的，可能只是一条‘虫’。”随着中国对卡夫卡的译介与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熟和系统，卡夫卡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持久和全面。 卡夫卡形象不仅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也同样深远，几乎遍及各个领域，譬如电影、音乐、绘画、传媒、旅游、餐饮、房产、家具、装饰、婚纱摄影、女鞋等。从“卡夫卡在中国”到随处可见的“中国的卡夫卡”，卡夫卡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的一个时髦先锋的文学形象，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无论你走到哪里，不经意间就会与卡夫卡形象不期而遇。
2006年女作家虹影出版一本散文随笔集《我与卡夫卡的爱情》。其实，这本书基本上与卡夫卡无关。除了书前有一则简短的引言《我与卡夫卡的爱情》外，便再未出现过卡夫卡的名字以及任何有关卡夫卡的信息。这则引言全文如下：
卡夫卡一生好像没有碰过女人，或者说，没有女人有勇气爱上他。我现在的勇气，晚了一个世纪，卡夫卡现在已是个符号。这个符号怎样影响别人，不知道，但对我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记号。经过他常去的酒吧，我看见他忧郁的脸，似乎望着窗外在沉思。我带了一枝玫瑰，阳光下我的身影覆盖左右的台阶，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歪斜，一步步走到这儿。他看见了我，不安起来。我也不安，进去，或是离开，我的脚在原地徘徊。“你手里这枝玫瑰，就是你如何呼吸的证明。”他说。
不错，一个世纪了，玫瑰还盛开着，难道不是奇迹？
于是我写下一封封信，但愿不过分，但愿你有耐心看完这些象形文字。
原来在虹影那里，卡夫卡已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重要记号”，一个有着“忧郁的脸”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作家。生前默默无闻的卡夫卡看来创造了奇迹。卡夫卡形象已被人们变得越来越实用和平庸，这种实用和平庸已经足以成为人们猎奇和赚钱的工具。
2016年9月25日，高晓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不读卡夫卡，算什么文艺青年？》。高晓松说：“在我成长的年代里，如果一个男生连卡夫卡都没看过，是没办法追到女生的。当时文艺青年最占上风，那时还没有什么富二代，也没有什么海天盛筵，文艺青年们经常在户外的草地上聊天、弹琴。聊天一定要聊到卡夫卡、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有一部长篇小说就叫《海边的卡夫卡》。可以说我们是在卡夫卡作品的伴随下成长的。”“那时读卡夫卡完全是怀着那种我必须看下去的心情去看的，要不然还能算是文艺青年吗？其实我当时读卡夫卡并没有特别深的感受，就像《城堡》这种小说，冗长极了，我记得看的过程中我睡着了七八次，但还是要坚持着看完，因为是文艺青年就一定要读卡夫卡。”卡夫卡形象就代表着文艺、新潮、先锋、有文化。卡夫卡形象与村上春树纠缠到了一起。卡夫卡形象通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来到中国，不过却变成了另一种形象。
今天的布拉格，卡夫卡已经成了这座城市重要的旅游资源，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来这里进行一次“卡夫卡旅行”。他们可以漫游卡夫卡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可以循着他昔日的足迹走遍布拉格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走进卡夫卡快餐馆，和卡夫卡共进午餐，甚至可以吃到印着他的脸的巧克力。他们可以在街头随意买到印有卡夫卡头像的T恤衫，可以买到带有他形象的磁盘、木雕，以及各種印刷作品。卡夫卡的形象已经完全被市场化、商业化、旅游化了。
非洲出了个卡夫卡，海边出了个卡夫卡，中国出了个卡夫卡，卡夫卡出现在世界各地，卡夫卡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漫游。我们还期待着出现更多的卡夫卡，河边的、山上的、城市的、乡村的……。看来，卡夫卡果然无处不在、阴魂不散。然而，有一点我们似乎应该明白，真正的卡夫卡其实是不可模仿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说过，“有无数的人尝试着像卡夫卡那样去写作，而他们所有令人沮丧的失败，反而只是突出了卡夫卡的独一无二，一种空前绝后的、绝对的原创性”。布拉格的卡夫卡只有一个，但布拉格之外的卡夫卡形象却可以无限多。这些形象千变万化，充满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们对差异性的研究必然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更好地认识文学及所有艺术创造活动，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适于居住且更加易于理解，我们重新创造一个世界。‘人诗意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用侨易学的理论来说，就是“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精神质变引发社会变动，从而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稍稍美好一些，更适宜人类的居住和理解。
作者简介：曾艳兵，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比较文学。
关键词：卡夫卡形象;侨易;形象学
叶隽先生所倡导的侨易学理论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在国内外有了许多关注和呼应。当然，有关理论还可以继续讨论，有关理论的实践则具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叶隽在探究侨易学的研究对象时，将侨易学的主体分为侨易个体、侨易群体与侨易共同体三类。对于侨易个体的研究，“我们既可以关注某个个体因为某个具体的侨易事件而导致的精神质变过程，以及他最终是如何通过这一侨易事件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的……也可以讨论在某个个体漫长的生命过程中，他是如何经由若干重要的侨易事件，而导致了其‘精神三变’的历程，并在历史语境中如何产生重要作用的”。另外，我们也可以“考察某个群体的侨易行为……他们日后发生了明显的侨易现象，并且都在自己的人生征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种侨易现象显然就构成了一种侨易群体”。至于“侨易共同体”，“乃是指一个群体在特定的语境和空间中发生的集体性物质距离变动的行为……这样的群体并不具有小集群的特点，而是更多享有阔大的共同背景”。这种分类是严谨的、科学的、可操作的，但似乎还有一种侨易现象，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还属于共同体的，譬如“卡夫卡形象”的侨易。
