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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晚清来华传教士是一个比较难以界说的群体。大量的传教士是跟在洋枪洋炮的后面才得以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本身也长期都被视为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者来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也把先进的西方文明带入了中国。当中国的维新变法人士尚未产生并形成群体之前，西方传教士是在中国进行启蒙和打破保守与封闭的先行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积极地致力于开创中国的新型慈善、文化、出版、教育、医疗等事业。晚清来华传教士也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不仅有教派的差别，而且道德品行、来华动机以及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各不相同，因而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是必要的，以尽可能予以准确全面的评价。在特殊的年代里，为把所有的传教士统一界定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帮凶或直接参与者，也有选择地进行过一些个案分析。英国人李提摩太是晚清来华最杰出传教士之一，也是曾经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无论对传教士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都会将李提摩太作为个案分析的首选对象。
李提摩太是英国新教浸礼会传教士，原名Timothy Richard，1870年来到中国后自称李提摩太，别号菩岳。早期在山东、山西传教的同时致力于赈济灾荒等慈善事业，得到了上至官绅下至百姓的一片赞誉。在华后期，特别是1891年10月就任同文书会即广学会总干事后，文化出版传播和思想启蒙成为李提摩太的主要活动，其在中国交游之广、影响之大，在当时的外国人中罕有其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深受其影响，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甚至翁同酥、孙家鼐等朝廷中枢重臣都与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戊戌变法期间被推荐为光绪皇帝的外国顾问，被清廷授予一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追封三代。
1870年来到中国，1916年回到英国，除去短暂的回国休假，李提摩太把一生最宝贵的四十五年奉献给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管他变革中国的方式是如何与我们固有的文明格格不入，李提摩太四十五年如一日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同时代许多国人的认可。对于李提摩太在中国进行的慈善、文化出版、思想启蒙、近代教育等事迹、有详尽史料可查，并无异议。但早在李氏在华活动期间，究竟其所来何为已引起国人足够的警惕。康有为自认为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影响颇大，但把“保教”与“保国”、“保种”列为同等重要的地位显然是想用儒家正统思想来对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宣扬的“洋教”。尽管李提摩太凭借在华多年的善行赢得了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酥等朝廷重臣的信任，但李提摩太能敏感地意识到他们在良好的个人友谊中“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李提摩太和他的外国同伴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中国官员“希望学习外国的陆军和海军知识，想要开拓思维，目的是打击外国人，将外国人赶出中国”。无论是康、梁等维新人士，还是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先锋，甚至是翁同赫、孙家鼐等保守派都是在对李提摩太充满警惕的观察交往中，小心翼翼而且有取有舍地通过李提摩太得到了对外部世界的最初认识。李提摩太和他的“广学会”奉献给中国的益处大大超越了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其他一切慈善活动。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最早呼唤她觉醒的是李提摩太这样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在华四十五年，李提摩太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爆发，一个新的时代开启时，李提摩太年事已高，更加专注于传教的本职工作和比较宗教研究，同时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也终于有了一些觉醒的模样，天朝上国的观念在一次次的失败挫折中彻底粉碎，中国人开始急不可待地努力学习西洋文明，西学东渐已成潮流，再也不需要李提摩太这样的传教士自告奋勇地向国人绍介西洋文明了。1916年返回英国后，李提摩太渐渐地从国人关注的视线中消失。1918年，李提摩太离开中国两年后，鲁迅先生说：“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主持广学会传播科学和思想启蒙是李提摩太对华最重要的贡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显然含有故意的成分，在中国从事思想启蒙事业明显晚于李提摩太的严复越来越受国人关注并成为载入史册的划时代人物，甚至，当初协助传教士开展译书工作的李善兰、华蘅芳等人也青史留名，后世景仰，而李提摩太、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等对中国启蒙觉醒做出开创性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却渐渐地从正史中消失了。
李提摩太凭借其在华传教和传播文明的事业受到西方社会的高度褒奖，但他在中国生活的太久了，回到英国后却成了陌生人。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再回到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中国，1919年4月辞世时，手中还拿着秋天返回中国的船票。
二、
