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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中国早期火箭技术中耐热高分子材料研究的化学家胡亚东，退休之后，多了一个爱好，拍摄自家窗前的变化。楼下就是中关村大街，从窗子向外望去，中关村西区就在眼前，迎面是地标性建筑——中关村金融中心。“中关村变化太大、太快，我快看不明白了。”
已走过88年人生的胡亚东，有60年住在中关村。这位中科院的高分子化学家，喜音乐和摄影，空闲时骑车穿行于中关村，在早期的电子一条街、图书市场等，淘CD和相机，并随手摄影。
胡亚东见证了中关村的发展和不断转型。这个智力密集区，在近代30多年的历史中，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科技兴国的潮流，扩散科技成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中关村模式。
在北京海淀区2015年10月发布的规划中，未来三年至五年，中关村大街将完成转型，到2017年底形成创新创业、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型业态集聚区，15万平方米的电子卖场将逐渐腾退。
现在，中关村又要转型，迎面是“互联网+”时代。
胡亚东说，“中关村从无到有，时刻都在变化和创新，这就是它的魅力之处。”
从胡亚东家小区出来，穿过中关村大街，左转，走几十米后进入海淀大街，沿街往东走过五个红绿灯，中关村创业大街便在右手边。
转型中的中关村创业大街。
一年半前，这里是胡亚东常去的海淀图书城步行街。新街挂牌一年多，已经进驻了37家创业服务机构，是互联网创业的标志性街区，出入者谈论的主题是令他陌生的“互联网+”思维、天使投资、VC 和PE。
创业创新已成为中关村新的宣传语，这条街是“样板间”。2015年10月11日，海淀区发布“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被认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升级版”。
在此运营四年的车库咖啡，是草根创业者的集聚地。每天有近百名创业者、投资人、投资中介等涌进这个约800平方米的大平层上，随意交谈。
身背蓝色双肩包的王修煜，带着直驱式风力发电塔的项目，推开车库咖啡的门后，70岁的他觉得“来对了地方”。
自银行退休后，王修煜搞起新型发电机的发明创造，申请到7项专利。在河南焦作家中听说中关村有创业“孵化器”后，他花93元买了张硬座火车票，坐了8个小时的夜车来京。
11月10日，他对《财经》记者说，看到他头发灰白，有人主动上前搭话并提醒他，“投资人不太愿意投传统行业项目，资金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且你年事已高，投资人喜欢的是短平快的电子商务、互联网行业。”
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此行就是先过来看看，一是希望有人肯定我的项目，二是想找到引线人，我的项目小公司没能力投入，大企业我接触不到。”他计划先待一周，在包里装了14块方便面饼，晚上花30元睡在车库咖啡的沙发上。
在车库待了十天，车库工作人员帮他联系上了一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项目合作还未有实际进展，但总算“接上线了”。这些天“一直在琢磨怎么说才能打动投资人”的他，买了一张回程车票，回家等消息。
从云南来的吴建辉一待就是四年，在车库咖啡里人称“小画家”。32岁的他早先是程序员，创业计划有榨油机、动漫项目。“这几年把青春都搭进去了，但见识了不少极客和怪咖，看清了投资人的方向和兴趣。喏，滴滴CEO程维就是在最边上那张桌子签下的第一个合同。”他指了指说。
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流传在熟客和后来者口中，也激励他们来到创业咖啡馆，找一张桌子坐下，等待投资人到来。无聊时，他们会谈论来过这里的投资大佬，以及那些幸运者和怪咖。
观察久了，吴建辉新近产生了拍创业者和投资人片子的想法。2011年8月，他初来车库咖啡时，人少且以年轻的程序员为主，“拿到十万二十万的投资都激动得不得了。这两年很多人混进来，大部分创业者只有一个idea，就想拿投资，对资金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有些人花7000元注册一个公司，印几盒名片，就来冒充投资中介。我前两天见到一个人自称来自韩国的投资中介机构，上网查了查，那公司在上海才注册没几天”。
融资成功的创业者大多只是拿到种子轮融资、A轮融资，“走到B轮融资很难，那投资人的钱就打了水漂儿”。现在，吴建辉对创业心生倦意，思虑着是否回云南。
从车库咖啡下来，往北步行，约50米外是家谱传记楼。有些参观者会走上二楼，问负责人涂金灿，“你们会搬迁吗，下一步怎么转型？”他的店是这条街仅存的与互联网公司无关的四家企业之一，最近因租金纠纷与房东打起官司并见诸报端。
