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的层面而言，关于税制改革的理由，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如下的事实可能是必要的：
　　环顾一下身边的世界并审视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税制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包围我们的各种经济制度中，税收制度的变化频率可能是最高的。此其一。
　　税制改革之所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税收制度的变化频率之所以最高，其最基本的原因无非在于，税收制度必须植根于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必须跟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进程。此其二。
　　诞生于1994年的中国现行税制，至今已经有了15年的历史。这15年来，虽然免不了修修补补，但基本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绝对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可以说，现行税制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偏离。此其三。
　　在当前的中国，税收制度同其赖以依存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相匹配现象，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若不对税收制度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税收制度肯定会伤害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此其四。
　　进入到具体层面，其表现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仅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所能举出的例子，就有如下几条：
　　比如，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现行税制的格局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流转税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70％上下。这样的税制格局，对于有效地取得收入，当然相对有利。但是，对于有效地调节贫富差距，则就不那么有利。这是因为，由诸个税种所构成的税制体系就像是一个交响乐队。每个税种的共同任务虽然都是取得收入，但除此之外，每个税种也都有其特殊的角色定位——担负着不同的任务。相对而言，直接税较之间接税，具有更大的调节作用。间接税较之直接税，则具有更大的收入作用。所以，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升中国税收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并使其同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应当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
　　又如，就直接税的布局来说，目前能够纳入现行直接税体系的，主要是处于流量层面的个人所得税。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鉴于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要通过流量和存量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并且，存量是基础性的，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流量。尽快开征财产税，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从而建立起至少在收入和财产两个层面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显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再如，就具体税种的制度设计来说，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表面上是一个税种，但实际上，它是由11个类别的个人所得税构成的。如此的税制格局，其优点是，便于源泉扣缴，不易跑冒滴漏，故而收入功能色彩浓重。但缺点是，不适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故而调节功能色彩淡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加总求和所有来源、所有项目收入的基础上的综合收入差距。将个人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分别就不同类别征税，固然也能起到一些调节作用，但毕竟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挂一漏万。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要实行综合所得税制——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所有的所得综合在一起，一并计税。这既是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历史演变的基本轨迹，也应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取向。
　　还如，就税负水平的设计而言，如果说，在15年前，我们必须以偏高的“法定税负”水平来实现既定的“实征税负”目标。那么，在15年后的今天，随着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纳税人诚信水平的逐步提升和“实征税负”与“法定税负”之间距离的迅速拉近，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留有以往那么大的“征管空间”了。并且，鉴于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目标，更鉴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局已经到了为企业和居民适当减负的时候，因而，把相对偏高的“法定税负”降下来，从而让中国税收回归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契合的正常增长轨道，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与时俱进的税制改革行动，把“十一五”规划已经绘就的新一轮税制改革蓝图付诸实施，使我们收获一个可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匹配的税收制度。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