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把考场当秀场的第三任一把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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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4日,昆明市晋宁县一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与项目所在的富有村村民发生冲突。该事件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引发各界关注。刚上任两个月的高劲松成了“救火队长”,他几次赶赴富有村安抚群众,还把该村定为自己的联系挂钩对象。高劲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列席会议的县区委书记“认真对照焦裕禄、杨善洲等先辈先进,想想权力从哪里来。”
  权力从哪儿来,高劲松恐怕并没有想清楚,但怎么去的世人皆知。晋宁“10·14”征地冲突事件仅仅半年后,他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
  作为当地连续落马的第三任一把手,有人评价其称,“救火队长”不好当,弄不好反而引火烧身,落得和前任同样的下场。
晋宁“10·14”征地冲突事件仅仅半年后,高劲松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

“救火队长”踌躇满志


  一地的政治生态在连续遭到破坏后亟需改善,作为敏感时期的第三任,他们往往临危受命,到任之初身负“救火队长”之责,还有不少是“空降兵”身份。
  高劲松上任后,其就职演讲曾让一名退休干部深受感动,“省委决定我到昆明担任市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唯恐有负重托、有负使命。”
  此话有迹可循——在其上任前一个月,前任张田欣落马。比起高调的前任,高劲松在昆明留下的口碑比仇和好一些,不少人认为其低调务实,与前任的风格截然不同。
  作为省委特派的“空降兵”,为了尽快打开局面,高劲松甫一上任就四处走访、调研,充当起“救火队长”。他提出了一些“灭火措施”,一改往日低调做派,频繁在当地媒体上亮相,许多人感觉他“好像一下子冒了出来”。
  当地媒体人称,2014年7月16日,张田欣被宣布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同一天,时任曲靖市委书记高劲松召集多家媒体参加座谈会。会上,他没有照读讲话稿,而是夸耀自己的政绩和口碑。几名参加了此次座谈会的媒体人回忆,虽然那时尚未任命,但高劲松已经在为自己调任昆明造势了。赴昆明任一把手后,高劲松便拜访昆明各大媒体,努力与媒体维持良好的互动。
  一开始便营造自身良好形象的不仅是高劲松。
  2007年7月,时任安徽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杨振超赴淮南担任市委书记。他的前两任市委书记陈维席和陈世礼此前先后落马。作为安徽土生土长的官员,杨振超的简历中不仅有60后的“年轻”标签,还有着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等标签。外界对其颇为看好。
  “救火队长”杨振超上任后便开始在当地“厉声反腐”。对于前任造成的官场余震,他多次在会上强调,“把握为官做人的底线,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依法依纪惩治腐败,要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淮南因煤而生、依矿而建,前两任市委书记落马导致的官场持续地震,也让这座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发展方面面临极大的压力。杨振超主政后,提出了“改变长期形成的低端、粗放的发展方式,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求新求變的发展理念得到了当地一些人肯定。
  作为被上级委任的“救火能吏”,往往能在赴任履新之初迅速打开局面,但在其显赫的政绩背后,也潜藏着风险。
  2013年3月,衡阳破坏选举案案发,数百名党员干部涉案。时任怀化市委书记的李亿龙临危受命,赴任衡阳市委书记。此前,深涉贿选案的原市委书记张文雄和童名谦都已落马。李亿龙在就职大会上表示,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社会稳定好,把衡阳发展好。
  如何收拾衡阳官场震荡留下的残局,考验着李亿龙。在主导调查破坏选举案中,李亿龙负责的谈话对象,一般都约谈了10次左右,最多的谈了近20次。2013年6月底,衡阳党建网挂出一份长达4500余字的干部任免通知,一口气宣布了100多名官员的任免决定。此后三个月内,衡阳又密集公布了数百名干部的任免通知。
  以大刀阔斧的魄力整治破坏选举案后的政治生态,李亿龙受到上级肯定。可这种魄力慢慢蜕化为霸道。他在处分干部的同时,又提拔了一批顺从他的干部,在人事安排上可谓独断专行。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认为提拔某干部不符合程序时,李亿龙直接训斥:“让你提拔就提拔,信不信把你免掉。”被寄予厚望的“救火队长”在当地点起了“邪火”。

暗流涌动


  前两任连续落马后,第三任继任者往往面临复杂的政治生态,如何在荆棘丛生中盘活“烂摊子”,进而“逆袭”,是一道复杂的考题。
  履新淮南之初,杨振超便遭遇了一瓢冷水——搭档市长曹勇跟他“不搭”。一次,杨振超安排政府办公室一名干部,在当地市委市政府指定接待宾馆为其虚列招待费,相关账单报销时被曹勇拒绝签字。性格非常强势的曹勇,让作为一把手的杨振超,在淮南5年多时间里几乎无所作为。也因此,杨振超在当地留下了“不作为的庸官”印象。
在十八大后安徽各地掀起的反腐风暴中,淮南是为数不多的原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双双落马的地级市。