修家谱、传记是传统生意，2010年，涂金灿的公司搬到有18年图书城历史的这条街，看中了这里是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书店林立，高校环绕，来往者多是文化人。但搬来半年后，他眼看着周末的书市被取消，书店渐少，客流量下滑。“有那么一两年，教育培训机构在此兴起，很快也撤走了，这里房租太贵。”
这条街转型后，涂金灿的问题随之而来。他说，中关村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几次和他谈到转型，说他的店与整条街不协调，“嫌我店面招牌太大，让我调整，在长度上我缩减了81%，创业大街入口处的指示牌也没有标识我们。”
为配合转型，2015年3月，他将二楼的大办公室腾出做创业孵化器，五六个创业团队入驻，做快递、婚介、创意等项目。“卖创意的，只是和人海阔天空聊，没有文字方案，不懂技术和互联网，不做市场调查，我称作是一厢情愿式的创业。中国经济进入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时代，但创业也需理性，并不像雷军说的‘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
三个月后，没有一个项目融到资，他中止了做孵化器的试验。为了不被这条街抛弃，他开始向互联网创新企业靠近。店外宣传板上，他用大字号突出“互联网+百家姓/亲友圈”，还准备做APP及线下活动，“我不想搬离这条街”。
成为新的名片后，创业大街聚集了不少光环。从全国各地来的考察团蜂拥而至，政府官员、企业家试图回当地复制创业街模式，还有不少人当作旅游景点进来逛一逛。创业者笑称，这条街成了被展示用的“香水瓶”。而在1000米外，昔日时代宠儿的电子大卖场愈显冷清。
中关村e世界在胡亚东家厨房的斜对面，“十几年前，我家可借对面奔腾处理器电子广告的灯光用来夜间照明”。此前，家门口的e世界、海龙、鼎好这几家大卖场，他常进去逛。e世界卖场已经关门。
最近，他家旁边的家乐福超市，200多米长的走道里，卖衣服、鞋子的店又撤换了不少，“我去问店员，她说现在谁还到这里买，都网购了。这就是电商的冲击”。在他住的中科院小区里，一到下午不时有快递员来收发货物，快递三轮车疾驰而过。网购也走进了他的生活，家里新换的大门就是由亲人帮他网上订购。
这种变化，在海龙做攒机商的安徽人赵文龙早就“嗅到”了。他早先做广告行业，2004年左右，羡慕朋友在中关村做电脑销售月入一两万元，便投奔朋友做起销售，一年后他租了半个柜台，自己做DIY电脑攒机。
“那时候租柜台还要找熟人介绍，好位置难求，组装一台电脑的毛利润是10%-15%，生意好时一天能接上百个订单。”赵文龙说。很快，他扩大了柜台，但到了2007年底，电商起来了，“又受黑导购的不良影响，客流量少多了，人工、配件的成本又在上升，店里一天的成交量才十几单，毛利润百分比下降到5%，攒一台机子赚几十元”。2008年，他砍掉了柜台，转做电商。
但生意依然不好做，“散客少了，客户主要是网吧和电子商城。两年之后，大的电商平台形成垄断，小公司生存空间更小，我还得转型，现在面向互联网公司做服务器应用解决方案”。和他同时做DIY的同行，大多都已转型，“不少人在圈子里抱怨电子卖场的没落”。最先带他入行的老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中关村，“据说那时候攒一台机子有几千元利润，生意很好做，客户多是企业和政府单位”。淘到资金后，他那个老板早就转到旅游行业去了。
利润趋降，小公司难做，不只是中关村商户们面临的现实，在电子配件的集中生产地东莞，制造商们更是深有体会。39岁的张强（化名），五年前在东莞是一名电子配件制造商，生产充电器和数据线。他现在是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的保安，最近他也常去光顾创业咖啡馆，正在做网上婚介平台。
他曾经在电子配件厂做了两年工人，2008年自己开厂。开始出货量很大，一两年后，人工成本上升明显，市场愈加信赖品牌产品，没有核心技术做代加工，利润微薄。“不时有一些同行倒闭，企业间互欠三角债。更糟糕的是，2010年一名非洲商人下了大单，我们赶制交货后，那人蒸发掉了，欠下上百万的尾款未付。”一夕之间身无分文，他忍痛北上。
电子产品利润下行、电商冲击之外，是电子产品在中国家庭的普及速度。以计算机为例，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87.03台计算机，2005年每百户的数字是41.52台，十余年来发展迅猛。
市场的力量是无情的，企业顺势而动才能生存。“这几年电子行业变化太快，市场大浪淘沙，浪花来了，能跟上一个浪花可能就上去了，不转型那就被拍死。所以，这几年我最大的体会是不断转型。”赵文龙说。
11月初，在海龙大厦和鼎好商城，导购比顾客多，一有人走进去，立马有四五个导购围上来招揽生意，拒绝后有导购会甩下一句“没劲”。
e世界卖场上面的写字楼里密布着占地十几平方米的小科技公司，年轻人三三两两挤在小隔间里，对着电脑工作，旁边就摆放着货架，或卖或维修。不断有隔间被腾退，人来人往。
对于中关村接连撤走的商户数量，圆通快递中关村西区的负责人马参加感受最为直观，海龙、鼎好、e世界都是他的片区，“几年前这三个楼是快递行业的一块肥肉，每天发出不少装有电脑、手机及配件的快递，但从2013年起取件量大幅下滑，从当时每天平均六七千单的取件量降至今年每天约1500单”。