一、形象学与卡夫卡形象
卡夫卡是一个个体，但卡夫卡形象却不仅仅属于个体，卡夫卡形象是由卡夫卡，更重要的是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卡夫卡的读者和研究者共同塑形的。卡夫卡形象在全世界旅行，也就在全世界侨易，因此，研究卡夫卡形象的侨易学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卡夫卡形象，对于侨易学这一创新理论亦有补充和完善之意义。卡夫卡形象与比较文学形象学有关，但又不完全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形象学（imagologie）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形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形象的学问。不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可称之为‘形象’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卡夫卡形象显然不属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但无疑又与卡夫卡作品中的形象有关。对于我们来说，卡夫卡形象既属于“他者”又属于“异域”，因此，对这一形象的侨易过程进行分析，就具有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意义。
所谓“侨易学”，就是“研究对象（侨易过程之主体）是如何通过‘相交’，尤其是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易过程”。侨易学研究的对象是“侨易现象”，是由“侨”致“易”的过程，或者说由“因”结“果”的过程。“其核心点有二，一是‘迁移’，二是‘变化’。从外在的表象来看，作为主体的人发生了距离的变化，这种距离的变化一般是指具有异质性的文化体之间的变迁，具体则主要表现为国与国（当然不仅如此）之间的距离变化：从内在的本质而言，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质性变化’”。卡夫卡形象在全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变形就经历了一个由“侨”致“易”的过程。
关于卡夫卡形象，我们当然得从卡夫卡本人说起。卡夫卡（1883-1924）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1867-1918）的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就属于这个帝国。奥匈帝国的生产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在当时的欧洲是个相当落后的政权。在欧洲统治了七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卡夫卡的心中始终是个不可抗拒的魔影。19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则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巨兽，吞噬着无辜的一切，卡夫卡自己也未能幸免。卡夫卡非常熟悉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因伤致残的工人的贫困不幸的生活，但他又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而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国家、在欧洲漂流的无根的犹太人，他对自己异乡人的身份也有着非常痛切的感受。在自己家里，父亲则像一位真正的“暴君”，时时刻刻威胁着他的生存。卡夫卡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逃避父亲，逃避布拉格，但最终也未能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一切使得卡夫卡具有非常深切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和负罪感。而这种深切的感受，他又往往通过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关于卡夫卡的最初形象大概来源于此。
卡夫卡是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说德语的犹太人，是一个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业余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则因为帝国的崩溃而被划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这反倒使他容易成为世界性作家。这一描述与概括构成了卡夫卡复杂而多变的形象，当然，这一形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旅行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
卡夫卡通常被我们称为表现主义的杰出代表，然而他在九泉之下未必会接受这一荣誉。他生前孤独乖僻，文名寂寞，既没有倡导过什么学说，也没有建立过什么流派，更没有组织过文学团体，他的创作虽然同当时风行于欧洲的表现主义有许多偶合之处，但他并不愿意成为表现主义的一员而失却了自己的孤独与个性，并且他对表现主义也常有微词。卡夫卡死后，由于存在主义者加缪的宣传，欧美一时掀起了“卡夫卡热”。这自然使卡夫卡首先同存在主义发生了联系，存在主义者认为，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此后，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纷纷寻根，找到了卡夫卡：荒诞派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看到了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者看到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者看到了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把他納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总之，卡夫卡形象首先是在法国受到追捧，然后在全世界风行，并被各种思潮和流派奉为宗师。 