  如果说杨振超是身为一把手却没有存在感,那么李亿龙则是因为其“一霸手”的作风给当地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李亿龙在当地有“换字书记”的名号。这源于其履新不到一个月,便将《衡阳日报》沿用了数十年的报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变脸”三次。其自诩的“霸蛮”作风可见一斑。
  李亿龙不仅充当“地下组织部长”,其膨胀的权力还招来商人的围猎。私下里,当地一些私企老板开始巴结,而他也来者不拒,与之称兄道弟,一些工程项目,随手一指就给了谁。   李亿龙的亲属也成为围猎对象。其女李璇伙同熟人张承轩,借用打招呼等方式,促成其节能路灯项目在怀化落地,事成后按照项目合同金额的8%收取了对方高达300万元的“咨询费”。其妻杨岚也借用他的影响力,为他人在承揽工程、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
  继任者的风格迥异,有人强势,迅速打出一片天地,有人却无力“接盘”。
  比如高劲松,他在昆明上任时,虽然被赋予厚望,但接过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彼时,仇和时代透支式发展留下的隐患,以及张田欣任上的毫无建树,让昆明之前被掩盖的多重矛盾集中爆发。声势浩大的呈贡新区被媒体称为“鬼城”,尚未摆脱靠卖土地过日子的窘境。而投入巨资的滇池治理也远未达到预期目标,昆明市分管滇池治理的领导一度还被国家环保部约谈。此外,多个城中村遗留的半拉子工程也成了对他这个继任一把手执政水平、执政智慧的考验。
  高劲松落马后,可从法院判决书中得知,他早在2000年起就开始受贿。在昆明五华区、玉溪、曲靖等地任职时,他已在项目贷款、土地置换、工作调动等方面为人谋利,大肆受贿。但昆明当地官场人士指出,即便高劲松在就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前没有违纪,在当前面临的种种发展瓶颈下,他也有多道难以逾越的坎。

重蹈覆辙 末路唏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连续两任前任落马后,新任一把手本是肩负整顿吏治、激浊扬清之责,然而不少“救火队长”最终也出现在落马名单上。
  “救火队长”重蹈覆辙,有的出人意料。比如一向低調的高劲松在出事前,坊间基本没有什么传言。听到他落马的消息,许多人都感到吃惊。一名昆明媒体人看到同行发来的微信后,还特地打过去问:“消息是否确切?”
“两面人”李亿龙还曾给党员干部们上过廉政党课,大谈要正确用权守官德。

  而有的人则早已露出了落马迹象。
  2014年4月17日,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熟悉太原政界的知情者透露,申维辰被查,与其在太原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涉嫌贪腐、在地产开发上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不无关系。
  在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申维辰多次因地产开发问题遭市民非议、举报,其在太原市龙潭片区旧城改造拆迁过程中,涉嫌廉价变卖国有土地给地产商,并在龙潭片区动迁过程中存在强拆等情况。
  就在申维辰落马前后,山西省多名官员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这些官员中,大都曾在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在与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管理有关的政府部门任职。
  申维辰落马是因为被当地群众举报,而杨振超则是被死对头拉下马。
  2016年2月28日至4月27日,中央巡视组对安徽等四省开展“回头看”。此后的5月24日,杨振超被查。而他的落马也早有迹象,因为此前,其在淮南的“搭档”市长曹勇于2014年11月涉嫌严重违纪被查,2015年7月被“双开”。
  死对头曹勇遭查处后,其亲属甚至常住北京,长期向有关部门举报杨振超的违纪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安徽政界即有杨振超可能会落马的传闻。
  “救火队长”们曾被上级寄予厚望,但迷失初心的他们最终走向了“断头路”。
  高劲松在多地任职“低调”贪腐后,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落马,共收受他们财物共计人民币1191万余元,最终因犯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30万元。
  “两面人”李亿龙还曾给党员干部们上过廉政党课,大谈要正确用权守官德。但在2016年3月,中央对湖南省开展巡视“回头看”,期间巡视组不断听到李亿龙“为霸一方”的故事。李亿龙在被湖南省纪委带走的当天,衡阳下辖的一县级市市长还给他送上5万块钱。可见“救火队长”治下的衡阳政治生态“恶化”之深。落马后,李亿龙在其忏悔书中承认了自己在选人用人、工程建设、个人作风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从“救火队长”到阶下囚,这些身负重塑当地政治生态之责的市委书记上任之初踌躇满志,做足了表面功夫,不久便原形毕露,露出了贪婪本质,最后栽倒在腐败泥沼中。如此重蹈前任覆辙,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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