攒机商们曾依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经济发展和时代产物，它的兴盛缘于电子产品走入中国寻常家庭。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才9.7台。
199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在科技人员和智力资源密集的中关村建设科技园区，通过科技成果和创新知识的产业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
海龙、鼎好、e世界的卖场项目正是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区项目规划中的部分内容，分别在1999年底、2003年和2006年完工后开业。卖场里开始卖电子零配件，后来是电子产品，从音响、数码相机、电脑、mp4到手机，胡亚东跟着潮流购买，数码相机前后买了20多台。
旁边耗时五年建成的中关村广场，于2000年开工建设。同年，胡亚东入住新建成的中科院小区，从他家窗户可俯瞰中关村广场。
路边的小平房、附近民房被拆掉，胡亚东家对面先是一层层挖地基、封顶后，建空中花园，大车拉来一批树，起重机再吊起来种上去。这些变化胡亚东看在眼里，“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拍照”。
胡亚东在中关村住了60多年，是中关村发展的见证者。解放前他在清华园念完了大学，几年后赴苏留学，1955年归国。他至今记得，下了公共汽车后，他在一路泥泞中走到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报到。“那时候中关村除了科研院校的大楼外，周围是低矮的民房、四合院、农田、果园，一派田园景象。“80年代后期，现在的中关村西区还破旧不堪，他在街巷里教外孙女骑自行车，小姑娘指着房顶上的草喊，爷爷，房子上竟然长草。而如今改变之大，令人惊叹。”
十几年前，中关村西区开建时，他就四处转悠去看。在临时项目指挥部里，他结识了一个小提琴爱好者，兴趣相投，对方带他看西区建筑群的设计模型。“每个楼都不一样，设计新巧。他还给我讲，中关村广场为了节能环保，未使用空调供冷的传统方式，采用了世界先进的大型外融冰方式蓄冰供冷技术，我这个化学家都觉得设计真棒。” “我看着西区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大楼唰地建成了，突然间就哗哗进驻了数千家商铺、公司。”胡亚东说。在中关村电子大卖场建成之前，电子一条街实际上开在沿街的一两层民房里，中关村的小马路上，“热闹非凡，立着一个个小门市部，还有摆地摊的”。
第一家电子市场是四海市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北京市第一个蔬菜自选市场，因经营不善，改卖周边兴起的电子元配件。如电子电容和零配件等，后来出现了收音机、音响，胡亚东常在那里东转西转，淘古典音乐CD。“打口带、盒式录音磁带，质量不错，有些外壳还分氧化铬、金属壳，都是那个年代别处买不到的东西。”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修建四环路，四海市场拆迁，电子产品走入大卖场时代。随后，电子产品销售在中关村繁盛了20余年。
其实，2011年，由海淀区发布《中关村西区业态调整规划（2011年-2015年）》，西区业态调整，产业形态集中在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科技中介服务业、教育培训业等。此时，中关村西区经过十余年来的一级开发、二级开发，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如今，西区大企业集聚，既有微软、新浪、腾讯等高科技企业，也有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等。
胡亚东家楼下的中关村大街时常拥堵，这条街在1999年改造前叫白颐路。胡亚东还记得，那是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通往西郊的主干道。“更早前是石板路，后来撬掉的石板被用来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侧曾经柳树成荫，后来换成杨树，再后来道路拓宽，杨树也没了。”
是谁成就了中关村？
“中关村第一人”、中国硅谷倡议者的陈春先，是胡亚东的朋友。陈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研究核聚变，“他率先下海创业，在中关村撒下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的种子”。
