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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清脆的鞭炮声响后，老爷（乡音，即爷爷）毕恭毕敬地站立在大门口，双手执一把新燃的香，烟雾缭绕中，他嘴里不住念叨，“祖先们，请照顾好咱们的家人小辈，在外上学的、工作的、在家种地的，保护他们来年平平安安。列祖列宗，过年了，回家啦。”
话毕，他把燃香逐一插到门两侧，再将一根一丈长的木棍，横在大门前，“不是姓王的，就不能来了。”
随后，他踱步走进堂屋，在一幅写满祖先名字的卷轴前，恭敬地将三炷香，插进装满麦粒的香炉内。
农历年三十，早晨9点，我所出生的这座村庄，每个家族的长者都要进行这番简单又相同的仪式，把祖先们“请回家”。“请家堂”是山东大部分地区（尤其以泰安、莱芜、济南、临沂、新泰、日照等地为盛）的风俗习惯。
年，这才开始。
年三十：请家堂，中午吃“年夜饭”
年二十九，龙年最后一天。
清晨7点，鸡唱三遍，红日初升。老人们依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老爷奶奶早早吃过早饭，贴上春联，开始这场与祖先有关的春节，并持续三天——请家堂、守家堂、送家堂。
在老家，祖先们被称作“家堂”。请家堂——这是一个家族辈分最长的老人，才被允许进行的仪式。
接近9点，老爷在堂屋内洒水扫地，摆开大八仙桌，左右太师椅。一张卷轴高高挂起，卷轴内，画一座大四合院，数代祖先的名字由高到低，写进预留好的位置。卷轴两侧，是一副对联，“忠孝持家远 诗书处世长”。
八仙桌上，摆满子孙们送来的各种供品，鸡、鱼、肉必不可少，鸡必须为公鸡。
家堂被请来之后，老爷还需要进行另一道仪式，供奉天地、财神和灶神——这其实是村里所有人家都必须有的一场仪式，有刚结婚的人家，还要供奉观音。
天地的牌位是自己做的，用萝卜或白菜做一个底座，上面插两根高粱秆，再把火纸（纸钱）叠成牌位形状，由我用毛笔写上“天地之位”，插在高粱秆上。天地的牌位摆在屋外的祭桌上，用草席把祭桌围挡，一个简易的祭台就做成了。
所有一切完备后，中午12点，一年当中最丰盛的饭食开始了，其实不过是炖鸡、炖鱼，外加四道有肉的炒菜，吃完菜后，奶奶再煮一锅水饺。
饭菜做好后，老爷将一盘鸡端在八仙桌上，对着祖先念道，“过年喽，吃饱一点”，把鸡汤、白酒，祭洒在地上。然后，在供奉天地、财神、灶神的祭台上，洒酒，洒鸡汤，算是敬了天地和诸神。
最后，他还要跑到屋外，燃一挂鞭炮，这才能享受一年当中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
此后三天，每食每餐，老爷都要如此祭奠，全村每家每户也要如此祭奠。
年初一：守家堂，磕头拜年
在村里，鲜有人说得清，为何我们的年夜饭是在中午。2004年，我考上大学，从山村进了城后，才听说同学们都在晚上吃年夜饭。
我把这个消息捎给老爷和村里人，他问了村里其他老人，说，大抵是家堂们上午刚被请回来，一定要吃一顿好的，所以年夜饭才定在了中午。
到了除夕晚上，从老人到小孩，要熬五更，等待新年的到来。晚上，当外人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本村的人们没有任何吃食，只有等到午夜12点的时候，全村会烧纸元宝，放鞭炮，跪拜天地，然后吃一顿用芫荽（香菜）包的水饺，取延岁之意，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翌日大年初一，这是最庄重的一日。男人一拨，女人一拨，小孩一拨，到村中的老人家，给祖先和老人磕头拜年。
这一天，老爷吃过早饭，泡上一壶茶，准备好瓜子和糖，等待晚辈来拜年。
10点多，我来到老爷家拜年。按照规矩，我跪在席子上，先给祖宗牌位磕三个响头，再给老爷和奶奶磕两个响头——这是村中历来已久的规矩，只要姓王的人，都要给祖宗和老人们磕头——从未有压岁钱一说。
在我所在的村庄，只有王、于两种姓氏。尽管王姓又分为十几个家族，但约定俗成，只要姓王，就是一个家族，因为用的辈分是一样的。家族中，一个人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中间的字为辈。