侨易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这里的物质位移，乃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重要的文化区结构差之间的位移过程，如此导致个体精神产生重大变化。精神质变是一切社会变动的起因……”侨易学远非一个文学问题，甚至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了。它不仅解释世界，最终还必将改变世界，在“物质-精神-社会”环环相扣的变动关系中，侨易学的创建者最终期待的也许就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了。卡夫卡形象的侨易是通过卡夫卡作品的翻译、出版、传播而发展形成的。如果没有卡夫卡作品的物质位移，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各地读者随之发生的精神质变。如果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看，“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卡夫卡形象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都是异国的，是一个出自犹太民族的形象，当然，他并非是卡夫卡自己创造的形象。但是由于卡夫卡与他的创作是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的创作也就是卡夫卡自己。卡夫卡是一位保险公司的职员，一个业余作家。青年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二、卡夫卡形象在非洲和日本
卡夫卡形象与20世纪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举凡20世纪的大灾变都可以与卡夫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又常常成为20世纪各种重大问题的源头或例证。对于卡夫卡来说，果真是时代的悲哀成就了他。如果没有德国纳粹的统治，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没有斯大林的独裁，卡夫卡便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和意义。“正如同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帮助他成了一名作家一样，整个欧洲所经历的创伤也帮助了他的作品使其成为欧洲20世纪文学的基石之一”。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但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经历了一系列的灾变之后，卡夫卡一夜成名。套用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的那个著名的开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表述：“一天早晨，弗朗兹·卡夫卡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卡夫卡与卡夫卡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形象，于是乎在全世界风行起来。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因为卡夫卡父亲的形象既可以是弗洛伊德“杀父娶母”情结中的父亲，也可以是某种官僚体制、专制制度，乃至权威的象征，甚至可以直接等同于基督教或犹太教中的上帝。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的父亲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后来积蓄了一份财产，成为中等的服饰品商人，以后又当了小工厂的老板，为人自信而偏执。他一心要把卡夫卡培养成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尽管卡夫卡全然无心于此。这使卡夫卡觉得仿佛同父亲的斗争就是全部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36岁的卡夫卡曾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回答他为什么畏惧父亲，但写信时战战兢兢，结果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恐惧的意思：他已经被对父亲的恐惧压迫得说不出话来，但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使他想给父亲写这封信。卡夫卡在信中写道：“在我的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就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便是卡夫卡的三个世界：我的（奴隶的）世界、父亲的（统治者的）世界和其余人幸福自由的世界。卡夫卡在这个被撕裂的世界中，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在这封信里，卡夫卡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同时也是法官。
这封长达四万五千字的信最后没有送达卡夫卡父亲的手中，卡夫卡的母亲没有将这封信交给自己的丈夫，卡夫卡的父亲没有机会读到这封信，我们当然也就决不指望卡夫卡父亲的回信了。这样看来，在卡夫卡父子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中，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一直是缺席的，他没有丝毫辩白、回应的机会，父亲的形象完全取决于儿子的一面之词。这对于卡夫卡的父亲似乎是不太公平的。有鉴于此，1984年，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模拟赫尔曼·卡夫卡的语气，写了一篇接近独白形式的作品《父亲的回信》（Letter from His Faiher），父亲在信中指责卡夫卡过于强调自己的委屈，却不肯宽容别人的弱点。她认为，卡夫卡父亲的过错主要在于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大喜欢阅读：他还非常忙，每天需要在商店里工作12个小时：再加上卡夫卡的作品具有20世纪初先锋派艺术的特征，根本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因此，卡夫卡对父亲的控告仅是一面之词。“在这场审判中，卡夫卡既是雄辩的律师，又是法官、陪审团，他对事情的真相毫不怀疑”。卡夫卡的形象旅行到非洲果然呈现出另一副面孔。显然，在戈迪默那里，卡夫卡父亲的形象更值得我们理解和同情，