1980年10月23日，在中科院物理所大楼旁一间布满蜘蛛网的库房内，陈春先和工程师纪世瀛、崔文栋等7人开工，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下称服务部），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开展科技咨询和技术开发业务。
现年73岁的纪世瀛，想起那个时刻还眼睛潮红。纪世瀛对《财经》记者说，当年陈春先闯进他的宿舍，讲起考察过的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他说，科研人员都在实验室里做研究，没人想着创造生产力。海淀这个地区太适合搞技术扩散试验，搞得好能形成技术密集企业区，你想过没有？”
那时，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不到两年，百废待兴。中科院大墙内外两重天，“墙内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和科技研究，墙外东升公社还是一片农田，甚至有荒凉之感。当时我38岁，感觉到旧体制的压抑”。 纪世瀛决定去闯一闯。
几个人说干就干，很快在院外承担起等离子冶金、锅炉监测改造等项目，这些项目忙坏了陈春先、纪世瀛等人。几个月后，他们又吸引到附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几十名科研成员临时加入，提供科技咨询、研制开发等，“这支科技游击队，游荡在中关村”。
纪世瀛说，还有一些科技流浪汉加入，云南有位不得志的科技人员，也来加入他们，“这就是中关村的特色——包容。也正是来自有关单位和领导的包容支持，我们才放手去干”。
创业之初也有障碍。1982年12月，服务部遭遇查账，被指责“搞乱了科技人员思想”。在媒体报道和多方呼吁后，次年，时任中央领导胡耀邦、胡启立等作出肯定批示。胡启立批示称，陈春先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
有“尚方宝剑”后，1983年4月，陈春先和纪世瀛等，在服务部基础上成立北京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称华夏所），同时成立了华夏电器技术服务公司和华夏电器厂，技工贸一体化。
当时海淀区科委和市科协对此大力支持。海淀区科委时任主任胡定淮对《财经》记者说，作为新生事物，华夏所面临诸如工商批准、银行开户、办公场所等问题，“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请示区政府下批文，领导也开明有担当，很快就办下来了”。
有了开发场所后，华夏所又看上中关村当时颐宾楼附近的商机，买下对面的大雅餐厅做门市，“我们贴上紫红色的玻璃钢防红砖，非常显眼”。后来，科海、京海、四通等先后成立，也在颐宾楼和大雅餐厅附近买下门市，日后盛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到1987年底，中关村已形成科技企业群，“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总销售额9亿多元，成为全国最大的微机与电子元器件和信息产业技术市场。
“第一村民”的带头作用，就像物理学家严济慈题给纪世瀛的字幅，“一马当先，万马奔腾”。1988年，中央决定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1年后，批准创建中关村科技园区。
中关村孕育出不少大型知名企业，如联想、方正等。华夏所却遇上了经济纠纷，合作方中途终止微机开发的合同，“导致华夏所背上275万元银行贷款，无力归还”。1990年，几经诉讼，华夏所最终胜诉，但它已折戟在创业潮中。
纪世瀛后来连任三届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晚年转做教育，这段中关村创业经历让其感慨万千。一同创业的伙伴，陈春先患病去世，崔文栋因当年避债流落到广西。2010年，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30周年纪念，崔文栋来参会，“来回机票钱是我汇给他的”。
纪世瀛认为，他们给中关村的最大贡献是勇于打破体制机制和敢于创新，这就是中关村精神。“电子卖场没落，很多人说中关村死了，这是对中关村的误解。中关村发展是科技解放的生动说明，卖电子产品的中关村，并不低端，早年科技垄断、电子产品稀缺，若实现科技兴国，就得有电子产品普及的过程，才能推动电子时代到来，这像近代工业取代传统农耕方式一样。新时期到来，转型是必然趋势。”
对新经济潮流，他依然保持敏感。“全球经济正在向创业型经济转变，我在2006年就狂热呼吁探索中关村新模式，发展创业型经济，主要结构就是以知识产品、技术产品、信息产品等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
纪世瀛说，民营企业自有活力，应多予鼓励，政府不要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刚成立园区时，中关村上面的管理层级太多，大管委职责不清。为此，我向有关领导多次建议权力下放。我对一个中央领导说了个形象的比喻，领导就像拿一把苕帚，你一把攥住，往下看苕帚苗条条是道，但从下往上看是千头万绪，下面希望的是一竿子插到底，不要那么多分枝。我一向主张管理简约。创业潮到来了，更不要规定每个浪花怎么走。”