回国后，年迈的李提摩太难以再进行开创性的工作。1916年应英国浸礼会总部的要求，由女儿埃莉诺整理成书的口述自传在伦敦出版，书名为《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在回忆录的序言里，李提摩太自豪地说：“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化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1924年，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和同事、山西大学西学专斋第二任总教习苏慧廉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国》出版，苏慧廉在引言中动情地说：“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传教士和教友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省、城市以及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从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农村学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读者，他对中国的热爱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苏著由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著名外交家朱迩典作序，尽管朱尔典在序言中以一个在华生活多年的外国人的身份意识到“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给中国大众留下了印象，或是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些影响。李提摩太博士就是这罕见的例外中的一个。他的汉语名字——‘李提摩太’——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据了一个稳固的位置”。而且当年就有苏著中文节译本(周云路译)面世，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接着一个，民族救亡的历程波澜壮阔，中国人不仅无暇顾及这两本李氏传记，甚至就连李氏本人也差不多快被中国人彻底遗忘了。
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而且和帝国主义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从中国消失了。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渗透，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帮助人们擦亮眼睛，看清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是特征鲜明的时代话语。1951年，丁则良编著的《李提摩太》一书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由开明书店出版，初版印量高达万册，这本小册子对李提摩太进 行控诉，将其定义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认定李提摩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丁则良早年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受业于陈寅恪、张荫麟、雷海宗、姚从吾等史学大师，被史学界寄予厚望。经雷海宗推荐曾担任杨振宁家庭教师。才华横溢的史学大家，虽然旁征博引，却几乎用大批判式的“红卫兵”语言来“检举”、“批判”、“控诉”李提摩太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显然有主动向当时的社会主流话语靠拢的倾向。
1964年，新中国培养的年轻史学新锐李时岳著《李提摩太》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印量也超万册。看不出这两本同名的小册子之间有无传承联系，但立场、方法是基本一致的。两书均对李提摩太持彻底否定的态度，钩沉史料，牵强附会甚至深文周纳地对李提摩太进行批判。不用说传教是为了愚弄、麻痹、欺骗中国人民，就连赈济灾荒的慈善活动也被当做骗取中国人民信任的伪善行为，而传播介绍西学的事迹更被看成是借卖弄肤浅过时的科学常识来骗取信任。而且，李提摩太应山西巡抚张之洞之请，用近代化的手段勘察太原地形，为防洪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的行为，用测高气压计测量海拔高度的行为，甚至在山西赈灾期间对灾情的调查都被直接当做特务活动来揭发批判。时过境迁，这两本小册子对李提摩太所进行的批判与指控已经没有辩驳的必要了。“文革”后，已成一代方家的李时岳教授自认为“是在‘文革’以后才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的”。丁则良教授1957年被打成反党右派，旋即自沉于北大未名湖，所有向主流话语靠拢的努力均属徒劳，而且名随身灭，到今天恐怕就连专攻历史的大学生都不会知晓史学界曾有其人了。
三、
拨乱反正，中国历史又掀开新的一页。拒绝遗忘，甚至再一次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成为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1980年2月，曾任山西大学校长，时任教于北方交通大学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徐士瑚教授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发表长文《解放前的山西大学》，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的艰难历程。1986年，徐士瑚教授又在当年《山西文史资料》第六期(总第四十八辑)上发表介绍李提摩太事迹的长篇专文《李提摩太与山西》，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利用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提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对李氏在赈济灾民、介绍西学、解决教案、创办山大四个方面与山西的关系加以详述”，而且评价李为“思想复杂、胸襟开阔、学识渊博、对儒释道与伊斯兰教都专研过的传教士”，认定李提摩太虽然“动机出于传播耶教福音，但客观上为山西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创办西斋(即山西大学)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同样，1986年《山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发表王钧堂(秉正)老人口述长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王钧堂老人是教会人士，虽未能亲见李提摩太，仅凭追忆父兄亲友的叙述，时隔几十年，“虽年逾八旬，但追忆起来，印象仿佛如昨”。
重新记起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巨大帮助，不仅在大陆，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港台学者在更早的时间即对李提摩太予以关注。