老爷说，“清朝时，王家祖先有人考取了功名，在家乡立了一尊谱碑。”在农村，只有考取功名的人，才有资格立谱碑，谱碑上刻着先人们按照辈分给后人取好的名字。“我没出生前，名字就被祖先取好，刻在谱碑上。”爷爷说，但文革时，谱碑被认为是“四旧”，让红卫兵给砸掉了。
谱碑上还用了一首16字古诗，为后人定了辈分，代代相传。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作为辈分最低的一辈，要磕遍村中所有王姓的家族牌位和老人。
年初二：全村出动送家堂
大年初二，被我们认为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隆重的一天。
这一天下午3点，50多名族人聚集到老爷家，送家堂。
即便村里最年长的人也说不清，这场古老的仪式究竟起源于何时。他们认为，这是“孝道”的表达，“两家人吵架，趁着过年磕头，看在家堂的份上，都要和好。”爷爷说。
子曰：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这座山村，距离孔子诞生地数百公里，圣人四千多年前孝的诠义，如今被具象为对祖先的祭拜，对老人的尊敬。
男人们带着火纸（纸钱），米汤，在麦田里放鞭炮。女人们只能站在村口遥望，她们绝不允许出现在祭拜现场。
鞭炮放完后，老爷点燃火纸，口中念念有词，“祖先们，保佑来年有个好收成，保佑活着的人来年平平安安。”
话毕，他将米汤扬在地上，顷刻，所有人跪下，磕头。
年，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城市：
“空城”里的年夜饭
春节是乡土中国的最重要节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等都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逐渐城市化的中国，城市成为“年”的新的载体。在城里过年，和在乡下过年的区别，并非狭隘的地域差异那么简单。
□苏杨
“我开车走二环，去双井，去国贸，去四惠，去复兴门，去西单，去哪儿都10分钟，我三环来回开，我天天儿早八点坐地铁，一人占三个座……”——《空城赋》。
每年春节时，一线城市纷纷上演的“空城计”，更像是一年一度的启示录。
以北京为例，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预计节前离京人数有望达900多万，相当于官方统计北京2000多万的常住人口近一半。这意味着，北京春节期间，现有的城市资源，将由留守的一半人口分享，这自然意味着更为宽敞的道路、更为舒适的公共交通。
济南亦是如此，黑虎泉畔，原本众多的旅游者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些老人和前来打水的人群；泉城广场上，稀稀拉拉的人群，彰显着春节的到来。
作家徐则臣说：“一到过年，北京差不多就空了，因为那些给我们提供服务的人都回家了。一个朋友家里的孩子对保姆特别依赖，保姆回家过年孩子不干。后来两口子没办法，坐飞机跑到保姆生活的城市，在他们的县城酒店租了房间，把保姆一家人接到酒店过年；否则他们这个年过不下去。”
有一年，徐则臣留在城市过年，马路上的空，和春节有点像。“这是我头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年，夜晚爆竹和焰火此起彼伏，我从网上断断续续地看春节晚会，感到了被遗弃的凄凉。大年初一走到中关村大街上，半天看不见一辆车，其冷清让我想起‘SARS’。但那时候的冷清和恐慌要全北京人乃至全国人民来承担，所以我感到的是安静；而现在的冷清只有我一个人守着，我觉得凄凉。”
徐则臣一直不喜欢“京漂”这个说法，但那几天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漂”着，晃晃荡荡，“和一个可靠的背景失去了联系”。
在城市过惯了年的乡下人，把城乡结合在了一起，作家陈忠实说自己有点盼望过年，“过年是件很温馨的事，儿子、女儿都跟我们另过，平均半个月到一个月回来一次。过年时，我家就变成大本营，儿子、女儿、小孙子都要回来，白鹿原的乡下亲戚也都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好好交流交流，这时候的心情也最放松。”
