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把北平带进1949年。根据傅冬菊最新报告，由于她和刘厚同的劝告，加上邓宝珊的到来，傅作义心情似乎平静了很多。不过，他仍然没有作最后的决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接收傅作义部队的具体条款和政策。当傅作义、邓宝珊一筹莫展时，共产党在城外的解放军和城里的地下党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目标是在武力解放的军事准备下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但是，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北平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了。

共产党亮出底牌

　　根据北平地下党发给城工部的电报，毛泽东了解到傅作义在失去第35军主力和被列为战犯的双重打击下心里极端苦闷。在分析了傅的现状和平津的军事形势后，毛泽东认为逼其放下武器，再次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1949年元旦凌晨，李炳泉接到命令立即去见林彪和聂荣臻。林彪向他传达了一封密电——《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后被称为“元旦六条”）。林、聂要求他火速回北平当面向傅作义转达文件的内容。电报由林口述，让李听写下来。凭着博闻强识，李把这份四五百字的密件反复背诵给林和聂听，直至对方满意后，才把记录稿当面烧掉了。次日，天刚蒙蒙亮，李炳泉启程返回北平。由于两军交战，不仅前沿阵地险象难料，还要通过雷区，临行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我被敌人逮捕，请党为我接上关系。”林彪说：“你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949年1月3日，李炳泉刚到北平，便通过李腾九紧急面见傅作义，口述密电。在场的还有邓宝珊、刘厚同、王克俊、李腾九等人。通过这份电报，共产党终于向傅作义“交底”了：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也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些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把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接受。……
　　傅作义认真地听着，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党考虑得很周到，结局可能比此前想象的还要好很多。
　　作为地下党员，李炳泉必须向学委领导汇报此行情况。虽然他出城才两周，原有的联系人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李炳泉找不到王汉斌，找不到派他出城的佘涤清，也找不到刘时平了。人都去哪儿了？想来想去，他只知道李忠的住处，于是撞运气去了东黄城根李家，要求立即找到上级。这里恰巧是父亲和傅冬菊每天约见的地方。一会儿，李忠把父亲找来了，李炳泉迫不及待地问：“我找谁都找不到，只好找到这儿来。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平静地说：“佘涤清和刘时平已经被捕，联系傅作义外围关系的只剩下我。你这次回来是什么任务？”李炳泉作了详细汇报。父亲问：“傅作义听后有什么反应？”“他什么也没说，只说知道了。可我看各位的表情，他们显得轻松了很多。”“是啊，他们怎么可能当着你面说出心里话？轻松就是好迹象。”按照平津前指的要求，传述密件的任务完成后，李炳泉必须立即返回。他得再次孤身穿过国民党军防区和国共军队对峙地带的雷区，父亲则必须在特务眼皮下把争取傅作义的工作进行到底。分手时，二人相互只是说了两个字：保重。尽管胜利在望，但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北平地下党中只有极少人参与了策反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大部分时间留在蓟县平津前指，现在佘涤清和刘时平又突然被捕，城里负责策反的担子就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肩上。

　　据李炳泉口述的密件，对于第二次谈判，中共希望民盟负责人张东荪出马;由于对傅部谈判代表崔载之印象不错，欢迎他再次参与;另外提出傅作义还要选派一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高级军政干部）一道秘密出城，议来议去，傅作义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华北“剿总”地政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周是傅的老乡，毕业于法国图鲁兹大学法学院，是傅部学历最高的军官。在抗战期间以及停战调处期间，他都代表傅作义和共产党谈判，熟悉共产党的做事风格，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考虑到民盟能在国共之间起协调作用，傅作义对张东荪的出面也很看重。他派王克俊把张接来面谈，就“言和”达成一致。

