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1978年开始，随着国内气氛逐渐松弛，几十年来单一的苏联学院派写实主义风格出现裂痕，1979年洛杉矶帕萨迪纳的“亚洲太平洋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现代艺术展，“伤痕”占多半，其他是模仿西方各种形式的作品，从印象派到波普都有一点，当时并没有受到西方收藏家的重视，基本没有什么市场价值。跟着就是装饰性强、情色味道很重的“重彩画”出现，居然几年之内喧宾夺主，在美国商业绘画中出尽风头。
　　顾名思义，“云南画派”就是来自云南省的一个画派，其实内情要复杂得多。我们都记得曾经有一阵子在美国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装饰性风格的画，卖得极好，是用正方形的“高丽纸”画的，线描重彩，题材多半是半裸的少数民族少女，纸面肌理很特别。跟着就是“云南画派”这个术语的出现，术语的创造者是一位美国艺术评论家朱安·科恩夫人，1988年她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中国新艺术：异情和情色“云南画派”》。科恩夫人曾经跟随自己做律师的丈夫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因为是学艺术史的，因此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兼任一些讲座，有机会认识了一批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艺术家，写过一本《新中国绘画： 1949-1986》，应该是“文革”后第一本由外国人写的英文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回到美国后，科恩夫人受商业画廊的委托，写了这本“云南画派”，那本书的出版商是芬格赫特公司；老板叫艾伦·芬格赫特，就是“云南画派”的核心画家蒋铁峰的画商。接着，又有评论家克罗兹在《洛杉矶时报》发表长篇评论，其时我刚刚从费城转到洛杉矶教书，有机会接触整个过程。
　　高丽纸是重彩画的基础，用稻草为主要原料做的，原来东北人冬天糊窗户用的，现在去故宫西六宫参观，还可以看见皇宫房间外面是用高丽纸糊的。因为是窗户纸，因此纸厚且韧，可以用很稠的颜色反复渲染也不破，甚至用西洋的水粉颜色、丙烯颜色都可以受得住，是接近宣纸中尺寸最大、价格最低廉、韧性最好的一种土造纸。不过如果用来画水墨，就没有宣纸独有的那种笔墨细腻感，始终未被国画界采纳。这种纸据说是1950年代黄永玉偶然发现可以用来画重彩，张仃先生后来也用，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画大宣传画，也因为价格特廉用高丽纸。文革后有人尝试在高丽纸上画油画，纸张吸收了所有的油，毫无光泽，也是一种风格。不过真正把这种纸张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还是蒋铁峰。
　　蒋铁峰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高材生，师从黄永玉，师生关系很好。黄永玉当时作木刻，铁丝一样的线条，极具线的张力，蒋铁峰受影响很深。他毕业后到云南昆明的出版社工作，开始用高丽纸画，铁线勾勒，重彩渲染，题材往往是体态丰腴的女性，非常养眼。“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第一批这样的画在国内报刊发表，一时轰动。
　　蒋铁峰是一位低调的画家，关门画画，闲下来就打打乒乓球，不烟不酒，也不喜应酬。画得好且勤快，因此作品数量很大，80年代初期受画商邀请去美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作品和资金了。开始在明尼苏达关门作画，之后再来洛杉矶，住在一个叫做阿尔罕伯拉的小城市里，这个时候他的重彩技法已经很熟练了，在纸上用揉皱、皴擦、反面上色各种方法，肌理越显复杂。
　　蒋铁峰影响了周边一批大陆画家，如云南的区欣文、刘绍晖、丁绍光等。其中不乏很有个人特色的画家，比如中央民族学院的刘秉江、周菱、秦元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肖惠祥，湖北美术学院的唐大康，其中丁绍光的商业意识最强，风格艳俗，因此更容易讨人喜欢。他的画商叫做西格尔，绝对是要把市场做大做炫的犹太人。1988、1989年前后，重彩画在美国形成了芬格赫特、西格尔对峙的局面，偌大的洛杉矶艺术展入门位置，两个画商摊位对面抗争，场地庞大，我们这些从国内刚刚去西方的人还不习惯艺术市场这种运作的方式，真是有点目眩，没有多久，原作画价达到几十万美元一张，有限印刷也数千美元一张，是当时国内来美国发展艺术门类中价格最高的一类。
　　国人有个习惯，就是什么卖得好就一窝蜂上，质量拼不过，就以低价争夺市场。重彩画当时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本来蒋铁峰开始探索的时候，我们都看好发展前途，几年之内居然一大批人搞量产。1993年我去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看画展，有个画廊老板私下找我去看看他从大陆收回来的一批重彩画。去到他的画廊里，打开画柜，里面竟有几百张之多，是大陆一些美术学院的学生模仿丁绍光画的，收购价仅仅是几十元人民币一张，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重彩画的日子可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