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看到“余英时”这个名字，是他的《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出版，风靡一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书也是笔者的案头必备。余英时研究中国思想史，涉及的领域很宽，他的许多著作，都超出了笔者的专业与知识范围，一开始，是被他的文章本身所吸引，他提问的方式、论述的方式以及分析史料的方式，与当时能够看到的大多数论文不同。
　　我们这一代，不少人曾经怀有同样的困惑：我们想摆脱几十年一贯的报刊“社论体”说话方式，可是因为从小在这一套汉语系统里长大，离开它，还不知道找什么话来替代。小说影视经常讽刺拿腔拿调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说人话”，而写论文的人似乎积习难改，那时候，拉个架子说空话、大话的论文还比比皆是，有的杂志甚至非此不登。
　　也许是“局外人”的缘故吧，余英时完全没有这些套套，他的文章都是自然而然、一气贯通，恰如苏轼所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994年，笔者在京都偶然听到他的一次讲演，也印证了从书中得到的这一印象。那天，余英时是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明清社会思想史研究班讲《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他那立论高远、推理绵密、要言不烦的讲话风格以及回答问题时的礼貌和诚恳给笔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概也就是在那前后，张灏、林毓生、夏志清、张光直、何炳棣、许倬云等旅美华人学者的著作越来越多地在大陆流行开来，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资讯发达、往来便利，他们的书每次在大陆被介绍或者出版，都会一时间洛阳纸贵。笔者自己则是从《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现代小说史》《番薯人的故事》这些书中，学习到汉语世界里的另外一些思想、知识和经验。
　　这些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了李怀宇的《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编辑李世文推荐给笔者，笔者一边读一边回忆起这些往事。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在最近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今观昔，在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对话让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今天，回头去看当年这批旅美学者几乎个个有过令人惊艳的出场，未免会感到不可思议。而在很多人眼里，历史的这一页，又似乎到了可以翻篇的时候。但是，如果要讲大陆“后三十年”的学术史，无论这批旅美学者是否亲身在场，笔者想他们的影响力都不容忽视。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说余英时、张灏的思想文化史论述，还有夏志清的现代文学史论述，都曾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意识与新的思考路径。又比如说林毓生对“五四”的研究，也曾促使我们对那一代人的思想、学术，做新的评价和梳理。这批学者去国久远，早已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可是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的敬意和温情，还是提醒了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要有一个历史的、中肯的估价。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虽然有着很深的“中国情怀”，却都经历过西方的学术训练，很多问题的提出，也是在呼应着西方学界，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到西方汉学跟我们自己的学术存在微妙的差别。世事都有因果，对这些旅美学者及他们的著作，认不认同、赞不赞成，是一回事；是不是看到他们的存在、影响，又是一回事。
　　该书作者是一位新闻记者，他访问的余英时等12位旅美学人，笔者虽然有几位是认识的，可是大部分都不熟悉，只是这些年陆陆续续读到过他们的文或书，因此，首先应该感谢作者将这12位学人一一介绍给我们，满足读者“读其书，想见其人”的愿望。笔者一向认为，记者有自己看世界的立场，对学术，也是这样。他们对学术包括学人的看法，不一定就能与学界内部取得一致，可是，好的记者大多有一种可贵的直觉，他们见多识广，看问题格外敏锐，而实地采访的习惯，又让他们始终保持感性，尤其是他们最懂得如何面对大众，所以，当他们用“新闻体”谈论学术的时候，与硬梆梆的学者论文相比，观点要鲜明得多，语言要生动得多，感情也要丰沛得多，因而也就更能够深入人心。
　　这些年，有的学术话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主要就是靠了媒体的推波助澜。而有的学者之所以能够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也要归功于媒体的塑造。学界与媒体、学者与记者，常常是难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尽管身在学界，有时候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两者之间的界限，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笔者想谁也不能否认，好的媒体与好的记者为学术、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恐怕未见得就比学者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