1957年，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再版苏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的中文节译本。1965年台湾学者王树槐先生著《外人与戊戌变法》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出版，由著名学者萧公权先生作序，详细研究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几个外国人，其中李提摩太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仅详细研究戊戌变法前后李提摩太的有关活动和对中国维新变法人士的影响，而且对李氏生平也有述及。萧公权先生评价该书：“取材赡博，论断谨当，述论详明精到。”该书堪称李提摩太研究的经典著作，对后来大陆学者影响颇大。1971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姚崧岭著《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介绍李提摩太等清末来华著名传教士，为他们分别立传并汇集一册。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历史研究也渐渐突破禁区，大陆学者也开始以传教士作为研究对象。1981年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94年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6年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出版了顾长声的作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为包括李提摩太在内所有清末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立传，其中李提摩太所占篇幅最长。上海不愧为得风气之先，在对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中国基督教传播史方面的研究国内尚无出其右者。
大陆学者的这些著作对李提摩太着墨颇多，史料考证详尽，对李氏生平事迹认识全面，对李氏在华活动也基本持肯定态度，批驳了丁则良、李时岳早年间对李提摩太的指控，承认李提摩太对中国“客观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同台湾学者王树槐先生一样，对李提摩太的主观意图依然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尽管海峡两岸相隔几十年，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对李提摩太来华动机与意图方面的判断，两岸学者与老祖宗基本持相同的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四、
钩沉史料，透过李提摩太对华善行善举的表面现象，洞悉其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国内学者的思维定式。
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和《张之洞》脍炙人口，一时间洛阳纸贵。在《张之洞》里，李提摩太是作为正面形象出场的，是在李提摩太的引导和帮助下，张之洞才得以从一个颟顸顽固的清流人物转变为见识开明的洋务派官员。但唐浩明先生断定李提摩太主张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修建铁路的背后动机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回佣，这种说法缺乏佐证，显然是小说家言，想当然耳。
当然，李提摩太的在华表现也并非无懈可击，尽管历四十五年之久，为致力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人所共知，但被学者们断定其另有意图，也的确有把柄在。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张之洞的要求下，李提摩太提出了一个解决中国危机的“急救之法”，其内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要将中国变成大英帝国的保护国，借英国的力量抗衡日本，而且这个“急救之法”向朝廷索价竟达百万两白银之巨。学者们由此断定，通过这件事暴露了李提摩太的狐狸尾巴，也由此断定李提摩太此前此后的一切善行全都是为了骗取信任的伪装。
李提摩太的建议无疑是错误的，但如果能客观、历史地看待问题，在老大衰落的中华帝国岌岌可危之时，谁又能拿出更好的办法呢?事实上在国力衰亡的背景下，“以夷制夷”也正是李鸿章之类“中流砥柱”解决国家危难的基本思路。李提摩太只是一个传教士，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人员，更不是军事家，在危难之际，为中国苦思冥想的救急之法，尽管有损中国根本利益，也应该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而且，这个办法是应中国地方大员的要求提出的，可行与否，仅供当局参考，实属危急之下姑妄言之。在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焦 虑激愤中，在对当局和国民极度失望中，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等先贤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也都提出过一些非常有损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设想，然而为尊者讳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后人没有因为这些错误的言论贬低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的历史功绩，那么对李提摩太这样的外人似乎也不应采取双重标准。
至于索价百万之巨，李提摩太的要求也算是正大光明的。应考虑到李提摩太终生保持简朴的生活，在华早期把自己传教士的薪水和津贴，甚至还有继承来的遗产收入用于传播西学，向英国教会呼吁投资在华办大学，向李鸿章建议每年投资教育白银一百万两作为中国的“种子钱”，再考虑到日后李提摩太第一个利用庚子赔款在山西创办大学，索价百万，其目的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也未可知。可以说李提摩太是天真的，在这件事上认定他有什么巨大的阴谋是勉强的。
李提摩太是英国人，是传教士，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利用宗教作为殖民扩张的手段有充分的史料为证，但就此断定所有的西洋人、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殖民主义者，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李提摩太的主张也许和英国政府在中国推行殖民的政策相契合，但就此断定其主张受英国政府指使，缺乏证据。