第二次谈判

　　1949年1月5日，父亲从邓宝珊处得知傅作义已决定于次日派周北峰去平津前指谈判。鉴于保密局对傅作义全面监视，行动必须绝对保密。除了周北峰，民盟负责人张东荪也将作为第三方参加谈判。考虑到第一次谈判中崔载之和李炳泉出城的曲折，这次周、张的行程都由父亲亲自安排，也就是说北平地下党要为和谈的保密和安全负责。父亲立即报告城工部，和城工部商討出城的路线、时间和暗号。接着，马不停蹄去西城李阁老胡同见张东荪，约他第二天一早在那里等候周北峰。从张家出来，父亲又和傅方人员商讨通过两军防区的细节。每个细节都是重要的，无论是走漏消息、发生误判还是任何节外生枝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天色渐渐发白，父亲熬了一个通宵，总算把谈判代表在路上的接头细节全部落实了。 　　1月6日，正逢农历腊月初八，天还没亮，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再也睡不着了。他到中南海接上周北峰，然后直奔李阁老胡同张东荪之子张宗炳教授家。为严格保密，王克俊事先没有把具体安排告诉周北峰。所以，王克俊对张说的那番话周北峰没听明白，只听出他们为了这次的行程已经讨论多次了。最后，他听见王说：“那好，既然张先生已经准备好了，就和周北峰将军坐我的车走吧。”说完，王把车和司机留下就走了。
　　这时，周北峰看到张家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张东荪连忙向他介绍：“这就是北平地下党代表崔月犁。”原来，父亲一大早就在张家等候了。見到周北峰，他上前一步热情地握着对方的手说：“周先生，我们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表示欢迎。”周北峰很激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北平共产党方面的人，想先和父亲多谈谈。父亲笑着对他说，这次没有时间谈了，出城的时间、路线、接头暗号均已约定，不能耽搁。“您二位这就走吧。我们已经把你们的行程安排好了，出西直门，直奔海淀，在那里就有我们的人接。”父亲又说：“我是按党的指示，在此与你会面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多多保重。记住，联络的暗号是‘找王东’。”“王东”者，谐音是往东，谈判地点蓟县在北平以东。
　　父亲把一面临时做的小白旗交给周北峰，说：“把这个带上，过火线的时候，你们就晃着它走。”这面旗是用张东荪孙子的小床单绑在他的玩具红缨枪上做成的。全部安排交代只用了几分钟。周北峰接过这面小旗，还是不放心，总觉得交代得太简单，于是问父亲：“我们这边的关卡好办，到解放军那边怎么办？”父亲笑笑说：“已经安排好了。拿这个白旗过封锁线，到了那边就说‘找王东’，不会有问题。”周北峰和张东荪将信将疑地上车走了。送走了二人，父亲马上给刘仁发电报告周与张已前往蓟县八里庄谈判。
　　出西直门后，车子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到了白石桥被禁止前行。这里是国民党军第二道防线，再往前就是战壕了。周北峰让司机回去转告王克俊，他们已顺利通过防区，随后便和张东荪下车步行。从出西直门到战壕，一路都有国民党军军官接应。他们被告知：“只能走大路，不能走旁边的土路，那里有地雷！你们听到枪声就卧倒，等对方招手再前进。”两人夹着皮包，戴着皮帽，拄着拐杖，一副大学教授打扮，小心地前行。穿过战壕，走了不过百米，突然听见有人喊：“站住！”循着声音看去，农研所门口石桥上站着六七个解放军战士。周北峰连忙把小白旗举起来摇着，走到跟前说：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现在要回家。一位班长模样的似乎知道什么，把二人带到了设在海淀镇的指挥所。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了他们，听到周北峰说“找王东”，便安排其吃饭、休息，显然已经接到了通知。然后，指挥所安排车子把周、张送到了西山，在这里见到了抗战时期周曾接触过的程子华，时为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经历了一上午的紧张行程，二人这会儿才松了口气：小白旗和“找王东”还真管用，一路上所有安排都严丝合缝。
　　翌日清晨，两位“教授”乘一辆大卡车，由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前往蓟县。到达时已是傍晚，李炳泉在那里迎候他们。晚饭后，聂荣臻分别与周北峰、张东荪面谈，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中共最关心的内容后迅速向中央军委报告。
　　1月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平津战役总前委成员全体出马和北平来人会谈。周北峰转达了傅作义的四点意见：（一）平、津、塘和绥远一齐解决。（二）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党派的报刊存在。（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军队不要用投降或缴械的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作战中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犯看待;对傅部行政文职和工勤人员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人员过去罪行不予追究，由傅负责。林彪答复：“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问题：由傅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城外的指定地点接受整编;张家口、新保安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傅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两天紧张的谈判完成了。最后把条件具体为：凡傅部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愿意留下来工作的，安排适当工作;要求还乡的，发给资遣费，当地政府不得歧视;对傅作义，不但不当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一定地位，允许编一个军。周北峰回忆说，整个会谈气氛融洽。双方谈判后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
　　返回北平路上，周北峰随身秘藏的会谈纪要险些被守城的蒋嫡系“青年军”搜出，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地交给了傅作义。会谈纪要中要求：傅部在平、津两市皆不驻军，天津驻军调扎青县，北平驻军分驻涞源、三河等县，双方合作一个月后易名为人民解放军，调遣日期为1月20日上午10时。傅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尽管协议对起义有各项宽大政策，但在傅看来，这些只是无奈之举。周提醒他：“最后一段附记所说的各项务必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傅作义来回踱步，一言不发，最后对周说：“你可告诉解放军，你已回到北平。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这句话说得如此不经意，让周北峰担心起来：总司令是不是还想背水一战？就在1月10日，国共在江淮地区的决战——淮海战役以徐州“剿总”覆灭而告终。国民党五大军事集团已去其二，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夹在中间，结局可想而知。