话毕，他把燃香逐一插到门两侧，再将一根一丈长的木棍，横在大门前，“不是姓王的，就不能来了。”
随后，他踱步走进堂屋，在一幅写满祖先名字的卷轴前，恭敬地将三炷香，插进装满麦粒的香炉内。
农历年三十，早晨9点，我所出生的这座村庄，每个家族的长者都要进行这番简单又相同的仪式，把祖先们“请回家”。“请家堂”是山东大部分地区（尤其以泰安、莱芜、济南、临沂、新泰、日照等地为盛）的风俗习惯。
年，这才开始。
年三十：请家堂，中午吃“年夜饭”
年二十九，龙年最后一天。
清晨7点，鸡唱三遍，红日初升。老人们依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老爷奶奶早早吃过早饭，贴上春联，开始这场与祖先有关的春节，并持续三天——请家堂、守家堂、送家堂。
在老家，祖先们被称作“家堂”。请家堂——这是一个家族辈分最长的老人，才被允许进行的仪式。
接近9点，老爷在堂屋内洒水扫地，摆开大八仙桌，左右太师椅。一张卷轴高高挂起，卷轴内，画一座大四合院，数代祖先的名字由高到低，写进预留好的位置。卷轴两侧，是一副对联，“忠孝持家远 诗书处世长”。
八仙桌上，摆满子孙们送来的各种供品，鸡、鱼、肉必不可少，鸡必须为公鸡。
家堂被请来之后，老爷还需要进行另一道仪式，供奉天地、财神和灶神——这其实是村里所有人家都必须有的一场仪式，有刚结婚的人家，还要供奉观音。
天地的牌位是自己做的，用萝卜或白菜做一个底座，上面插两根高粱秆，再把火纸（纸钱）叠成牌位形状，由我用毛笔写上“天地之位”，插在高粱秆上。天地的牌位摆在屋外的祭桌上，用草席把祭桌围挡，一个简易的祭台就做成了。
所有一切完备后，中午12点，一年当中最丰盛的饭食开始了，其实不过是炖鸡、炖鱼，外加四道有肉的炒菜，吃完菜后，奶奶再煮一锅水饺。
饭菜做好后，老爷将一盘鸡端在八仙桌上，对着祖先念道，“过年喽，吃饱一点”，把鸡汤、白酒，祭洒在地上。然后，在供奉天地、财神、灶神的祭台上，洒酒，洒鸡汤，算是敬了天地和诸神。
最后，他还要跑到屋外，燃一挂鞭炮，这才能享受一年当中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
此后三天，每食每餐，老爷都要如此祭奠，全村每家每户也要如此祭奠。
年初一：守家堂，磕头拜年
在村里，鲜有人说得清，为何我们的年夜饭是在中午。2004年，我考上大学，从山村进了城后，才听说同学们都在晚上吃年夜饭。
我把这个消息捎给老爷和村里人，他问了村里其他老人，说，大抵是家堂们上午刚被请回来，一定要吃一顿好的，所以年夜饭才定在了中午。
到了除夕晚上，从老人到小孩，要熬五更，等待新年的到来。晚上，当外人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本村的人们没有任何吃食，只有等到午夜12点的时候，全村会烧纸元宝，放鞭炮，跪拜天地，然后吃一顿用芫荽（香菜）包的水饺，取延岁之意，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翌日大年初一，这是最庄重的一日。男人一拨，女人一拨，小孩一拨，到村中的老人家，给祖先和老人磕头拜年。
这一天，老爷吃过早饭，泡上一壶茶，准备好瓜子和糖，等待晚辈来拜年。
10点多，我来到老爷家拜年。按照规矩，我跪在席子上，先给祖宗牌位磕三个响头，再给老爷和奶奶磕两个响头——这是村中历来已久的规矩，只要姓王的人，都要给祖宗和老人们磕头——从未有压岁钱一说。
在我所在的村庄，只有王、于两种姓氏。尽管王姓又分为十几个家族，但约定俗成，只要姓王，就是一个家族，因为用的辈分是一样的。家族中，一个人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中间的字为辈。
老爷说，“清朝时，王家祖先有人考取了功名，在家乡立了一尊谱碑。”在农村，只有考取功名的人，才有资格立谱碑，谱碑上刻着先人们按照辈分给后人取好的名字。“我没出生前，名字就被祖先取好，刻在谱碑上。”爷爷说，但文革时，谱碑被认为是“四旧”，让红卫兵给砸掉了。
