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叶启勋的四库学研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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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叶启勋在四库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作出杰出贡献.其《拾经楼紬书录》,不是专门的四库学研究著作,但对《四库提要》的错误多有纠正.其《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补充《四库全书》著录之书的目录版本资料,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不足,是20世纪上半叶四库版本目录研究方面的优秀作品.此外,他还参与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所撰的359篇《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内容详实,论断平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其他文献
清嘉、道时期的山东滨州杜堮自谓“最喜工部诗”,在其文集《石画龛论述》中《十研斋杂识》《十研斋杂志》《恩余录续补》等卷抄录杜甫诗文628首(篇),并写下四万余字的评杜文字,是清中期杜诗学研究重要文献资料.杜堮手抄杜甫诗文所据底本不同,所抄杜文底本为《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所抄杜诗底本为康熙钦定《全唐诗》.杜堮手抄杜甫诗文分别选定两种不同杜集作为底本,尤其是弃《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而选《全唐诗》,当是有意为之,反映出他对两种杜集学术价值的判断,体现了杜堮的独特学术眼光.
杜甫善于用典,杜诗使用《老子》《列子》《庄子》《苻子》四部道家子书的典故约有74个,其中《老子》4个、《列子》8个、《庄子》60个、《苻子》1个.杜甫在诗歌中使用的《庄子》典故逸出了李白用典的范围,表明他喜好《庄子》并非仅受李白影响.杜诗使用大量的道家典故,不仅彰示了杜甫对道家文献的熟稔,对道家思想的认同,也显示出杜诗“沉郁顿挫”之外,对清新自然之美的含蓄追求.
《杜诗详注》以“详”见称,保留了丰富的杜诗文献.本文通过对《杜诗详注》的主要异文来源文献的探寻,得知仇兆鳌所采用的主要杜诗版本是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在此基础上,仇兆鳌涉及吴若《杜工部集》、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题徐居仁编次《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五个主要的宋代杜集版本.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部分宋代杜集内容,也多来自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
民国时期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其中清史的书写,呈现出官修史书与私家撰述并进,纪传体、编年体与章节体等编纂方式共存,天命史观、进化论史观、唯物史观等多种历史观交相辉映的错综复杂的图景,成为民国时期清史著述最显著的特点.由此民国清史学以其鲜明的转型期史学的特征,成为中国新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纪昀所纂《史通削繁》,与科举考试史学策以及乾隆朝史学生态密切相关,是通过删削评点方式对《史通》进行的再创造,然而其取舍筛选,并不能完全以自身史学见解为标准以定去取,个人识见之外,尚有多重现实顾虑.就一些较为纯粹的史学议题而言,官方史学尤其是乾隆朝的两部纪传体史书《明史》与“国史”,对纪昀有极大约束,成为其评判删存的准绳;就带有异端色彩的《疑古》《惑经》两篇而言,纪昀之删削也并非仅仅立足于儒家正统观念,而与清廷“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直接相关,是以著书撰文的方式配合清廷打击异端,翼教卫道.《史通削繁》反映出了
英语世界的首次杜甫专题学术会议于2016年在哈佛大学召开.此后,由田晓菲主持编选了其中九篇会议论文,并于2020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取名《九家读杜》,意在向宋刊本《九家集注》致敬.此集突出展现了英语学界对杜诗的研究视域,在宇文所安杜诗英译全本文献的参照下,从家国地域、佛教关联、接受再创三大主题入手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为丰富杜甫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本文通过对该集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梳理,总结近年来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关注文本多于作者、强调文化史重于文学史、权威性盖过多元性等取向与发展趋势,并对其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021年8月20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来自安徽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华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及其他高校师生、杜诗爱好者共105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论坛由致辞、学生报告—专家评议、总结3个环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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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经史观经历了从早年“以经为史”到晚年“经为史纲”的转变过程.早年“以经为史”是将经学作为纯粹历史研究,这一史观是由道家史观与西方进化史观糅合而成,道家史观则是哲学宇宙论视角运用于思想史之表现,章太炎在否定经世致用的经学传统的同时,亦提出了以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主张.章太炎在清末民初围绕真如本体来构建义理体系,从而实现了经史观之宇宙论到本体论的哲学进路之转换,他进而以“无我之法”与“有我之法”来划分儒家经籍,含“无我之法”者为经,含“有我之法”者即为“旧法世传之史”.“有我之法”即“修己治人”之学,章
近代以来,随着史学科学化的推进,世界学术界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尤其在译解古典作品方面成效明显.众多古希腊拉丁文献被译成现代文本,大大地推动了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促进了西方古代学术研究的进步.但凡事皆有两重性.当学界都把希罗多德的“(i)στορ(í)α”与修昔底德的“σνγγραψω”、波利比乌斯的“(i)στορ(í)α”归类或译为“history”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日渐为学者所忽视、所遗忘.因此,追本穷源越来越成为人们祛芜存菁、恢复本真、认识和厘清古代西方史学真实源起发展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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