最后的迟疑

　　其间，父亲仍旧定时和刘厚同见面，针对傅作义面临的问题，商量如何说服他尽快下决心。刘几乎天天守在傅身旁出主意。傅作义对刘厚同说，协议中定的调遣的时间太短，恐怕办不到，不如暂不定日期，等林彪派军事负责人到北平后再定日期。刘每周和父亲见面，对共产党的办事方式已经有所了解，他担心傅作义的迟疑不定会使共产党产生疑惑，便果断地答道：“改期则可，无期恐滋误会。”两人商量到了半夜，终于定下行动日期为1月18日或20日。
　　第二天清晨，刘厚同再次要求紧急会见父亲。原来，刘从崔载之处得知新情况，昨晚傅作义发给平津前指的电报依旧没有写行动日期。他觉得大事不好，怕电报造成误判，心急如焚。父亲问：“刘老先生为何事如此着急？”刘解释了没写行动日期的缘由，希望父亲立即转达内情，以免滋生误会。父亲说：“内情我可以转达，但是傅将军如果不按照纪要规定的时间答复，后果不会好的。”在刘厚同的坚持下，傅作义总算照办了。事情并不像刘厚同想得那么简单，毛泽东看重的是傅作义的行动，他不会轻易放弃战机，傅没有宣布起义之前仍然是共产党的敌人。