对李提摩太的所有怀疑，无可辩驳的一点是李提摩太的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传教。这一点，李提摩太等传教士自己也是从来没有隐瞒的。然而能否就此断定李提摩太的所有善行都是欺诈，都是为了骗中国人信奉洋教呢?欺诈，应该会有己之所欲取之于人，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内容，而洋教对于李提摩太这样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是终身信奉不渝的，何来欺诈?一部人类的历史，也正是宗教伴行的历史，基督教对西方历史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不能简单地说仅仅是客观上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基督教领袖罗冠宗先生主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一书。在前言中，罗冠宗先生认定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在政治上搞侵略活动，但是一方面说：“许多传教士是抱着传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的，不少传教士为传播福音奉献终身，他们翻译《圣经》，为文化交流、医疗卫生、移风易俗和社会服务等做了不少工作……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另一方面却又断定：“由于传教士来自美、英等国家的社会背景，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往往不能摆脱自己国家对压迫民族的政治观念；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整个传教事业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受差会派出的传教士无法摆脱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羁绊。”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应该也不算是科学的态度。书中对李提摩太生平事迹的评价和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丁则良、李时岳的观点基本一致，评价的主要依据即来自丁则良《李提摩太》一书。
五、
尽管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在解读叙述历史时总会比前人少一些过于功利的目的，也会较少受到历史事件当事人立场的影响。让历史研究回归史料，从史料开始说话，剥开包裹在历史叙述过程中的种种别样深意是新时代历史研究的生命所在。
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出版《万国公报文选》，收入刊载于《万国公报》的文章一百二十篇，其中收录李提摩太直接著、译十七篇，为了解李提摩太的言行思想提供了原始资料。朱维铮先生在该书导言中明确肯定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曾对中国变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且指出：“他们到底不是专业化的人文学者或社会学者，在华时间又很长，因而要求他们密切关注欧美学界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及时通过译著向中国人作介绍，否则便反证他们都存心充当列强向中国实现精神侵略的工具，这未免是不情之论。”但同时，朱维铮先生对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来华动机依然十分警惕，也明确指出：“他们至死都没有放弃使中国基督化的梦想。”
2003年，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袁伟时教授在卷首献词里郑重指出：说李提摩太、林乐知以及傅兰雅等人“以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竭思殚精籍图推动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时候，既是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企望以史为鉴，使自己的祖国不再有人愚蠢地为分享文明成果设置障碍”。袁著应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对李提摩太等传教士评价最高的一部著作，不仅对清末来华西人的作用与社会影响考证详尽，而且探赜索隐，严肃认真地考证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优秀杰出的传教士“是否应该担当‘侵略者’或帝国主义的罪名”，既确立了“这些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关键的一点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根本评判标准，阐明了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的区别，又条分缕析地分析了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在中国的大量言论与行为，谨慎地，同时也明确地得出这些传教士“在文化领域的努力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他们“曾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中介人，对推动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起过重要作用”的结论，告诫国人“不要把十九世纪中国人民的朋友，误认为狼外婆”。但另一方面袁伟时教授也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在传播科学和民主的同时也不厌其烦地宣讲神学”作为一条理由来证明这些传教士们也并非“通体发亮的完人”。通体发亮的完人当然没有，但以宣讲神学作为对传教士进行负面评价的依据，也只能说明即使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中国，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精神依然与我们比较隔膜。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引起轰动的《论宗教宽容》中说，如果做不到“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那么那种经常性的争端，即以那些关心或至少是自认为关心人的灵魂的人为一方，和以那些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为另一方的双方争端，便不可能告一结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事关宗教纷争等等彼岸的东西尚不足以影响我们追逐此岸幸福的步伐，但我们也应该明确，宗教信仰问题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既是普世价值，也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
山西大学创办百年之后，其创始人李提摩太的塑像终于得以耸立于校园草坪之中，提醒深受其惠的后世学子们记住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外国人。
日益开放的中国没有人再会怀疑开放和交流是世界性的潮流了。当初，达摩祖师抱着弘扬佛法的宏愿来到中国，开启了儒释道相互影响交融的新时代，禅宗也日益成为和儒、道同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内涵，叩问祖师西来意也成为多少年来各种禅宗公案永恒的命题。如果我们能把无罪推定的司法审判原则也运用到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去，那么，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提摩太来到中国是别有意图之前，不妨也认定其所为也恰似祖师西来意。
