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收看了根据老舍原著改编新拍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感触颇多，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身上，领略到老舍作品不朽的精神世界。于是，重新拿起老舍先生的原著捧读，又有了很多新的感悟，同时也重新认识了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老舍先生作为一代“语言大师”，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还因为他令人景仰的品德。1944年，文艺界发起庆祝老舍创作2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由郭沫若、沈雁冰等29人签名的《缘起》的开头便指出：“中国新文艺的基础渐见奠定了，老舍先生便是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先生在我们的文艺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无论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各方面，他都表现了特别的成绩”，“他对于生活的认真，对于朋友的挚爱，对于事业的公正，对于国家的忠贞，一贯地流露着他的坦白真诚的性格。正因为有他这样的性格，所以才会有他的受人爱好的文章，受人尊敬的成就。”我曾拜读过老舍先生的很多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戏剧，都透射出老舍先生深邃的思想和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而最具魅力的是他的语言艺术，多少年来都受到人们的青睐和赞誉，本文仅就老舍和他的语言艺术谈谈个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读过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又是一年芳草绿》，在文中作者运用自嘲调谑的幽默笔法，生动形象地为自己描绘了一幅自画像：谦虚而自信，踏实而勤奋，不自以为是，不趋炎附势，不哗众取宠，不拒绝批评，客观看待自己，和气友善待人，率真自然，豁达乐观。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老舍先生为人处事的态度，也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处世观以及文学观，的确在老舍先生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品德，去做人，去做事。
　　老舍作品有一个绝活，就是它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白话取代文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贡献，但初期的白话文既来自口语，也来自话本，掺杂着欧化的翻译腔，以及书卷气的文言词。老舍的大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的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的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的语言学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毫无修饰、本色自然的智慧。他开始写小说时，带着“写着玩，当笑话写”的轻松心态，其后追求当一种“笑的哲人”，“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由于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遂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老舍的幽默使用到精彩的地方，是荡漾着诗意的魅力的、是一种“非诗化的诗”。通俗化的语言也使得老百姓喜闻乐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语言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他的绝大多数小说以北京为背景，例如《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赵子日》、《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等。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犹如鲁迅的作品语言富有绍兴特色，沈从文的作品语言富有湘西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富有山西特色一样，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儿。
　　老舍作品语言的北京韵味儿，有赖于老舍的作品取材于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他自幼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描写北京的人，北京的事，为老舍运用北京语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老舍一向注重从市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滋补自己的作品，当然，老舍创作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北京话词语，而是经过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然后再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去。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一部富有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不仅表现在对北京的风景和风俗的描绘上，也表现在展示主题思想和塑造人物形象上。在这部小说里，老舍娴熟地运用了北京语言，北京词汇之多，不胜枚举。比如“妞子”、“老爷子”、“横打了鼻梁”等等，都是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用语，具有浓郁的北京口语词汇。这使得这部小说的语言新鲜、活泼、亲切，洋溢着浓郁的北京韵味儿。
　　老舍先生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像是中年的艺术。幽默诙谐是老舍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标记。老舍先生将生活中的幽默从生活的原始矿藏之中，以敏锐的观察力提炼出来，并进行加工，透过生活的窗口，发掘出世事中的可笑之处，而后巧妙地表现出来。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具内蕴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老舍做到了，他的作品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如《离婚》中的主人公老李，对自己的乡下妻子不满意，总想找一个富有“诗意”的爱人。而张大哥在劝说老李时便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她也许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儿，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你那些《聊斋志异》!”我们都知道《聊斋志异》中的人物都是一些狐仙鬼怪，是作者为了揭露、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虚构出来的。《我这一辈子》形容官吏贪赃盘剥时写到：“告诉你一句到底的话吧，做老爷的要空着手来，满堂满馅地去，就好像刚惊蛰后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这言简意赅、形象生动、鞭辟入里的幽默语句，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作为语言鲜活色彩的幽默，它往往还要借助于其他修辞手法和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老舍小说经常运用夸张、比拟、讽喻、反语、谐音、曲解等修辞手法来构成幽默的情境。可以这样说，老舍先生是一个幽默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
　　老舍先生在语言运用上有着自己的一贯追求，他多次表述这种观点：“我不论写什么，我总希望能够信赖大白话；即使是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地用术语与名词。”“我还保持着我的‘俗’与‘白’。”作者致力于“俗白”，所谓“俗白”就是语言通俗浅易，朴实无华，自然，老舍的“俗白”并不是粗俗浅露，而是精练含蓄、耐人寻味。
　　老舍“俗白”的小说语言，是北京话中最生动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它就像一条小溪流水，清澈见底，自然流畅。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运用“俗”与“白”的语言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例证。以第三章中一段为例，“二十岁那年，我结了婚。我的妻比我小一岁。把她放在哪里，她也得算个俏式利落的小媳妇。在订婚以前，我亲眼相看的呀。她美不美，我不敢说，我说她俏式利落，因为这四个字就是我择妻的标准，她要是不够这四个字的格儿，当初我决不会点头。在这四个字里很可以见出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来。那时候，我年轻，漂亮，做事麻利，所以我一定不能要个犟牛似的老婆。”这段文字朴素自然，不事雕琢，流畅通达，明白如话，没有难懂的字，没有拗口的句子，没有文雅的辞藻，也没有欧化句式。读起来，我们犹如在听一位长者拉家常、讲故事一样亲切有味。曹禺说得好：“他作品中的语言更有特色，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但是感动人心，其深厚美妙，常常是不可言谈的。”
　　老舍先生是个非激情状态的文化型作家，他做事写文章都非常沉稳。老舍是以开放的眼光，审视着世间万象，用属于他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老舍的名字永远是和敏锐的思想、幽默的感悟、睿智的文字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让他的作品并不固定地属于哪个时代。岁月更替几十年，人们从这位大师身上和他的作品中常常能读出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