2002年年底，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1949-）出版了一部小说，名叫《海边的卡夫卡》。看来，海边确乎出了个卡夫卡，这个海边的卡夫卡应该是另一副形象吧。卡夫卡形象从布拉格来到了海边，而且这一次是东方国家日本的海边。果然，小说的主人公叫田村卡夫卡，卡夫卡陡然有了一个日本名字。村上春树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十五岁少年。他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辍学离家，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年龄在十五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这个田村卡夫卡还真有点像卡夫卡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中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16岁的卡尔·罗斯曼被父母送往美国，因为一位女仆引诱他，并生了他的孩子”。卡尔·罗斯曼只身来到远隔重洋的美国，开始了自己孤苦的求生、历险、磨难生活。就“一個少年离家独自漂泊”而言，海边的卡夫卡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卡夫卡形象摇身变成了一个日本少年的形象。 这个为自己杜撰了一个名字“田村卡夫卡”的少年显然读过卡夫卡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城堡》、《诉讼》、《变形记》，还有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必然是指卡夫卡的著名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但除了卡夫卡，谁也写不出那样的故事”。《海边的卡夫卡》中那个“猫杀手”琼尼·沃克，搜集猫的灵魂制作特殊的笛子，这里所展示的残酷和冷酷与《在流放地》的叙述风格颇为接近。
小说中一位女性人物佐伯在19岁时写了一首歌，她自己一唱走红，歌名叫《海边的卡夫卡》。
歌词如下：
你在世界边缘的时候
我在死去的火山口
站在门后边的
是失去文字的话语
睡着时月光照在门后
空中掉下小鱼
窗外的士兵们
把一颗心绷紧
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
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
当心扉关闭的时候
无处可去的斯芬克斯
把身影化为利剑
刺穿你的梦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海边的卡夫卡，更像是梦中的卡夫卡，海中影子式的卡夫卡，后现代碎片式的、重叠式的、变幻莫测的卡夫卡，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一点倒在不相关中接近了卡夫卡思想和创作的实质。
小说开头的引子题为《叫乌鸦的少年》，似乎在影射作为“穴鸟”的卡夫卡。但穴鸟与乌鸦显然不同。卡夫卡（Kafka）名字的发音与表示“鸦”的捷克语“kavka”相同。捷克语卡夫卡（Kavka）与德语Krahe一样，大概都来自鸟叫声的拟音。但这里的“鸦”并非就是指乌鸦，通常认为是“寒鸦”（Dohle），或穴鸟。当年经营妇女时装饰品店的赫尔曼·卡夫卡的信笺和信封上就压印着这种鸟的浮雕。在《海邊的卡夫卡》的男主人公看来，“谁也不肯帮我，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肯帮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为此必须变得强壮，如同失群的乌鸦。所以我给自己取名卡夫卡。卡夫卡在捷克语里是乌鸦的意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田村卡夫卡出走的过程中，帮助他的人比比皆是：在长途大巴上萍水相逢的名叫樱花的女子、甲村纪念图书馆工作人员大岛、他的哥哥、馆长佐伯等，都曾对他伸出过慷慨无私的援助之手。而在卡夫卡小说中，主人公们远没有这样的幸运和机遇。看来，田村卡夫卡与布拉格的卡夫卡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差异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相似。村上春树笔下的卡夫卡几乎具备了当下流行小说主人公所应当具备的一切品质：大胆、勇敢、机智、聪慧，讨人喜欢而又性感，这保证了小说风行一时。
卡夫卡形象在非洲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无论对于非洲还是日本，卡夫卡都属于异国形象。“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了，宣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所有的异国形象在侨易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或者变形。卡夫卡形象在全世界旅行，这种变化或变形自然亦不可避免。
三、卡夫卡形象在中国
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巨大，甚至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品格和特征，而这与卡夫卡形象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密不可分。大约在1979年后，卡夫卡及其作品曾引起中国当代读者，尤其是当代作家的惊讶和不解，并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是1930年由赵景深撰写的有关文章，以后孙晋三、卞之琳、萧乾等也在他们的著述中简短地评介过卡夫卡。1948年，天津《益世报》刊登的由叶汝琏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大概是国内对卡夫卡所写的文字的最早翻译。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1979年，《世界文学》刊登的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评介卡夫卡的文章。这以后，卡夫卡形象迅速在中国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1981年底，钱满素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文章，宣布卡夫卡在世界上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卡夫卡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包括宗璞、余华、格非、马原、徐星、刘索拉、皮皮、蒋子丹、残雪、莫言等，因此有作家说：“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作家而已。”