晚清来华传教士是一个比较难以界说的群体。大量的传教士是跟在洋枪洋炮的后面才得以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本身也长期都被视为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者来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也把先进的西方文明带入了中国。当中国的维新变法人士尚未产生并形成群体之前，西方传教士是在中国进行启蒙和打破保守与封闭的先行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积极地致力于开创中国的新型慈善、文化、出版、教育、医疗等事业。晚清来华传教士也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不仅有教派的差别，而且道德品行、来华动机以及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各不相同，因而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是必要的，以尽可能予以准确全面的评价。在特殊的年代里，为把所有的传教士统一界定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帮凶或直接参与者，也有选择地进行过一些个案分析。英国人李提摩太是晚清来华最杰出传教士之一，也是曾经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无论对传教士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都会将李提摩太作为个案分析的首选对象。
李提摩太是英国新教浸礼会传教士，原名Timothy Richard，1870年来到中国后自称李提摩太，别号菩岳。早期在山东、山西传教的同时致力于赈济灾荒等慈善事业，得到了上至官绅下至百姓的一片赞誉。在华后期，特别是1891年10月就任同文书会即广学会总干事后，文化出版传播和思想启蒙成为李提摩太的主要活动，其在中国交游之广、影响之大，在当时的外国人中罕有其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深受其影响，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甚至翁同酥、孙家鼐等朝廷中枢重臣都与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戊戌变法期间被推荐为光绪皇帝的外国顾问，被清廷授予一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追封三代。
1870年来到中国，1916年回到英国，除去短暂的回国休假，李提摩太把一生最宝贵的四十五年奉献给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管他变革中国的方式是如何与我们固有的文明格格不入，李提摩太四十五年如一日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同时代许多国人的认可。对于李提摩太在中国进行的慈善、文化出版、思想启蒙、近代教育等事迹、有详尽史料可查，并无异议。但早在李氏在华活动期间，究竟其所来何为已引起国人足够的警惕。康有为自认为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影响颇大，但把“保教”与“保国”、“保种”列为同等重要的地位显然是想用儒家正统思想来对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宣扬的“洋教”。尽管李提摩太凭借在华多年的善行赢得了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酥等朝廷重臣的信任，但李提摩太能敏感地意识到他们在良好的个人友谊中“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李提摩太和他的外国同伴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中国官员“希望学习外国的陆军和海军知识，想要开拓思维，目的是打击外国人，将外国人赶出中国”。无论是康、梁等维新人士，还是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先锋，甚至是翁同赫、孙家鼐等保守派都是在对李提摩太充满警惕的观察交往中，小心翼翼而且有取有舍地通过李提摩太得到了对外部世界的最初认识。李提摩太和他的“广学会”奉献给中国的益处大大超越了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其他一切慈善活动。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最早呼唤她觉醒的是李提摩太这样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在华四十五年，李提摩太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爆发，一个新的时代开启时，李提摩太年事已高，更加专注于传教的本职工作和比较宗教研究，同时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也终于有了一些觉醒的模样，天朝上国的观念在一次次的失败挫折中彻底粉碎，中国人开始急不可待地努力学习西洋文明，西学东渐已成潮流，再也不需要李提摩太这样的传教士自告奋勇地向国人绍介西洋文明了。1916年返回英国后，李提摩太渐渐地从国人关注的视线中消失。1918年，李提摩太离开中国两年后，鲁迅先生说：“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主持广学会传播科学和思想启蒙是李提摩太对华最重要的贡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显然含有故意的成分，在中国从事思想启蒙事业明显晚于李提摩太的严复越来越受国人关注并成为载入史册的划时代人物，甚至，当初协助传教士开展译书工作的李善兰、华蘅芳等人也青史留名，后世景仰，而李提摩太、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等对中国启蒙觉醒做出开创性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却渐渐地从正史中消失了。
李提摩太凭借其在华传教和传播文明的事业受到西方社会的高度褒奖，但他在中国生活的太久了，回到英国后却成了陌生人。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再回到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中国，1919年4月辞世时，手中还拿着秋天返回中国的船票。
二、