　　另一个着急的人是周北峰。回北平后，他已经与父亲面谈数次，地点都是在油篓胡同六号杜敬之家。一天，周告诉父亲，南京将要派飞机到北平接运中央军。接到情报后，父亲立即电告刘仁。为防止蒋系部队逃跑，解放军开始炮击天坛临时机场。此时，父亲的情报不仅来源于地下党员，也直接来源于傅的部下。周北峰告辭时，父亲请他转告傅作义，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早下决断。周北峰天天去中南海见傅作义，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提醒他：1月14日午夜是答复最后期限。可每次提到这个话题，傅作义更加闷闷不乐，有意把话题岔开。周北峰不知道他还在等什么。
　　傅作义把天津当作谈判的最后一个筹码，希望天津守军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挡住解放军的进攻。如果再坚持一周，在谈判桌上或许会争取到更好的条件。此外，还有一个难言的隐情：蒋介石已决定在1月21日下野，以便由李宗仁出面与共产党“和谈”。蒋已预感到北平守不住了，但还是请求傅不要在自己下野前让北平易手。为了让自己心里过得去，傅答应了蒋的要求，然而这一承诺却与共产党提出的日期发生了冲突。
　　共产党立足于打，为此做好了各种准备。地下党获得了准确的天津军事布防图。大军迫近城外，完成了攻城准备。在第二次谈判的同时，平津前指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由刘亚楼指挥攻打天津，同时令包围北平的各部队做好攻城准备。北平地下党对城内傅部的各项军事策反任务也已完成。
　　1月11日凌晨，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62军军长林伟俦、国民党第86军军长刘云瀚等人收到林彪亲笔信，要求他们效仿长春郑洞国将军放弃抵抗，限12日晚答复，否则将在13日发起进攻。天津守将中既有傅系也有蒋系，互不信任。两派对天津一战都不看好，可谁也不敢率先言和。于是天津城防司令部报告傅作义，决定据守天津以待傅对全局作出安排，之后收到了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答复：“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天津方面答复林彪：可以商谈和平，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这等于拒绝了最后通牒。
　　天津被围后，邓宝珊紧急要求和父亲会面。夜幕刚刚降临，父亲又来到了南池子北口王家小院。王捷三把这两位客人领进书房，拉上窗帘沏好茶，自己退到院子里陪着邓的副官望风。城外的炮声不时传来，震得玻璃窗瑟瑟作响。屋内，邓宝珊和父亲正在谈话。两天前他们刚刚见过面，没有寒暄便进入正题。父亲已经忙了整整一天，显得有些疲惫。邓宝珊没有注意到这些，情绪有点紧张：“你能不能通知你们的军队先不要打，再给我一段时间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父亲说：“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我可以向领导反映。不过依我之见，留给傅先生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军已经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了，再不下决心就晚了，将来后悔是肯定的。”
　　此前，父亲已经收到了刘仁转发的军委电报。电报中指出，天津攻下后，傅作义有可能起义，现在还应该做两手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谈条件，则武力解放北平。父亲理解，按照军委的意思，他必须让邓宝珊促使傅作义尽快下决心起义，只有快才能有好结果。因此，这次谈话时间很短，父亲说话非常坦诚，他想让邓宝珊知道，犹豫不决只会给傅作义带来不好的结果。邓宝珊没有得到更多的时间承诺，作为军人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满足共产党的条件，武力解决随时都有可能。谈话后，他显得更加心事重重，特别是那句“再不下决心就晚了，将来后悔是肯定的”，让他觉得傅作义的时间可能真的不多了。匆匆话别时，邓宝珊得知父亲要步行回家，便说：“请留步，特务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带你一段吧！”这个意外的举动让父亲很感激，他不推辞便跳上了车。其实，父亲家离王家很近，步行很快就到。按地下党组织规定，他的住址要绝对保密，自然不便跟邓说。车开到了景山东街，父亲说到家了，便跳下了车。邓宝珊在车上看着这位在黑暗中匆匆前行的年轻人，心里很愿意保护他。只是他不知道，下车的地方离父亲家更远了;他更不知道，父亲的两位战友——佘涤清和刘时平已经被逮捕关押在炮局监狱中！