已走过88年人生的胡亚东，有60年住在中关村。这位中科院的高分子化学家，喜音乐和摄影，空闲时骑车穿行于中关村，在早期的电子一条街、图书市场等，淘CD和相机，并随手摄影。
胡亚东见证了中关村的发展和不断转型。这个智力密集区，在近代30多年的历史中，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科技兴国的潮流，扩散科技成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中关村模式。
在北京海淀区2015年10月发布的规划中，未来三年至五年，中关村大街将完成转型，到2017年底形成创新创业、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型业态集聚区，15万平方米的电子卖场将逐渐腾退。
现在，中关村又要转型，迎面是“互联网+”时代。
胡亚东说，“中关村从无到有，时刻都在变化和创新，这就是它的魅力之处。”
创业去
从胡亚东家小区出来，穿过中关村大街，左转，走几十米后进入海淀大街，沿街往东走过五个红绿灯，中关村创业大街便在右手边。
一年半前，这里是胡亚东常去的海淀图书城步行街。新街挂牌一年多，已经进驻了37家创业服务机构，是互联网创业的标志性街区，出入者谈论的主题是令他陌生的“互联网+”思维、天使投资、VC 和PE。
创业创新已成为中关村新的宣传语，这条街是“样板间”。2015年10月11日，海淀区发布“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被认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升级版”。
在此运营四年的车库咖啡，是草根创业者的集聚地。每天有近百名创业者、投资人、投资中介等涌进这个约800平方米的大平层上，随意交谈。
身背蓝色双肩包的王修煜，带着直驱式风力发电塔的项目，推开车库咖啡的门后，70岁的他觉得“来对了地方”。
自银行退休后，王修煜搞起新型发电机的发明创造，申请到7项专利。在河南焦作家中听说中关村有创业“孵化器”后，他花93元买了张硬座火车票，坐了8个小时的夜车来京。
11月10日，他对《财经》记者说，看到他头发灰白，有人主动上前搭话并提醒他，“投资人不太愿意投传统行业项目，资金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且你年事已高，投资人喜欢的是短平快的电子商务、互联网行业。”
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此行就是先过来看看，一是希望有人肯定我的项目，二是想找到引线人，我的项目小公司没能力投入，大企业我接触不到。”他计划先待一周，在包里装了14块方便面饼，晚上花30元睡在车库咖啡的沙发上。
在车库待了十天，车库工作人员帮他联系上了一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项目合作还未有实际进展，但总算“接上线了”。这些天“一直在琢磨怎么说才能打动投资人”的他，买了一张回程车票，回家等消息。
从云南来的吴建辉一待就是四年，在车库咖啡里人称“小画家”。32岁的他早先是程序员，创业计划有榨油机、动漫项目。“这几年把青春都搭进去了，但见识了不少极客和怪咖，看清了投资人的方向和兴趣。喏，滴滴CEO程维就是在最边上那张桌子签下的第一个合同。”他指了指说。
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流传在熟客和后来者口中，也激励他们来到创业咖啡馆，找一张桌子坐下，等待投资人到来。无聊时，他们会谈论来过这里的投资大佬，以及那些幸运者和怪咖。
观察久了，吴建辉新近产生了拍创业者和投资人片子的想法。2011年8月，他初来车库咖啡时，人少且以年轻的程序员为主，“拿到十万二十万的投资都激动得不得了。这两年很多人混进来，大部分创业者只有一个idea，就想拿投资，对资金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有些人花7000元注册一个公司，印几盒名片，就来冒充投资中介。我前两天见到一个人自称来自韩国的投资中介机构，上网查了查，那公司在上海才注册没几天”。
融资成功的创业者大多只是拿到种子轮融资、A轮融资，“走到B轮融资很难，那投资人的钱就打了水漂儿”。现在，吴建辉对创业心生倦意，思虑着是否回云南。
从车库咖啡下来，往北步行，约50米外是家谱传记楼。有些参观者会走上二楼，问负责人涂金灿，“你们会搬迁吗，下一步怎么转型？”他的店是这条街仅存的与互联网公司无关的四家企业之一，最近因租金纠纷与房东打起官司并见诸报端。
修家谱、传记是传统生意，2010年，涂金灿的公司搬到有18年图书城历史的这条街，看中了这里是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书店林立，高校环绕，来往者多是文化人。但搬来半年后，他眼看着周末的书市被取消，书店渐少，客流量下滑。“有那么一两年，教育培训机构在此兴起，很快也撤走了，这里房租太贵。”