谱碑上还用了一首16字古诗，为后人定了辈分，代代相传。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作为辈分最低的一辈，要磕遍村中所有王姓的家族牌位和老人。
年初二：全村出动送家堂
大年初二，被我们认为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隆重的一天。
这一天下午3点，50多名族人聚集到老爷家，送家堂。
即便村里最年长的人也说不清，这场古老的仪式究竟起源于何时。他们认为，这是“孝道”的表达，“两家人吵架，趁着过年磕头，看在家堂的份上，都要和好。”爷爷说。
子曰：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这座山村，距离孔子诞生地数百公里，圣人四千多年前孝的诠义，如今被具象为对祖先的祭拜，对老人的尊敬。
男人们带着火纸（纸钱），米汤，在麦田里放鞭炮。女人们只能站在村口遥望，她们绝不允许出现在祭拜现场。
鞭炮放完后，老爷点燃火纸，口中念念有词，“祖先们，保佑来年有个好收成，保佑活着的人来年平平安安。”
话毕，他将米汤扬在地上，顷刻，所有人跪下，磕头。
年，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城市：
“空城”里的年夜饭
春节是乡土中国的最重要节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等都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逐渐城市化的中国，城市成为“年”的新的载体。在城里过年，和在乡下过年的区别，并非狭隘的地域差异那么简单。
□苏杨
“我开车走二环，去双井，去国贸，去四惠，去复兴门，去西单，去哪儿都10分钟，我三环来回开，我天天儿早八点坐地铁，一人占三个座……”——《空城赋》。
每年春节时，一线城市纷纷上演的“空城计”，更像是一年一度的启示录。
以北京为例，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预计节前离京人数有望达900多万，相当于官方统计北京2000多万的常住人口近一半。这意味着，北京春节期间，现有的城市资源，将由留守的一半人口分享，这自然意味着更为宽敞的道路、更为舒适的公共交通。
济南亦是如此，黑虎泉畔，原本众多的旅游者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些老人和前来打水的人群；泉城广场上，稀稀拉拉的人群，彰显着春节的到来。
作家徐则臣说：“一到过年，北京差不多就空了，因为那些给我们提供服务的人都回家了。一个朋友家里的孩子对保姆特别依赖，保姆回家过年孩子不干。后来两口子没办法，坐飞机跑到保姆生活的城市，在他们的县城酒店租了房间，把保姆一家人接到酒店过年；否则他们这个年过不下去。”
有一年，徐则臣留在城市过年，马路上的空，和春节有点像。“这是我头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年，夜晚爆竹和焰火此起彼伏，我从网上断断续续地看春节晚会，感到了被遗弃的凄凉。大年初一走到中关村大街上，半天看不见一辆车，其冷清让我想起‘SARS’。但那时候的冷清和恐慌要全北京人乃至全国人民来承担，所以我感到的是安静；而现在的冷清只有我一个人守着，我觉得凄凉。”
徐则臣一直不喜欢“京漂”这个说法，但那几天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漂”着，晃晃荡荡，“和一个可靠的背景失去了联系”。
在城市过惯了年的乡下人，把城乡结合在了一起，作家陈忠实说自己有点盼望过年，“过年是件很温馨的事，儿子、女儿都跟我们另过，平均半个月到一个月回来一次。过年时，我家就变成大本营，儿子、女儿、小孙子都要回来，白鹿原的乡下亲戚也都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好好交流交流，这时候的心情也最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