箭在弦上的第三次谈判

　　1949年1月12日，邓宝珊第三次要求会见父亲，见面的地点仍在王捷三家。此时，不仅北平已在包围之中，天津也已经被围。邓宝珊当然不会知道，北平地下党已经把天津城防工事图顺利地送到了平津前指，天津之战稳操胜券。父亲到时，邓宝珊正在等候。解放军对北平的炮击总算停止了，这一定是上次会面后父亲把他的请求报告上级之后得到的回应。看来共产党说话还是算数的，邓宝珊很欣赏父亲言而有信的作风。这次，父亲刚迈进屋里，一见面还未曾开口，邓宝珊已浮现出笑意。他高兴地告诉父亲：“傅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他决定同共产党合作。问题解决后，他心情不错，我把他和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邓宝珊神情轻松愉悦，是特地来告诉父亲这件事的。这意味着，第三次谈判即将开始，这次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正是邓宝珊。
　　父亲将邓宝珊的决定迅速电告刘仁。1月14日上午，邓宝珊和周北峰代表傅作义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谈判地点离北平城区更近了，就在通县西边的五里桥。在此迎候邓宝珊和周北峰的是平津战役最高指挥官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刚一见面，聂荣臻便告诉周北峰：“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一句很平和的问话，让周北峰和邓宝珊吃了一惊。周北峰连忙电告傅作义：林彪已在13日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
　　傅作义收到周北峰电报时，刘厚同也在场。傅问刘：“你如何看？”刘厚同说：“此中必有误会使然，或即前电无行动日期所致。”刘想起两日前父亲对他说的话，“傅将军如果不按照纪要规定的时间答复，后果不会好的”。从父亲的语气中，他知道共产党对期限的严格，唯恐北平和天津面临同样下场，便对傅作义说：“事情紧急，还是应该遵循谈判初衷，令宝珊在谈判中尽责。同时令天津停止抵抗，以不战弥战，可以解除误会。”于是傅作义复电给周北峰：“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实际上是把决定权完全交给了邓宝珊。听了刘厚同的劝告，1月15日8点零3分，傅作义在电话中，“令陈长捷通知林伟俦各军一律自动停战，为消除中共误解，解北平燃眉之急”。只是命令下得太晚了。 　　1月14日上午10点，天津战役打响。1月15日凌晨4点，熟睡中的周北峰被李炳泉叫醒：“天津就要解放了。午夜时，我们截获了陈长捷给傅先生的电话，说天津‘起火’了，傅的参谋长回答‘灭火’，以后就再也没声音了。”
　　天津战火燃起后，刘厚同急得再也坐不住了，紧急约见父亲。经过两个多月的频繁接触，老人家把父亲当成了朋友，也可以说是当成自己人了。他从中南海出来便直接来到吴院长办公室等父亲，要他发报给林彪，替津民请命。1月15日，刘厚同又来见父亲，解释说，傅作义已在电话中令天津各军一律停战，千万不要因天津一战的误会引发北平之战。对话中，刘厚同第一次听到父亲用批评的口气说话：天津之战绝不是误会，是由于傅作义执行纪要的拖延和态度反复不定造成的。刘厚同无言以对，他知道这是朋友间不能解决的问题，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如果傅作义不下决心起义，北平必有战事。两人分别时，父亲对刘厚同说，大家这么多天的努力就是为了和平。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您一定要告诉傅先生丢掉幻想，莫失和谈良机。父亲最后说：“只要共产党和平接管北平，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人民功臣的。”
　　1月15日，天津解放。全歼守敌13万余人，活捉了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和杜建时等高级军政大员。攻下天津就拿掉了傅作义在谈判桌上最后的筹码。在邓宝珊将军和刘厚同的影响下，傅作义终于下决心起义。1月16日，邓宝珊将军代表傅作义接受了共产党的和谈条件，签订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
　　父亲的兴奋溢于言表。他和北平地下党员为配合平津战场军事行动，冒着生命危险为和平奔走了300多天，终于有了结果。父亲回忆说：“傅将军由犹豫到下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将军对促成傅作义将军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当天，父亲立即向刘仁发出急电：“傅先生已同意我和平条件。”据报务员方亭回忆，这封电报发送后没多久，交通员又送来了一份不寻常的电报，字数大大超过一般电文，这就是傅作义将军正式同意签订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它是北平地下党向城工部发出的最长的一份电报。

　　1月19日，双方签署协议：自22日起休战，傅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部共25万人移驻城外，到达指定驻地一个月后接受改编。中央军将领李文、石觉等拒绝起义，要求坐飞机撤离。傅作义答应了他们，但是其所统领的部队都要留下，这个困扰他多时的大麻烦总算解除了。1月21日，蒋介石黯然下野。