这条街转型后，涂金灿的问题随之而来。他说，中关村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几次和他谈到转型，说他的店与整条街不协调，“嫌我店面招牌太大，让我调整，在长度上我缩减了81%，创业大街入口处的指示牌也没有标识我们。”
为配合转型，2015年3月，他将二楼的大办公室腾出做创业孵化器，五六个创业团队入驻，做快递、婚介、创意等项目。“卖创意的，只是和人海阔天空聊，没有文字方案，不懂技术和互联网，不做市场调查，我称作是一厢情愿式的创业。中国经济进入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时代，但创业也需理性，并不像雷军说的‘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
三个月后，没有一个项目融到资，他中止了做孵化器的试验。为了不被这条街抛弃，他开始向互联网创新企业靠近。店外宣传板上，他用大字号突出“互联网+百家姓/亲友圈”，还准备做APP及线下活动，“我不想搬离这条街”。
电子街的没落
成为新的名片后，创业大街聚集了不少光环。从全国各地来的考察团蜂拥而至，政府官员、企业家试图回当地复制创业街模式，还有不少人当作旅游景点进来逛一逛。创业者笑称，这条街成了被展示用的“香水瓶”。而在1000米外，昔日时代宠儿的电子大卖场愈显冷清。
中关村e世界在胡亚东家厨房的斜对面，“十几年前，我家可借对面奔腾处理器电子广告的灯光用来夜间照明”。此前，家门口的e世界、海龙、鼎好这几家大卖场，他常进去逛。e世界卖场已经关门。
最近，他家旁边的家乐福超市，200多米长的走道里，卖衣服、鞋子的店又撤换了不少，“我去问店员，她说现在谁还到这里买，都网购了。这就是电商的冲击”。在他住的中科院小区里，一到下午不时有快递员来收发货物，快递三轮车疾驰而过。网购也走进了他的生活，家里新换的大门就是由亲人帮他网上订购。
这种变化，在海龙做攒机商的安徽人赵文龙早就“嗅到”了。他早先做广告行业，2004年左右，羡慕朋友在中关村做电脑销售月入一两万元，便投奔朋友做起销售，一年后他租了半个柜台，自己做DIY电脑攒机。
“那时候租柜台还要找熟人介绍，好位置难求，组装一台电脑的毛利润是10%-15%，生意好时一天能接上百个订单。”赵文龙说。很快，他扩大了柜台，但到了2007年底，电商起来了，“又受黑导购的不良影响，客流量少多了，人工、配件的成本又在上升，店里一天的成交量才十几单，毛利润百分比下降到5%，攒一台机子赚几十元”。2008年，他砍掉了柜台，转做电商。
但生意依然不好做，“散客少了，客户主要是网吧和电子商城。两年之后，大的电商平台形成垄断，小公司生存空间更小，我还得转型，现在面向互联网公司做服务器应用解决方案”。和他同时做DIY的同行，大多都已转型，“不少人在圈子里抱怨电子卖场的没落”。最先带他入行的老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中关村，“据说那时候攒一台机子有几千元利润，生意很好做，客户多是企业和政府单位”。淘到资金后，他那个老板早就转到旅游行业去了。
利润趋降，小公司难做，不只是中关村商户们面临的现实，在电子配件的集中生产地东莞，制造商们更是深有体会。39岁的张强（化名），五年前在东莞是一名电子配件制造商，生产充电器和数据线。他现在是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的保安，最近他也常去光顾创业咖啡馆，正在做网上婚介平台。
他曾经在电子配件厂做了两年工人，2008年自己开厂。开始出货量很大，一两年后，人工成本上升明显，市场愈加信赖品牌产品，没有核心技术做代加工，利润微薄。“不时有一些同行倒闭，企业间互欠三角债。更糟糕的是，2010年一名非洲商人下了大单，我们赶制交货后，那人蒸发掉了，欠下上百万的尾款未付。”一夕之间身无分文，他忍痛北上。
电子产品利润下行、电商冲击之外，是电子产品在中国家庭的普及速度。以计算机为例，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87.03台计算机，2005年每百户的数字是41.52台，十余年来发展迅猛。
市场的力量是无情的，企业顺势而动才能生存。“这几年电子行业变化太快，市场大浪淘沙，浪花来了，能跟上一个浪花可能就上去了，不转型那就被拍死。所以，这几年我最大的体会是不断转型。”赵文龙说。
11月初，在海龙大厦和鼎好商城，导购比顾客多，一有人走进去，立马有四五个导购围上来招揽生意，拒绝后有导购会甩下一句“没劲”。
e世界卖场上面的写字楼里密布着占地十几平方米的小科技公司，年轻人三三两两挤在小隔间里，对着电脑工作，旁边就摆放着货架，或卖或维修。不断有隔间被腾退，人来人往。
对于中关村接连撤走的商户数量，圆通快递中关村西区的负责人马参加感受最为直观，海龙、鼎好、e世界都是他的片区，“几年前这三个楼是快递行业的一块肥肉，每天发出不少装有电脑、手机及配件的快递，但从2013年起取件量大幅下滑，从当时每天平均六七千单的取件量降至今年每天约1500单”。
变、变、变的中关村