回国后，年迈的李提摩太难以再进行开创性的工作。1916年应英国浸礼会总部的要求，由女儿埃莉诺整理成书的口述自传在伦敦出版，书名为《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在回忆录的序言里，李提摩太自豪地说：“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化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1924年，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和同事、山西大学西学专斋第二任总教习苏慧廉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国》出版，苏慧廉在引言中动情地说：“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传教士和教友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省、城市以及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从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农村学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读者，他对中国的热爱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苏著由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著名外交家朱迩典作序，尽管朱尔典在序言中以一个在华生活多年的外国人的身份意识到“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给中国大众留下了印象，或是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些影响。李提摩太博士就是这罕见的例外中的一个。他的汉语名字——‘李提摩太’——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据了一个稳固的位置”。而且当年就有苏著中文节译本(周云路译)面世，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接着一个，民族救亡的历程波澜壮阔，中国人不仅无暇顾及这两本李氏传记，甚至就连李氏本人也差不多快被中国人彻底遗忘了。
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而且和帝国主义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从中国消失了。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渗透，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帮助人们擦亮眼睛，看清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是特征鲜明的时代话语。1951年，丁则良编著的《李提摩太》一书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由开明书店出版，初版印量高达万册，这本小册子对李提摩太进 行控诉，将其定义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认定李提摩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丁则良早年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受业于陈寅恪、张荫麟、雷海宗、姚从吾等史学大师，被史学界寄予厚望。经雷海宗推荐曾担任杨振宁家庭教师。才华横溢的史学大家，虽然旁征博引，却几乎用大批判式的“红卫兵”语言来“检举”、“批判”、“控诉”李提摩太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显然有主动向当时的社会主流话语靠拢的倾向。
1964年，新中国培养的年轻史学新锐李时岳著《李提摩太》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印量也超万册。看不出这两本同名的小册子之间有无传承联系，但立场、方法是基本一致的。两书均对李提摩太持彻底否定的态度，钩沉史料，牵强附会甚至深文周纳地对李提摩太进行批判。不用说传教是为了愚弄、麻痹、欺骗中国人民，就连赈济灾荒的慈善活动也被当做骗取中国人民信任的伪善行为，而传播介绍西学的事迹更被看成是借卖弄肤浅过时的科学常识来骗取信任。而且，李提摩太应山西巡抚张之洞之请，用近代化的手段勘察太原地形，为防洪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的行为，用测高气压计测量海拔高度的行为，甚至在山西赈灾期间对灾情的调查都被直接当做特务活动来揭发批判。时过境迁，这两本小册子对李提摩太所进行的批判与指控已经没有辩驳的必要了。“文革”后，已成一代方家的李时岳教授自认为“是在‘文革’以后才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的”。丁则良教授1957年被打成反党右派，旋即自沉于北大未名湖，所有向主流话语靠拢的努力均属徒劳，而且名随身灭，到今天恐怕就连专攻历史的大学生都不会知晓史学界曾有其人了。
三、
拨乱反正，中国历史又掀开新的一页。拒绝遗忘，甚至再一次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成为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1980年2月，曾任山西大学校长，时任教于北方交通大学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徐士瑚教授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发表长文《解放前的山西大学》，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的艰难历程。1986年，徐士瑚教授又在当年《山西文史资料》第六期(总第四十八辑)上发表介绍李提摩太事迹的长篇专文《李提摩太与山西》，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利用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提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对李氏在赈济灾民、介绍西学、解决教案、创办山大四个方面与山西的关系加以详述”，而且评价李为“思想复杂、胸襟开阔、学识渊博、对儒释道与伊斯兰教都专研过的传教士”，认定李提摩太虽然“动机出于传播耶教福音，但客观上为山西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创办西斋(即山西大学)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同样，1986年《山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发表王钧堂(秉正)老人口述长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王钧堂老人是教会人士，虽未能亲见李提摩太，仅凭追忆父兄亲友的叙述，时隔几十年，“虽年逾八旬，但追忆起来，印象仿佛如昨”。
重新记起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巨大帮助，不仅在大陆，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港台学者在更早的时间即对李提摩太予以关注。
