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什么”涉及教学内容层面，“怎么教”侧重于教学方法层面。教学中到底是“教什么”重要，还是“怎么教”重要，从理论上看来应该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早就指出，事物的内容决定事物的形式，内容通过形式来表现。同样，教学方法也应该由教学内容来决定。为什么今天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并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呢?这除与长期以来教法研究中过分重视“怎么教”而忽略“教什么”的不良导向有关之外，恐怕还与现代的教育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关。
　　以语文阅读教学为例，不少老师拿到一篇课文首先想到的不是我该教给学生什么内容，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而是我该采用哪些教学方法，利用哪些多媒体手段等等。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往往导致语文教学的低效甚至无效。笔者认为“教什么”(教学方法)决定“怎么教”(教学内容)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教什么”具有可选择性，“怎么教”随选择而确定。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教什么”是具有可选择性的。这首先由语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所决定，有些课文人文内涵极为丰富，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难以实现面面俱到，所以就只能各个击破，侧重选择一个或几个点作为“教”的内容。其次是由于教师的性格爱好、文学修养、教学水平等不同，面对看似明确的教学内容，如何选取也会存在较大差异，确定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功底和专业素养。因而，无论是教材编写者，还是教师甚至学生，都可以对教学对象(课文)生发出自己的阐释。同一篇课文在不同的老师或同一个老师在不同的情况下会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因为教学内容不同，所以选择教学方法也会有区别：或立足于诵读文本，或致力于分析主旨，或侧重于品味语言等等。例如，教学郁达夫《故都的秋》，有的老师着眼点放在“清”“静”“悲凉”的故都之秋是作者心灵之秋的折射，有的老师却认为文本的最后一段是文眼，就重点教学“郁达夫欣赏沧桑的生命，赞美悲凉的故都”这一内容；这两种内容是不可能选用同种教学方法的，前者可采取品味重点词句、涵咏诵读的教学方法来完成，后者可选择文学赏析的方法来实现教学，可见其教学方法是因为内容而决定的。
　　二、“教什么”具有可创生性，“怎么教”由创生而变化。教学其实就是教师借助教材这种资源去实现课程目标，语文教材只是为我们提供了选择教学内容的可能，但其本身只能是教材内容而不是教学内容。此外，由于师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中必然需要尊重个性化的体验，一个文本的解读角度是多元的，我们不仅让学生知人论世了解和理解作者的写作用意，还要从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视角出发，让学生对文本作时代化的解读，因而“教什么”自然也会得到创生。例如教学《装在套子里的人》，既要让学生理解“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批判”这一主题，也要融进时代元素将学生引向对个体价值取向的观照，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从而脱掉思想上、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套子”。很显然，学生的活动空间拓宽了，新的资源的创生不得不对原来的教学策略做临时改良或变更。再如教学《故都的秋》之后，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以情驭景、情景交融”的写法，教师可以发掘课内外资源，巧借写景抒情的古诗文或者学生的写作例文将读写结合起来。所以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就应注重角色转换，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从教材的传授者变为教学内容的开发者；应从“教教材”转变到“用教材教”，积极参与到教学内容的创生中来，然后再根据教学内容去确定“怎么教”。
　　三、“教什么”具有可预设性。“怎么教”因预设而生成。学生缺什么，教师就要补救什么；学生需要什么，教师就要选择什么；课程目标规定什么，教师就要侧重什么。教师要以学生得到理想发展为标准，考虑好进入教学过程的内容是否必要和充分。反思当前语文教学内容，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在预设目标之下确定教学内容。笔者不赞成“非预设性”教学，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会极大地影响教学的有效性。教学内容应该体现学情，一个阶段，一本教材，一篇课文要教给学生哪些知识，让他们达成哪种能力，不少老师是模糊的甚至是从未想过的。比如有的东西学生需要掌握而老师又根本不讲；学生本来就能读懂的文章，老师有时候反而讲糊涂了。这也许就是许多人谈到的“深文浅教”和“浅文深教”的问题。二是杜绝教学中的“非语文”现象。当前，由于语文学科的人文功能得到强化，教学中出现了脱离文本，弱化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现象，教师运用一套“公共话语”来表达一种“公共意识”，这种对人文性的过分追求导致了语文课程本质的迷失，最终带来学生语言技能的弱化。比如有的教师教学科技文或杂文时竟悄然改变了语文味，语言文字的本位偏失不说，人文也因之失去了其在语文领域的特征与优势而变得苍白无力，直接导致了工具、人文两败俱伤。“怎么教”的问题当然也因预设的教学内容而自然生成，并不需要刻意而为之。
　　总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仔细审视教学内容，这是个方向和定位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怎么教”才有思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