攒机商们曾依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经济发展和时代产物，它的兴盛缘于电子产品走入中国寻常家庭。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才9.7台。
199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在科技人员和智力资源密集的中关村建设科技园区，通过科技成果和创新知识的产业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
海龙、鼎好、e世界的卖场项目正是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区项目规划中的部分内容，分别在1999年底、2003年和2006年完工后开业。卖场里开始卖电子零配件，后来是电子产品，从音响、数码相机、电脑、mp4到手机，胡亚东跟着潮流购买，数码相机前后买了20多台。
旁边耗时五年建成的中关村广场，于2000年开工建设。同年，胡亚东入住新建成的中科院小区，从他家窗户可俯瞰中关村广场。
路边的小平房、附近民房被拆掉，胡亚东家对面先是一层层挖地基、封顶后，建空中花园，大车拉来一批树，起重机再吊起来种上去。这些变化胡亚东看在眼里，“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拍照”。
胡亚东在中关村住了60多年，是中关村发展的见证者。解放前他在清华园念完了大学，几年后赴苏留学，1955年归国。他至今记得，下了公共汽车后，他在一路泥泞中走到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报到。“那时候中关村除了科研院校的大楼外，周围是低矮的民房、四合院、农田、果园，一派田园景象。“80年代后期，现在的中关村西区还破旧不堪，他在街巷里教外孙女骑自行车，小姑娘指着房顶上的草喊，爷爷，房子上竟然长草。而如今改变之大，令人惊叹。”
十几年前，中关村西区开建时，他就四处转悠去看。在临时项目指挥部里，他结识了一个小提琴爱好者，兴趣相投，对方带他看西区建筑群的设计模型。“每个楼都不一样，设计新巧。他还给我讲，中关村广场为了节能环保，未使用空调供冷的传统方式，采用了世界先进的大型外融冰方式蓄冰供冷技术，我这个化学家都觉得设计真棒。” “我看着西区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大楼唰地建成了，突然间就哗哗进驻了数千家商铺、公司。”胡亚东说。在中关村电子大卖场建成之前，电子一条街实际上开在沿街的一两层民房里，中关村的小马路上，“热闹非凡，立着一个个小门市部，还有摆地摊的”。
第一家电子市场是四海市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北京市第一个蔬菜自选市场，因经营不善，改卖周边兴起的电子元配件。如电子电容和零配件等，后来出现了收音机、音响，胡亚东常在那里东转西转，淘古典音乐CD。“打口带、盒式录音磁带，质量不错，有些外壳还分氧化铬、金属壳，都是那个年代别处买不到的东西。”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修建四环路，四海市场拆迁，电子产品走入大卖场时代。随后，电子产品销售在中关村繁盛了20余年。
其实，2011年，由海淀区发布《中关村西区业态调整规划（2011年-2015年）》，西区业态调整，产业形态集中在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科技中介服务业、教育培训业等。此时，中关村西区经过十余年来的一级开发、二级开发，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如今，西区大企业集聚，既有微软、新浪、腾讯等高科技企业，也有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等。
胡亚东家楼下的中关村大街时常拥堵，这条街在1999年改造前叫白颐路。胡亚东还记得，那是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通往西郊的主干道。“更早前是石板路，后来撬掉的石板被用来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侧曾经柳树成荫，后来换成杨树，再后来道路拓宽，杨树也没了。”
“第一村民”们
是谁成就了中关村？
“中关村第一人”、中国硅谷倡议者的陈春先，是胡亚东的朋友。陈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研究核聚变，“他率先下海创业，在中关村撒下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的种子”。
1980年10月23日，在中科院物理所大楼旁一间布满蜘蛛网的库房内，陈春先和工程师纪世瀛、崔文栋等7人开工，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下称服务部），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开展科技咨询和技术开发业务。