1957年，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再版苏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的中文节译本。1965年台湾学者王树槐先生著《外人与戊戌变法》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出版，由著名学者萧公权先生作序，详细研究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几个外国人，其中李提摩太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仅详细研究戊戌变法前后李提摩太的有关活动和对中国维新变法人士的影响，而且对李氏生平也有述及。萧公权先生评价该书：“取材赡博，论断谨当，述论详明精到。”该书堪称李提摩太研究的经典著作，对后来大陆学者影响颇大。1971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姚崧岭著《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介绍李提摩太等清末来华著名传教士，为他们分别立传并汇集一册。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历史研究也渐渐突破禁区，大陆学者也开始以传教士作为研究对象。1981年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94年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6年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出版了顾长声的作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为包括李提摩太在内所有清末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立传，其中李提摩太所占篇幅最长。上海不愧为得风气之先，在对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中国基督教传播史方面的研究国内尚无出其右者。
大陆学者的这些著作对李提摩太着墨颇多，史料考证详尽，对李氏生平事迹认识全面，对李氏在华活动也基本持肯定态度，批驳了丁则良、李时岳早年间对李提摩太的指控，承认李提摩太对中国“客观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同台湾学者王树槐先生一样，对李提摩太的主观意图依然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尽管海峡两岸相隔几十年，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对李提摩太来华动机与意图方面的判断，两岸学者与老祖宗基本持相同的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四、
钩沉史料，透过李提摩太对华善行善举的表面现象，洞悉其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国内学者的思维定式。
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和《张之洞》脍炙人口，一时间洛阳纸贵。在《张之洞》里，李提摩太是作为正面形象出场的，是在李提摩太的引导和帮助下，张之洞才得以从一个颟顸顽固的清流人物转变为见识开明的洋务派官员。但唐浩明先生断定李提摩太主张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修建铁路的背后动机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回佣，这种说法缺乏佐证，显然是小说家言，想当然耳。
当然，李提摩太的在华表现也并非无懈可击，尽管历四十五年之久，为致力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人所共知，但被学者们断定其另有意图，也的确有把柄在。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张之洞的要求下，李提摩太提出了一个解决中国危机的“急救之法”，其内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要将中国变成大英帝国的保护国，借英国的力量抗衡日本，而且这个“急救之法”向朝廷索价竟达百万两白银之巨。学者们由此断定，通过这件事暴露了李提摩太的狐狸尾巴，也由此断定李提摩太此前此后的一切善行全都是为了骗取信任的伪装。
李提摩太的建议无疑是错误的，但如果能客观、历史地看待问题，在老大衰落的中华帝国岌岌可危之时，谁又能拿出更好的办法呢?事实上在国力衰亡的背景下，“以夷制夷”也正是李鸿章之类“中流砥柱”解决国家危难的基本思路。李提摩太只是一个传教士，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人员，更不是军事家，在危难之际，为中国苦思冥想的救急之法，尽管有损中国根本利益，也应该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而且，这个办法是应中国地方大员的要求提出的，可行与否，仅供当局参考，实属危急之下姑妄言之。在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焦 虑激愤中，在对当局和国民极度失望中，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等先贤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也都提出过一些非常有损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设想，然而为尊者讳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后人没有因为这些错误的言论贬低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的历史功绩，那么对李提摩太这样的外人似乎也不应采取双重标准。
至于索价百万之巨，李提摩太的要求也算是正大光明的。应考虑到李提摩太终生保持简朴的生活，在华早期把自己传教士的薪水和津贴，甚至还有继承来的遗产收入用于传播西学，向英国教会呼吁投资在华办大学，向李鸿章建议每年投资教育白银一百万两作为中国的“种子钱”，再考虑到日后李提摩太第一个利用庚子赔款在山西创办大学，索价百万，其目的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也未可知。可以说李提摩太是天真的，在这件事上认定他有什么巨大的阴谋是勉强的。
李提摩太是英国人，是传教士，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利用宗教作为殖民扩张的手段有充分的史料为证，但就此断定所有的西洋人、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殖民主义者，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李提摩太的主张也许和英国政府在中国推行殖民的政策相契合，但就此断定其主张受英国政府指使，缺乏证据。