卡夫卡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和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而言，卡夫卡的影响力同样是无远弗届：从1980年袁可嘉等人介绍卡夫卡开始，经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卡夫卡热’，再到当下以谈论卡夫卡为时尚的文学潮流，这位生前寂寂无名的小说家业已重塑了中国当代的文学版图”。1987年，刘再复宣称：“在德语文学方面，可以说，歌德已让位给卡夫卡。多年来卡夫卡一直成为一些作家的热门话题，他被视为是现代派的第一个大师。他的作品使我们了解到西方文学中对人性的认识已达到怎样的深度。不仅上帝死了，自己也死了，不仅现实是荒谬的，而且人自身也是荒谬的，人常常不是一条龙，而是一条虫。这些观念至今还使我们感到惊骇，促使我们深化对人的思考，因为我们的作品一般总是要证明自己是‘龙种’，是壮汉、是英雄，而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是荒谬的，可能只是一条‘虫’。”随着中国对卡夫卡的译介与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熟和系统，卡夫卡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持久和全面。 卡夫卡形象不仅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也同样深远，几乎遍及各个领域，譬如电影、音乐、绘画、传媒、旅游、餐饮、房产、家具、装饰、婚纱摄影、女鞋等。从“卡夫卡在中国”到随处可见的“中国的卡夫卡”，卡夫卡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的一个时髦先锋的文学形象，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无论你走到哪里，不经意间就会与卡夫卡形象不期而遇。
2006年女作家虹影出版一本散文随笔集《我与卡夫卡的爱情》。其实，这本书基本上与卡夫卡无关。除了书前有一则简短的引言《我与卡夫卡的爱情》外，便再未出现过卡夫卡的名字以及任何有关卡夫卡的信息。这则引言全文如下：
卡夫卡一生好像没有碰过女人，或者说，没有女人有勇气爱上他。我现在的勇气，晚了一个世纪，卡夫卡现在已是个符号。这个符号怎样影响别人，不知道，但对我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记号。经过他常去的酒吧，我看见他忧郁的脸，似乎望着窗外在沉思。我带了一枝玫瑰，阳光下我的身影覆盖左右的台阶，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歪斜，一步步走到这儿。他看见了我，不安起来。我也不安，进去，或是离开，我的脚在原地徘徊。“你手里这枝玫瑰，就是你如何呼吸的证明。”他说。
不错，一个世纪了，玫瑰还盛开着，难道不是奇迹？
于是我写下一封封信，但愿不过分，但愿你有耐心看完这些象形文字。
原来在虹影那里，卡夫卡已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重要记号”，一个有着“忧郁的脸”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作家。生前默默无闻的卡夫卡看来创造了奇迹。卡夫卡形象已被人们变得越来越实用和平庸，这种实用和平庸已经足以成为人们猎奇和赚钱的工具。
2016年9月25日，高晓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不读卡夫卡，算什么文艺青年？》。高晓松说：“在我成长的年代里，如果一个男生连卡夫卡都没看过，是没办法追到女生的。当时文艺青年最占上风，那时还没有什么富二代，也没有什么海天盛筵，文艺青年们经常在户外的草地上聊天、弹琴。聊天一定要聊到卡夫卡、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有一部长篇小说就叫《海边的卡夫卡》。可以说我们是在卡夫卡作品的伴随下成长的。”“那时读卡夫卡完全是怀着那种我必须看下去的心情去看的，要不然还能算是文艺青年吗？其实我当时读卡夫卡并没有特别深的感受，就像《城堡》这种小说，冗长极了，我记得看的过程中我睡着了七八次，但还是要坚持着看完，因为是文艺青年就一定要读卡夫卡。”卡夫卡形象就代表着文艺、新潮、先锋、有文化。卡夫卡形象与村上春树纠缠到了一起。卡夫卡形象通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来到中国，不过却变成了另一种形象。
今天的布拉格，卡夫卡已经成了这座城市重要的旅游资源，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来这里进行一次“卡夫卡旅行”。他们可以漫游卡夫卡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可以循着他昔日的足迹走遍布拉格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走进卡夫卡快餐馆，和卡夫卡共进午餐，甚至可以吃到印着他的脸的巧克力。他们可以在街头随意买到印有卡夫卡头像的T恤衫，可以买到带有他形象的磁盘、木雕，以及各種印刷作品。卡夫卡的形象已经完全被市场化、商业化、旅游化了。
非洲出了个卡夫卡，海边出了个卡夫卡，中国出了个卡夫卡，卡夫卡出现在世界各地，卡夫卡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漫游。我们还期待着出现更多的卡夫卡，河边的、山上的、城市的、乡村的……。看来，卡夫卡果然无处不在、阴魂不散。然而，有一点我们似乎应该明白，真正的卡夫卡其实是不可模仿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说过，“有无数的人尝试着像卡夫卡那样去写作，而他们所有令人沮丧的失败，反而只是突出了卡夫卡的独一无二，一种空前绝后的、绝对的原创性”。布拉格的卡夫卡只有一个，但布拉格之外的卡夫卡形象却可以无限多。这些形象千变万化，充满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们对差异性的研究必然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更好地认识文学及所有艺术创造活动，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适于居住且更加易于理解，我们重新创造一个世界。‘人诗意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用侨易学的理论来说，就是“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精神质变引发社会变动，从而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稍稍美好一些，更适宜人类的居住和理解。
作者简介：曾艳兵，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