“北平方式”的统战奇迹

　　北平和平解放能够实现是一个奇迹。两军对峙，最终以谈判避免几十万军队卷入战火，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第一例，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北平方式”。1949年1月底，北平顺利移交。4月，大军渡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解放。12月，蒋介石飞离成都，永别中国大陆。在此前后，华中、西北两大军事集团覆灭。共产党基本掌控了中国大陆地区国民党所有势力范围，并于10月1日在改名北京的北平举行了开国大典。那一年受北平和平解放的影响，各地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军占歼敌总数的40%以上。和平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厮杀、无辜伤亡和城市破坏，随后大同、榆林、长沙、成都和新疆全区解放均采用了这种方式。
　　当然，军事包围是和平解决的前提，但百战名将傅作义不会因此而轻易屈服。傅作义反复问过参谋长李世杰，同时也是在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怎么能保持住自己的声誉？怎么让部下有个好结局？这些是他在完全被包围时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傅作义的主力第35军被华北野战军歼灭后，美蒋都曾尽力拉拢他。他想过出走，把军权让出。在这个关键时刻，华北局城工部通过北平地下党，坚持不懈每天保持着与傅作义周围重要人物的密切接触，从而对其施加影响。
　　根据有些公开出版物记载，策反傅作义的工作是从1948年11月初城工部北平地下党学委调傅冬菊来平开始的。事实上，这个工作始于1948年早春，只不过最初半年进展并不顺利，但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父亲回忆说：“早在1948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审慎地选择对象，以親友关系谈心、谈形势，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有的条件成熟则发展为共产党员。一年来，我们学委先后联系的能和傅作义‘说上话’的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促使了傅作义将军起义。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方针的正确。城工部领导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父亲凭着过人的能力、为人的诚挚和善于交往的魅力，初次见面就博得刘厚同、邓宝珊、周北峰等人信任。他们把他当成朋友，尊敬他，倾听他，也保护他。父亲通过交朋友得到了傅作义身边人的密切配合和帮助，其力度之大甚至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父亲曾说：有了人品和能力，敌人阵营里的人也会帮助你。他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谈自己的经历。
　　父亲不是爱写文章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很少提及自己，只是说：“李炳泉同志出城后，即由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这时，同志们原来联系的人都交给我联系，以便于全面掌握傅作义的动态和进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谈判阶段，主要通过三个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载于史册的永远是协议签订的日期和签订协议的将军，但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背后有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故事，没有他们，岂有协议？父亲在和平解放北平中是一名无名英雄，他作出的重大贡献鲜为人知。我也是在写作过程中才真正了解父亲是在怎样危险的环境中完成了如此重任。 　　我曾经问起父亲对从事地下工作的感受。父亲说，没有年轻时想象得那么惊心动魄，多数时候是度日如年。“文革”结束后，闲聊起“文革”中的那些事，我问父亲：为什么偏要从根据地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如果留在根据地肯定不会有后来的冤屈。父亲只是笑笑，说那是任务。现在我更了解父亲了，他天性喜欢交朋友，善于和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6年地下工作经历了很多危险，他不后悔，正是那段经历让他的品格和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把他造就成北平地下党的第一线领导人。
　　2014年，母亲已经94岁，我们为她出了最后一本画册。晓彤哥哥起草画册前言时，母亲坚持要把父亲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写进去，这是她生命最后一程最想说的一番话：
　　那是在北平解放前夕，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国民党已觉末日将尽，张牙舞爪，垂死挣扎。我们北平地下党面临着空前的艰难和危险，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及北平的每个角落。我们的电台被破坏，学委工委的领导被捕，许多同志被迫潜伏，许多工作被迫停止。月犁成了特务重点抓捕的对象，他們扬言抓到崔月犁后立即押解南京。但就是这个白色恐怖最嚣张的时候，却有一项不能等待的艰巨重大的任务落在我们肩上，那就是策动傅作义起义，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组织上把这项任务交给月犁，让他直接出面通过傅作义的老师、部下、朋友、医生、家人了解情况并做说服工作。这就是说月犁非但不能隐藏，反而要冒更大的风险。月犁以他过人的勇敢和机智，周旋于虎口间，以他超常的亲和力，潜藏于群众中。

　　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每天把她家里的动静直接向月犁汇报。月犁综合其他情报后每天通过唯一潜藏下的备用电台报告党中央。我的任务就是传递情报，并担任掩护工作。由此傅作义的动向、作息、情绪等细微变化全在我党的掌控中。中央领导对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能如此清晰地了解敌方最高指挥官，是非常罕见的。月犁的冒死工作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全面、及时的情报，最终说服统领六十万大军的傅作义放弃抵抗、逃跑、自杀而弃暗投明。
　　将军百战，靠一战成名。地下党员则是靠他们完成的某一项特殊任务而留名青史。让父亲留名的是他开展地下工作的最后一个任务——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这项任务从1948年春开始，到1949年1月底结束。父亲和地下党学委的战友们一起，在敌特眼皮底下策反了一个方面军。后人评价说，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过程中，父亲是一名优秀的统战工作者。（全文完）（特约编辑：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