现年73岁的纪世瀛，想起那个时刻还眼睛潮红。纪世瀛对《财经》记者说，当年陈春先闯进他的宿舍，讲起考察过的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他说，科研人员都在实验室里做研究，没人想着创造生产力。海淀这个地区太适合搞技术扩散试验，搞得好能形成技术密集企业区，你想过没有？”
那时，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不到两年，百废待兴。中科院大墙内外两重天，“墙内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和科技研究，墙外东升公社还是一片农田，甚至有荒凉之感。当时我38岁，感觉到旧体制的压抑”。 纪世瀛决定去闯一闯。
几个人说干就干，很快在院外承担起等离子冶金、锅炉监测改造等项目，这些项目忙坏了陈春先、纪世瀛等人。几个月后，他们又吸引到附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几十名科研成员临时加入，提供科技咨询、研制开发等，“这支科技游击队，游荡在中关村”。
纪世瀛说，还有一些科技流浪汉加入，云南有位不得志的科技人员，也来加入他们，“这就是中关村的特色——包容。也正是来自有关单位和领导的包容支持，我们才放手去干”。
创业之初也有障碍。1982年12月，服务部遭遇查账，被指责“搞乱了科技人员思想”。在媒体报道和多方呼吁后，次年，时任中央领导胡耀邦、胡启立等作出肯定批示。胡启立批示称，陈春先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
有“尚方宝剑”后，1983年4月，陈春先和纪世瀛等，在服务部基础上成立北京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称华夏所），同时成立了华夏电器技术服务公司和华夏电器厂，技工贸一体化。
当时海淀区科委和市科协对此大力支持。海淀区科委时任主任胡定淮对《财经》记者说，作为新生事物，华夏所面临诸如工商批准、银行开户、办公场所等问题，“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请示区政府下批文，领导也开明有担当，很快就办下来了”。
有了开发场所后，华夏所又看上中关村当时颐宾楼附近的商机，买下对面的大雅餐厅做门市，“我们贴上紫红色的玻璃钢防红砖，非常显眼”。后来，科海、京海、四通等先后成立，也在颐宾楼和大雅餐厅附近买下门市，日后盛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到1987年底，中关村已形成科技企业群，“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总销售额9亿多元，成为全国最大的微机与电子元器件和信息产业技术市场。
“第一村民”的带头作用，就像物理学家严济慈题给纪世瀛的字幅，“一马当先，万马奔腾”。1988年，中央决定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1年后，批准创建中关村科技园区。
中关村孕育出不少大型知名企业，如联想、方正等。华夏所却遇上了经济纠纷，合作方中途终止微机开发的合同，“导致华夏所背上275万元银行贷款，无力归还”。1990年，几经诉讼，华夏所最终胜诉，但它已折戟在创业潮中。
纪世瀛后来连任三届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晚年转做教育，这段中关村创业经历让其感慨万千。一同创业的伙伴，陈春先患病去世，崔文栋因当年避债流落到广西。2010年，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30周年纪念，崔文栋来参会，“来回机票钱是我汇给他的”。
纪世瀛认为，他们给中关村的最大贡献是勇于打破体制机制和敢于创新，这就是中关村精神。“电子卖场没落，很多人说中关村死了，这是对中关村的误解。中关村发展是科技解放的生动说明，卖电子产品的中关村，并不低端，早年科技垄断、电子产品稀缺，若实现科技兴国，就得有电子产品普及的过程，才能推动电子时代到来，这像近代工业取代传统农耕方式一样。新时期到来，转型是必然趋势。”
对新经济潮流，他依然保持敏感。“全球经济正在向创业型经济转变，我在2006年就狂热呼吁探索中关村新模式，发展创业型经济，主要结构就是以知识产品、技术产品、信息产品等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
纪世瀛说，民营企业自有活力，应多予鼓励，政府不要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刚成立园区时，中关村上面的管理层级太多，大管委职责不清。为此，我向有关领导多次建议权力下放。我对一个中央领导说了个形象的比喻，领导就像拿一把苕帚，你一把攥住，往下看苕帚苗条条是道，但从下往上看是千头万绪，下面希望的是一竿子插到底，不要那么多分枝。我一向主张管理简约。创业潮到来了，更不要规定每个浪花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