对李提摩太的所有怀疑，无可辩驳的一点是李提摩太的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传教。这一点，李提摩太等传教士自己也是从来没有隐瞒的。然而能否就此断定李提摩太的所有善行都是欺诈，都是为了骗中国人信奉洋教呢?欺诈，应该会有己之所欲取之于人，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内容，而洋教对于李提摩太这样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是终身信奉不渝的，何来欺诈?一部人类的历史，也正是宗教伴行的历史，基督教对西方历史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不能简单地说仅仅是客观上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基督教领袖罗冠宗先生主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一书。在前言中，罗冠宗先生认定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在政治上搞侵略活动，但是一方面说：“许多传教士是抱着传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的，不少传教士为传播福音奉献终身，他们翻译《圣经》，为文化交流、医疗卫生、移风易俗和社会服务等做了不少工作……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另一方面却又断定：“由于传教士来自美、英等国家的社会背景，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往往不能摆脱自己国家对压迫民族的政治观念；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整个传教事业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受差会派出的传教士无法摆脱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羁绊。”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应该也不算是科学的态度。书中对李提摩太生平事迹的评价和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丁则良、李时岳的观点基本一致，评价的主要依据即来自丁则良《李提摩太》一书。
五、
尽管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在解读叙述历史时总会比前人少一些过于功利的目的，也会较少受到历史事件当事人立场的影响。让历史研究回归史料，从史料开始说话，剥开包裹在历史叙述过程中的种种别样深意是新时代历史研究的生命所在。
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出版《万国公报文选》，收入刊载于《万国公报》的文章一百二十篇，其中收录李提摩太直接著、译十七篇，为了解李提摩太的言行思想提供了原始资料。朱维铮先生在该书导言中明确肯定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曾对中国变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且指出：“他们到底不是专业化的人文学者或社会学者，在华时间又很长，因而要求他们密切关注欧美学界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及时通过译著向中国人作介绍，否则便反证他们都存心充当列强向中国实现精神侵略的工具，这未免是不情之论。”但同时，朱维铮先生对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来华动机依然十分警惕，也明确指出：“他们至死都没有放弃使中国基督化的梦想。”
2003年，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袁伟时教授在卷首献词里郑重指出：说李提摩太、林乐知以及傅兰雅等人“以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竭思殚精籍图推动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时候，既是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企望以史为鉴，使自己的祖国不再有人愚蠢地为分享文明成果设置障碍”。袁著应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对李提摩太等传教士评价最高的一部著作，不仅对清末来华西人的作用与社会影响考证详尽，而且探赜索隐，严肃认真地考证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优秀杰出的传教士“是否应该担当‘侵略者’或帝国主义的罪名”，既确立了“这些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关键的一点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根本评判标准，阐明了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的区别，又条分缕析地分析了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在中国的大量言论与行为，谨慎地，同时也明确地得出这些传教士“在文化领域的努力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他们“曾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中介人，对推动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起过重要作用”的结论，告诫国人“不要把十九世纪中国人民的朋友，误认为狼外婆”。但另一方面袁伟时教授也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在传播科学和民主的同时也不厌其烦地宣讲神学”作为一条理由来证明这些传教士们也并非“通体发亮的完人”。通体发亮的完人当然没有，但以宣讲神学作为对传教士进行负面评价的依据，也只能说明即使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中国，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精神依然与我们比较隔膜。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引起轰动的《论宗教宽容》中说，如果做不到“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那么那种经常性的争端，即以那些关心或至少是自认为关心人的灵魂的人为一方，和以那些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为另一方的双方争端，便不可能告一结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事关宗教纷争等等彼岸的东西尚不足以影响我们追逐此岸幸福的步伐，但我们也应该明确，宗教信仰问题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既是普世价值，也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
山西大学创办百年之后，其创始人李提摩太的塑像终于得以耸立于校园草坪之中，提醒深受其惠的后世学子们记住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外国人。
日益开放的中国没有人再会怀疑开放和交流是世界性的潮流了。当初，达摩祖师抱着弘扬佛法的宏愿来到中国，开启了儒释道相互影响交融的新时代，禅宗也日益成为和儒、道同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内涵，叩问祖师西来意也成为多少年来各种禅宗公案永恒的命题。如果我们能把无罪推定的司法审判原则也运用到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去，那么，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提摩太来到中国是别有意图之前，不妨也认定其所为也恰似祖师西来意。